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娟[1]2003年在《财政转移支付测算方法研究及实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转移支付是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保障不同区域内政府施政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平衡的政府间财力调配的一种形式，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支柱之一。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关键在于解决财政转移支付额的确定问题，传统的方法都把该问题视为线性问题，大都采用诸如线性回归模型等线性模型求解。然而实际上影响财政转移支付额的因素是非线性的，传统的测算方法无论在建立模型还是计算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转移支付测算为研究对象，实现了利用非线性算法进行的转移支付测算问题建模，应用的主要方法描述如下： 1、本文首次将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引入到对财政转移支付标准收支的测算中，利用其中的BP网络进行测算。对于即网络本身易陷入局部极小点及收敛速度慢的问题，在文中也得到了改进； 2、对于财政转移支付中标准收入的测算属于多指标小样本的预测问题，文中首次利用粗集理论对初始的指标体系进行约简，提取出关键性的因素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这样即减少了问题的指标数量，又减少了神经网络输入结点数，从而大大简化了神经网络的结构。 本文还设计了一个标准收入测算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利用粗集理论对因素集进行约简、多元回归分析、BP网络训练和BP网络测试四个测算模块。系统应用的是河北省的实际财政数据，系统测算的结果表明与传统的测算方法相比改进后的神经网络系统具有更好的测算效果。
小次央[2]2007年在《论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文中认为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反映到财政收入上就是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距。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和促进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1996年中央对西藏地区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来,西藏地方财政不仅为保证各级国家机关、公检司法和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而且为西藏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有效作用。但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西藏特殊性所形成的特殊支出给地方财政造成的困难。这一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境,边境线长、边境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反分裂斗争长期存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形成的支出高于任何其他省区。二是西藏的高原地理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其经济建设成本和行政成本大大高于其他省区。叁是西藏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致使财政供养人员不断增加,刚性财政支出日益增长。四是西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用两种文字、两套人马并行,使得公用经费成倍增加。同时作为宗教信仰地区,为保护文物进行维修又使西藏的财政支出日趋增加。如何克服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完善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西藏居民享有与其他省区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以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笔者在诸多学者从宏观上关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之时,将注意力转移到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实践调研,为完善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其中正文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实行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依据。笔者从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西藏的政治因素、西藏经济的发展状况、地方财政收支的特点、“东部倾斜”政策对西部地区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阐释了中央对西藏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依据和现实依据。第二部分,现行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评析。笔者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对西藏的财政优惠政策入手,介绍了中央对西藏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阐述了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西藏带来的积极效应,然后从自身制度以及外部条件两方面,重点分析了现行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第叁部分,完善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这是本文的重心。首先,笔者提出了完善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遵循的叁大基本原则。其次,通过借鉴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经验,并在本文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确立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转移支付模式的选择以及转移支付形式的类型等建议。
王明昊[3]2005年在《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文中研究指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国用来平衡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一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必然存在纵向失衡和横向失衡,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则是解决此矛盾的合适手段,并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目标。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建立的,虽然经过了很多改进,但不规范之处仍有很多。适用于实际情况的转移支付方法对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的实现有着关键的影响,因此,结合我国实际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分析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转移支付方法提出改进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框架如下:通过对国外几例比较成功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比较研究得出转移支付制度取得最大收益的条件。通过实证分析,对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分析,找到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缺陷和解决该缺陷的方法。最后,对完善我国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出建议。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文,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和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是对中外转移支付制度的比较分析。