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普[1]2004年在《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演进》文中研究说明中古文论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与成熟，被称为“自觉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古文论的自觉有多方面原因，但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主要探讨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与中古文论自觉演进的关系，揭示中古文论“自觉”的内在原因。 第一章，具体阐述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与中古文论的文化走向。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两大主要派别，它们发源于夏商周文化，尤其是发达的周文化，它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继承周文化，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思想主张，但同时，它们的理念又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对立与互补的关系，使它们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并存与融合的形态，尤其在中古时期，这种形态更加明显。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对中古文论的文化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得中古文论在理论渊源上表现出儒道思想并存与融合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古文论的文化走向亦是儒道思想的并存与融合。这种并存与融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所不同。两汉时期儒道融合的基本形态是儒道并存，以儒为主，因而，文论走向则表现为以儒为本，以道为末的倾向：魏晋时期玄学为主要社会思潮，儒道融合则表现为外儒内道，以道为主，那么，文论的走向则是道本儒末；南北朝时期由于佛学的发展，儒道融合变成儒道释合一，影响到文论上则是儒道释兼用。 第二章，具体探讨了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与中古文论自觉意识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古文论自觉源于文论家自觉意识的生成，文论家自觉意识生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古文论家对儒道思想，包括佛家思想的兼收并蓄则是主要原因。中古时期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促进了人的个体独立意识的醒悟，个体独立意识的醒悟促进了文论自觉意识的生成。文论自觉意识的生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情形也是不同的。两汉时期由于学者士人的个体独立意识处于醒悟状态，文论家的自觉意识则处于开始形成阶段:魏晋时期学者士人个体独立意识确立，促进文论家主体自觉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生成，标志着自觉意识的深化;南北朝时期由于儒道释的合一，学者士人的个体独立意识趋向成熟，并促进文论自觉意识的成熟。 第叁章，具体探讨了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与中古文论对象系统确立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古文论的基本对象是“文心”与“文品”，儒家和道家“以人为本”、“以心为主”的宇宙观和“人物品鉴”、“才性批评”的方法论对于中古文论研究对象的确立有着十分具体而直接的作用和影响。“文心”论即从文学创作心理的角度探讨文学规律，这方面的代表着作有陆机的《文赋》和刘舰的《文心雕龙》，他们都从儒道关于“以人为本”、“以心为主”的理念中吸取营养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文品”论则从对作家和作品品评鉴赏的角度探讨文学规律，其代表着作有曹王的《典论·论文》和钟嵘的《诗品》，他们亦从儒道两家关于“人物品鉴”、“才‘性批评”方面的理念中获得方法而构成自己的理论格局。 第四章，具体探讨了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与中古文论理论范畴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古文论的理论范畴与儒家和道家的相关哲学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原道”与儒道两家关于“道”的理念、“文气”与儒道两家关于“气”的论述、“虚静”与儒道两家的“虚静论”、“通变”与儒道两家的“通变”思想、“言意”与儒道两家有关言意关系的论述、“意象”与儒道两家关于“意—象”关系的思想等。这种密切的联系直接促进了中古文论某些理论范畴的形成，而其他理论范畴的形成也能见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张甲子[2]2013年在《中古文学观念的演生》文中认为第一章，将“清浊”观念与士人的审美趣味、诗歌的情感基调、艺术风貌等相联系，说明“清”超越“浊”，或者说是先放弃了“浊”的观念，再推崇“清”的观念，获得了艺术的至高格调。