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山东运河城镇的发展与功能变迁

论明代山东运河城镇的发展与功能变迁

韩晓[1]2004年在《论明代山东运河城镇的发展与功能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交通便利,农业发展,商帮活跃,山东运河城镇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城镇人口增加,城区扩大,商业发达,手工业繁盛,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发展又影响了山东运河城镇功能的变迁。政治功能、军事功能、经济辐射功能、文化功能都有了明显的增强,尤其是经济功能突出,在诸多功能中处于主导地位,改变了山东运河城镇以往政治功能占统治地位的格局。明代山东运河城镇功能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山东运河城镇的发展繁荣。历史的经验表明,山东运河城镇的繁荣是同大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的,是以经济功能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增强的结果。

赵鹏飞[2]2013年在《山东运河传统建筑综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初,大运河经过截弯取直后开始流经山东,历史上将这部分河段称为山东运河,其临清至济宁一段,亦称会通河。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会通河全线开通,标志着京杭大运河基本形成。山东运河的贯通,极大促进了该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催生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与运河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建筑,这些传统建筑具有明显的地理区域性和文化区域性的特征,是典型的地域性建筑。本文以传统建筑作为运河研究的切入点,从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聚居学等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山东运河传统建筑的地域特征和表现模式探求其深层次内涵。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论述了课题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方法和内容,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论文的研究框架和创新点。第二章分析了大运河与沿岸传统聚落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发展关系。根据属性和规模不同,把山东运河沿线聚落的划分为城市、市镇和村落,并对它们发展的整体环境和表现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叁章对山东运河传统居住建筑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了生土民居、商业街巷、庭院民居和宅邸园林四种类型都直接受到运河文化的影响,具有运河区域的独特风貌和明显的地域特征。第四章结合具体的传统公共建筑实例,探讨了山东运河对衙署建筑、会馆建筑、寺庙建筑、书院建筑这四种建筑类型的深远影响,反映出运河文化和传统公共建筑的长期互动。第五章通过对山东运河的河闸、桥梁、码头、堤坝等水工建筑及其遗迹的考察和研究,总结出山东运河的治河方略和河工技术,探讨了传统水工建筑这一特殊建筑形式的发展历程及其价值延伸。第六章分析了山东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特质,指出山东运河传统建筑的衰败现状和原因,并提出了保护原则和策略。最后结合实际案例,综合论述了山东运河传统建筑的保护利用实践。

叶培兴[3]2017年在《明清以来临清城市兴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临清,元代以前,本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邑,自元代开会通河以来,经济开始有所发展,明代重新疏浚大运河并迁都北京以后,临清由于扼守漕粮进京的咽喉要道,在当时较为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名动四海的大型商业都会。临清发展繁荣的原因,除却靠近京杭运河这个因素,还跟国家政策,当时的社会总体经济形势,以及当地的文化风俗有关。国家政策方面,永乐迁都,让临清居于京师与江南产粮地中间的位置,成为两地交流联系的必经要地;海禁政策,抑制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内陆贸易尤其是沿运河的贸易得以畸形繁荣;漕运政策中的一些具体规定,比如允许运丁沿途捎带贩卖一定量的私货,对运河经济的繁荣是一个重要刺激;对工商业和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让长途贩运走向公开化,极大地减少了区域经济交流的障碍;清政府的力行“仁政”,在清代前期较好地实践了“藏富于民”的儒家政治理念,为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国家总体经济形势方面,物资生产的区域化,各个地区分工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在极大提高了物资生产规模以及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让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成为必要;在长期大规模的跨区域物资交流过程中,一些城镇因为各种原因逐渐成为四方商品交换的聚集地,临清因其地理位置和京杭运河赋予的便利的交通条件而成为南至江浙,北达塞外,东及沿海,西到陕甘这一广阔区域内的商品交换中心。文化风俗方面,长期浸淫于工商致富的社会理念中,临清人不似山东其他地区的人那样力耕织,务功名,而是热衷于经商逐利。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通过率极低,绝大部分读书人皓首穷经一辈子,最后碌碌而终,而这些读书人又多为本地精英,因此科举制度对某些地区而言,可以说是“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投资,临清人弃科举而力工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本地人力的虚耗,又避免了本地精英因科举入仕而外流。明朝末年腐败的吏治,频仍的战乱,一度让临清走向衰落。清朝建立后,上述有利临清发展的加权因素并未消失,临清很快从衰落中恢复过来,多次路经临清的乾隆皇帝用“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1)来称赞临清的繁荣富庶。乾隆末期以后,由于人口暴增,加之清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王伦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宋景诗起义等多次农民暴动对临清造成了严重冲击,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北伐,“洵建城以来未有之浩劫也”(2),把锦绣临清几乎变成一片瓦砾,使其“百年间元气不复”(3);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财政逐年吃紧,对京杭运河的修治心有余而力不足,京杭运河的通航条件越来越差,终至不可收拾,临清由京杭运河带来的地利因素慢慢丧失;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工具也正在进行变革,火车、轮船的轰鸣声开始响彻中华大地,铁运、海航逐渐成为人们出行和运输货物的首选,铁路沿线和沿海港口城市迅速崛起,被排挤在近代交通运输工具运行范围之外的临清却只能日渐没落。另外,临清的商业模式有着致命缺陷,严重依赖外籍商人,导致外籍商人因临清区位条件的下降而撤资时,支撑临清经济运行的基础竟然一下子就被掏空;转运贸易的高度发达,恰恰说明本地制造业基础的薄弱,临清优越的交通条件一丧失,转运贸易即难以为继,薄弱的本地制造业根本不能延缓临清衰落的速度;临清的经济腹地狭窄,且与临清的经济联系较少,又被周边的德州、东昌府、济南等大城市分割抢占,难以对临清城市经济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最后,临清的行政身份较低,最高时仅为一直隶州,辖县最多时仅3个,这使其不能像临近的东昌府那样,用行政手段管控其属下多个县区的经济资源,确保其本身不至于过度凋敝。于是,在上述多个原因的综合影响下,曾经千里大运河上最耀眼的明珠,曾经商贾云集,繁华锦绣的大都会临清,终于在古老帝国蹒跚迈入近代化的前夜,走向暂时的沉沦。临清的发展有其经验,临清的衰落有其教训,我们应从临清的兴衰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争取早日实现临清的振兴,建设更加美丽繁荣的新临清。

