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艳[1]2003年在《柴胡研究简史》文中研究说明中药的认识和使用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说，中药是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中医药理论需通过中药这一载体，才能最终达成其治病救人的目的。 本文以柴胡的应用史为研究对象，以药物应用为切入点，对中医药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以及实践体系内部的方证、药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尝试性研究。 从柴胡的应用史可以看出，其功用在不同时期有相当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取决于对柴胡本身的认识，而可能是取决于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如中医理论的演进与发展、中药性味归经理论的深化、方剂配伍实践应用的丰富、新植物品种的加入，等等，都与柴胡的功用变化都有密切关系。这也表明中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是高度同步的。因此对中药的现代化研究，不应忽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存在。
王立子[2]2004年在《宋本《伤寒论》刊行前《伤寒论》文献演变简史》文中研究说明从汉末(约公元 206 年前后)《伤寒杂病论》成书至宋校正医书局校订刊行《伤寒论》的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张仲景着作在其流传过程中分化为多种不同卷数或不同内容的传本,并在历代史志目录中留下了不同的记载,本论文拟从整理考证相关文献资料的角度,全面反映宋本《伤寒论》刊行前《伤寒论》文献演变简史。本文中的文献研究主要针对存于今《伤寒论》的以六经病辩治为主要内容的张仲景医学文献资料。宋本《伤寒论》刊行前有关《伤寒论》的医学文献资料有敦煌《伤寒论》残卷、《金匮玉函经》、《脉经》、《千金要方》卷九、《千金翼方》卷九卷十、《太平圣惠方》卷八、《小品方》残卷、《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及《诸病源候论》。通过分析《脉经》内伤寒文献与《金匮玉函经》的关系以及《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与《金匮玉函经》的关系,可以看出,《金匮玉函经》这一六朝时期的传本,在《伤寒论》的流传史中有这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直接承接着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并对后世的隋唐传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根据皇甫谧的《甲乙经》序,以及对于《小品方》残卷所载的目录学资料和《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的考证,我们可以找到《伤寒论》“博采众方”的主要来源是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记录的经方着作《汤液经法》。通过对文献内容的考证,尤其是《脉经》和《金匮玉函经》条文的排列,我们可以推测出《伤寒论》的原始面貌,它是按照前论后方排列的,而且条文的次序也并不严格,是按照“可”与“不可”排列的,并不是按照“六经病”排列的,我们看到的今本的排列方式肇始于孙思邈 “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改编,此后的宋本也沿用了孙思邈的排列方式。通过对以上文献的考证,自《伤寒杂病论》散乱以后流传的许多传本,如《辨伤寒》、淳化本、唐本、宋本、《金匮玉函经》本、敦煌残卷本等等,但细细对比校勘这些不同传本,内容基本相同,大同小异,因此可以证明,这些传本保留着仲景《伤寒论》主要内容。当然,目前各种传本,偶有一些条文系后人所增。但从总体上看,唐本、宋本、《金匮玉函经》,比较完整保存了仲景《伤寒论》主要的核心的内容。通过整理考证以上各种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伤寒论》的文献内容经过历代的传抄和编订,虽然也有例如有后世注文掺入正文的现象,它的文字主体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并且逐步成为医学的经典。通过考察以上文献,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掌握《伤寒论》在宋版颁行以前的流传史。我们可以看到,《伤寒论》在其成书之后的时代更替中,得到了历代医家的认可,并通过传抄、辑录的不同方式广泛流传,影响至今。
赵际勐[3]2012年在《中国近代中药药理学简史》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代中药药理学史是中药药理学在中国近代(1840—1949)产生并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其研究要点包括研究机构、人员、代表性成果及对这些要素的评价。中国中药药理研究始于1923年陈克恢自美留学归国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与史米特(C. F.Schmidt)、伊博恩(B. E. Read)等共同研究当归、麻黄的药理作用,这是中国中药药理研究的开端。