在这其中，无论是儒家的“清丽”说，道家的“清虚”说，还是佛教的“清空“说，莫不如此。加之曹丕提出的“气之清浊有体”、陆机的“沿浊得清”、陆云的“清省”等，还包括在钟嵘的《诗品》中，有目标一致的对“清”的明确倡导，从选辞、描景、含情与造境等方面，强化了诗歌对“清”美认同的趋势。第二章，关于“隐秀”。一方面，“隐”的意义来自于对经之隐的发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列出十数种不同角度的命题，并逐一加以阐释，说明“隐”这种微妙的艺术表达原则。另一方面，对“秀”的观念的推崇，成为南朝诗歌审美风尚的转折点，也就是在对“秀句”、“秀象”、“秀境”的主观追求中，形成了迥异于汉魏古诗的新诗风。南朝诗正是经过“隐秀”观念的打磨，才能更为圆融的去处理诗歌情理内敛与境象外露的关系，并在初唐近百年的继续努力下，到二张时渐成兴象玲珑、句意深婉的唐音，亦步亦趋的定型为诗歌的审美共识。第叁章，两晋代际的文风在“自然”观念的浸润下，出现了明显转变。汉人所论的“自然”多属于天人感应学说，魏晋玄学则将其转变为“自然之理”，认为“自然”便是宇宙万物本身之理，人可以与“自然”同构，文学艺术也若如此。有这样的观念导引，在东晋后，玄言诗与山水诗便渐次而起。尤其是将山水视为自然现实的最佳代表，“形似”观念遂成为山水诗、画的固定表达范式。与此同时在唐宋文论中，“自然”也被视为创作精神，既为文之道，也是文之理，体现于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霍贵高[3]2010年在《东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东晋皇室暗弱、门阀士族相继执政的局面使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部分甚至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舞台。东晋还是一个战乱不断、灾疫频发的时代,促使人们加深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认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文人们既要全身远害,又要寻求精神的出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积极方面,他们或通过理性的思考寻求解决苦闷情怀的哲学依据,如谈玄、写玄言诗等;或通过宗教信仰来安抚不安的灵魂,如慧远的建斋立誓、期生西方;或通过艺术(音乐、书法、绘画)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消极方面,通过药、酒、女人、衣服、器具等物质享受来及时行乐。渡江之初,文坛寥落,尚有干宝、郭璞等人抒发不能建功立业的苦闷心情。东晋前期,有一批文人聚集在桓温幕下,却没有立功沙场的豪迈情怀;东晋中期,孙绰、许询等隐居在会稽山阴,渔弋山水,谈咏属文,无处世意。东晋后期,雷次宗、刘程之等人走上庐山,依附在慧远周围,建斋立誓,吟咏山水。谢氏子弟则在建康围拢在谢混周围,诗文赏会,为“乌衣之游”。他们已经失去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剩下的只有淡漠的情怀,大部分文人作着风格平淡的诗文。虽然主流风格如此,然而,在不同的时期,诗歌的风格还是在不断的变化、转型。东晋初期,干宝、郭璞之诗尚有建安余绪,而到了东晋中期,“(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叁世之辞,而风骚之体尽矣”,“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之”(《续晋阳秋》),又回到了抒情言志的“风骚”传统。东晋末年,陶渊明出,儒道两方面的学术修养,促成了他“淡雅”的诗风。作为一代之文学,东晋文学不同的体裁也呈现出不同的意趣和风貌,也是复杂而有意味的。郭璞的游仙诗包含了多重情感意蕴,大致说来有以下四点:反映现实苦难;吟咏坎壈之怀；叙写退隐之趣；抒发羡仙之情?杀Α安⒎怯幸馕∷怠保摹端焉窦恰?意在“成其微说”,对后世小说影响深远。东晋玄言诗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精神境界:一是兰亭境界;二是庐山境界;叁是柴桑境界。所谓“兰亭境界”,是指永和九年兰亭之会所作玄言诗体现的精神境界。那是一种精神苦闷暂得舒缓的逍遥,诗歌体现的是萧散野逸之趣。所谓“庐山境界”,是指慧远及其追随者所作玄言诗体现的精神境界。那是一种虔诚信仰下精神的升华与超越,诗歌体现的是淡泊高雅之趣。所谓“柴桑境界”,专指陶渊明玄言诗所体现的精神境界。那是一种儒学人格与道家人格融汇统一的精神境界,诗歌体现的既有高洁的操守,又有任真自得之趣。东晋辞赋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价值,是继往开来重要的一环。其主要特征是:表现对象的拓展;内容与风格的转型和表现手法的微妙传神。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寄至情于淡泊,释苦闷于理趣,静穆幽远的背后,是不变的高节与坚贞的信念,是难以释怀的苦闷与愁绪。在文学思想方面,东晋无甚建树,而且与它的玄言文学不能构成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葛洪今存诗文作品不多,其《抱朴子》反映了他“合于兴化”、“今胜于古”的文学观念。李充是文学家、文论家,其《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的重要发展,对后世文体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他的主要文学思想是“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陶渊明没有文论传世,从他的诗文中透露出一些文学思想。他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有叁种:“自娱”、“言志”、“导达意气”。总的来看,东晋文学思想还是儒家的抒情、言志、教化思想。东晋的时代文学精神是孱弱的,当时根植于人们心灵深处的是体现在玄学中的理性精神,还有因服膺儒学而产生的教化精神。
