邓汗清[1]2017年在《中国公共政策的知识图谱分析》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公共政策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诞生于美国。公共政策学融合了多领域与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成为推动政府决策合理化以及经济进步的关键力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公共政策学开始被引进我国,开启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崭新篇章。经过叁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政策学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历经叁十余年的发展和建设,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其研究有所拓展,理论知识也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公共政策知识的承继与公共政策理论的深入发展迫切要求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经过叁十多年发展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未来将要走向何方,也是一个亟待回应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有记载以来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章作为样本文献,在采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统计分析软件SPSS和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对样本文献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展现与分析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总体状况,研究焦点以及主要特点。本文分析了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知识中学习了什么,西方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分析中国公共政策知识学习及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公共政策对西方理论的反思和推进,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本文提出,中国公共政策未来的研究应多关注中国公共政策的地方性知识,以中国地方性为基点,产生扎根于地方性知识的政策理论。
王春城[2]2010年在《倡导联盟框架：解析和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倡导联盟框架是一种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它由美国学者保罗·A·萨巴蒂尔等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至今已在众多国家、诸多政策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检验。它着眼于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复杂性,试图提出能将其进行有效简化的理论工具,进而实现对复杂政策过程全面、深入的理解。与其它政策过程理论相比,倡导联盟框架关注政策子系统中因共同政策信念而致力于协调行动的政策活动者所构成的“倡导联盟”,关注基于政策信念的政策取向学习与政策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关注影响政策子系统的外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提出了引发政策变迁的多种途径。近年来,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政策变迁,但在大规模应用之前亟待对这一理论分析工具本身开展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探究了倡导联盟框架形成发展的背景与历程,剖析了其基本概念、核心观点与整体逻辑,考察了它在国外接受检验和应用的情况,并用之解释中国近年来医疗卫生政策的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个案应用情况评估了倡导联盟框架应用于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并针对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实践过程的特征对其做出相应的拓展与修正。
蔡延东[3]2017年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模式》文中指出自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全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根据国务院的整体规划,各级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手段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国务院主导改革的整体设计和总体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具有战略性。各级地方政府是政策的执行层,是决定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主体。通过各级政府的努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多个方面和多个环节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政府的审批权力得到规范,整体的审批效率有了提升,经济社会的活力得到了激活。尽管改革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效果,但与公众的现实需求和期望相比,改革的成效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相关行政审批的要求、标准、流程、时限等不够公开透明,审批人员裁量权过大,决策随意性较强等问题还比较普遍的存在。总体上看,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了目标与效果之间的“执行差距”问题。国内学界对于“执行差距”问题的原因分析,主要集中于体制机制的改革以及目标的顶层设计等领域,实务界则聚焦于典型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两者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特别是政策属性及政策执行过程的相关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属性差异会导致在一定政策环境下,政策执行方式和政策效果出现极大差异,这就是“执行差距”的关键原因。不同政策属性决定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不同的执行模式又会带来政策执行的不同效果。因此,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模式研究,以破解政策“执行差距”问题,既存在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理论研究价值。本论文研究主要运用理查德·马特兰德(Richard E.Matland)的“模糊—冲突”模型这一理论工具来分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问题。本文以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四项重要改革内容为具体研究对象,即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改革、集中行政审批探索、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以及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每项改革内容的研究,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和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所获得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中概括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过程及其执行模式。