首先对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分税制以来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做简要介绍,说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尽完善之处与建立的时间较短有关系,也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过渡不平衡有关系;其次,由于美国、德国和日本叁国所采用的转移支付制度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使用的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模式,因而对上述叁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转移支付制度取得最大效果的关键条件是以因素法确立科学和标准的公式化转移支付方法;再次,以上述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比,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转移支付支付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和资金使用的低效率。第叁部分针对我国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和资金使用的低效性,以2000年的数据为基础,以SPSS软件为工具,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可以根据各地的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能力,建立科学标准的公式化转移支付方法来化解该问题。本部分以可得数据为基础对部分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需要进行了测算并将测算数据和实际数据进行了对比,说明以测算数据作为下一年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依据是可行的。第四部分为规范我国的转移支
李红霞[4]2008年在《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文提要: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各地公共服务水平也不均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最终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在国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中国转移支付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转移支付成功经验,以便使中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更加科学、合理和规范。只有建立一套规范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才能使上级政府负起保证所辖区域内经济稳定、地区平衡的责任,才能为所辖区域提供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对各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思路是:第一,阐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经济理论,这是研究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在明确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含义的基础上,分析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实施的客观必要性;第二,对国际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分析比较,提出对建立我国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借鉴的经验;第叁,在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四,在总结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具体方案。第五,提出未来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设想和相关配套措施。
孙琳[5]2016年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标准设计与机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流域水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产品,不仅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更为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的推进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随着水源地人口的日益增长、环境的不断恶化、水资源分配和断流问题的不断涌现,沿线地区间盘根错节的相关关系也日趋紧张。水源地上、下游地区间的水资源争夺及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影响地区间稳定关系的制约因素。上游地区的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着相邻地区的生活和生产,即当水源地上游地区政府和居民选择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时,下游地区可获得赖以发展的清纯水资源,而当水源地上游地区政府和居民选择破坏水源地生态环境时,污染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均将使上、下游地区的矛盾急剧恶化,从而不断地引发地区间摩擦、纠纷和冲突。通常情况下,囿限于水资源公共产品属性及外部性特征等因素,上游地区在贫困和人口增长等社会问题的压力下,并不会主动选择保护水源地资源及其生态环境,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下游地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资源物质基础,最终致使水资源保护窒碍难行,水源地生态环境陷入无限制的恶性循环。为最大程度地平衡协调水源地上、下游地区间的利益关系,减少水源地生态保护"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公平公正地解决水源地生态保护所面临的矛盾,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应运而生,其是促进生态资源合理利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不仅可以满足上、下游地区对水资源的合理需求,而且可以保障水源地的持续经营发展。基于上述分析,为推进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实现,从而达到保护水资源环境安全、调节区域经济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本文以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解决以下几点问题:合理界定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客体,科学判定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搭建水源地生态补偿模式,试图为水源地生态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据此,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系统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明确文章的研究意义,阐明论文的写作目的。明晰文章的整体思路和框架结构,确定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和技术路线,从宏观角度概括论文的逻辑体系结构。第二部分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探索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理论渊源。本章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相关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进行较为系统地阐释,并着重分析了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理论基础,借助于外部效应理论、"搭便车"和"公地悲剧"理论、生态服务价值理论、演化博弈理论、生态补偿中的效率与公平理论,探索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模方法。第叁部分着重归纳与评价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和国内外实践模式,探寻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机制障碍。本章对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六种常用测算方法进行归整,并对国内外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实践模式进行深入对比分析,重点探讨了目前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所存在的各种阻碍因素,为构建契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基础。