闫月珍[4]2002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进程》文中指出本文着重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作一全景式的描述。时间段的截取并不意味着隔断历史，而意在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和方法取向，阐明其对以往研究的发展与出新之处。以期通过对学术史的追寻，触摸该学科发展的踪迹。 论文分叁大部分七个专题对题目进行了细绎。第一个专题的历史时期虽然定于20世纪初，却因“文学批评史”观念的引进实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导线，初定了此后该学科研究的基调，所以专列一章。该章附录就“文学的自觉”问题进行了追溯，以进一步探讨纯文学观念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影响。第二个专题到第五个专题分别就文献整理与史的编写、范畴研究、文化学研究、比较研究四个问题进行了清理和评议，在弥纶群言的基础上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辨别、分析和评价。第六个专题和第七个专题分别就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现代转换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因为方法和转换问题不仅联系着过去，更昭示着未来；以之为结尾，意在通过开放性的结尾将问题引向纵深。
雷炳锋[5]2012年在《北朝文学思想史》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北朝文学思想为考察对象，勾勒此一时段内文学思想的大致轮廓，描述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探讨其与同时期南朝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揭示这一阶段文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北朝文学思想从重视文学的政教、美刺作用开始，发展到重视文学的艺术特质、探讨文学的声律等形式问题，最后以重新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归于失败、南北文风开始融合而结束。北朝文学思想是从中古文学思想发展到唐代文学思想的过渡阶段，也是文学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中间环节。第一章通过对十六国文学创作的总体考察，发现无论在诏令、章奏表启、书信等散文，还是在诗赋等韵文的创作中，都表现出了紧贴时政的创作倾向。风格质朴，讲求实用，体现出了质朴和实用相结合的文学思想倾向。十六国文学思想直承两汉，重新强调了文学的政教、美刺功能，本质上是一种“言志”的文学观。第二章和第叁章分别探讨了北魏前期及孝文帝时期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认为北魏前期文学思想是十六国文学思想的延续，即进一步强化文学与政教的关系，形成了追求政教之用和典正质朴的文学创作倾向。北魏前期文学思想为孝文帝及太和文坛所继承；不过，孝文帝在与群臣唱和赋诗的过程之中，又将诗歌创作视为文人高雅生活情趣的体现，从而表现出了以文学自娱的思想倾向。第四章对北魏后期多元发展的文学思想格局进行了考察。认为当时文学思想领域里有叁种潮流并存：一为“吟咏情性”的文学思想，重视诗赋创作抒发真情实感、坦露真实情怀的功能，这其实是重抒情、重艺术形式的南朝文学思想对北朝文学的影响，对重视政教之用的文学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二是反映现实的文学思想，这是对“缘事而发”等传统文学思想的继承；叁是追求慷慨质朴之美的文学思想，以北朝乐府诗歌为代表的诗赋作品，语言质朴，多慷慨劲健之气，这是北方文风和北方文学思想的代表，至此已初步形成。第五章以东魏、北齐文学思想为考察对象，认为东魏、北齐文学思想是在北魏后期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追求慷慨质朴之美的文学思想正式形成；其次，南方审美衍及东魏、北齐文坛，作家们在对声律、对偶、用典、辞藻等形式的讲求之中，形成了追求“声色”的文学创作倾向。颜之推在文学思想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颜氏家训》在文学致用论、文学创作论、作家论等几个当面都提出了关于文学的见解。第六章以西魏、北周文学思想为考察对象。此期文学思想由叁部分组成：一是宇文泰、苏绰等的文体改革。提倡质朴，要求模仿《尚书》和《大诰》为文，对浮艳文风予以严厉打击，这种做法违背了文学和文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庾信的文学思想。庾信入北之后，更多的接受了北方文风的影响，在创作和文风方面发生了改变，将南北文风很好的结合了起来；叁是北周作家推崇并仿效庾信早期的文风，即形式精美、辞藻华艳、风格绮靡的“徐庾体”，形成追求华艳绮靡之风的文学思想。第七章考察了隋代文学思想的基本情况。隋文帝延续了宇文泰、苏绰的文体改革主张，提倡实录，打击华艳文风，在目的、方式、实质、结果等方面都与宇文泰的改革如出一辙，其实也是一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极端表现。隋炀帝即位之后，放弃了关中本位的政策，在文学创作方面南北兼容，表现了其文学思想中南北并重的特点。在炀帝的影响和带动之下，隋代作家的创作大多都是兼容南北，形成了南北文风初步融合的文学思想倾向，成为唐代文学思想的先驱。
