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梅[1]2012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探讨中国20世纪百年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如何与政治合谋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衍变之路。贞节观念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给予“贞节”的解释是不同的。笔者从古代至20世纪文学的阅读经验中发现,贞节观念从古至今的衍变说明了它身上承载了很多文化、政治、社会心理等复杂内容,贞节观念已经不仅代表贞节本身,而且是影响与制约社会上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自从20世纪初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潮流接轨开始,文学中的贞节观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也有了曲折辗转的衍变历程,贞节观念的这种衍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时期、不同的社会风气中呈现出复杂各异的面貌。论文在第一章中主要是回顾东西方贞节观念的历史衍变过程,从历史上来梳理贞节观的来龙去脉。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教国家等东方国家历史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对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婚姻制度及各种与贞节有关的习俗,有的甚至绵延至今。西方国家大多受基督教等宗教影响,历史上也曾经有严酷的贞节制度,但随着西方启蒙运动、思想解放及性解放运动带来的影响,贞节的绳索逐渐松绑,西方人突破了贞节观对人情欲的束缚,获得了崭新的男女两性关系。当20世纪初西风东渐,慢慢地贞节不再成为一个全球性太过沉重的话题,东方社会也逐渐摒弃了严酷的贞节制度,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性关系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二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期至五四时期贞节观念上历史的觉醒,人们打破性禁忌的坚冰,从理论批判到文学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揭示传统贞节观的劣根,宣传西方新的性解放思想,一潭死水开始初泛微澜。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清末狭邪小说等世情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纪初贞节观念的变化。狭邪小说中以妓院为中心描摹世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封建道德传统相左的思想倾向。鸳鸯蝴蝶派小说很多已把男女的婚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量表现年轻人挣脱封建传统礼教桎梏的艰难,展示了当时小市民的婚恋观、贞操观,他们既不满于父母专制的包办婚姻,又希望获得父母恩准他们的自主婚姻,既渴望婚姻自由不容人干涉,又不能像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青年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新旧交替时代青年的情感真实写照。第叁章主要论述的是现代文学30年中除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之外的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状况。如果说激情飞扬的五四时期令千百年来由根深蒂固的传统贞节观念一统天下的中国社会死水微澜的话,那么这30年表现出来的便是勇敢的反抗与犹疑徘徊双重奏的30年,现代文学中的贞节观念表现出的极为复杂的情态是其他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而且总体来说,男女作家们在表现这一主题时遵循了非常不同的创作思路。面对传统中国典型的贞节观念造成女性的千年苦难,角度的不同认识的不同使男女作家在对题材的把握上也存在差异。男性作家往往从客观的角度深刻地揭示这种苦难的社会根源,而女性作家往往会以感性的笔调,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抒写这种苦难的哀痛。另一方面,男性作家笔下那些被传统贞节观束缚的女性大多数是弱者形象,是无法自救逆来顺受的可悲可怜的社会牺牲品,而在女性作家笔下,这些受害者往往表现出顽强的个性,惊人的生命力,她们的抗争闪耀着追求人性的精神光辉。从作家本身的贞节观念来看,现代文学中男性与女性作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男性作家受社会整体上男性中心主义习惯思维的影响,他们一面表现着传统贞节观压迫下女性的悲苦,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不自觉地在赞美维护这种贞节的观念,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贞节观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犹疑与矛盾的态度。而相对来说,女性作家对传统贞节观的反抗性更为强烈,态度更为坚定。第四章主要梳理了贞节观从革命文学开始经过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发展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这一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新的畸变现象,这种畸变直到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便是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革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断受到规范,开始追求女性的忠贞纯洁,爱情是有小资情调的不能提,性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能表现,那些追求性解放的女人便是落后的反动的,当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了政权之后,性的正面描述就基本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缘于男权主义与极左政治相结合给文学中贞节观带来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文学从最初赞美勇敢猛烈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代女性,到此时竟然出现了极端的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学创作规则,这种变化的答案就隐藏在20世纪中国走的现实道路中。革命,抗战,救亡,就存这为拯救国家危机进行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文学逐渐地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变成了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即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因而不可避免地,中国20世纪文学进入了很长时间的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受规整的发展时期,它严重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深刻地反映着政治对它的严格要求,20世纪文学由此走上了深具中国特色的贞节观念与政治合谋的曲折衍变之路。