第四部分明确生态补偿基本着力点,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模型。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是践行流域生态补偿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决定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本章依据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实践要求,划定生态保护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范围,建立生态补偿总成本的核算方法。而后,结合我国财政预算改革,将灰色系统理论引入生态补偿的分担机制,改进以往的水量分摊体系,在精准测算未来一定时间段内各地区用水需求的前提下,测算水源地生态保护的利益外溢程度,据此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总成本分担模型。第五部分借助当下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政府主导型水源地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政府主导是当下中国水源地治理的重要体制性背景,同时也是短期内水源地生态补偿实践的可行之径。根据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同,划分政府纵、横向转移支付的责任,相应地构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管理转移支付资金支配方向,并探讨政府主导型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方式和资金监管约束机制,全面构建我国政府主导型水源地生态补偿模式。第六部分重点对推进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进程进行系统分析。作为第五部分的拓展内容,本章对水源地生态补偿模式的长期发展趋向进行探讨。在界定水资源初始产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的运行模式,其中重点探讨了生态购买和水权交易两种模式,并对生态补偿市场化改革的保障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七部分用东江水源地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合理性。在具体分析东江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前提下,着重探析了东江水源地生态建设所存在的矛盾与困境。在此基础上,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实证检验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可操作性,并根据转移支付安排和市场化补偿建立了东江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验证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严谨性和适用性。第八部分对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提出展望。
冯学军[6]2013年在《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均衡的财政投入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础。义务教育作为国家为全体适龄儿童少年提供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在教育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我国于1986年提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6年我国对《义务教育法》又进行了重新修订，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同时把实现义务教育公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未来义务教育发展的方向，并指出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应体现公平性和公正性，尤其对财政经费的公平投入提出了明确要求。应该看到，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现有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使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呈现不均衡状况，即使在同一地区，校与校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虽然近些年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但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不和谐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以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为背景，对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建立公平、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机制厘清思路，从而为实现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均衡提供现实途径。本文试图从财政角度来研究和解决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研究过程贯穿新义务教育法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施的前后，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区域间、城乡间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状况的分析，清楚地看到我国义务教育领域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同时，对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在结构上，首先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的意义，同时，还对论文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点和不足进行了阐述。其次，介绍了国内外关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状况。在国外文献综述部分，一是从总体上介绍了国外关于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的五种观点，即机会均等、财富的中性、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充足性。二是介绍了国外关于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研究的相关成果。在国内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对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状况进行归纳和梳理。在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相关理论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介绍了经济学中有关均衡的论述，以及教育的公平与均衡、义务教育均衡、义务教育财政均衡、教育投入横向公平及纵向公平等概念。然后重点讨论了公共物品理论及其叁个基本特征。其次，从市场失灵、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低效率、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合理性叁个方面对公共物品供给理论进行阐述。再次，介绍了义务教育的内涵，指出了义务教育是纯公共物品的理论依据及义务教育财政均衡应依据的原则。在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水平分析上，首先，介绍了标准差、极差、变异系数等测量方法。其次，依据相关原则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叁个经济区域，对不同区域间普通初中、普通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不均衡水平进行测定分析。再次，还对我国东中西各区域内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水平进行了研究。最后，对城乡间义务教育不均衡状况进行了测算分析。关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原因的分析，首先，在理论层面造成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财政资源供给不充足；二是区域经济梯次发展作用影响；叁是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存在弊端；四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长期的影响；五是法规政策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其次，在实证方面采用了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影响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更好地研究和解决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本文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促进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的国际经验。