王欣[6]2011年在《中古文学场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中古时期是各文化门类不断分化、发展、繁荣的时期,在权力、社会、文化与文学的互相作用中,文学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本文借鉴布尔迪的场域理论,将中古文学发展过程视为一个文学场初步形成、自主运作、颠覆调整的过程,重在考察文学发展的动力因素。引入场域概念就是要着力考察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力的因素,而帝王文学活动则是显示文学与权力关系的最好窗口。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古帝王文学活动为主线,揭示了中古文学场域发展变迁与文学权力消长的关系。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阐述和介绍本文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结语部分总括全文,并简要介绍中古文学场域发展变化的后续效应;附录部分附简要的《中古帝王文学活动系年》和《中古帝王文学交往一览表》,以便于感性、全面地把握中古帝王文学活动的总貌。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中古文学研究的场域视角》。中古时期相对自主的文学场的形成是整个历史时期文化场域矛盾运动的产物。正是文化场域各种力的复杂运动,使得文学所蕴含的文化权力显着增长,也就激发文学获得了跳跃式的大发展。本章阐述了场域理论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契合之处,分析了文学的社会性需求与中古文学场域的形态,研究了中古文学场的叁种行动者——士族、庶族、皇族——在文学场中的权力格局。任何权力的存在都离不开合法性的证明,“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学合法性明显分为两层,这是中古文学权力存在的本质特征,对中古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汉末魏晋:文学场的初步形成》。汉末魏晋文学场域的形成是汉末以来政治与文化场域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本章通过对东汉后期文化场域中的内在紧张关系、鸿都门学的文化意蕴、曹魏时期文学场域的初步形成、魏晋禅代与文学场域的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深度阐释这一历史时期帝王文学活动在文学场域初步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机理。第叁章《宋齐梁陈:文学场走向自主运作》。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表征功能不断增强,文学场已经能够自主运作,于是帝王对文学也就越来越看重。从刘宋开国皇帝“颇慕风流”,到后来宋齐的帝王努力跻身文学场,再到萧梁时帝王已有掌控文学场的意味了。南朝帝王的文学活动促进了文学场走向自主运作。陈代帝王的文学活动则昭示着彼时自主运作的文学场尚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北朝至隋:文学场的重构、颠覆与调整》。五胡乱华后,北方文学式微,文学场不复存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对文学的重视开启了北朝文学场的重构过程。汉化与重文政策导致了鲜卑民族的分裂,统治阶层对文学的不同态度掣肘着北方文学场走向运作。宇文泰、苏绰之“关中文化本位”政策重视文学的政治伦理功能,以复古的姿态颠覆江左与山东两大政权之文化优势。周隋两代的统治者彷徨于文学的两层合法性之间,对文学场进行着调整,直至唐代方才完成调整过程。唐代,政治场域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场自主运作产生的自我要求逐渐吻合,文学权力空前强大。
白金[7]2012年在《北宋目录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目录学成就非凡，在编目实践、学科理论建设、图书分类方式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选择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北宋目录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有准确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北宋目录学的特点、理论发展及其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供基本的文献参考；也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到北宋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北宋处于唐宋变革期的重要节点上，北宋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北宋目录学体现出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对目录学在北宋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进行深入考察，即是对中国近古目录学源头的研究。