第五章论述的是新时期文学如何对贞节观进行再度的反省。在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双重影响下的新时期文学又接受了一场西方思想的启蒙,极端保守的贞节观念得到了松绑,但松绑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彻底获得解放,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迂回曲折。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求稳定不求激进,所以对于些在贞节观念上表现新锐的作品往往会采取规训的方式以期减少思想影响。但社会毕竟是从极端的一元慢慢趋向多元发展,不同的音调开始获得发声的机会,尽管这样的一些突围不断的受到来自主流的批判与规训,但并没有阻挡作家们从小心翼翼到义无反顾的突围,直到走向另一个极端：性泛滥,特别是1990年代后被认为是一个欲望叙事的时代,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贞节观发展的另一种走向。总体来看,在20世纪初在国门开放、人心思变的五四前后以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时期,知识界流行的是谴责封建贞节观残害中国女性的罪恶史的文学表达,新知识分子憎恶封建贞节观,他们与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性解放思潮相呼应,拥有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但毕竟古老的因袭沉重而顽固,在社会的下层以及保留着古老传统的封建大家族里,这股清新的风气吹来后仅现若有若无的涟漪,前者表现在大量描写农村贞妇惨剧的新文学作品中,后者体现在凌叔华等作家描写“高门望族精魂”的一系列作品中。另一方面,从左翼文学开始便已经埋下了“禁欲”的种子,到了延安文学、建国初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我们会看到“解放”的婚姻观念与“保守”的性观念并存,“禁欲”因为有严酷的战争而获得了“正当”的理由。我们能看到对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宣传作品,但已经很少看到对爱情的叙说,更少看到对情欲的描写,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情愫都抛在一边,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了统一思想有利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洪流中。这时连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主人公都极少出现,主人公变成了英雄的工农兵,而这些没有接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工农兵主体所尊崇的贞节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这种状况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反拨,甚至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性泛滥的极端。但实际上对这种所谓“性泛滥”我们也勿需用“全民道德沦丧”的惊呼来简单粗暴地进行否定。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泥沙俱下,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在一种纷繁的现象背后,我们能觉察到那种生机与死寂并存的尴尬。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贞节观的角度切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20世纪文学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脉络。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贞节观深深地与政治相纠结的发展轨迹,对这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做整体研究是本文倾力进行的重点所在。二是迄今未见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完成的对贞节观念在20世纪文学中的衍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因此本论文在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方面有突破。叁是本论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综合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大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进行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突破。
张月媛[2]2004年在《先锋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衍变》文中研究指明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相配合,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在现代化的中心命题下,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传入,文学发展中出现了“现代派”的新潮流。在经过寻根小说、新潮小说之后,先锋小说作为中国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的集大成者,以切断自己与真实历史的联系为代价脱离了政治的控制,实现了文学的真正独立。从确立自律的纯文学艺术体制角度来讲,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坐标。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趋形成,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商品化时代。在脱离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干涉以后,先锋小说在对抗新兴的大众文化方面显得软弱无力:先锋小说个人的心理深度被削平,某些独创的艺术形式被大众文化借用而失去了实验性,它们所借用的存在主义等非理性资源在大众文化中走向了欲望化和奇观化的极端。迫于这些压力,先锋小说在被经典化之后出现了批评界普遍注意到的落潮。后起的晚生代作家为了实现文学史内部的革命和创新,打出了“断裂”的旗号,他们将作者的主体身份进一步降低,借助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精神资源对先锋小说的精英姿态进行反拨。但在进行借用的同时,晚生代小说本身仍在为保持自己区分于大众文化文本的独特性做出努力。通过对文本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文本所确立的“个人性”、“形式感”以及“非理性叙事”等特性已然成为纯文学体制的一些内在要求,深刻地影响了后代作家的创作。关于90年代文学是80年代的延续还是断裂,批评界和理论界都存在争议。本文试图从具体文本出发,分析出90年代以后的小说作家对80年代先锋小说精神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特点,以及其既要反叛前代经典,又要同时区分于当代大众文化的艰难处境。本文受到福柯学说的一定影响,最终希望能够通过分析和阐释,让读者对当代纯文学概念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有所认知。