董叙彤[4]2018年在《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生活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处于大运河中段,北系京师,南控江淮,是国家漕粮运输的命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山东运河的畅通,带来了沿线城乡及辐射地区的社会变迁,不但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便利交通网络,奠定了鲁西地区的区位优势,而且对促进南北商品流通、构建以运河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体系及推动区域经济繁荣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促使重义、守礼的社会风俗发生变迁。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生活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土壤”。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士绅阶层除了沿袭举仕任职、担任教职与投资地产等传统方式外,还参与到区域商业经营中。伴随漕运商品贸易的发展,庶民阶层普遍参与到有关山东运河管理维护事宜的活动中,开展商品贸易并为南北往来人员提供服务,使得区域人群的营生方式趋于多样化。同时,伴随着营生方式的多样化而带来的收入增长,区域人群的支出方式呈现总体奢靡化与贫富差距过大的特点。在生活性支出方面,士绅群体等富裕阶层追求的是高质量的生活享受,而贫穷的庶民阶层追求的是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在公共事业支出方面,士绅阶层由于占有物质与文化方面的优势,因而成为公共事业支出的主体,但在神祗信仰的支出方面,庶民阶层则占有一席之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尽管深受大运河的影响,但相较于物质层面上的剧烈变动,精神文化层面的变化则较为缓慢。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精神信仰总体呈现正统的儒家教化与多元的民间信仰并存的状态,从整体上看,士绅阶层信仰多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主,庶民阶层多以民间信仰为主,山东运河区域的精神信仰也展现了区域社会中士绅阶层与庶民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磨合。总而言之,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基于山东运河带来的社会环境变迁为前提,在营生、支出的物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在精神信仰层面上,尽管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民间信仰趋于多元化,但仍旧不曾改变儒家正统地位,从而意味着明清社会虽然具有商品化的某种特征,依然隶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范畴。