这对了解中国宋代以后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宋代以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参考。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北宋目录学进行研究，全面考察北宋目录的发展背景，编纂成就、理论建树和学术特点。第一章，宋前目录学的发展状况。本章以时代为纲，简述了目录学自汉代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目录学在宋前的发展历经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汉魏时期从刘歆创制《七略》开始的六分法阶段；一个是在隋唐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四部分类法阶段。在这两个稳定期中间，是延续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分类法转化时期。宋代目录学的发展，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外部推力，也有文献学、目录学自身学术进化的内在因素。理清从汉到唐的目录学演进过程，把握其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北宋目录学，更有助于我们研究目录学在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变革路径。第二章，北宋目录学发展的背景。本章从北宋政治文化特点、北宋官方与民间的图书出版与藏书、北宋馆阁与图书校勘、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北宋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阐述。北宋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促使整个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而与之相关的图书出版、收藏、整理事业也发展迅速。叁馆秘阁是政府图书校勘与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机构，它校勘、整理、纂修了大量重要的书籍，带动了北宋官私藏书、校勘与编目活动的大发展，为北宋目录学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第叁章，北宋的目录编纂工作。有宋一代编纂的书目数量相当可观。作为目录学的基本文献与研究内容，目录着作体现了目录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本章将宋人编纂的目录分为官藏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五种类型，对各个类型的存世目录与可考目录皆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其编纂经过、分类方法、分类思想与时代学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通过本章研究力图较为全面、系统的反映出北宋目录编纂工作的整体面貌。第四章，《崇文总目》研究。《崇文总目》是北宋编纂的一部重要国家藏书目录。它着录的书籍基本反映了宋代仁宗朝时期国家藏书情况，是对北宋建国以来图书整理与收藏工作的系统总结与记录，也是自《开元四部录》以后由官方所编纂的着录最完备，体例最完善、解题也较为详尽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代表了北宋官藏目录的最高水平。《崇文总目》在图书分类法、着录体例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革新趋势，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对《崇文总目》的编纂过程、分类思想、着录体例、版本流传等情况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五章，《新唐书·艺文志》研究。《新唐志》是北宋史志目录中保存至今最完备的一种。该目录与唐人所编纂的《开元四部录》、《古今书录》等目录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唐代目录学的思想理念。同时，此目编纂于《崇文总目》之后，曾参编《崇文总目》的欧阳修亦是《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者，所以它又具有北宋目录学的某些特征。本章从编纂过程、编纂体例、分类思想等叁个方面对《新唐志》进行研究，特别关注了《新唐志》的分类思想在唐宋目录学发展变革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第六章，综述北宋目录学的成就与学术特点。北宋目录学是在四部分类法已经发展数百年的基础上起步的。在从隋唐到宋代这个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期间，北宋学术思想的整体风貌与此前有了明显的差异。本章在前文对北宋目录编纂研究的基础上，从分类思想变革、体例创新、理论构建等叁个方面阐述了北宋目录学的总体成就。同时，本章对北宋目录学与北宋文化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目录学本体的学术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