邢向辉[3]2010年在《从先锋到写实——张宏森小说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宏森以创作现代诗步入新时期文坛,随后出版了《阳光与蛇》和《狂鸟》两部现代主义小说,以新锐的先锋探索特色,在文坛引起反响。其中《阳光与蛇》拍成了电视剧《无雪的冬天》。这是张宏森第一次“触电”,为他以后转向电视剧创作,成为重要的电视剧作家作了铺垫。之后他又出版了小说《车间主任》和《大法官》,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后在中央电视台也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张宏森的小说虽然曾引起较大反响,但学术界对之研究的非常少。到目前为止,小说《阳光与蛇》可以说无人问津,尚未发现研究成果,《狂鸟》仅有一篇发在期刊上的研究论文。关于《车间主任》和《大法官》的研究也是寥若晨星,在相关的博士、硕士论文中仍无专文研究,仅在一些期刊论文中被零星提及,且大多只提及小说的现实意义和人物塑造,或小说深刻的哲理性和细腻的心理描写。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张宏森的小说是有较高文学性的,无论是前期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新锐的形式探索,还是后期小说所显现出的影视化风格特色,都值得学术界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本文对张宏森小说所进行的叙事研究,力求填补这一项空白。《阳光与蛇》和《狂鸟》是张宏森80年代的作品,《车间主任》和《大法官》是张宏森90年代的作品。后两部小说较之前两部小说,从叙事主题到叙事策略再到叙事手段都有明显的差异性;较之前两部小说在读者群中普遍反映看不懂,后两部作品则获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并标示出较为鲜明的影视风格。本文主要从以下叁个方面对张宏森小说进行叙事研究:一、从早期先锋小说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辨到现实主义的生活表现——张宏森小说叙事主题的衍变从叙事主题的范畴来分析张宏森的小说,张宏森的小说呈现出由存在主义的先锋思想向现实主义的生活表现转变的清晰轨迹。余华就是由先锋向传统回归,从先锋小说向现实主义小说转变的典型代表,张宏森的转变也属于这一范畴。二、从现代主义的先锋技法到现实主义的传统技法——张宏森小说叙事策略的衍变张宏森小说在叙事策略上也表现出从先锋到写实的转变趋势。本文抓住张宏森小说在叙事时间和修辞叙事两个方面分析其叙事策略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进行详细的分析。张宏森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则呈现出从错时的多元主体到顺序的一元主体的转变,在修辞叙事上则呈现出由曲高和寡的先锋诗歌到雅俗共赏的通俗诗歌的转变。叁、从影像化叙事的角度考辩论述张宏森小说在表现技法上对最通俗易懂的影视艺术和手法的借鉴和运用张宏森的创作与影视文学密切联系,他的后期小说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影视的巨大推动力。本文第叁章研究小说受到的影视影响和从先锋技法向影视艺术的借鉴。概括来看,张宏森先锋艺术探索十分可贵,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过于先锋太注重艺术形式的新锐和激进,势必造成作品的粗糙和不成熟。而只有将先锋技法与传统技法进行融会贯通,才能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张宏森小说创作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大量电视剧创作则说明了当代文学史中文学与影视的交叉影响和影视的巨大影响力,表明了后工业消费时代的到来。
彭金金[4]2016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衍化与整个现代化过程相因相契,他们作为文化生产与传承的主体,始终承担着社会价值取向、人类终极意义的建构和阐释使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镜像式地反观自身的行为,折射出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与精神境遇的变迁。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知识分子从“文化英雄”滑落至社会边缘,作家的叙事策略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的骤变,文学中呈现出一系列价值失落、欲望沉沦的儒生百态图,主题意蕴也日趋多元,叙事风格从写实走向反讽,共同构成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叙事景观。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小说叙事不仅具有自身的审美内涵与阐释价值,同时与转型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作家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有着内在关联,兼具文学叙事、审美价值与思想文化价值。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特定的时间概念所框定的论述空间,采取审美阐释与理论剖析,史与论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首次对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进行梳理与系统研究,在认真发掘其独特审美内涵的同时,廓清错综复杂的精神症候,透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绪论部分,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谱系式溯源,其次对20世纪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做简要回顾,最后对论题的选题依据及研究现状做详致说明;第一章主要从悬空性、犬儒性与悲剧性着手,结合重点作品,归纳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形象审美内涵的衍变特征;第二章从主题学层面,以知识分子的生存性不安、信仰危机与重续启蒙精神为主线,集中探寻知识分子小说的弑父、逃离、疯癫、欲望、虚无、救赎等主题意蕴;第叁章从祛魅化的反讽叙事、多元化的叙述视角两方面深入解析,力图凸显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叙事的总体风格。