1932年,伊博恩、赵承嘏、朴柱秉等人离开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分别加入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等机构,而自法留学归国的经利彬加入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自美归国的刘绍光加入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药物研究室,他们一边致力于各大机构的建设,一边投入中药药理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后值抗日战争爆发,各大科研机构迁入西南,条件简陋,成果较少。抗战胜利后,各机构忙于复员,又值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研究逐步停顿下来。近代以来,中药药理学史研究集中在研究机构、人员、成果及评价4个方面,且将中药药理学置于近代药学发展中进行总体上的描述和评价,缺少埘于部分学者和具体研究内容的考察,而对于中药药理研究与传统医药学的关系,认定研究脱离传统理论,表现出以偏概全的片面性。木研究拟系统回顾中国近代中药药理研究工作的历史过程,对中药药理研究的时代背景、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人员、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史学考察,补充对具体药物研究目的和实验方法的分析,阐释中药药理学在近代萌生的必然性,总结近代中药药理研究的特点及其对现代中药药理学的影响,从科学角度和科学哲学角度,对近代中药药理研究乃至现代中药药理学的发展做出客观的评价。中药药理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通过回顾近代中药药理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具体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中药药理学科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并为现代中药的新药开发提供科学研究的线索和科学思想的启迪。1.传统“药理”概念和西方药理学的传入中国传统本草学中的“药理”概念主要指药物的自然属性及药物的配伍使用。至金元时期,药理探讨风盛,着述颇多,以易水学派为主的气味薄厚、法象药理学说成为当时药学理论之主流,这种潮流促使了中医从经验用药走向理论用药。及至明末,《本草纲目》中记载了部分药理研究的动物实验,尤其是毒理试验似与当今无异,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甚为初步,不是本草学术研究的主流,与近代欧洲兴起的实验药理学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近代西方实验药理学逐步发展,日本学者通过留学欧洲将实验的方法用于药物研究,提高了本国的药学研究水平。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的药理学着作汉译工作为中国药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20世纪30年代初,一批留学回国的爱国学子纷纷加入国内各大研究机构及医学院校,利用先进的设备进行中药药理研究。而生药学和中药化学的进步则为中药药理研究奠定了基础。2.近代中药药理研究的开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研究中国近代首次中药药理实验开展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实验室,是中国中药药理研究的标志。1923年陈克恢和史米特、伊博恩用粗制当归浸膏静脉注射于狗及家兔,发现当归能使血压先降低后升高,产生利尿作用,并能兴奋子宫、小肠、膀胱及动脉血管平滑肌。次年,他们将研究结果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第38卷第5期,但未在国际上引起重视。陈克恢和史米特将用蒸馏法从麻黄中提取到的液体生物碱,静脉注射于已麻醉的狗及毁脑脊髓的猫,发现可使动物颈动脉压长时间升高,心肌收缩力增强,血管收缩,支气管舒张,离体子宫很快收缩,并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这些作用都和肾上腺素相同,所不同的是口服有效,且作用时间长,毒性较低。他们将这些实验结果写入论文《中药麻黄有效成分麻黄碱的作用》,发表在美国的《药理学与实验治疗学杂志》上,当即引起医药界的注意1925年史米特离开协和后,伊博恩继任协和药理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协和药理系在1927—1933年发表了十余篇有关麻黄素及其相关化合物的药理研究论文,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绩。然而,此阶段的药理实验多不参考中药传统功效,与30年代中期的论文格式及实验目的具有一定的区别。3.近代中药药理学的发展1934年以后,随着原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众多研究人员离开协和,协和“一家独唱”的局面不复存在,代之以若十政府主办或私人建立的科.研机构。但是中药药理研究的热情和成绩却有增无减,尤其在一些留学生回国后,开始领导几家重要的机构,并吸收了国内培养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参加到研究工作中。这一阶段取得成果最突出的是经利彬领导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和刘绍光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药物研究室,他们先后进行了数十种中药的药理作用探讨,研究目的多为验证传统药效,具代表性的研究是防己和贝母的药理实验。