耿战超[8]2017年在《西汉校书活动与文学形态》文中认为西汉处于文献经典化的关键时期,秦火之后经籍多需要重新写定,汉代对于旧有典籍进行整理编写,既在文字、文本形态层面对于典籍进行改定、整合,也在经典意义层面进行重新阐释,灌注以符合时代需要的解读。本文选取西汉校书活动为切入点,重点关注西汉文献工作中的制度性安排,并由此探讨在国家制度建构与思想整合的时代背景下,西汉学术体系以及文学形态两者的形成路径与显着特征。第一章就西汉文献工作史实着笔,讨论西汉收书、藏书情形,以及处所、职官等问题。自汉兴以来,文献蒐集工作不绝如缕,并在继承先秦文献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汉代成熟的收藏管理制度。特别是在藏书处所及典守职官等方面,西汉藏书有着内、外两分的鲜明倾向。尤为使人注意的是,内书地位逐渐上升,其职掌情况也随着汉代制度变化而变化,大体上是依附于汉代内朝权力构建而变动,文献工作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第二章在史实讨论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西汉所收书籍为何种、书籍如何分类、各类文献地位孰轻孰重等问题,并就此论及西汉不同阶段重视不同性质的文献,深层次原因在于学术风气的转移。藏书的“内、外”两分格局,也恰可用来分析汉代中央官学的基本格局,以及由此导致了对于文献的分类处理。“六艺”类典籍作为先王成法,成为各类思潮争竞时的话语资源,在汉代确立了“经典”的至上地位。随着汉代学术主流形态几番更易,“内学”的名头也进行了几番更迭,文中以谶纬“内学”为典型,分析了特定知识观念、文献典籍在此学术框架中的变动。最终刘氏父子通过校书建构了西汉文献谱系,重构了先秦的知识系统,确立了各类文献的地位,而其最终目的还是追求建立汉王朝“以内统外”“内外相应”的新王官学。第叁章论在周制雅文化规范失序的背景下,随着秦汉国家制度建构的不断完善,汉字书写系统的趋稳态势与经典的文本化是如何相向而行的。正音、正字工作是大一统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文字”在短暂的秦朝或可视为政策问题,但在汉朝就已经成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文化问题。随着隶书规范化的不断提升,其最终与篆书同成为汉代的通行文字;正是在以校书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工作中,逐渐建构起了一套稳定的汉字书写系统,而稳定的文字书写系统也为经典文本的定型提供了保证。当然,此期经典的传授仍处于口说与文本并行的阶段,师法、家法、今古文字等因素,都对经典文本化在汉代的生成过程产生着一定影响。第四章论汉代以六艺经典整理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工作,对于汉代文学形态发展的影响。重点关注在知识传播形态由口传到文本的转变过程中,文学创作如何在体式、生产形态、“宗经”观念等多层面开进,最终形成西汉文学宗经尊体的强烈意识。经典文本是汉代文献体系中的最重要者,是王朝推行“正字”进行文化建设的标准本,是文本书写的典范,故而汉代创作以经书文本为宗,为摹拟对象,为文体生成之渊薮,也就是自然之理。同时,汉代文献整理工作中篇章命题、作者命名等经验,校书人员书写、创作才能之培养锻炼,也都是汉代文学发展的莫大助力。论文重点考察了西汉文献工作中的“内、外”两分格局,分析了其内在的制度与权力结构因素,并将之扩展到对西汉文献分类、知识观念整合、学术体系建构等层面的观照,指出西汉新王官学体系是以“以内统外”“内外相应”为旨归的。同时,对于汉代文学形态展开以及相关观念的考察,将之放到知识传播形态变化、典制仪式消解与重构的文化背景中,并将其与西汉校书工作相结合,可知汉代文学形态的内涵完全是在汉兴以来文献及学术工作的进展中充实起来的。
咸晓婷[9]2011年在《中唐儒学变革与古文运动嬗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唐古文运动是一场集师道运动、儒学变革和文体革新叁位一体的文化运动。韩愈最早使用“古文”一词,古文运动也以韩愈、柳宗元的成就为最高,而追源溯流,却并不以中唐为限。古文运动的主体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权德舆、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他们同时也是中唐儒学变革的主体,又是中唐师道运动的主体。本文在文学史、思想史的交叉视角下,探讨中唐古文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嬗递情况,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早期古文运动的发生与演变。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大举崇古兴礼,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人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倡导文章复古,欲以自身的创作发扬叁代两汉之王道,这是古文运动发生的最初背景。安史之乱以后,古文运动的内在理路发生嬗递,其变化的重要标志是文道关系的提出。而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由于安史之乱的时代巨变下儒学自礼乐而道德的转向。第二,中唐儒道内涵的演进。儒学自礼乐转向道德之后,贞元元和年间,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向心性论方向拓展。权德舆以佛教思想附会儒典,李翱进一步建立了儒学心性论。而韩愈以仁义为核心,树立了自己系统的道统体系,他的性叁品论虽不能与佛教心性论相抗衡,但却代表着中唐时期儒学另一路向的选择,在汉学至宋学的发展史上,同样具有开拓之功。第叁,韩愈文化群的形成及其要素特征。