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抗癌机理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抗癌肽,HPRP-A1,kla,联合用药
抗癌机理论文文献综述
郝文静[1]（2019）在《膜活性肽HPRP-A1与凋亡诱导肽kla的联合用药及抗癌作用机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癌症的高病发、高死亡、低生存趋势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了21世纪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其中,肺癌和乳腺癌的发病率分别居我国男性和女性的癌症发病首位(国家癌症中心)。目前,临床治疗癌症的主要方法手段有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和手术治疗,这些传统治疗方式普遍存在用药靶向选择性低、毒副作用大、术后容易愈后复发等缺陷,使其抗癌疗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近年来,抗癌肽因其具有广谱的生物活性和独特的作用机制备受关注,很多抗癌肽具有良好的肿瘤靶向性和穿透性,不易产生耐药性,部分抗癌肽还可激活机体免疫,因此有望成为抗癌新药的重要候选分子。在前期工作中,我们研究了两种具有不同理化特征和活性作用机制的抗癌肽,阳离子膜活性肽HPRP-A1与凋亡诱导肽kla。HPRP-A1呈α螺旋结构,具有良好的癌细胞膜渗透性与靶向性,高浓度可通过破膜导致癌细胞坏死。kla呈折迭结构,由全D型氨基酸组成,通过诱导线粒体凋亡的途径引发细胞凋亡,但其细胞的摄取率不高,很难进入细胞发挥活性作用。本课题以阳离子膜活性多肽HPRP-A1和凋亡诱导肽kla为研究对象,以肺癌细胞系A549和乳腺癌细胞系MCF-7为研究模型,对是否可以通过联合用药发挥两种多肽的互补协作效应,进一步提高抗癌肽的抗癌活性并降低其用药毒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FMOC固相合成法合成多肽HPRP-A1与kla,并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制备获得纯肽;其次,利用MTT实验和流式细胞术检测HPRP-A1与kla联合用药对肺癌细胞A549与乳腺癌细胞MCF-7细胞活性与增殖的影响。结果发现低剂量的HPRP-A1可以大大提高kla的抗癌活性,相对于A549,联合用药组对MCF-7的活性与增殖影响更为明显;再次,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多肽的细胞摄取与共定位,结果表明联合用药组可以明显提高细胞对多肽kla的摄取率,共定位显示多肽kla进入细胞后结合到线粒体上发挥活性作用;进一步,利用荧光显微镜与线粒体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联合用药对细胞线粒体影响,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引起了线粒体膜电位的明显变化,Western Blot实验证实kla通过引起线粒体膜电位的变化,导致线粒体膜破坏及线粒体内细胞色素C释放到胞质中;最后,构建小鼠体内乳腺癌模型,按天注射抗癌肽,观察癌症体积变化,并对用药后的组织器官进行免疫组化分析,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有效抑制癌症的生长,并对正常组织没有毒性损伤。(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9-06-01）