本文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四项重要内容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典型案例的政策背景、政策执行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然后对不同政策执行案例进行差异化比较,并揭示出政策执行差异化的内在原因,最后结合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特性,提出提升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本论文研究形成了叁方面的结论性观点。一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效果取决于政策的属性。政策属性即政策模糊性和冲突性的高低很大程度决定政策执行的效果,政策执行者会根据属性的不同调整和运用不同的执行策略,从而使政策目标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二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存在四种模式。四种执行模式为低模糊性、高冲突性的政治性执行,高模糊性、低冲突性的试验性执行,高模糊性、高冲突性的象征性执行,低模糊性、低冲突性的行政性执行,不同模式间的政策执行效果差异较大。叁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同执行模式间可以实现动态转化。通过分析二维属性和政策执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政策执行效果提升的目的,改革决策者可以通过调整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的高低程度来实现不同政策执行模式间的动态转化。笔者认为本论文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理论价值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进行了本土化修正。基于中国的行政实践,本研究将原有模型中试验性执行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由情境状况修正为政策的预期收益,将象征性执行模式的主要因素由联盟力量修正为上级注意力。通过修正,使该模型更适用于解释中国政策执行问题。其二是本研究将政策执行环节的内在过程具体化,丰富了政策执行的实践研究。现有的部分研究将政策执行环节抽象为“黑箱子”,凸显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本研究基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者在获得公共政策后,会对政策的属性即模糊性和冲突性进行判断,在判断政策属性的基础上确定政策执行的模式,然后在执行模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模式转化。概括来讲,政策执行环节内部由四个步骤组成:政策获得——政策属性判定——政策执行模式确认——政策执行模式转化。政策执行具体化有利于更好的分析政策执行主体和策略,查找政策执行变通现象的原因,进而提升政策执行的效果。本研究通过政策执行的典型案例分析,结合政策属性的区分,确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域存在四种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并提出提升政策执行效果的转化路径。明确的政策执行模式和清晰的模式转化路径对于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具有现实意义。当然,本论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是权变性极强的公共政策环节,基于政策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行政者策略来分析政策执行效果,可能会忽略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实际影响等。
定明捷[4]2014年在《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987-2013)》文中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策执行研究步入了稳定发展时期,涌现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整合型叁种分析路径。在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研究、政策执行差距诊断以及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中国政策执行研究已经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果,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述方式,展现了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冲突性。然而,从总体来看,中国政策执行研究侧重于案例分析,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知识生产的累积性仍然有所欠缺,相应的理论对话也尚不多见。展望未来,中国政策执行研究仍然需要立足于中国行政实践,明确研究路径,改进研究方法。
贺璇[5]2016年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当前的大气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如何改善大气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成为考验党的执政智慧,塑造政府行政权威的重要一环。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政策执行,但政策执行过程却常常处于“黑箱”之中,得不到足够重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多次遭遇政策执行困境,造成政策执行偏差甚至失败,现有的政策执行研究不能很好地解释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领域、地方、程度的动态变化,更无法解决政策执行者“选择性”执行行为。因此,现实需求和理论盲区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现实动机和逻辑起点。结合场域理论、模糊冲突模型、制度一行动者理论和地方官员激励理论,论文一方面借鉴政策执行的块状分析思路,选取“行动者”作为政策执行分析的核心模块,提出了“情景和行动者”分析框架；同时,借鉴线性分析思路,通过政策阶段梳理解构“情景”的基本构成及其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因为“情景”构成的模糊性,论文选取了京津冀地区的污染企业搬迁、风沙源治理和APEC蓝叁个案例开展探索性研究,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和跨案例比较分析,总结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执行四个关键阶段及其因子构成。通过理论升华对这些阶段和影响因子进行整合,提出了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EGSA模型。EGSA模型将影响大气政策执行的“情景”分解为政策议题的环境支持度(Environment)政策传达过程中的目标锁定状况(Goals)、政策执法过程中制度系统的激励和控制机制(System)。政策环境支持度又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政治需要、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国内外社会关注度叁个指标加以衡量。目标锁定状况通过政策目标的清晰性、目标的冲突性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有效性叁个指标加以衡量。制度系统通过政府威权程度、央地权责划分、中央对地方的激励与控制以及合作机制四个指标加以衡量。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行动者是政策执行的核心,论文主要关注行政系统、规制对象和社会公众叁个方面的行动主体。