牛会聪[5]2011年在《多元文化生态廊道影响下京杭大运河天津段聚落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京杭大运河的相关研究自2006年掀起的“大运河申遗”热潮而在运河沿线城市广泛开展起来,在研究逐渐深入的过程中,集中研究的主题也从运河申遗考察、运河与城镇关系逐渐延伸到较深层次的关于运河文化的挖掘。对聚落形态的研究主要以京杭大运河全段的聚落空间分布研究为主,研究内容突出聚落空间分布特征,而关于聚落社会、文化形态等的研究相对较弱。纵观京杭大运河及其文化史的演变历程,可以说,运河文化生态演变对沿运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除此以外,还对沿运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及聚落变迁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京杭大运河天津段聚落形态进行研究,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入手,梳理文化生态演变与聚落形态发展的关系,找出其规律性的要素,构建文化生态廊道,并借鉴遗产廊道理论的先进理念,不仅对大运河文化生态廊道提出保护对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以及大运河的功能转换,更加注重文化生态廊道的经济性、生态性以及社会性等多方面的综合价值,进而对大运河天津段聚落文化生态提出了营销、规划模式、管理与控制等叁位一体的保护与发展模式。本文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课题研究的背景、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关于运河研究综述、主要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框架及创新点等,作为论文选题与研究突破口等总体情况的介绍;第二章介绍了本文研究所借鉴的文化生态学、聚落地理学、共生理论和遗产廊道理论等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以及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研究中的应用等;第叁章针对京杭大运河全段的文化生态及聚落形态的演变进行分析,将基于大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运河文化进行迭加和区段划分,综合分析后,明确大运河其他段的文化生态及聚落发展的特征要素;第四章以大运河天津段研究为主,按照时间顺序,探讨了天津段大运河自起源至今,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时间段中,大运河文化生态及聚落形态的发展及转折,明确在天津地域内,大运河的文化生态对聚落形态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关键性要素;第五章主要对大运河天津段聚落文化生态的现状进行分析,主要对聚落空间分布规律、聚落类型与特征、聚落文化生态结构等进行介绍;第六章基于以上的分析,通过对大运河各地域文化生态及聚落形态演变的差异化对比研究,明确大运河天津段的文化生态廊道的形成路径、功能转换及体系构成,并分别提出文化生态廊道复兴的原则和目标;第七章以沿运聚落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为主题,在明确京杭大运河天津段的总体定位,包括文化定位和新时期中的功能定位后,对应不同的文化生态要素,分别提出了“叁位一体”的保护和发展模式,介绍大运河天津段聚落文化生态保护与发展的管控手段以及营销策略,并在其中以实例加以说明;最后,结论与展望中,总结了本文对文化生态学、遗产廊道等理论进行分析的核心要点,并对本课题未涉及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杉牧[6]2009年在《2008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认为总论陈支平重新评价了明代后期的社会经济变迁,认为固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下,这场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未能成功,但它已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而“容纳多元经济成分特别是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辅相成”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形

尹强[7]2013年在《明清山东大、小清河水路运输考论(1368-1911)》文中研究指明大、小清河地处山东北部,东连渤海湾,西接大运河,是连接山东东西交通的水上交通要道。山东位于黄河下游地带,区域内河流多受黄河影响,大、小清河也不例外。大、小清河源于济水,是济水在近世的延续。济水为古四渎之一,由于紧靠黄河,备受黄河侵扰。从独流入海,发展到截河而南,最终淹没,其残存在山东的河道逐渐发展成大、小清河。山东自古有渔盐之利,济水时期,大、小清河流域的河道已被用来运输。随着济水淹没,大、小清河逐渐形成。由于大、小清河入海口处为山东的盐场主要集中地,因此山东的海盐主要通过大、小清河西运。元代时,山东大、小清河已经逐渐承担起山东海盐西运的任务。由于历代政府对于食盐实行专卖制度,食盐的运销成为实现盐利的重要一环,因此大小清河的航运功能得到很大利用。明清时期为了保证山东海盐的西运,多次对大、小清河进行维护和治理,两河的水路运输逐渐繁荣。两河的水路运输因运盐而被重视,也因此逐渐完善。明清大小清河水路运输的发展,促进了流域内的商品流通。食盐一直是大小清河水路运输的最大货源。明清时期食盐运销形式,对大小清河流域的水路运输影响很大。随着食盐运输的发展,两河的运输的繁荣起来,其他商品的流通也因此而繁荣。随着商品流通的加快,大、小请河流域的城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王柏利[8]2017年在《中国武术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信息化社会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总体性社会向个体性社会转变。伴随着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处于不断调整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社会关系失调、社会行为失范等社会问题。中国武术发展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影响了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把中国武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置身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社会变革的视角,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由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中国武术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对当代中国武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结论如下:一、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转型。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调整、价值观念的冲突、社会体制的变革。由此使中国武术发展产生了变迁性社会问题、结构性社会问题、观念性社会问题和体制性社会问题。二、社会形态的变迁,中国武术发展产生了拳种遗失问题。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宗族组织转变为现代的社会团体、传统的宗法伦理转向现代的契约制度、传统的等级观念被现代的民主、平等观念所取代。中国武术拳种应重视社会团体传承、建立现代契约规则、塑造民主、平等师生关系,促进中国武术拳种的现代传承。叁、社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中国武术传承空间的挤压问题。伴随着家庭规模的减小、城乡结构的变迁、城镇化率的提高,中国武术传承空间应从家庭转向社会、从家族转向社会组织、从乡村转向城市。四、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国武术传播产生了偏差行为、文化异化、媒介暴力等负面影响。中国武术传播应坚守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的创新性、规避文化的粗鄙性、传递文化的正面性,进而促进中国武术的全面发展。五、社会体制的变革,中国武术发展产生了不均衡现象。在当代国家体制、政策、社会环境、资源配置、文化资本等方面的影响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武术经历了整体发展阶段,竞技武术、学校武术发展而传统武术沉寂的阶段,以及中国武术整体滑落阶段。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竞技武术快速发展、学校武术缓慢发展、传统武术自由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关注传统武术、重视学校武术、合理引导竞技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方向。