张冰[2]（2019）在《ATR抑制剂VE821与土木香内酯在SW480结肠癌细胞中的协同抗癌作用及机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是细胞正常代谢过程的产物。如产生过多可对核酸、蛋白质和脂类等生物大分子造成氧化损伤,从而影响细胞的功能甚至存活。对于快速增殖的癌细胞,高速的增殖和活跃的代谢导致其细胞内ROS水平高于正常细胞。虽然生化和信号通路的改变及抗氧化系统的加强使癌细胞能耐受其高ROS含量,但临床实践及实验研究都证明癌细胞大都处于对进一步氧化打击高度敏感的状态。因此进一步升高癌细胞的ROS或削弱其抗氧化的能力被认为是有效的抗癌方式。研究表明,土木香内酯(Alantolactone,ATL)具有在癌细胞内迅速而显着地进一步升高ROS、导致DNA氧化损伤进而触发癌细胞凋亡的活性,但其单药使用时所需药物浓度较高,因此寻找联合用药方案对于ATL的开发具有积极意义。ATR是DNA损伤应答(DNA damage response,DDR)的关键蛋白激酶之一,主要由DNA复制压力或修复DNA双链断裂时引起的单链DNA(ssDNA)激活。激活的ATR通过Chk1激活细胞周期检验点,导致细胞周期减速以缓解复制压力、同时促进修复;如DNA损伤过于严重或不能修复,则触发细胞凋亡,使问题细胞得以清除。但在癌细胞中,由于p53、RB等突变失活或抗凋亡通路的阻滞等原因,ATR通常不能启动凋亡而主要起保护作用。因此,抑制ATR被证明是治疗癌症的有效手段。但是,单独抑制ATR通常不足以将癌细胞杀死,因此已进入临床试验的ATR抑制剂都与常规化疗药如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等联合使用。鉴于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及抗药性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筛选能与ATR抑制剂起更好协同作用的更理想的药物。为此,我们探讨了ATL与ATR抑制剂VE821在SW480结肠癌细胞中的协同作用效果及相关机理。首先,MTT实验确定ATL在SW480结肠癌细胞中作用48小时的半数有效剂量(IC50)为15.20?M,因此我们选择远低于IC50细胞毒性较低的10?M ATL进行实验。MTT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10?M ATL处理SW480细胞12至48小时后,细胞的存活和凋亡细胞的比例均没有明显变化,即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性;但S期和G_2/M期细胞比例有所上升,提示一定程度的S和G_2/M期周期阻滞。免疫荧光染色发现10?M ATL处理3小时后,SW480细胞内ROS含量显着升高;6小时后,γH2A.X阳性细胞数和Chk1的磷酸化(Chk1-pT14)明显上升,证明存在DNA损伤和ATR激活。以上结果表明亚致死剂量的ATL(10?M)虽然对细胞存活没有明显影响,但其诱发的ROS导致了明显的DNA损伤,继而激活ATR和S和G_2/M期细胞周期检验点。另一方面,由于ATR抑制剂单独使用时对癌细胞没有明显细胞毒性,我们根据文献报道选用25?M、12.5?M、6.25?M和3.125?M的VE821来检测其对SW480结肠癌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VE821单独使用时未引起明显的细胞凋亡或ROS水平和γH2A.X信号的变化,但Chk1-pT14信号明显减弱,显示ATR被抑制但对进行正常DNA复制和增殖的癌细胞影响不大。接下来,当以上几种浓度的VE821与10?M ATL一起使用时,SW480细胞的存活均受到显着抑制,CompuSyn软件计算得出的联合指数(CI)表明这两种药物间存在协同抗癌作用。由于12.5?M VE821与10?M ATL联合的CI值最低,因此这对组合被用于后续实验。MTT结果表明,12.5?M VE821与10?M ATL联合对SW620结肠癌、HT1080纤维肉瘤、HepG2肝癌、SiHa宫颈鳞癌、A549肺腺癌细胞均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而BEAS2B人正常肺上皮细胞所受抑制不明显,证明ATL+VE821可能具有广谱抗癌活性,且对癌细胞的毒性远高于正常细胞。免疫荧光染色和Western blot检测发现联合用药组的γH2A.X阳性细胞数和RPA-pS4/8含量显着高于单独用药组,显示ATR被抑制后,S期检验点不能被DNA损伤激活,因此ATL诱发的DNA氧化损伤的修复不能正常进行且与继续进行的DNA复制产生冲突,从而形成显着升高的γH2A.X和RPA-pS4/8信号。碱性彗星实验(Comet assay)发现联合用药组的细胞中DNA断裂的数量(单链和双链断裂之和)显着高于两个单药组,证明在没有ATR的保护下,DNA损伤与DNA复制的冲突导致了复制叉坍塌和大量DNA断裂。