经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教育经费的公平投入；二是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叁是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扶持措施；四是实行中央拨款和市场化运行机制。在促进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的对策建议上，首先，从整体上提出了增加义务教育财政资源供给、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统一标准、发挥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财政资源调控上的作用、在区域之间设立义务教育财政调节资金、建立有助于财政均衡的转移支付制度等对策措施。其次，在解决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弱势群体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足问题上，指出应采取差异性的财政政策给予重点扶持。最后，提出了建立义务教育财政均衡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制等保障措施。
王峦[7]2012年在《基于均等化视角的上海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研究背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理论上,公共产品(服务)供给领域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有义务和责任通过直接提供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政府投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分担居民消费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对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居民消费和提振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行政管理工作紧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主题展开,推进该工作已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将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这是通过研究帮助相关政策制定的有利政治时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畴。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作为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与我国当前行政管理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相吻合。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概念下,卫生政策的研究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必须把握均等化视角下基本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的方向,以便科学的进行研究设计,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上海各级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历来十分重视,一直将其视作为民服务的实事工程,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服务模式,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是,在“均等化”这一新视角下,区域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存在的差距和问题都被清晰的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要求从资源配置、市级统筹等多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而目前相关研究多是针对某些局部问题的探讨,缺乏基于现实案例全面剖析及解决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现的系统研究。上海医药卫生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2015年上海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机制将基本完善。根据上海市医药卫生改革的目标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迫切需要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研究,以便指导上海市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另外,考虑到各地在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中面临类似问题,本研究获得的结论及总结的经验将对其它地区的卫生改革工作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基于上述这些考虑,笔者认为从“均等化”的视角开展的对上海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有关研究,在实践和学术两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二.研究目的从实证角度剖析上海市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内外环境,形成分析影响均等化实现的完整框架,在问题根源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点问题,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为制定促进上海市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1.多方面考察实现上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面临的外界环境。2.全面分析样本社区卫生机构和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相关的服务开展、经费投入和人员配置等情况。3.梳理目前影响上海市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供的因素,并进行影响因素的根源分析。4.针对分析得到的根源性因素,对影响服务均等化的技术瓶颈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和解决。5.提出为实现上海市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近期应该采取措施的政策建议。叁.研究方法面对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这一崭新的研究语境,本研究借鉴世界银行研究中心的政策循环理论,作为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依据“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思路,假定外环境、资源投入、服务过程、产出结果等方面有明确联系,主要从“资源配置”的方面展开论述。研究系统检索收集了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界定、成本核算、人力资源配置和服务型政府构建相关的电子数据库资源、国家及上海市(含市级及样本区县)的政策文件、内部研究报告和年鉴资料。此外,将上海市卢湾区和闸北区(中心城区)、嘉定区和阂行区(近郊区县)以及崇明县(远郊区县)作为样本区县,通过随机抽样形成了包括5个区县24个样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案例集。利用设计的调查表,对研究需要的财政收支、人口地理、社区公共卫生经费投入、社区卫生人力和服务项目开展等信息进行了系统收集；并对上海市卫生局、市CDC、样本区县卫生局、社区卫生管理中心和样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专家及领导进行了关键知情人访谈。在具体的资料处理和分析时,研究利用了以下方法：1.文献归纳法。对收集的文献、政策文件和内部报告资料进行文献综述归纳分析。2.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上海市社会经济、人口健康和卫生经费投入等的现况及变动趋势,对样本机构基本情况的分析也主要使用该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了一些研究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分析；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进行了上海市社区卫生机构生产效率的分析。