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单味药药理作用研究,又有同效药物比较研究,表现出对于传统药物功效具有一定的认识。在研究中,他们比较广泛地参考中医历代文献,从而能够在比较有限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突出的成绩,显示出中药药理研究结合传统理论后的优越性和现实作用。虽然有些论文性质为初步研究,其结论与当今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部分论文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被引用参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研究机构迁往西南重庆及昆明等地,受条件所限,研究成绩较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于常山和鸦胆子的药理研究；部分处于上海的研究机构因未受严重影响,得以继续研究。1941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部分研究机构,研究工作逐步停顿下来。抗战胜利以后,各大机构忙于复员,未能及时展开工作,后值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萧条,研究项目减少,部分有条件的医院开展了中药抗菌及驱虫药理研究。4.对近代中药药理研究的评价中国近代中药药理研究初期以陈克恢、伊博恩等对于麻黄素及相关化合物的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学系国内外药理学家所做,并依托于该系拥有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之实验仪器和设备,故研究比较深入和广泛,在当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中期以经利彬、刘绍光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大多为欧美留学归国人员,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实验技术,为了弘扬“国药”精萃,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研究条件回到祖国,一边建设专业药学研究机构,一边从事中药药理研究,他们克服研究经费不足和实验器材短缺等困难,工作特别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研究,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后期由于受战争影响,研究成果较少,但在常山、鸦胆子等药理研究方面亦有相当成果。研究人员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是中国近代中药药理学史上最灿烂的光辉,值得永远发扬和继承。经利彬、刘绍光等研究人员在研究中部分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一方面根据传统中医药知识确定实验研究目标,另一方面借鉴传统中医药知识选用实验药材。近代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先进性,部分经典药理实验方法沿用至今。但在实验设计和数据处理方面则较之当今科研方法和统计处理手段有着明显的不足。近代的中药药理结论至今参考价值已不大,但在中药药理研究史上,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研究成果,也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提供了研究的参考和借鉴,其史学价值不可磨灭。近代中药的科学研究主要由生药学、中药化学和中药药理学构成,药材经鉴定并提取有效成分后做药理研究,此药理研究结果又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因此中药药理学处于研究过程中首尾相接的环节,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近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影响体现在论文格式成为规范,部分研究方法和结论成为借鉴和参考。5.结论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①中国传统本草学中的“药理”概念指药物的自然属性及药物的配伍使用。20世纪初,西方药理学在国内传播。②中国中药药理学的产生以近代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实验室一系列研究为标志,此阶段的成果主要是麻黄素及其相关化合物的药理研究。③近代中药药理学逐步发展,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④近代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先进,取得较高成就,在中国近代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恩妵[4]2005年在《《伤寒论》在韩国的学术发展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伤寒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代表着作,至今有 1800 多年的历史。东汉末年,张仲景着述的这本中医学经典,历经岁月的锤炼,到如今依然是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研究的指针书。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能得到普遍的肯定和应用。