流式细胞术检测证实S期阻滞消失,而G_2/M期阻滞加重且出现细胞凋亡,提示DNA断裂通过ATM-Chk2-p53通路激活G_2/M期检验点和诱导细胞凋亡。用NAC阻断ROS升高后,ATL+VE821的联合作用效果消失,证明ATL引起的ROS升高是ATL+VE821的协同作用的基础。综上所述,低剂量的ATL作用于癌细胞后,虽不至于导致细胞死亡,但能升高细胞中ROS水平并产生一定的DNA损伤;与VE821联合后,ATR和S期检验点被抑制,DNA氧化损伤转化为DNA链断裂,进而通过ATM-Chk2-p53通路触发G_2/M期阻滞和细胞凋亡。以上研究结果表明ATL与ATR抑制剂联合对癌细胞有良好的合成致死效果(synergistic anticancer effect),为ATL的开发和ATR抑制剂协同作用药物的筛选提供了较重要参考信息。(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9-05-01）
张英朔[3]（2019）在《黄精皂苷的制备、抗癌活性及其机理》一文中研究指出黄精是我国卫生部认定的药食同源资源,在天然药物和功能食品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皂苷是黄精中的主要活性物质,由于结构多样,其抗菌、抗肿瘤的机制也各不相同。对这些机制进行研究,将为黄精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本论文以九华黄精为原料,制备了高纯度的薯蓣皂苷和甲基原薯蓣皂苷,并研究了其抑癌活性及相关分子机制,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果如下:(1)黄精皂苷的分离纯化。使用单因素和响应面优化试验,确定了超声辅助提取黄精皂苷的最佳工艺条件:乙醇浓度78%、料液比1:20 g/mL、超声温度58°C、超声时间75 min,在此条件下的皂苷得率为2.72%;在此基础上,利用硅胶色谱柱、葡聚糖凝胶柱层析技术对提取物中的皂苷进行分离,得到纯度分别为98.05%和95.13%的薯蓣皂苷和甲基原薯蓣皂苷,并使用UPLC-TOF-MS/MS和NMR技术对其结构进行了鉴定。(2)薯蓣皂苷对人肝癌细胞HepG2的抑制及分子机制。细胞活性及周期分析表明,薯蓣皂苷对HepG2细胞的半抑制浓度为8.34μM,可将细胞周期阻滞在G2/M期;当处理浓度为9μM时,早期凋亡细胞比率可达34.0%。薯蓣皂苷通过调节CHK2、p53、p21、CDK1和Cyclin B1等细胞周期相关基因和蛋白的变化,将细胞周期阻滞在G2/M期;通过调节Bak、Bcl-xl、FasL、TNF-R1以及Caspase-3,8,9等基因和蛋白的变化诱导HepG2细胞经线粒体途径和死亡受体途径发生凋亡,此外,PI3K/Akt/mTOR信号通路相关基因、Smac和JNK等也参与了薯蓣皂苷诱导的细胞凋亡;最后,细胞内活性氧水平的积累也可能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因之一。(3)甲基原薯蓣皂苷对人宫颈癌细胞HeLa的抑制及分子机制。细胞活性及周期分析表明,甲基原薯蓣皂苷对Hela细胞的半抑制浓度为18.31μM,并将细胞周期阻滞在G2/M期;当处理浓度为18μM时,细胞凋亡比率高达46.58%。通过检测Bak、Bcl-xl、Fas以及Caspase-3、8、9等基因的mRNA和蛋白水平,以及Caspase-8抑制剂Z-IETD-FMK、Caspase-9抑制剂Z-LEHD-FMK的预处理,证明甲基原薯蓣皂苷可通过线粒体途径和死亡受体途径诱导Hela细胞凋亡,另外,细胞内活性氧水平的升高以及Smac、IAPs、NF-κB和JNK等基因mRNA水平的改变也可能与甲基原薯蓣皂苷诱导的Hela细胞凋亡有关。(本文来源于《合肥工业大学》期刊2019-04-01）
杜青[4]（2019）在《含[P,O]和[N,N]螯合配体的铱和钌抗癌配合物：合成、表征及作用机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Rosenberg发现了顺铂的生物活性,从而在无机药物方面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抗癌药物卡铂和奥沙利铂等也相继被发明并广泛使用,但由于受到严重毒副作用和耐药性的限制,人们开始探索其他基于金属的诊断治疗药物。在这些研究中,有机金属半叁明治结构铱(Ⅲ)和钌(Ⅱ)配合物以及环金属铱(Ⅲ)配合物因其对各种癌细胞具有较好的抗癌活性以及与临床铂类药物不同的作用机理而备受关注。