3.卫生系统诊断树分析。运用该方法可以回溯原因、连续描绘因果联系的优势,对影响上海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根源展开分析。4.定性定量多重论证。在对上海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优先项目包、实现上海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等部分,研究尝试应用定性定量多重论证方法进行了分析。5.成本核算分析。基于时间分配系数法进行成本核算,通过对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劳务收入、每单位服务人员消耗和时间消耗等指标均等化标准的研究,对上海市社区公共卫生项目的标化成本进行了核算研究。6.规范差距分析法。通过对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标准”的研究,以此为依据运用规范差距法对经费和人力资源投入上存在的差距进行分析,并提出弥补差距的策略和建议。使用的分析工具方面：通过Excel201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整理。利用Excel2010进行成本核算和基本情况的描述性数据处理；用SPSS11.5建立分析数据库,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软件Deap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四.研究结果1.研究阐明了“均等化”背景下的研究思路。通过辨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概念的内涵,结合当前行政管理改革动向的分析,阐述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出的时代背景。明确指出,基本公共卫生政策研究语境已经改变,研究思路上,需要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面临的内外环境分析开始,把握均等化面临的问题,确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标准”,进行卫生资源配置和相关政策的调整。2.详细分析了上海市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所处的内外环境。主要结果包括以下方面：上海常住人口年均增长3.65%,外来人口比重快速上升(2010年达到38.67%),社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面临挑战。户籍和非户籍人口在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和死因构成上存在的差别,体现了人群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结果的不均等。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支、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将会加大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难度。2006-2010年,上海市级和区县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总体上政府有能力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供财力支持。但是,从人均经费投入看,各区县对社区公共卫生的实际投入非常不均等。人均社区卫生经费、人均社区公共卫生经费的确定是主观的,与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和增长机制”目标存在差距,不利于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维护居民健康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服务产出显着增加。但是,社区公共卫生人力不足对各个区县来说是一个普遍而严峻的问题,而人员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与人员不足是并存的。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方面,缺乏统一的指导规范对服务质量造成直接影响,因为对服务规范化和均等化没有统一认识,24家样本社区卫生机构全部开展的公共卫生项目仅占总项目数的9.27%。3.系统分析了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利用卫生系统诊断树模型,发现以往社区公共卫生投入政策缺乏实现均等化的机制设计,一些“筹资”和“规制”类的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分析认为均等化目标项目不明确、缺乏成本核算数据支撑以及对人力不足情况的量化是叁个影响上海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投入的基础性技术难点。4.研究解决了影响上海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几个基础性问题：界定了70个具体服务项目,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社区基本公共卫生优先项目包。这些项目具有实施基础较好、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对维护社区居民健康作用突出的特点。保障该项目包中的全部服务优先实现均等化,将为其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奠定基础。明确了可供其它研究借鉴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核算步骤和关键变量处理方式；通过实证数据证明了现有的40元／人的社区公共卫生投入标准是不足的,难以满足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开展的需要；计算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每单位的标化成本,可作为购买服务时确定价格的参考依据；标化服务量下计算的优先项目总成本可以作为均等化目标下,进行社区公共卫生经费投入的参考；通过分析指出,如果经费需要量占当地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例如,不含固定资产折旧时,占当地财政支出比重0.3%以上),应该由市级财政投入部分经费。指出需要构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内部市场,转变以往投入经费“养机构/养人”的传统做法,通过按绩效支付等方式进行服务购买,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使用效率。研究在文献评阅和现有经费投入方式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建立服务购买方式的基本框架,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测算了开展社区公共卫生优先项目所需人力,结果显示24家样本机构中有11家存在缺员。研究认为有必要重新制订上海市社区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力配置标准,中心城区、近郊区县和远郊区县分别应该达到3人/万人、3.5人/万人和4人/万人的公共卫生人力配置标准才能基本满足优先项目开展需要的人力。五.政策建议面对实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这一崭新视角,需要结合上海市社区卫生工作开展的实际,进行涉及多层面的系统性改革。建议在政策制订中,注意以下一些方面：1.必须发挥市级部门的统筹作用。从均等化影响因素及其根源的分析结果看,需要在管理协调机制上体现层级的上移,仅仅依靠区县级工作的开展,难以做到社区公共卫生资源的统筹调度。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应该把握当前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高度重视的政治时机,积极研究定位卫生领域内相关制度调整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争取相关财政、人事政策的支持。2.科学设定并严格执行社区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是实现均等化过程始终要重视的工作。做好该工作,首先需要完善有关的信息渠道,这可以从科学开展社区诊断工作、建立并运用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库和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的机制等方面努力；此外,及时进行服务项目动态调整,防止服务内容僵化是容易忽视的重要工作,应该做到社区公共卫生优先项目“可进可出”,或者进行项目开展内容、流程的及时优化,随着服务能力增强,可以逐步扩展优先项目包的内容；最后,社区基本公共卫生优先项目包和服务规范一经确定,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保证上海市所有区县统一遵照开展。3.各项制度建设工作的完善,是保证社区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效率的关键,建议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应该组织人力,加快制定统一的、可操作性强的《上海市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服务的规范化开展,对保证服务质量和数量,以及服务效果的发挥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服务规范也是制定服务考核指标的基础,这些工作的开展对均等化的实现起基础性作用。