董秀丽[5]2010年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文中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诗歌写作领域中,从未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多的女性从事诗歌写作,她们的努力使女性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繁荣景观。进入新世纪后,回顾90年代,会发现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诗歌创作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学界对90年代女性诗歌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关于90年代女性诗歌绝大多数研究论着都语焉不详,缺乏能够通约的、成熟的认知体系和观点,这就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本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为研究对象,“90年代女性诗歌”不是标签,不是女性诗人站队。作为一个审察角度,提出它,是为了寻求这一时期写作的女性诗人和她们的前辈、同代人、以及其他写作群体之间的关系,辨析在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的90年代女性诗歌所表现出的特质及其与西方诗歌、传统诗歌存在的复杂审美关联,并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梳理,呈现90年代女性诗歌既不同于80年代又与新世纪女性诗歌相区别的异质性特征。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正文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对“女性诗歌”的概念进行界定。鉴于该批评话语在概念和定义上的歧义,因此本文试图持“中性立场”,使论题中的“女性诗歌”回到最简单的那一层含义,即由女性所书写的诗歌；进而对古代和现代女性诗歌的发展脉络进行纵向梳理。其次,重点对90年代女性诗歌呈现的多元景观进行阐释；并在对国内外有关90年代女性诗歌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细致把握的基础上,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所在。第一章透过大众消费文化的潜望镜对90年代女性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着力于揭示其在大众消费文化冲击下的复杂处境和生存状态。着重从文化工业的角度阐释90年代女性诗歌的生产、传播及消费过程在大众消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异,以此凸显出其迥异于80年代女性诗歌的异质性特征。同时,对作为90年代女性诗歌自身传统的80年代女性诗歌的文化特征进行论述。第二章从女性意识呈现角度重审90年代女性诗歌的创作。本章力图突破那种模式化的女性主义批评樊篱,以回归女性诗歌文本的方式印证女性意识在90年代女性诗歌中的多维度、多层面的呈现,清晰地展示9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意识衍变的历程,以此透视90年代女性诗人的写作其实是各有特色和倚重的,其诗作中亦呈现女性意识的多元张扬以及多维度、多层面的迭加,显示着复调多声部的特色。第叁章着重探讨90年代女性诗歌的两种写作取向——身体写作、智性写作。女性诗人群体的复杂性,和个人化写作观念在其内心的深植,使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呈现出繁富而多元的写作向度。本章对上述两种写作取向进行研究,并非有意凸显上述女性诗歌的写作模式,而只是试图在纷杂的90年代女性诗歌文本中归纳出一些共性的特征。第四章着重从90年代女性诗人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及文体互渗叁个审美维度,对90年代女性诗歌本体进行研究,并透视其话语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交叉关系。同时对90年代女性诗歌群体话语与个体诗学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以使女性诗歌群体话语里大量的个性化元素得以凸现。结语部分对90年代女性诗歌进行恰适的价值评定,指出其对80年代女性诗歌的超越及对新世纪女性诗歌的影响。综上,本文立足于大众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语境,对90年代女性诗歌整体特点与风格进行探索,纵向切入的角度始于女性诗人及其文本；同时横向兼顾“大众消费文化”、“女性意识”、“写作向度”、“诗艺特征”四个角度,不仅希求呈现90年代女性诗人复杂与多元的写作群落与写作个体,辨析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90年代女性诗歌所表现出的特质及其与西方诗歌、传统诗歌存在的复杂审美关联,而且努力揭示90年代女性诗人的创作既表现为时间上与逻辑上的递进态势,又展示为空间上的并行交错态势,多种创作形态相互裹挟,构成了诸多女性诗歌写作并存的新景观。
刘进军[6]2008年在《中国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迄今为止,理论界、评论界对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只是针对单一类型的历史题材小说进行的研究与论证。面对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理论界表现出的是冷、热不均的研究态势。“热”,指的是众多专家、学者将注意力大多拘泥于“新历史”的小说上面。多年来,理论界对“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研究论文多如牛毛。可以说,中国“新历史”小说之所以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主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理论界、评论界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伴随着清宫历史电视剧的热播,以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等作家创作的作品为代表的长篇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尤其是明清历史题材小说)也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注与研究。尤其是在《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更加受到重视,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但是,我们也能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看到,学术界对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个案层面之上,还远没有达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热的只是几个作家、几部作品。既然历史题材小说研究有热的一面,那么也就必然有冷的一面。“冷”的主要表现有:(1)研究视角单一,政治标准仍在主导研究者视野。(2)研究方法单一,对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没有采用普适性的现代性理论,仍在用框架式的话语来阐释、评论文本。(3)更多地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纳入到“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解读,忽略了其自身文学题材的丰富性。(4)以偏概全,忽略了全球化与新的文化语境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5)研究视野狭隘,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的研究各自为政,各有各的阐释、分析,却没有人将叁者联系起来进行考查。由此可见,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背后,呈现出一种不平衡与失重的混沌状态,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受到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尤其严重的是,各种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之间缺乏有效、合理地沟通与联系。