本论文共合成了四个体系的27个配合物,其中16个半叁明治结构铱配合物,7个半叁明治结构钌配合物,4个环金属铱配合物。在本论文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对配体进行修饰,合成了一系列含[P,O]螯合配体的半叁明治结构铱(Ⅲ)和钌(Ⅱ)配合物,对应论文的第二、叁章,其次,我们合成含[P,O]螯合配体的环金属铱(Ⅲ)配合物,对应论文第四章,接下来我们对Cp~x进行修饰,合成了一系列[N,N]五配位的半叁明治结构铱(Ⅲ)和钌(Ⅱ)配合物,对应论文的第五章。用X射线单晶衍射、核磁共振图谱、质谱、元素分析等方法对配合物结构进行表征,对配合物的光谱学性质进行了研究,采用核磁共振氢谱、紫外可见光谱研究了配合物的溶液稳定性,催化NADH氧化脱氢的能力。采用MTT法初步研究了配合物对人宫颈癌细胞HeLa,肺癌细胞A549,肝癌细胞HepG2和两种人正常支气管上皮细胞(BEAS-2B和16HBE)的细胞毒性。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了细胞周期、细胞凋亡、活性氧的产生及线粒体膜电位的变化。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对配合物与细胞间的共定位,细胞对配合物的吸收机制以及配合物对溶酶体损伤进行了微观机制的研究。通过研究这些配合物发现引入[P,O]螯合配体或改变Cp~x均可提高配合物的抗癌活性。意外用一步合成法合成了五配位的半叁明治结构铱(Ⅲ)和钌(Ⅱ)配合物,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与抗癌活性,这些发现为今后抗癌药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策略。(本文来源于《曲阜师范大学》期刊2019-03-01）
江和源[5]（2018）在《茶叶抗癌功效与机理》一文中研究指出茶叶是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健康饮料之一,其提取物及功能成分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饮料、食品、药品、日化用品等。癌症是现代人群所面临的重要病症,通过生活方式调节或预防癌症的发生与发展,成为了众多研究学者和人们关注的重要途径。在动物实验模型中,茶叶及其功能成分能够较好地抑制许多器官部位的肿瘤的形成和发展。茶叶预防癌症的功能作用,与它所含的茶多酚类等物质密切相关,作用机理可能与强抗氧化活性,抑制关键酶的活性和信号传导途径,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感染、血管生成及转移等有关。根据对国内外人群调查分析,许多结果表明饮茶与降低癌症风险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有部分调查结论并不明确。茶叶抗癌功效的良好体现,关键在于坚持科学饮茶、合理摄入茶叶中的健康功能成分。(本文来源于《中国茶叶》期刊2018年12期）
田洪武[6]（2018）在《叁种四价铂抗癌前药活化过程的动力学及机理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具有抗癌活性的Pt(Ⅳ)配合物通常被视为前药,其还原为Pt(Ⅱ)的过程被视为前药的活化过程。我们在很宽的pH范围内,对人体血浆中的主要还原剂之一DL-高半胱氨酸(Hcy)还原顺铂前药cis-[Pt(NH_3)_2Cl_4]和卡铂前药cis,trans-[Pt(cbdca)(NH_3)_2Cl_2]进行了动力学研究。还原过程全部遵循二级反应动力学方程:-d[Pt(Ⅳ)]/dt=k'[Hcy]_(tot)[Pt(Ⅳ)],其中[Hcy]_(tot)代表Hcy总浓度,k'为二级表观速率常数。用光度滴定法研究得出化学反应计量关系为:?[Pt(Ⅳ)]:?[Hcy]_(tot)=1:2.通过高分辨质谱确认homocystine是Hcy的主要氧化产物。我们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反应机理,机理包括Hcy的四种存在形态平行攻击Pt(Ⅳ)前药。并且,在这些平行反应为速率控制步骤中,还原剂上的硫原子进攻Pt(Ⅳ)轴向配位的一个配位氯离子,而导致一个Cl~+转移,从Pt(Ⅳ)上转移到Hcy的硫上。