需要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成本监测点,并实现成本核算工作制度化。成本核算是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础性技术难题之一,成本数据准确及时的收集和分析是成本核算的基础。建议上海市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成本监测点,并设立专门机构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成本核算工作,实现成本核算工作制度化。应该在成本核算基础上,建立社区公共卫生经费和财政支出间的内在联系,并强化市级财政投入。各区县可以按自身财政支出的0.3%(不含固定资产折旧维修)或者0.35%(含固定资产折旧维修)作为本区县对社区公共卫生经费投入总量的上限,达不到全市人均经费投入水平要求的,由市级财政补足差额。必须重视创新经费投入机制,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研究建议,在购买服务的经费投入机制框架下,通过项目预算制度建立经费和服务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按人头预付的方式进行经费总量的控制,加强绩效考评工作,通过按绩效支付形成对服务供方的激励,促进服务保质保量提供。积极落实各级领导责任制,加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考核评价是均等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必须加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考核评价,并将考核结果和社区卫生机构领导的升迁、奖惩直接挂钩,实施领导问责制度。要注重考评结果的分析和使用,体现奖优罚劣的作用,通过考核逐步发现和解决影响服务有效提供的因素,加强公共卫生决策循证,切实理顺公共卫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视改革劳务分配制度,改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劳务报酬水平。从数据分析结果看,人员的期望报酬基本是其目前收入的两倍左右。区域性因素外,劳务报酬低、工作压力大是导致社区公共卫生人员“留不住、招不进”、流动性大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服务的开展。研究认为对社区公共卫生人员的劳务报酬也应该体现购买服务的制度设计理念,明确每单位服务的购买价格和服务要求,将服务提供绩效与人员劳务收入适当挂钩,采取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结合的方式,实现“多劳多得”,使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人员的劳务价值得以体现。可适当增加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并严格服务提供者准入标准。目前,人员编制水平不能保证均等化标准下开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力需要,研究建议,可以按照计算的人员编制标准进行人事制度改革,随着要求开展的公共卫生项目逐渐增多和服务量的改变,需要有计划的进行编制调整；应该实现社区公共卫生人员持证上岗,提供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员需要经过严格培训,并取得相应的执业资质。强化社区公共卫生人力,需要多管齐下。经济条件较差的近远郊区县面临的人力问题最严重,短期内,可通过提高人员待遇、加强各个层级人员的内部流动、增加人员编制、制定吸引医科院校毕业生的政策,在“留住人”的基础上弥补社区卫生机构的人力不足；长期来看,应科学制定上海市社区公共卫生人力发展规划,加强全科医学生培养,结合劳务分配制度、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有倾向性的加强近远郊区县社区公共卫生人力建设。有必要建立居民参与机制,促进社区公共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首先,可以通过“服务记录卡”和电话回访等方式,让居民在服务绩效考评中发挥作用；之后,部分私人性强的服务可以通过发放“服务券”的方式,让居民参与到服务购买中；最后,可逐步尝试通过建立“居民健康管理小组”,加强居民健康问题的社区自治,并进一步发挥其在服务包设定、绩效考核和经费使用监管中的作用。4.要充分重视信息化手段的利用,促进社区公共卫生均等化的实现。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由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建立上海市级的居民电子健康信息档案系统、医疗卫生服务信息共享系统和医疗卫生服务成本数据收集系统,整合目前各个区县孤立、分散的电子信息系统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李爽[8]2016年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及其相关测算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强国必先强教。中国未来的发展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义务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教育管理体制及经费分配制度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导致了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现有研究中,定性分析多而定量分析少。因此,本研究描述义务教育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建立包含经济因素的义务教育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量化义务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并提出了保障学校正常运转的最低经费标准的测算方法。旨在为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提供有意义的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本文的研究,给出以下政策建议:(1)继续扩大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适当灵活调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消除经费“总量高,人均低”的现象,考虑流动人口压力,使资金流向匹配学生流向。(2)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标准。建立科学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方法,教育经费的分配要有科学依据。(3)构建义务教育管理的新体制,增强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制度约束。在制定相应的转移支付标准后,要制定法律法规约束,以保障义务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在于:(1)利用空间统计与GIS系统相结合描述义务教育空间分布特征。本文描述了义务教育学生规模的省际分布、省际生均教育经费差异和城乡生均教育经费差异,讨论了流动人口对义务教育人口分布的影响。(2)建立引入地方经济发展因素的义务教育发展指标体系。通过测算各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综合指数,使得省际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可以进行横向对比研究。(3)提出义务教育经费最低保障标准测算方法。本文提出了衡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费最低保障需求标准的思想方法,并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需求入手,利用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对各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最低标准进行测算。