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或日本,《伤寒论》都是传统医学学术研究的中心体系,至今成为医学徒的必修教材和指导临床医家医疗实践的宝典,从中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其学术上的地位和临床实践方面的实用性。据记载,《伤寒论》在统一新罗时代传入到韩国。此后韩国历代医家对其进行过研究和应用,并通过继承和发展,创立了一些具有韩国特色的医学理论。但是历代文献中关于《伤寒论》的内容很少,更没有系统进行全面论述的关于《伤寒论》的专着。虽然近年韩国国内对《伤寒论》的研究逐渐深入,但是研究方向和内容比较分散和繁杂,难以得到对它的宏观认识。所以首先探索韩国《伤寒论》研究的学术发展面貌是非常必要和有现实意义的,也是摆在韩国《伤寒论》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基于上述的现实需要,也是为了弥补目前韩国国内外没有系统整理和研究《伤寒论》在韩国学术发展史的论文或专着的空白,作者通过本论文首次对韩国《伤寒论》的学术发展史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利用文献学研究方法,详尽全面地收集和调查相关资料。在对有关资料进行鉴别、考证、分类、归纳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并进行比较、分析和评论。为了更好地让学者了解《伤寒论》在韩国的发展史,首先把韩国医学从上古时代至今的历史分为上古时代、叁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前期、朝鲜时代后期、高宗时代、日帝时代、解放以后等 9 个阶段简要地进行介绍,接着在这一整体韩国医学史发展脉络中,寻找《伤寒论》的学术发展轨迹。目前没有对《伤寒论》传入韩国年代的明确记录,金斗钟在《韩国医学史》中认为《伤寒论》在统一新罗时期传入韩国,但是无法考证具体年代,大约在公元 700 年到 800 年之间,当时对它的研究并不活跃。在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伤寒论》传入韩国以后到解放以前的研究概况。这个时期,韩国医学家对《伤寒论》的应用和研究并不活跃,作者重点选择在韩医学上最具代表性的专着许浚的《东医宝鉴》和李济马的《东医寿世保元》,分析和探讨《伤寒论》对韩国解放前医学的影响。《伤寒论》传入韩国后直到朝鲜前期,对它的研究依然甚少,比如在当时比较推崇的医籍《乡药集成方》和《医方类聚》中对《伤寒论》的应用很少。到了朝鲜中期许浚的《东医宝鉴》中《伤寒论》也没有得到重视。《东医宝鉴》对《伤寒论》的直接应用甚少,主要引用的是《内经》和金元医学,引用最多的是《丹溪心法》的内容。《东医宝鉴》之前韩国医学因为没有相应哲学理论的支持而一直不成体系,没有作为独立的医学而存在。当时韩医学最需要的是医学哲学理论的导入,这就是《伤寒论》得不到重视而《黄帝内经》受到重视的原因。许浚的《东医宝鉴》成立了韩-2- 《伤寒论》在韩国的学术发展史研究国的自主医学,此后与中国的医学交流趋向减少,《东医宝鉴》作为新的医源而发挥作用。李济马的《东医寿世保元》以后,《伤寒论》才真正在学术高度上受到重视。李济马在《寿世保元医源论》中高度评价张仲景、朱肱、许浚等医家,在书中最多引用的是张仲景的《伤寒论》,李济马四象医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伤寒论》的影响。《东武寿世保元》中引用的文献总共是 22 种,在 137 例文中对《伤寒论》的引用文多达 66条,将近达半数。从此可见《伤寒论》是东武病证理论的重要基础。《东医寿世保元》在注重个人体质特性的基础上,结合《伤寒论》的辨证内容进行再解释,建立了更加具体的辨证体系。《伤寒论》是历代辨证论治的指南针,其丰富的辨证内容始终影响着四象医学的辨证体系。比较《伤寒论》和四象医学,《伤寒论》是从恒动观出发,把疾病分为叁阴叁阳六个类型进行观察的动态医学;四象医学是从个体体质的差异中把握人体为太少阴阳四个固定模式的静态医学。但是动静的概念亦与阴阳、先天和后天、形和气一样,包含动中之静、静中之动的两面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第叁部分,重点整理和分析解放以后的韩国《伤寒论》学术发展动态,分为理论研究、临床研究两个部分进行全面详细的介绍。在理论研究部分介绍了对《伤寒论》的翻译和注释、对《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的研究、关于《伤寒论》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等;在临床研究部分介绍了伤寒方的基础实验研究、伤寒方的临床应用研究,并附带介绍伤寒方治疗验例。对原文的翻译与注释是学习和理解《伤寒论》的基础;在《伤寒论》理论体系研究中,大多数为对中国文献的参照和应用,少有独到见解;而伤寒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多角度较全面地归纳和分析《伤寒论》相关内容,颇为详尽和全面。在基础实验研究方面,大体研究内容和方法跟中国没有太大差别,主要是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来证实和分析相关伤寒方剂。在临床应用方面,主要进行对某类方剂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伤寒方剂的疗效进行验证,并对其适应范围进行扩充,详细记述了相关伤寒方的临床治疗验例,为以后学者的临床应用奠?