在学术界的眼中,它们被视为一个个单独的结构,结构与结构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态势。我们只能见到结构内部的梳理与对话,而无法见到结构之间的互相交流。由此可见,近年来理论界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梳理与研究只是一种历时性的演示,展现给我们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线性文学史框架。但实际的情况是,多种历史题材小说齐头并进(有出现的时间早晚之分),它们在多元化的社会语境下对历史所发出的音响是喧闹与复杂的。本人在阅读大量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与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拟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的统一论述,从而理清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脉络,全面揭示其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绪论部分,首先是梳理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的渊源,阐明中国古代小说是怎样在与历史的纠缠不清中脱颖而出的。其次,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命名与发展,以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兴盛与衰落情况。第叁,介绍新时期开始之后,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概况。最后,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做出初步的划分与定义。第一章主要论述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新时期政治、文化语境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探讨了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中国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概况。本节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命名进行了探源;第二部分介绍了新时期初始的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第叁部分叙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第二节归纳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民族国家视野下的革命史诗品格。本节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形式上论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第二部分从内容上总结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与客观历史的真相。第叁节从“由神到人、向内转的平凡人生”、“抽空阶级意识的各色终生相”、“传奇性的叙事模式”、“侠气与匪气的世俗英雄主义”四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革命英雄形象的嬗变。第四节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两个关键词“国民性”与“革命”。第二章论述新时期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本章共分五节,第一节主要从主流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阶级斗争史出发,概括了80年代前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第二节探讨了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生成背景——叁足鼎立的文化板块,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80年代中期以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新时期叁足鼎立的文化立场。第叁节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出发,概括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民族、国家、史诗叁大特性。共分为叁部分,一是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实用理性”关照下的“以史为鉴”;二是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叁是史诗视野下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第四节从面对全球化语境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出发,概括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张力。在探讨了新时期知识精英立场下的历史传统文化全息图景之后,分别介绍了文人士子的辛酸史、帝王将相的荣辱史以及纷繁的儒、道、释文化史。第五节从大众民间文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逸趣。本节首先介绍了读者期待视野下的大众文化与民间通俗文化;其次,推出了大众民间文化的天命史观:循环;第叁,详细考查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情欲叙事;第四,介绍了来自民间的通俗文学形式:传奇与章回体。第叁章论述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本章共分七节,第一节介绍了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有关理论,理清了“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之间的纠葛,并为“新历史小说”进行定义。第二节,从解构与建构的角度,阐释了新历史小说对传统权威话语与宏大叙事的消解。第叁节,从家族史、生活史、战争史、民家史、生存史五个角度描绘了新历史小说中纷繁的历史图景,展现了作家对历史主体的重新体认与建构。第四节介绍了新历史小说中的人与人性。第五节描绘了历史的偶然性与神秘性。第六节通过介绍新历史小说中作者搭构的共时性、循环型的时空体,展现了历史的寓言化。第七节主要阐释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特征,包括:戏谑、反讽、戏仿等样式。结语部分主要是借用“互文性”这一文学评批工具,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进行比较。通过“史诗性”与“反史诗性”、“螺旋上升”中的必然与“循环往复”中的偶然、“英雄”—“帝王将相”—“人”、叁种不同的文本背后的历史观念四组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中隐性联系的“互文性”比较,得出最终的结论,即:只有掌握了“现代性”这把钥匙,我们才可以彻底打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的界限,对它们加以系统性的整体考察,从而实现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总体把握。新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始终对应着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没有现代性,就不会有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它从现代性中来,它到现代性中去,它始终与现代性进行着文学的互动与精神的沟通,并始终参与着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