行政系统中的政治精英和行政精英、规制对象中的污染企业和污染民众、社会公众里的积极群体和消极群体分别有不同的行为逻辑,会根据外部“情景”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行动策略,采取不同的政策行为,从而对政策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基于267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借助SPSS和Amos分析软件,对模型数据的信度、效度进行了检验,分析了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并进行了结构方程的模型检验,实证化检验过程证明了EGSA概念模型的存在性和适用性。检验结果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有效执行受政策议题的环境支持度、政策文本的目标锁定状况、制度系统的激励和控制能力、各参与行动者行为意愿与能力的影响。其中,就直接效果而言,政策的环境适应性对政策执行过程产生最为显着的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57,环境性因素的影响能够贯穿政策执行全过程。政策的目标锁定状况对行动者行为产生最主要的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33,政策目标的清晰与分解是行动者执法推进的前提。行动者行为意愿和能力则是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核心,制度系统能够以0.727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影响行动者行为选择,也能够以0.717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直接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因此,制度系统是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对京津冀一体化治理雾霾的政策案例进行了应用分析,发现京津冀一体化治霾政策具有良好的外部机遇,得到了中央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成立了中央和区域性领导组织、调整了央地责任关系并试图重构制度化的激励和控制体系,这些有利的“情景”能够改变地方政府、规制对象的利益格局,进而影响其行动策略,改变行动选择,更好地执行大气政策。但是治霾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以及政策工具选择的低效率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价值选择困境、目标困境和治理技术困境,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动力,给规制对象提供了投机的能动空间,阻碍了大气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京津冀一体化治霾政策的执行前景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和支持,制度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分解并细化政策目标,加强科学研究,创新并提高政策工具的时效与针对性,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动力,监督并规制其政策行为,并通过宣传教育改善公众环境认知和行为,拓宽社会公众参与渠道,提升政策执行力。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创新点和不足,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龚仁伟[6]2013年在《历史制度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基本国策”》文中指出“基本国策”是中国政策话语中家喻户晓的一个独特词汇，一系列“基本国策”构成了中国公共政策体系中一个特殊的“政策群”——“基本国策群”。“基本国策”不仅是透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窗口，还是探讨中国政策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基本国策”，中国有哪些“基本国策”，所提出的若干“基本国策”为什么在实施效果上出现较大差异，以及“基本国策”未来如何发展演变等问题，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部门都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以中国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的“基本国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政策执行为研究重点，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回答。论文首先从“公共政策分类”、“宪法结构变迁”和“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叁个层面展现了“基本国策”的多重面相。经对“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的“基本国策”进行梳理，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至少提出过10项“基本国策”，这些“基本国策”反映的是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迫切希望回归“发展”的正途，并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愿望。但在“基本国策”的实施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政策理念和相应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各“基本国策”的执行。某项“基本国策”能否得到执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取决于其对特定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国策”执行的差异，展现的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成就显着但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的困境。不从根本上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许多“基本国策”将始终难以走出执行不力的困局。同时，“基本国策”的执行还受制于政策自身的特性以及基于利益博弈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执行网络结构。“基本国策”执行的现实差异及其复杂的影响因素表明，“基本国策”并非那些推崇甚至迷信“基本国策”的倡议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解决某方面工作不受重视和执行不力的“灵丹妙药”。盲目效仿和推崇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化”的路径选择，既无必要也无济于事，实践也证明类似的政策主张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和出路。从政策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确定一些大而无当的、“基调性”的、仅具有模糊共识性的政策指导原则，而是应该朝着精细化、协调化、可操作化的决策以及严格执行的方向迈进。随着“科学发展观”新政策理念的提出和深入贯彻，确定新的“基本国策”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既定“基本国策”的执行前景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重塑。“基本国策”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特色政策话语，将逐渐淡化、虚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罗立[7]2013年在《政策执行力研究综述:现状、问题与发展——基于中国十年来政策执行力研究的文献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策执行力研究是拓展政策科学领域的重要内容。近十年来,中国政策执行力的研究成果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政策执行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注重理论分析,促进研究理论多元化;创新研究方法,加强研究应用性;丰富研究对象,开拓研究视角以及拓宽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层次的全面提升四个方面突破。