王娟[9]2016年在《聊城运河公园规划设计研究》文中指出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古代南北运输的重要交通干线,不仅带动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与蓬勃发展,更推动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交融与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大运河原有的漕运功能已逐渐减退,但仍存留了许多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迹。京杭大运河蕴含的丰富景观资源对人类历史以及现代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不尽合理的开发利用,大运河的自然环境遭到一定破坏,河道干涸、水质污染、沿岸文物古迹遭到部分损坏,大运河的文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与传承。自2006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开展以来,沿岸城市采取了一定的开发保护措施,建立了许多运河滨水绿地。运河公园的规划建设,不仅对运河的自然景观及历史遗迹进行了系统保护,更有助于弘扬运河文化,对运河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在相关文献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国内外运河公园案例的优点和不足,结合聊城运河公园的景观规划设计实践,研究探索运河公园的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通过文献综述研究,明确了论文的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探索运河公园的规划设计理论方法,研究意义是通过运河公园的建立,更好保护运河景观资源、改善运河城市环境、满足人们的活动需要和归纳总结运河公园的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对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情况进行资料查阅总结和现状调查,分析大运河的功能和价值;对运河、运河景观、运河公园等概念进行归纳概述;对大运河的发展历史与景观现状,以及山东段运河景观资源的现状情况进行分析总结;通过对国内外运河公园规划方法与景观设计的研究,总结了国内外运河治理的主要问题及运河公园景观设计的特色和方法;总结了论文研究主要有资料收集分析、实地调查分析总结和运河公园实践规划设计叁方面的内容;研究中运用了文献研究、比较借鉴、实地调查、实践研究四种方法;对研究的技术路线进行列表说明。调研走访国内建设比较成功的几个运河公园,从规划布局、分区设计、景点特色、植物配置等方面对公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归纳各个公园规划设计的优缺点;另外选取两个有特色的运河公园案例对各自的景观设计特色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总结运河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运河公园的景观构成要素、规划设计特色及方法。在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完成聊城运河公园的规划设计方案。聊城运河公园的定是以运河为主题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主题公园。根据运河现状的形态与自然环境特征,以“一线、两岸、四区”为总体规划布局,提出“一河两岸、四时之态、古境今景、八大主题游览空间”的主要设计构思。根据功能划分出娱乐休闲区、遗址景观区、运河风情区和生态隔离区四大区域,每个区域根据主题的不同规划设计道路交通、主要景点、植物景观及建筑小品等。对应运河的主题及聊城地域特色,设计了八景广场、汇文塔广场、特色观景广场、滨水码头广场、运河商业游览街、文化广场、梧桐书院等特色景点。道路设计的主要特色是将陆地游览线和水上游览线有机结合起来,根据空间划分和功能的不同,设计多种类型的道路形式;在植物规划上根据每个区的景观特色,采用复合层次的植物设计手法,营造一个植物景观丰富、层次分明的公园形象;在水岸设计上,根据运河水体现状及景观特征,设计了垂直水岸、抛石水岸、草坡水岸、湿地水岸四种水岸形式;竖向上主要通过阶梯、缓坡和挡土墙的方式处理地形高差,局部采用微地形的设计手法,丰富空间的种类和景观层次。方案设计特色是将运河元素和运河文化融入到建筑、小品、植物景观、铺装、标识的设计之中,并结合聊城的地域特色,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主题空间和景点。

参考文献:

[1]. 论明代山东运河城镇的发展与功能变迁[D]. 韩晓.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山东运河传统建筑综合研究[D]. 赵鹏飞. 天津大学. 2013

[3]. 明清以来临清城市兴衰研究[D]. 叶培兴.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4].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生活方式研究[D]. 董叙彤. 聊城大学. 2018

[5]. 多元文化生态廊道影响下京杭大运河天津段聚落形态研究[D]. 牛会聪. 天津大学. 2011

[6]. 2008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J]. 杉牧.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9

[7]. 明清山东大、小清河水路运输考论(1368-1911)[D]. 尹强. 暨南大学. 2013

[8]. 中国武术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研究[D]. 王柏利. 苏州大学. 2017

[9]. 聊城运河公园规划设计研究[D]. 王娟. 山东建筑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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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山东运河城镇的发展与功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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