艾春明[7]2015年在《毕飞宇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60后”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绝对主体与中坚力量,是支撑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中间的优秀作家层出不穷。历经时间的历练与考验,他们中间的很多作品开始走向经典化,并且已经表现出可以被经典化的基本文学气质。在“60后”作家群中毕飞宇可能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他进入文坛的时间相对晚近,直到1991才以中篇小说《孤岛》正式进入文坛,而那时的余华、格非、苏童等人早已声名显赫。在作品数量上毕飞宇同样不引人注目,前后发表文字不足200万,可以说是一位低产作家。但无疑他却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无法被复制更无法被替代,他的审美特质与文学追求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清新之气。他的作品少有自我重复,烙印着清晰的个体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发展轨迹,依循毕飞宇的创作历程,我们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文学20多年的发展与演进,可以说毕飞宇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现象。尤其在新世纪之后,随着毕飞宇创作的日渐成熟,他的作品无论是在思想的深度、艺术的高度还是表现的宽广度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流水准,在“60后”作家群中占有重要一席。毕飞宇的代表作品很多,如《哺乳期的女人》、《蛐蛐蛐蛐》、《地球上的王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平原》、《推拿》等,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描摹出纷繁的社会人生图景,传达出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出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方向,充盈着丰沛的人文关怀精神。从而在审美、叙事、思想与社会干预等多种维度抵达了小说艺术本质的理想彼岸。因此我们对于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既是事关一位作家的个案分析,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景观的一次系统梳理,借此可以深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剧变中如何奠定基调、把握方向,在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当下化与外国文学资源的本土化基础之上,建构起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新世纪文学。基于此本论文围绕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大量占有毕飞宇小说研究资料的前提下,进行全面分析、归纳、总结,避免先入为主、理论前置、审美偏执等研究弊端,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厘清重点与盲点,以期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首先从创作源头入手,从“源”上解决毕飞宇创作的基本心理与思想状态,发现毕飞宇的生命体验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论述毕飞宇小说关于历史、权力和人性的主题,无论对于历史还是权力的描写,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性的反思;第叁论述毕飞宇小说中的弱势群体:农民、盲人、知青和右派、儿童。通过日常生活场景与细节,他们的行为、情感、心理和个性被细腻的文字生动呈现,直逼人物的心灵深处,深刻而直击灵魂;第四论述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从“自我救赎”式叙事模式、叙事的节制和叙述视角的创新、细节等方面梳理和总结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特征,重点分析了毕飞宇式“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产生与在文本中应用及效果。第五论述毕飞宇小说的语言风格、修辞和审美特征,力求对毕飞宇的美学诉求做宏观把握。结语从“写什么”、“怎么写”这两方面对毕飞宇小说创作做一个相对完整的总结和观照。
宁琳[8]2011年在《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生代小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坛与学界关注的热点,它指认的是一批生于六十年代并于九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小说家群体,这些作家包括韩东、朱文、鲁羊、何顿、邱华栋、毕飞宇、李冯、陈染、林白、徐坤、东西、张旻、刁斗、述平、海男等。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新生代作家并非一个有着流派性质的作家群体,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也绝非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出庞杂多元的形态,笔者只是从这些作家大致相似的成长环境与其小说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特点出发,而将之归属为一体。自九十年代中期新生代崛起于当代中国文坛以来,批评界对其的评判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论文主要对九十年代以来新生代小说的批评状貌及批评方法进行归纳与梳理,并通过解读几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与批评家的文本,试图对新生代小说写作与批评所涉及到的一些与当代文学本质、作家写作立场与文学价值追求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一思考与回应。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在界定新生代小说概念和揭示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清理与总结,确立了本论文的选题依据、预期达到的学术价值,并对研究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思路方法进行简要说明。