我们导出了反应的速率表达式,进而对两种前药的二级表观速率常数k'与pH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曲线拟合,从而得到速率控制步骤的速率常数。尽管两种Pt(Ⅳ)配合物赤道平面的配体有差异,但两种前药被还原的速率常数非常接近。在重要的的生理pH(pH=7.40)下,分析Hcy还原cis,trans-[Pt(cbdca)(NH_3)_2Cl_2]的反应,我们发现Hcy的第叁种形态(ⅡI)在还原过程中占主导作用,尽管它的存在只占Hcy总量的5.2%;在此条件下,Hcy存在的主要形态(Ⅱ)对整个反应活性的贡献率却非常小。我们成功合成了ormaplatin([Pt(dach)Cl_4]),同时在合成和表征中给予了详细的说明。在25.0 ℃和1.0 M的离子强度和较宽的pH缓冲溶液中,对DL-半胱氨酸和L-高半胱氨酸(Cys)还原奥玛铂的过程进行了动力学研究及机理分析。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反应机理,机理包括四种质子化的Cys/Hcy并行攻击Pt(Ⅳ)前药。从pH从4至7.4,Cys的形态ⅡI在总反应中占绝对的优势,突出表明形态ⅡI在生理pH条件下对ormpaplatin的还原起关键作用,尽管在这个pH值范围内形态ⅡI的百分比非常小,这是由于Cys的k_3/k_2=2.7×10~5这种巨大比例所决定的。(本文来源于《河北大学》期刊2018-06-01）
张愈甜[7]（2018）在《桑黄与牛樟芝菌丝体抗癌活性成分的筛选与作用机理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桑黄和牛樟芝作为极珍贵的药用真菌,其杰出的生理功效备受世人关注。目前主要是针对桑黄和牛樟芝的子实体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是这些真菌在野外生长缓慢,数量稀少,不利于大规模的研究和应用。本文利用实验室固态发酵或液态发酵培养的桑黄和牛樟芝菌丝体,提取其中的多糖和叁萜类物质,对其体外抗肿瘤活性、药物作用时间、安全性、抗细胞迁移等活性进行研究,并分析各活性组分对肿瘤细胞内TOP1/TDP1介导的DNA损伤通路的抑制作用。主要结果如下:由桑黄和牛樟芝菌丝体中分离纯化获得以下四种活性物质:由固态发酵桑黄菌丝体提取获得粗多糖组分PS;由液态发酵牛樟芝菌丝提取纯化得到均一纯化多糖组分ACPS-1;由固态发酵牛樟芝菌丝体提取获得的叁萜类混合物ACT-I和ACT-N。抗肿瘤活性实验表明,PS能抑制Hep G2、HeLa、Lovo、S180、H22细胞的体外增殖,最大抑制率为65.00%,92.38%,36.30%,61.83%,94.83%。ACPS-1能抑制A431、HeLa、S180、H22细胞的体外增殖,最大抑制率为36.89%,74.09%,70.61%,69.07%。ACT-I能抑制HeLa、S180细胞的体外增殖,最大抑制率为73.54%,78.81%。ACT-N能抑制HeLa、S180细胞的体外增殖,最大抑制率为59.87%,71.49%。对这四种活性组分进行安全性分析,发现PS、ACT-I、ACT-N对RAW264.7细胞没有抑制效果,而ACPS-1在浓度超过100μg/mL时,对RAW264.7细胞有显着的抑制作用,抑制率低于30%。同时,发现PS、ACPS-1、ACT-I和ACT-N对脾脏混合细胞没有抑制效果,且能够促进脾脏细胞的体外增殖,尤其是ACT-I和ACT-N,增殖率超过120%。该实验证明PS、ACPS-1、ACT-I和ACT-N四个活性组分安全性高,对正常细胞不存在较为明显的抑制增殖的作用。使用HeLa细胞进行Annexin V-FITC/PI细胞周期以及细胞凋亡效果实验。在PS的作用下,HeLa细胞发生早期凋亡细胞比例较高,DNA复制过程停留在G2/M期;ACPS-1主要诱导HeLa细胞发生晚期凋亡,使细胞DNA复制过程停留在G2/M期;ACT-I和ACT-N诱导S180细胞凋亡,使发生早期凋亡的细胞比例升高,DNA复制过程停留在G2/M期的细胞比例升高,同时停留在G0/G1期细胞比例也显着提高。对由拓扑异构酶I和酪胺酰-DNA-磷酸二酯酶I介导的DNA损伤修复通路上的两个关键蛋白:拓扑异构酶I和酪胺酰-DNA-磷酸二酯酶I进行检测。使用ELISA法检测在各活性组分作用下这两种蛋白的含量,发现在PS、ACPS-1、ACT-I和ACT-N的作用下,拓扑异构酶I和酪胺酰-DNA-磷酸二酯酶I的含量显着降低,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呈现出剂量依赖性。