宋雄伟[8]2015年在《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整合式”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个有机、协调、动态、整体的政策执行系统,将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有机联系起来,进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因此,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须跳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二元思维,采用"整合式"的视角,统筹考虑政策阶段间的相互关系,辩证地、系统地分析执行环境、结构、行动者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为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奠定理论基础。
丁煌[9]2003年在《发展中的中国政策科学——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眸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策科学作为一门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引导社会全面进步为己任的新兴学科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引入中国至今 ,在我国已走过了１０多年的光辉历程。它的兴起与发展 ,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
朱玉知[10]2013年在《环境政策执行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人民的身心健康,也与中国的大国形象不符。从立法的角度看,中国并不缺少政策,而是缺乏有效的执行,导致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执行差距”。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丰富了对环境政策执行的理解,但不足之处在于：相关研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全面理解环境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给人的错觉就是所有政策都犯了大致相同的错误。从现实的关怀看,这类研究大多遵循自上而下的途径,旨在给决策者提供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忽略了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针对现实困境和研究困惑,本文旨在为全面理解政策执行提供一个解释性的分析框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环境政策执行?这些变量在何种情形下发挥作用?这些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是否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执行模式?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可以为减小“执行差距”提供怎样的政策建议?本文以模糊-冲突模型为基础结构,整合既有执行研究中的关键性变量,以政策性质为自变量,政策背景/环境和政策执行中的行动者为中间变量,考察这些因素对政策执行(因变量)的影响。文章的一个核心假设是政策性质不同,政策执行过程不同,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性变量也不同。从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出发,将政策分为四种类型：低模糊性、高冲突性的政治型政策,高模糊性、低冲突性的试验型政策,高模糊性、高冲突性的象征型政策,低模糊性、低冲突性的行政型政策,不同的政策呈现出不同的执行模式。为了测试理论命题,文章选取节能减排政策、农村环保政策、淮河变清政策、环境监理标准化政策为案例,通过研究四个不同政策的执行过程,解析影响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性变量。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在行政性执行模式中,充足的资源和官僚制组织成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性变量。如果一项政策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行动才能完成,联合行动的复杂性程度制约着政策执行的效果。(2)在象征性执行模式中,地方联盟的力量终将决定政策的执行效果。如果决策者在道义或合法性上的占据制高点,那么,短期之内决策者有可能在与地方联盟的博弈中获胜。(3)在试验性执行模式中,地方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参与者及其资源状况决定政策执行结果。在试验性执行中,如果地方政府偏离政策意图太远,中央仍可发出政策指令终止地方的执行行为。(4)在政治性执行模式中,如果执行者受损的利益得不到补偿,尽管决策者可以使用权力获得能够衡量的政策产出,但政策效果可能和预期相去甚远。如果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不是一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关系,而是存在多重这样的关系,如果决策者在某一时期依赖执行者执行另外一个政策,那么执行者就会在特定时期获得与决策者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放弃当下政策的执行。在理论层面,基于中国环境政策的经验性研究,文章发展了政策执行模式理论,为研究转型期中国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拓展和修正了模糊-冲突模型,使其理论命题更具普遍意义。在现实层面,要减少政策执行差距,需要区别对不同政策：对于政治性政策而言,要以“问题治理”为导向,而不能以完成特定的指标为旨归；对于行政性政策而言,要走出“政治国家”,构建与完善现代的官僚制组织；对于象征性政策而言,要把政策执行视为不同观点之间交流的过程、学习应对特定环境所需方法和技巧的过程；对于试验性政策而言,要优化地方层面的“执行结构”,推进政策与具体环境的切合。退而求次的办法就是,构建小政府,减少执行环节,进行终端管理。
参考文献：
[1]. 中国公共政策的知识图谱分析[D]. 邓汗清. 深圳大学. 2017
[2]. 倡导联盟框架：解析和应用[D]. 王春城. 吉林大学. 2010
[3].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执行模式[D]. 蔡延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4]. 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987-2013)[J]. 定明捷.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4
[5].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D]. 贺璇.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6]. 历史制度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基本国策”[D]. 龚仁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7]. 政策执行力研究综述:现状、问题与发展——基于中国十年来政策执行力研究的文献分析[J]. 罗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8]. 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整合式”视角[J]. 宋雄伟. 天津社会科学. 2015
[9]. 发展中的中国政策科学——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眸与展望[J]. 丁煌. 管理世界. 2003
[10]. 环境政策执行模式研究[D]. 朱玉知. 复旦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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