董正平[5]2012年在《基于中医“四淫”、“八质”因素的外感病初期诊疗模式探讨》文中认为当前,外感病依然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的疾病,外感病初期的正确辨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内》、《难》以降,中医针对外感病初期的诊疗思路一直在变化、发展与丰富；然而,自古至今,外感病初期的误诊误治却时有发生。通过深入研究外感病初期诊疗以及误治的相关历史,本文发现,有两大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这就是外邪与体质。首先,本文探讨了外邪与外感病初期的发病与诊疗。传统上认为,外邪主要包括六淫和疫疠之气(吴又可称之为“杂气”)。关于疫疠之气(或杂气),本文认为,该学说虽然有助于对瘟疫发病规律的深入阐释,但不能直接指导中医对瘟疫进行辨证施治。瘟疫的治疗仍然离不开中医传统的辨证,而通过辨证所求出来的、可以指导临床确立治法和方药的那个“因”,依然没能跳出六淫的范畴。关于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探讨：一、将外感病的病因从六淫简化为四淫,即寒、热、燥、湿四种外邪。本文认为有如下叁方面理由：1.风邪或为一切外邪的总称,或为其他外邪的致病条件,而非独立的病因,所以可将它去除；2.暑邪的本质属性是“热”,所以六淫之“暑”可以用“热”来替代；3.火邪并非外感之邪,所以应将它去除。二、对传统上认为由风热外邪所导致的风热表证,以及与此相关的辛凉解表法、辛凉解表剂、辛凉解表药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1.风热表证并非单纯的表证,其病机应该理解为：热邪犯肺为主,兼有寒邪束表(即肺热证兼有表寒证)。本文认为这种认识对于风热表证的辨证与治疗更有指导价值；2.辛凉解表应理解为“以清解肺热为主,兼以散寒解表”。通过这个思路,本文还对辛凉解表剂和辛凉解表药进行了认识上的深化。并以此为切入点,对“表证”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其次,本文探讨了体质与外感病初期的发病与诊疗。中医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本文认为,在外感病初期诊疗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中,体质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一条“暗线”。它在外感病的发病与治疗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1.在发病上,首先,不同体质的人容易感受的外邪也不同；此外,即使是感受同一种外邪,不同体质的人的发病倾向也不一样。2.在治疗上,兼顾患者体质往往能够达到较好的疗效；而忽视体质因素,则是外感病初期误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体质的分类,本文参考的是中华中医药学会2009年颁行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157-2009)”标准。由于其中的“特禀质”无法直接指导中医确立治法和方药,所以,本文将与外感病初期发病与诊疗相关的体质类型从“九质”(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气郁质、血瘀质、特禀质)简化为“八质”(“九质”减去“特禀质”)。最后,本文初步建立了“基于中医‘四淫’、‘八质’因素的外感病初期诊疗模式”本文以《黄帝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以及“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为指导思想,以“四淫”(寒、热、燥、湿)和“八质”(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气郁质、血瘀质)为相关因素,以“临床表现”、“证候分析”、“治法”、“方药”和“方药说明”为论述纲要,探讨了“八质”感受“四淫”之初的辨治规律。并提出了兼夹体质、兼夹外邪等问题以及相关的处理原则。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基于中医‘四淫’、‘八质’因素的外感病初期诊疗模式”：一、流程简介：1.在平时,依据《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华中医药学会2009年颁行版)对人群进行体质普查,建立体质档案；2.患者一旦出现外感病的症状,应尽早就医；3.医生通过查看患者体质档案了解其体质类型(“八质”之一,或是复合型体质)；4.医生根据患者当前的临床表现推断是感受了何种外邪(“四淫”之一,或是相兼为病)；5.综合分析其体质类型及所感外邪,参考“‘八质’感受‘四淫’之初的辨治”,进行“依质审因论治”。二、本模式的优势：1.在外感病的预防方面：由于本模式突出了体质因素在外感病发病过程中的意义,不同体质类型的人群可以有针对性地预防其易感外邪的侵袭；2.在外感病初期的诊断方面：本模式以外邪和体质为核心因素,不仅使外感病初期的证候诊断更加明晰,也避免了外感病病名诊断上的繁杂；3.在外感病初期的治疗方面：本模式以外邪和体质为核心因素,强调了内外因的相互作用,突出了内外兼顾的治疗思想,避免了既往在外感病初期的治疗上“多注重祛除外邪”的偏颇。通过该模式的建立,希望有助于中医对外感病初期的辨证和治疗。
李春林[6]2005年在《胆胀病刚柔心身证治的理论研究与临床病例观察》文中研究说明胆胀病是消化系统典型的心身疾病,所谓“心身疾病”就是主要由心理因素引起的躯体疾病(狭义的概念);病因分为内因(正气虚)外因(邪气实)两个方面,外因多为忧恩恼怒,肝疏泄失常,以及饮食偏嗜,多食油腻厚味,伤及脾胃或累及胆腑,久郁蕴热而成胆胀。其基本原理是由情绪因素引起的机体功能异常,并表现在各个器官。胆胀的辨证论治是基于中医心身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刚一柔辨证”,其病机在于肝的疏泄失调而引起的刚柔不能相济,表现为气血阴阳的失调。治以“心身并治”,首先对其进行心理治疗,同时中药治疗。胆胀刚证则为患者素体阳刚,七情过极,则出现肝疏泄太过的阳亢阴虚的肝旺证候,治以柔肝养阴活血;胆胀柔证患者素体阴柔,七情过极,则出现肝疏泄不及的肝郁气滞血瘀湿困的肝郁证候,治以疏肝理气活血化湿。 胆胀多发生在40岁至65岁年龄组,女性高于男性,且以偏胖体型为多见,现在胆胀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因除与人们情绪变化密切相关外,还与饮食结构变化有关。 本病的症候特征是右上腹胀满疼痛,反复发作。同时伴有恶心、嗳气、口干口苦以及情绪异常等临床表现。 本病相当现代医学的胆囊炎(包括含结石性)。 1 目的 本项课题主要是对消化系统心身疾病胆胀病的刚柔心身证治进行理论及临床病例观察的研究,以验证此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内科心身疾病的临床和科研提供参考,并且进一步了解中医内科心身疾病的病因、病机以及证治规律,以便更好地学习中医内科心身疾病的理论和辨证方法及思路,为临床和科研提供参考。