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对拓扑异构酶I和酪胺酰-DNA-磷酸二酯酶I的表达量进行检测,发现这两种蛋白的表达量显着的下降。使用HeLa细胞进行划痕实验,发现PS、ACPS-1、ACT-I和ACT-N都能够抑制HeLa细胞的迁移,从而发现这些活性组分能够通过抑制肿瘤细胞迁移的方式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综上所述,本课题研究证明PS、ACPS-1、ACT-I和ACT-N在抗肿瘤方面有着较好的效果,对它们的发挥抑癌作用的机理也在不断深入探索中。这些活性在开发新型保健食品或药品方面,具有诱人的前景。(本文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期刊2018-06-01）
胡翠华[8]（2018）在《抗癌肽的共给药/靶向修饰及其相关机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人们已经可以治愈或控制很多种类的疾病,但癌症仍然是导致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临床上对癌症的治疗手段包括传统的手术治疗、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但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和高复发率限制了其药效的发挥。近年来,一些优秀的抗肿瘤药物和治疗策略陆续出现,例如靶向治疗药物和免疫治疗等,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显示出强大的潜力,但高昂的治疗费用也使人们望尘莫及。因此,开发一种高效、低毒、高选择性而不易产生耐药性的抗肿瘤药物迫在眉睫。抗癌肽(ACP)由于其具有广谱的抗癌活性、杀灭癌细胞迅速、不受传统化疗耐药突变的影响、与传统抗肿瘤药物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有一定的选择性以及突出的组织渗透性等特点,使其具备开发成为高活性、低毒性、高组织渗透性的新一代抗肿瘤药物的潜质,然而,如何进一步提高其针对肿瘤的靶向性仍叩待解决。本研究以阳离子膜活性抗癌肽HPRP-A1以及肿瘤凋亡诱导肽kla为研究对象,将肿瘤靶向/穿透肽iRGD和细胞穿透肽TAT通过共给药和共价偶联修饰等方式,对HPRP-A1和kla进行修饰和改造,以提高其抗癌活性、肿瘤穿透性以及靶向性,探索新的抗癌药物研发和治疗策略。1.阳离子抗癌肽HPRP-A1与肿瘤靶向肽iRGD共给药及其机理研究iRGD是广泛应用的肿瘤靶向/穿透肽,由于其内涵的RGD片段可以首先与整合素蛋白超家族α_vβ_3和α_vβ_5进行特异性结合,使与其共给药的药物分子具有肿瘤靶向性,通过酶切暴露CRGDK片段后,进一步与细胞膜表面的NRP-1受体特异性结合,使与其共给药的药物分子具有更强的肿瘤渗透性。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HPRP-A1与iRGD共给药后对A549细胞体内外抗癌活性、对A549细胞3D细胞球的渗透性以及抗癌机理。结果证实,iRGD可以通过共给药的方式显着提高HPRP-A1对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系的抗癌活性以及特异性,同时通过提高其对膜的通透性而使细胞摄取率提高,更多的多肽进入细胞后通过与线粒体膜作用,诱导caspase依赖性的细胞凋亡。这些研究结果证实将阳离子抗癌肽与肿瘤靶向肽共给药也是一种提高抗癌肽活性和靶向性的有效途径。2.阳离子抗癌肽HPRP-A1的靶向修饰及其机理研究进一步,我们将肿瘤靶向肽iRGD共价偶联修饰到阳离子抗癌肽HPRP-A1的C-末端,设计合成出新的包括抗癌活性域和肿瘤靶向域的杂合肽HPRP-A1-iRGD。以NRP-1高表达的A549细胞、MDA-MB-231细胞以及NRP-1低表达的HUVEC细胞为模型,测试修饰前后多肽体内外膜选择性,同时,评价了多肽对A549 3D细胞球的渗透性以及A549异种移植肿瘤模型裸鼠的肿瘤聚集性。与亲本肽HPRP-A1相比,HPRP-A1-iRGD展示出对NRP-1高表达细胞膜的高选择性、对3D细胞球更深的渗透距离以及对肿瘤模型鼠更强的肿瘤聚集性。