在第一章中,笔者试图从诸多拥有无限活力与学术潜能的批评家中,选取戴锦华、张钧、葛红兵叁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为例,通过回望并阐释他们的新生代小说批评文本,对他们新生代小说批评的风格与特点、优势与不足进行了勾勒与梳理,以期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新生代小说批评家的状貌进行概观性了解与归纳性解读。在第二章中,针对新生代的感性写作这个学术界关注与批评的焦点问题,笔者尝试着从感性写作的性质与表征等问题入手,以新生代的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为例,阐明了新生代作家通过他们的写作将个体的感性体验与社会化存在统一于自我的身体之中,力图廓清“流氓文学”、“妓女文学”、“欲望之奴”等在批评界颇具代表性的典型误读与新生代的感性写作之间在精神本质上的距离,试图建构一种感性写作的合理路径。在第叁章中,针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的“个人化写作”风潮,笔者从个人化写作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以新生代的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为例,对个人化写作与传统叙事、个人化写作与创作风格等新生代小说批评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界说,阐明了个人化写作之所以未能获得学界更加广泛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自身的悖论性,并对其内部的诸种悖论进行了阐释。在第四章中,笔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对新生代小说平面叙事的文本表征进行了勾勒,并从叙事内容与叙事姿态两个角度入手,结合新生代的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对新生代平面叙事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新生代平面叙事与日常叙事以及启蒙主义理论等新生代小说批评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区分与界定。在第五章中,笔者选取朱文、陈染、何顿这叁位在各个题材领域颇具代表性的新生代作家,从围绕叁位作家创作所展开的批评入手,指出在解读这些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时,很多批评者往往是指责和批判有余,理性和思考不足,对于现实的表述与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空洞而乏力,并提倡批评者应该尝试从九十年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透过新生代文本表层去挖掘他们从未停息的奔突求索所折射出的责任感,但与此同时,也要对一些作家作品的某些倾向提出质疑,以避免其沉沦于身体叙事和世俗化叙事的极端而无法自拔。在结语中,综合正文部分的阐述,笔者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新生代小说展开的批评概况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归纳了新生代小说批评所取得的实绩,指明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批评走向展开构想。
李明德[9]2006年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传播学视角来观照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过程,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对文学传播过程的研究实质上是针对传播载体展开的,因此,作为文学重要传播载体的文学期刊便从文学研究的隐性因子转而跃升到显性位置。探寻当下文学期刊的现在时,焦点主要是其面临的困境及其造成困境的原因和未来出路,这不仅是笔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直接动因,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文学期刊作为纸质媒介的代表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传播、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试图从传播学视角对文学期刊重新进行审视,在梳理其演变过程的同时实现对当代文学历史进程的观照。 论文将文学期刊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命题来提出,一则是为了呼应文学传播学这一新的研究课题,更深的意图在于把握当代文学在传播力量的影响下由外及内的变化。当下对文学期刊这一研究课题的展开,多从现象和具体的文本出发,研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现象分析阶段,而本文对文学期刊的研究则直接从其本体切入,围绕文学期刊的本体、流变及趋向叁个重大问题结构全文。行文上打破时间序列上的线性叙述,以内在变化为纲领,将论文串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论述文学期刊的双重身份为出发点,通过对单一身份到双重身份的变迁事实的再次指证和确认,将涉及文学期刊本体问题的“身份”给予界定,进而深入文学期刊内部,对其生产力问题以及功利与唯美纠结的场域进行理论阐述,其中关于文学期刊的生产力问题既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典型的生产与消费理论中得到启发,也是文学期刊迈向产业化必将面临的现实议题,是衡量文学期刊发展变化的一个可量化指标,由此衍生出一个重要观点:文学期刊的生产力是物质与精神同体的生产力。精神性的生产力是文学期刊所体现的社会职能、审美功能等,是掩藏在文学期刊文学性内部的隐性效应;而物质性生产力是文学期刊所体现出的经济效益,是一个显性的数值关系。精神性的生产力着眼于价值判断,而物质性生产力则更多地体现出数值衡量。在文学期刊的发展场域中,着眼点放在对其体制、机制、生产、消费等环节的剖析上,而关于文学期刊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文学期刊所引发的审美倾斜则是作为核心问题来提出,通过对文学期刊“审美试验”的分析来阐明审美观的衍变轨迹。对上述问题厘清的过程,就是依赖逻辑推理和
刘芳芳[10]2018年在《当代陕西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研究》文中指出当代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研究,主要是在“当代性”的语境下,一方面探究现实主义自身的流变情况,另一方面将陕西文学创作作为现实主义流变的重要载体,研究其具体的发展脉络,考察柳青如何将现实主义的本质要求——“人民性”和“真实性”——内化为自己的“典型化”的创作,并以柳青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实践为陕西文学的参照物,考察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在柳青之后的分化情况,同时探究导致其分化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大致走向。本文在结构上共分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绪论,首先,从现实主义自身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共同发展脉络中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即1942年以来的陕西现实主义文学。