黄健[7]2013年在《南京老山地区植物区系与植物资源研究》文中指出在对南京老山地区的维管植物种类和植物群落进行了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该区维管植物区系、植物群落和植物资源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南京老山地区共有野生维管植物有129科461属798种，其中蕨类植物20科28属47种，种子植物109科433属751种，以多年生草本和一年生草本种类较多。发现假柳叶菜（Ludwigia epilobioides）、宽叶费菜（Phedimus aizoon var. latifolius）和鸭巴前胡（Angelicadecursiva f. albiflora）3种为江苏省分布新记录，匍匐南芥（Arabis flagellosa）、北方獐牙菜（Swertia diluta）、一点红（Emilia sonchifolia）等8种为南京地区分布新记录。2.老山地区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较复杂，具有一定的古老性。种子植物区系温带性质明显，兼具热带亲缘性，过渡性明显——热带性质的属共有146属，温带性质的属共有220属，R/T值为0.664。中国特有属8属，特有性不明显。在种级水平上以东亚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占绝对优势。表明本区属于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亚区、华东植物区系。3.利用区系谱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进行比较显示：老山地区与琅琊山、皇甫山关系较近，与宝华山、宜兴、云台山次之，与天堂寨、西天目山关系较远。与长江两岸的琅琊山和宁镇山脉植物区系进行比较表明：老山地区的物种丰富度最低，但表现出居间特征，是沟通两岸植物区系的重要桥梁；叁地间种间连通率较低，表现出明显的破碎化。4.老山地区的植被可分为天然植被和人工植被，其中天然植被分为5个主要类型：次生天然林、次生灌木林、竹林、次生灌丛和草丛。针对当前植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造策略，并针对本区63种入侵植物提出了预防、控制和管理的措施。5.老山地区的观赏植物、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是比较重要的几类野生植物资源。本区共有榉树（Zelkova schneideriana）、秤锤树（Sinojackia xylocarpa）、短穗竹（Semiarundinariadensiflora）等10种野生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目前多数未得到妥善的保护。
陈擎文[8]2011年在《《伤寒论》的“方—证要素”对应体系及其神经网络数学模型的构建》文中提出本研究乃是根据“证候要素、方剂要素”最新研究进展、与计算机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来研究伤寒论的处方,建立一套能处理伤寒论“方-证要素对应、主证-药物对应”的数学模型,分述如下。目的(1)将伤寒论处方结构分析,并建立“证候要素、方剂要素、方-证要素对应、主证-药物对应”体系。(2)以人工神经网络来建立整个伤寒论“主证-药物对应”的数学模型。(3)以人工神经网络来建立整个伤寒论“方-证要素对应”的数学模型。系统数学模型：Yj=输出变数向量,即是伤寒论的方剂要素(或药物)Xi=输入变数向量,即是伤寒论的证候要素(或主证)f=人工神经网络神经元模型的转换函数wij=模仿第i个与第j个生物神经元间的突触强度(即连结加权值)θj=模仿第j个生物神经元的阀值(即门限值)(4)将大量的“证候要素、方剂要素、方-证要素对应、主证-药物对应”等数据汇入神经网络模型内,让系统不断学习后,即可获取每个参数的权值与阀值,如此的伤寒论“方-证要素对应、主证-药物对应”数学模型,即可有推算预测处方药物的功能,对于辅助教学与临床诊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供后续萃取其中的知识与信息,为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仲景学术,提供方法学借鉴。方法(1)系统所需计算机程序皆是自行编写开发,采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NET 2008结合SQL Server 2008与Access 2007数据库来开发系统所需要的功能。(2)并采用神经网络技术其中的一种数学算法倒传递网络(Back Propagation Network, BPN)来建立整个数学模型。(3)建立“证候要素、方剂要素、方-证要素对应、主证-药物对应”体系,并将这些对应资料汇入神经网络模型内。(4)经由系统不断的训练学习后,即可获取每个神经元节点的权值与阀值,从而构建伤寒论“方-证要素对应、主证-药物对应”体系的数学模型。结果与结论(1)本研究以《伤寒论讲义》“十一五”规划教材为蓝本来进行《伤寒论》处方的结构化分析,药性归类依据乃是以中国药典2005年版的内容为准。