为了进一步探索HPRP-A1-iRGD的作用机理,我们利用pull-down实验和生物膜干涉技术(BLI)对HPRP-A1-iRGD与NRP-1靶蛋白之间的亲和力进行了定性和定量检测。结果显示HPRP-A1-CRGDK与NRP-1蛋白之间具有特异性结合能力,并且结合解离常数在纳摩尔级别,其结合能力明显强于单独的HPRP-A1,说明这种高亲和力是通过CRGDK这一iRGD酶切后暴露出的motif实现的。本研究结果提示iRGD共价偶联修饰在HPRP-A1的C-末端也是一种有效的提高阳离子抗癌肽活性、渗透性及其靶向性的策略。3.kla-TAT分别与HPRP-A1和iRGD共给药的作用研究凋亡诱导肽_D(KLAKLAK)_2,全部用D型氨基酸组成,也称为_D(KLA)_2,本文中简写为kla。kla是一类诱导细胞凋亡的抗癌肽,但其进入细胞内部的能力偏弱,因此,对其进行化学修饰及改造以提高其癌细胞的摄取率是提高抗癌活性的重要环节。本研究中,我们将经典的肿瘤穿透肽TAT共价偶联于kla的C-末端,形成新的杂合肽kla-TAT。结果证实,与文献报道的TAT共价偶联于kla的N-末端不同,偶联于C-末端后使得两个不具备破膜能力的多肽转化成膜活性肽,赋予了多肽新的属性。kla-TAT可以通过破膜和网格蛋白依赖的胞吞两种途径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同时,kla-TAT的体外抗癌活性较kla提高24倍。TAT与kla共价偶联提高了kla的体外抗癌活性以及肿瘤细胞的摄取效率,是否可以通过降低其用量进一步降低其潜在的毒性?HPRP-A1本身具有良好的抗癌活性以及与其他药物分子良好的协同作用,我们进一步将kla-TAT与HPRP-A1进行共给药研究。结果证实,kla-TAT与HPRP-A1通过互补的作用机理对多种癌细胞具有了更强的协同抗癌活性。对于细胞摄取,一方面,kla-TAT通过TAT诱导的胞吞途径进入细胞内,另一方面HPRP-A1通过改变癌细胞膜的完整性,使更多的kla-TAT进入细胞内部;对于抗癌机理,一方面,kla-TAT通过kla的快速诱导凋亡作用杀灭癌细胞,另一方面,HPRP-A1通过破膜诱导细胞坏死和破坏线粒体膜诱导癌细胞凋亡。无论是单独的kla-TAT还是与HPRP-A1的共给药,都缺少对癌细胞的靶向性。前期的工作已经证明iRGD可以通过共给药的方式提高HPRP-A1的活性以及癌细胞选择性,因此,我们将kla-TAT与iRGD进行共给药,测试了共给药多肽对A549单层细胞以及3D细胞球的渗透性以及对细胞膜的选择性。进一步,通过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对共给药多肽在A549异种移植裸鼠模型中在肿瘤部位的富集性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kla-TAT可以通过与iRGD共给药的方式提高其肿瘤细胞特异性。综上所述,本论文主要以阳离子抗癌肽HPRP-A1和凋亡诱导肽kla为研究对象,利用肿瘤靶向肽或肿瘤穿透肽进行共价偶联修饰或共给药,都可以很好的提高抗癌肽的体内外活性、靶向性及组织细胞穿透性。这种共价偶联修饰或与iRGD共给药的策略为临床用药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持。(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8-05-01）
孙方源[9]（2018）在《典型抗癌药物在氯氧化过程中的转化及机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环境污染的加剧,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抗癌药被用于癌症的治疗。大部分药物以原型或活性代谢物排出体外,且水溶性较好迁移性强,在环境中能稳定存在。较多的抗癌药物被证实具有“叁致”特性及内分泌干扰活性。本文针对抗癌药物污染问题,选择典型抗癌药物为目标物,研究其在水厂几种氯氧化工艺处理过程中的动力学、影响因素以及转化的机理。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研究了典型抗癌药物在氯氧化过程中的反应动力学。典型抗癌药物在NaClO、ClO_2和UV/NaClO体系中的转化过程均满足二级动力学模型。