牛海鹏[9]2010年在《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文中指出耕地一方面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产生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净化环境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生态效益与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效益。但由于这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被置于了公共领域,具有显着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使得耕地所产生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未能纳入到耕地利用收益之中。这样,在忽视耕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土地利用机制下,耕地利用比较收益低下,耕地利用者和经营者的耕地保护意愿降低,并产生比较利益下的耕地非农化潜在驱动力；同时,经济发达地区耕地占用成本外溢,诱使发达地区竞相把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可见,耕地利用和保护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速度加快的根本原因,影响和制约着耕地非农化驱动机制的作用过程,决定着耕地非农化驱动力的大小和方向。而耕地非农化速度过快,不仅导致耕地资源大量浪费和非农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低下,而且对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构成严重威胁。本研究运用外部性理论、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理论,以及城乡与区域统筹发展理论,以粮食主产区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系统开展了耕地保护外部性作用机理及其经济补偿机制研究。重点阐明了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内涵、类型和特征,揭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明晰了耕地保护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的理论依据、补偿的接受主体与给付主体,提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测算和经济补偿标准确定方法,构建了面向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的区内和区际补偿一体化的动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并分析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同时将整治后耕地的经济补偿纳入到整个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之中。本研究的开展,有利于揭示耕地保护外部性下的耕地非农化机理以及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机制和效应,丰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研究的基础理论；同时可为国家和地区在具体确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畴、方式和标准,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主要内容包括八章,各章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如下：第1章：前言。基于耕地保护外部性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影响及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理论体系和政策的缺失,提出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这一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同时在对国内外研究进展分析和评述基础上,归纳了论文研究的内容、方法、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可能的研究创新。第2章：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理论基础。将生态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理论进行融合,并结合耕地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和作为资源的分布差异性,提出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核心问题和环境经济学基础,公共物品属性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途径选择的公共经济学基础,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效益)理论是确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依据,城乡与区域统筹发展是耕地保护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体系构建的依据和目标,生态位理论可有效测度分析耕地变化的持续性及其耕地非农化驱动机理,从而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3章：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及其外部性分析。根据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类型、作用过程及其效果形态和特征的不同,重构了耕地利用效益体系,并对其内涵予以界定和明晰。在此基础上,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对耕地生态社会效益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引入生态位理论,构建了耕地生态社会效益外部性下的耕地非农化主导效益生态位驱动力模型,并以研究区域为例,对耕地保护外部性下的耕地非农化机制进行了分析。第4章：耕地保护外部性测算。在全面分析各种外部性测算方法的内容、原理、技术过程和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耕地保护外部性具有显着的外溢性特征,提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测算的假设条件和方法,并运用综合方法(当量因子法、替代／恢复成本法的综合)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研究区域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以综合方法测算出的历年耕地外部效益处于递增趋势,表明耕地生态社会效益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增强而增加。同时社会效益在外部效益整体中的构成比重显着上升,表明粮食安全效益和社会保障效益的重要性将日趋凸现,同时也表明以往忽视社会效益的单纯的耕地生态效益补偿是片面的。在以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所调查的农户和城镇居民中,农户对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度及其重要性认知度均低于城镇居民,该特征可能是影响耕地保护支付率高低重要因素之一。从支付工具选择看,农户多倾向于“义务劳动”的选择,而城镇居民选择“义务劳动”与“出钱”基本持平,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户的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要远高于城镇居民。第5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及其动态性。首先提出耕地保护区内经济补偿标准和区际经济补偿标准测算的假设条件和思路,然后在农用地分等基础上,对研究区域及其所包括的各县(市、区)耕地质量及分布进行系统分析。并根据不同级别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高低,确定耕地级别的调整系数,在此基础上测算出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综合方法的不同级别单位面积耕地生态社会效益作为区内各级别耕地保护最低和最高经济补偿标准。同时依据研究区域内各县(市、区)不同级别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测算出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综合方法的各县(市、区)区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盈余／赤字,其值可作为耕地保护区际最低和最高经济补偿标准。其次,在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区域各年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系数、耕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系数以及物价总指数变化的基础上,测算出研究区域耕地保护最高和最低经济补偿标准的动态性及其变化特征。最后通过将农用地分等定级所确定的耕地质量级别体系与整治后耕地质量等级体系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高低进行比对,确定出整治后耕地质量等级体系与原有耕地质量级别体系的对应关系,从而将整治后耕地的经济补偿统一纳入到整个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之中。第6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接受和给付主体分析。在对耕地保护主体概念、类型界定及其行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耕地保护外部性供体的属性和特征出发,界定和分析了耕地保护的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接受主体；同时,在对外部性受体的概念、作用模式及其外业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和分析了耕地保护的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给付主体。第7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及其补偿效应分析。在对耕地保护的区内经济补偿概念模型和区际经济补偿概念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保险+社会保障+实物技术货币一体化的区内经济补偿机制”和“基于上级政府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协商机制”,并对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主体类型、补偿方式、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概念、类型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农户问卷调查,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耕地保护基金筹集的“叁阶段渐进发展模式”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保障体系和保障措施。第8章：研究结论与讨论。总结全文,综合本研究主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对论文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讨论。