韩愈继承古文先驱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重建师承传统的努力,指引后进,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士子如李翱、皇甫湜等,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思想倾向的文化群体。在政治上,他们排佛老、反藩镇、倡民本。在文学上,韩愈将儒学道德落实于人格修养,真正实现了文道合一和文体的创革,这是他古文创作成功的关键所在。第四,刘、柳、元、白与古文运动。元和、长庆年间,致力于古文运动的并不限于韩愈一派,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也是古文运动重要代表人物。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寓言,元、白的制诰改革在文体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五,古文运动与骈文发展关系。中唐古文家并没有单纯地反对骈文,而是反对不顾文章内容一味地追求文章的形式,古文家对文体本身的态度实际上是不拘骈散的。不过,古文家提倡文以明道、转变文章功能的努力以及不拘骈散的创作态度,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唐以后骈、散体创作的格局。第六,中唐古文家的史学实践与史学思想。萧颖士、柳冕、韩愈、李翱等中唐古文家大多都曾参任史职,他们以史学经世致用,重道德褒贬,体现出难能可的实录精神,这与他们提倡古文、变革儒学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
苏永延[10]2005年在《复旦大学文学史传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史是学术史的一种。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热潮,是学术界对近百年来学术研究的理性反思,以进一步指导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路向。本文就是以复旦文学史为研究切入点,力图为文学史学的理论建设作一点应有的贡献。 本文所论述的是复旦大学教师所着的文学史。近百年来,复旦大学文学史名家辈出,他们的着作在全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复旦的文学史写作是与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的。早期的复旦文学史写作,带着新、旧文学史观混杂的痕迹,如顾实、刘大白、张世禄等的着作就是如此,这种新旧思想交汇的文学史着作,或体现在文学史观上,或体现在语言上。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史家,如赵景深、陈子展、卢冀野、吴文祺、刘大杰等,在接受了西方的文艺思想后,以进化史观或初步的唯物史观思想指导文学史写作,为构建具有现代意义形态的文学史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探索,尤以刘大杰的文学史为杰出代表,它是文学史写作的一座高峰。解放后,社会制度的变更,人们生活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欲迅速改变现状的急功近利的左倾思想弥漫一时,复旦诞生了以意识形态思想为指导的文学史,这是特定时代、特定思潮指导下的一种特殊写作。80年代以来,复旦的文学史家们发扬稳重扎实而又锐意创新的文学史写作传统,清除了庸俗文学社会学的观念,以辩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重新审视文学史,奉献出一批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文学史着作。 文学史写作的首要问题是确立文学史观。文学史观是一部文学史着作的核心和灵魂。在文学史观方面,要处理好历史性与主体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和发挥撰史者的主观能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本文不仅考察文学史写作及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还进一步考察文学史观的中外文化渊源,在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格局中把握文学史理论的演变历程,这样更有利于把握文学史观的流变历程,具有宏观的理论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演进[D]. 张恩普.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 中古文学观念的演生[D]. 张甲子.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3]. 东晋文学研究[D]. 霍贵高. 河北大学. 2010
[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进程[D]. 闫月珍. 暨南大学. 2002
[5]. 北朝文学思想史[D]. 雷炳锋. 南开大学. 2012
[6]. 中古文学场域研究[D]. 王欣. 苏州大学. 2011
[7]. 北宋目录学研究[D]. 白金. 河南大学. 2012
[8]. 西汉校书活动与文学形态[D]. 耿战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9]. 中唐儒学变革与古文运动嬗递研究[D]. 咸晓婷. 浙江大学. 2011
[10]. 复旦大学文学史传统研究[D]. 苏永延.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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