柳青以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一方面形成了陕西文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又在其文学件内部发生了衍变,使得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核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前提,确定研究意义,梳理相关学术成果。其次,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跨学科理论引入对现实主义的运作机制的分析中,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等。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两大转向之后,“现实主义”也必然受到冲击,其中国化的流变过程自然也会带有语言学和非理性的影响,借助这些理论资源有利于验证本论文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蕴藉。第一章,当代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源流。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目标都在于《讲话》奠定的“人民性”传统,其理论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柳青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点中提炼出“生活的真实”(细节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结合问题,并将之溶解在中国化的“人民性”之中。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对于柳青现实主义的传承性具体表现在,将作家的生活基础和个性体验结合在一起;将逼真的生活细节和宏大的史诗结构熔铸在一起;将文学技术和“对象化”的情感交融成一体。第二章,当代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之变。主要体现在“整体性”的分化上,这种“整体性”既是“人民性”和“真实性”形成的整体,也是二者各自作为统一体的整体。具体表现在,柳青一代陕西作家的现实主义观点就已出现分歧;柳青之后,作为整体的典型化创作中的“真实性”和“理想性”出现了分化;作家时空观的变化;以及作家的个体化写作倾向。其次是现实主义的文体衍变,路遥和贾平凹预示了陕西文学的乡土小说,并拓展了“大散文”的写作范式,柳青探索的“古典的传神手法”,在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写作中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还有作家的语言观及其写作语言也发生了变化。第叁章,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性主要在于塑造典型人物,包括对人物心理的准确刻画。首先是对作为正面人物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方面,柳青提出要“写出人物的感觉”,路遥和贾平凹“召唤”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新形象,随即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老龄化问题;其次是对作为非英雄人物的“中间人物”的塑造问题,伴随着“拾垃圾者”的形象变化,柳青塑造的经历了“翻心”实践的“中间人物”等人民群像,经由路遥之后,到了贾平凹的写作中,则变成了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面孔的社会“底层”和小人物众生相。第四章,现实主义流变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主要以非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为主,柳青试图创造一个女性英雄人物刘淑良,而基本以失败告终,女性形象在陕西现实主义文学中出现两极化倾向,不论是柳青出于隐藏作家倾向,还是后来的作家急欲表现个人,女性形象的主体情感都成为他们压抑并“移情”的中介,从而表征出女性“成为”疯癫形象的塑造过程。对女性非典型化的塑造,标志着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彻底分化。第五章无论是以男性形象为代表的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创作,还是对女性人物的非典型塑造,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的“合理性”分化,即一方面在传统文学的经典化道路上难以为继,典型人物所表征的正面、积极和典范性丧失,转而引进了(男)“疯癫”人物的叙事视角,作家的教育和典范作用式微。另一方面也在于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现代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在分化之后,和“底层文学”、科幻文学等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当然,最为内在的联系还是它们对于现实主义品质的最后操守。结语当代陕西文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柳青进行文学技术的探索和现代改造的同时,就已经暗含了分化的危机。关于文学的技术理性不但消解了史诗整体性的光晕,还逐渐渗透进作家的生活日常,在强化作家的个体意识的同时,又制约着作家作品的自反性倾向。就现实主义的“前景”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仍旧需要现实主义文学,陕西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时代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树立“成熟的现代意识”,才能在完善自身的同时弥合现实主义文学的“断层”。
参考文献：
[1].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D]. 程春梅. 山东大学. 2012
[2]. 先锋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衍变[D]. 张月媛. 清华大学. 2004
[3]. 从先锋到写实——张宏森小说的叙事研究[D]. 邢向辉.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研究[D]. 彭金金. 江南大学. 2016
[5].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D]. 董秀丽. 南开大学. 2010
[6]. 中国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论[D]. 刘进军.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7]. 毕飞宇小说创作研究[D]. 艾春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8]. 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研究[D]. 宁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9]. 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研究[D]. 李明德. 兰州大学. 2006
[10]. 当代陕西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研究[D]. 刘芳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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