郭世芹[10]2018年在《基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然而在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实现城镇经济繁荣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公共服务缺位、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峻,近年来关于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规划者和推动者,在我国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缺乏税收自主权,同时承担着大量的事权支出责任,由此产生的财力缺口影响着地方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是弥补分权体制缺陷的重要途径,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加强宏观调控,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符合人民利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着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城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从相关理论出发,进行了实证研究,摘要如下:第一,本文从城镇化和转移支付相关理论入手,分析了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相关因素,提炼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经济、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叁个关键维度,进而理论分析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构建出转移支付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作用机理。分析发现,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转移支付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从经济质量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优化叁个路径影响着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并且叁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二,本文利用四川省2005~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城镇化进程中转移支付和人口城镇化率对县域人均GDP和非农产业比重的影响发现,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也能够提高县域非农产业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并且其影响效应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第叁,本文利用四川省2007~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进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对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区分了“民生性”、“经济性”和“一般性”公共服务,并通过研究转移支付和人口城镇化率对“民生性”和“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都显着促进了“经济性”和“民生性”公共服务的供给,但两类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相对缺乏弹性,人口城镇化率显着促进了“民生性”公共服务的供给,但对“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没有产生影响,并且在不同地区间影响效应存在显着差异。第四,本文实证检验了城镇化进程中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对四川省2007~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县域环境保护投资没有产生显着影响,专项转移支付虽然显着促进了县域环境保护投资增加,但其影响效应主要来自丘陵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显着促进了县域环境保护投资,但不同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第五,本文利用2007~2014年四川省县级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了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护城镇化质量叁个维度之间的交互影响效应,以及转移支付在整体系统中对叁个维度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社会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叁个维度之间相互联系,存在一定的交互影响效应,财政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护均产了一定促进作用,人口城镇化率仅对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共服务均未产生显着影响以。在整体系统中,不同地区之间,叁个维度间的交互影响效应以及转移支付对叁个维度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很大差异。第六,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进一步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对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财政分权的深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完善和转移支付的激励与考核。
参考文献：
[1]. 财政转移支付测算方法研究及实现[D]. 宋丽娟. 河北工业大学. 2003
[2]. 论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D]. 小次央. 中国政法大学. 2007
[3]. 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D]. 王明昊. 山东大学. 2005
[4]. 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问题研究[D]. 李红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5]. 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标准设计与机制构建研究[D]. 孙琳.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6]. 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研究[D]. 冯学军. 辽宁大学. 2013
[7]. 基于均等化视角的上海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研究[D]. 王峦. 复旦大学. 2012
[8].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及其相关测算方法研究[D]. 李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9].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D]. 牛海鹏.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10]. 基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研究[D]. 郭世芹. 西南交通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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