从伤寒论处方结构化分析后的大规模数据中可以得到多种互为对应的讯息,例如：方-证要素对应关系、主证-药物对应关系、方-药对应关系、方-证对应关系.等等,本研究将只针对其中的“方-证要素对应关系、主证-药物对应关系”分别建立伤寒论的的数学模式,建立数学模式的目的除了可以探讨不同证候与药物等变数之间的定性关联,以及彼此间定量的加重权值外,并可在一旦确定数学模型的权值等参数后,进而将之应用于临床辨证论证的辅助上。(2)以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伤寒论“主证-药物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方法：先将伤寒论处方的结构化资料撷取其中的主证-药物对应关系,转化成输入x向量(主证,最多有354个神经元节点)与输出y向量(药物,最多有98个节点),经由倒传递神经网络来训练学习后,再求出权值ω与阀值0向量最佳解。最佳解的判别准则乃是以在50000次的计算cycle次数内,若误差均方根函数数值低于0.06,则判定本次学习过程求取到权值Wij与阀值θj向量的最佳解。整个平台乃是在在IBM P4个人电脑与微软作业系统Windows XP的环境下运作,每次的求解计算最少要耗时60分钟以上才能计算完毕。结果：测试后发现在一般维度下可正常运作及计算求解,将求得解的数据加以应用于测试实际的辅助临床推测方药,结果符合预期,初步验证可行。但当神经元节点数过大时会发生无法收敛的现象,后经两种方法共同运用,可改良求解过程的收敛效果,包括：调整学习率参数与使用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结果可将计算出最佳解的系统维度由(219 x 68)提高到(258 x 74),或输入样本可允许由75个提高到88个。(3)以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伤寒论“方-证要素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方法：先将伤寒论处方的结构化资料撷取其中的证候要素-方剂要素对应关系,转化成输入x向量(证候要素,最多有160个神经元节点)与输出y向量(方剂要素,最多有83个节点),再经由神经网络来训练学习后求出权值Wij与阀值θj向量的最佳解。结果：测试后发现在一般维度下可正常运作及计算求解,将求得解的数据加以应用于测试实际的辅助临床推测方药,结果符合预期,初步验证可行。但当神经元节点数过大时会发生无法收敛的现象,后经叁种方法共同运用,可改良求解过程的收敛效果,分别是调整学习率参数、使用非线性共轭梯度法与采用前次最佳解当作起始值,结果可解出最佳解的系统维度由(129 x 72)提高到(134 x 74),或输入样本可允许由读入196个提高到204个。(4)研究结果显示以神经网络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在主证-药物对应系统或方-证要素对应系统皆有推算预测处方药物的功能,对于辅助教学与临床诊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具有辅助教学的功能,从中可知伤寒论处方之证候与药物等变数间的定性关联,甚至彼此间的定量关系。(5)目前根据伤寒论所分析出的主证-药物对应系统或方-证要素对应系统,出现很多同义或相近词汇的主证(或证候要素),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还须要再经过词汇统一或简化的探讨,因为词汇的定义与统一将紧密影响着神经网络学习知识的结果,这些影响都将直接表现在相关联神经元节点的权值与阀值上。这些词义相近的证候包括有：(1)身痛类：周身疼痛、身疼痛、身痛(或重)身体痛。(2)呕逆类：呕恶、呕逆、呕恶、干呕、欲呕吐、呕、心烦喜呕、微呕、吐、呕吐涎沫。(3)口渴咽干类：口渴舌燥、舌上燥而口渴甚、口微渴、咽干口干舌躁、口燥咽干。(4)汗出类：汗出、汗漏不止。(5)烦躁类：心烦、心烦、烦躁、微烦、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烦躁、心烦不得安、虚烦不得眠、郁郁微烦、心烦不得卧、烦躁欲死、心烦不得眠、心烦懊憹、心烦失眠、大烦渴不解、烦渴。(6)小便利类：小便自利、小便自利、小便利。(7)发热类：身热不去、发热、翕翕发热。(8)喘息类：喘息、喘、喘咳。(9)下利类：下利不止、下利不止、下利日数十行、自利而渴、下利清谷、下利、下利不止、利、下利不止、下利便溏、泄利不止。(10)腹胀满痛类：少腹拘急硬满、少腹硬满、腹痛、腹胀满、腹大满、腹胀满痛、脘腹冷痛、腹胀满、腹满时痛、腹痛拒按、腹痛绵绵。(11)心悸类：心中悸而烦、心悸、心动悸。(12)心下硬痛类：心下硬痛拒按、心下硬满,按之疼痛、心下痞硬满、胸中痞硬。(13)项强类：颈项强、项背拘急不舒。(14)心下痞类：心下痞、心下痞、心下痞满、心下痞硬、心下痞硬而满、心下痞硬、心下痞满。(15)胸胁苦满类：胸胁苦满、胸胁苦满、胸胁苦满.胸胁满而呕、胸胁满微结、胸胁满闷。(16)手足厥冷类：手足厥冷、肢厥、手足厥寒、手足厥寒、四肢厥逆、手足厥逆、手足厥逆、厥逆无脉、四肢厥逆、手足逆冷、手足寒、四肢厥冷、四肢厥冷。(17)风寒束表类：风寒束表、风寒外束、风寒之邪束表。(6)方-证要素对应系统的收敛效率比主证-药物对应系统的收敛效率好,造成这个现象的第一个原因乃是：方-证要素对应系统是一个小规模的对应关系,而且是“一对多”的对应,但是主证-药物对应系统里面的对应关系,是“多对多”,而且经常是“6对8,或8对7,甚至是6对12”的复杂关系,这么紧密繁杂的对应较难计算到最佳解。第二原因乃是两个系统之人工神经元节点数量不同所致,在方-证要素对应中系统维度为(160 x 60),但在主证-药物对应系统中统维度为(354 x 98),因此后者较难求出最佳解。
王涞[9]2016年在《江苏当代名老中医脾胃病辨治与用药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总结江苏当代名老中医治疗脾胃病(特指胃痛,便秘,泄泻和消化道肿瘤)的临床经验,探索用药上的共同认识。方法：搜集江苏当代名老中医治疗脾胃病的文献。搜集文献中的病案,对病案中的药物进行频次和聚类分析,归纳出治疗胃痛,便秘,泄泻和消化道肿瘤的最常用药物,从而探索江苏当代名老中医治疗脾胃病的用药规律。结果：(一)共收集病案153诊次、153首方；治疗胃痛的40诊次中,共使用了128种中药,共计493药次,平均每个方子使用12味中药；治疗便秘的24诊次中,共使用91种中药,共计286药次,平均每个方子使用12味中药；治疗泄泻的60诊次中,共使用140种中药,共计772药次,平均每个方子使用13味中药；治疗消化道肿瘤的29诊次中,共使用131种中药,共计506药次,平均每个方子使用17味中药。(二)江苏省当代名老中医治疗胃痛上最常用的药物依次为黄连,白芍,党参,茯苓,半夏,炙甘草,陈皮,香附,干姜,生甘草,炒白术,木香,佛手,枳壳,炒谷芽, 柴胡,黄芩；治疗便秘上最常用的药物依次为当归,火麻仁,莱菔子,决明子,郁李仁,生地,生白术,枳实,陈皮,白芍,枳壳,桃仁,山药,玄参,瓜萎仁,厚朴,木香,杏仁；治疗泄泻最常用的药物依次为炒白术,黄连,山药,茯苓,白芍,木香,陈皮,党参,生甘草,薏苡仁,焦神曲,防风,焦山楂,炙甘草,仙鹤草,白术；治疗消化道肿瘤最常用的药物依次为薏苡仁,茯苓,半夏,山药,党参,炙甘草,陈皮,生黄芪,炒麦芽,炒谷芽,枳壳,白花蛇舌草,五味子,半枝莲,猪苓,南沙参,砂仁。
刘剑[10]2012年在《山东地区汉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最初的对于统一帝国范围内发现的各类物质资料的整理,到各个专门领域内研究的深化和开拓,进而转入汉文化的一致性与区域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近年来,对于汉文化考古学基本面貌形成的探讨逐渐增多,由于探讨区域汉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机制的需要,区域汉文化考古学面貌的总结日益得到重视。本文的研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本文以山东省域内发现的汉代墓葬资料为基础,在明晰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墓葬形制、随葬品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建立墓葬为中心的分期和分区为主要途径,概括出山东地区汉文化的基本面貌。并通过与其他地区汉文化的初步比较,概括出本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及发展阶段中具有共性和特性的过程。本文共分五个部分。一、绪论。内容包括山东地区汉墓的研究背景、研究简史、相关概念的廓清以及本文研究思路。汉墓的研究一直是汉代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分重视随葬品类型学分析、墓葬形制分类。随着资料的日益增多,内涵的日益丰富,汉墓研究的角度和思路都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本文就是在借鉴这些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对山东地区汉墓的基础性研究的。二、第一章：山东地区汉代墓葬形制的划分。内容包括墓葬形制分类概念的确定与说明,对模糊概念的廓清,并分两节分别对山东地区的椁墓、室墓进行了形制分类。注重了对墓葬内空间因素、空间布置因素在形制分类中的影响作用,提出了过渡型横筑室墓、多轴线多配置室墓等分类现象。将墓葬形制分类导向置棺空间、置物空间的区分及其关系分析的领域,为我们理解整个汉文化区域内“汉制”的形成打下基础。叁、第二章：山东地区汉墓的分期和断代。内容包括主要墓地的时代区分、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以汉墓为中心的汉文化分期。主要以随葬品分类、墓葬形制分类结果为依据,建立各类特征的时间序列,总结阶段性特征及联系,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概括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汉文化的演变。四、第叁章：山东地区汉墓的分区。内容包括鲁北地区、鲁南地区及胶东区域的汉文化特征与形成过程论述。在随葬品分析、墓葬形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鲁北与鲁南两个分布区的概念,明晰各区特征和发展脉络。以此为基础展开比较研究,对西至中原地区、北至冀中、南至徐州的黄河下游的东方地区的汉墓面貌进行分区域对比分析,总结互相影响的程度和途径。五、第四章：结论。总结山东地区在汉文化形成与转变阶段的基本面貌,总结出“汉制”形成历程在本地区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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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胆胀病刚柔心身证治的理论研究与临床病例观察[D]. 李春林. 中国中医研究院. 2005
[7]. 南京老山地区植物区系与植物资源研究[D]. 黄健. 南京林业大学. 2013
[8]. 《伤寒论》的“方—证要素”对应体系及其神经网络数学模型的构建[D]. 陈擎文.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9]. 江苏当代名老中医脾胃病辨治与用药规律研究[D]. 王涞.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10]. 山东地区汉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D]. 刘剑. 山东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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