阿糖胞苷(Ara-C)、卡培他滨(CAP)在氯氧化体系中的反应活化能分别为82.45 kJ·mol~(-1)、88.81 kJ·mol~(-1)(NaClO体系)和50.68 kJ·mol~(-1)、45.76 kJ·mol~(-1)(UV/NaClO体系);Ara-C及CAP在UV/NaClO体系中的转化速率远高于NaClO体系。不同抗癌药物在ClO_2体系中的转化速率存在显着差异,T=25℃,pH=6.0条件下,伊马替尼(IMA-3)和米托蒽醌(MA)在ClO_2体系中的二级反应动力学常数(k_(app))分别为14.33 M~(-1)s~(-1)和20.14 M~(-1)s~(-1),而Ara-C、CAP和5-FU在ClO_2体系中几乎不发生转化反应。研究了典型抗癌药物在氯氧化过程中的转化影响因素。pH对抗癌药物在氯氧化体系中的转化过程存在显着影响。在NaClO和UV/NaClO体系中,Ara-C及CAP分别在酸性和中性条件下转化速率较快;ClO_2体系中,IMA-3及MA反应速率随pH的增大而明显加快。HCO_3~-/CO_3~(2-)对UV/NaClO体系中Ara-C和CAP以及ClO_2体系中IMA-3和MA的转化稍有促进;NO_3~-会轻微抑制UV/NaClO体系中抗癌药物的转化;Cl~-对UV/NaClO体系中CAP的转化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HA对ClO_2和UV/NaClO体系中的转化过程有着显着的抑制作用,且UV/NaClO体系中的抑制作用更强。地表水和污水处理厂出水中的转化会受到一定程度抑制。研究了典型抗癌药物在氯氧化过程中的转化机理。典型抗癌药物在氯氧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羟基化和羧基化反应。在NaClO体系和ClO_2体系中,反应方式主要为电子传递;而在UV/NaClO体系中,抗癌药物的转化过程主要为亲电加成、电子转移和氢取代。抗癌药物在消毒体系的转化过程中,未检测到氯代产物,最终转化产物主要为小分子有机酸等有机物。(本文来源于《合肥工业大学》期刊2018-04-01）
孔德亮[10]（2018）在《含[N,N]配体半叁明治结构铱抗癌药物的设计合成及抗癌机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恶性肿瘤在世界范围内呈现高发态势,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顺铂为代表的铂类抗肿瘤药物被发现具有良好的抗癌活性以来,激发了人们对金属配合物在抗肿瘤方向性质的极大兴趣,并展现了独特的耐药性,开辟了在抗肿瘤药物的新领域。但是铂类药物的耐药性和毒副作用严重限制了其在临床治疗中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所以大量新型金属化合物在抗肿瘤领域得到研究。近年来,由于金属铱化合物展现了优秀的抗肿瘤性质,越来越多的铱抗癌药物被研究和报道。此外,在研究中发现铱配合物的抗肿瘤机制不同于铂类药物,并对顺铂耐药的肿瘤细胞表现出较高的抗增殖活性,所以其有可以成为铂类耐药的一个潜在的替代品。本文以吡啶亚胺、α-二亚胺为螯合配体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半叁明治金属有机Ir~(III)抗癌配合物[(η~5-Cp~x)Ir(N^N)Cl]PF_6(A1-A8,B1-B15),其中,Cp~x=Cp*,Cp~(xph)和Cp~(xbiph)。并用X射线单晶衍射、紫外光谱、核磁氢谱、元素分析、质谱等方法对配合物的结构、组成进行了系统表征;并用紫外可见光谱、核磁氢谱对配合物的生物催化性能进行了研究。采用MTT法分别探究了23种新型的半叁明治结构金属铱配合物对人体肺癌细胞(A549)的抑制活性,并用流式细胞仪对细胞周期、细胞凋亡和活性氧(ROS)的产生等抗癌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配合物A3和B1的晶体结构被测定。利用紫外可见光谱、核磁氢谱对配合物A1,A2,A5,A8和B1-B15进行了水解反应的研究,实验结果表明配合物的水解性质很大程度上受到配合物结构变化的影响。利用核磁氢谱、紫外可见光谱研究了配合物A1,A2,A5-A8和B7-B9对辅酶NADH的催化性能,实验结果显示金属铱配合物可以将NADH转化为氧化形式NAD~+,化合物A2和B9显示了高的催化性能(TON_(A2)=25.4;TON_(B9)=29.9)。同时我们也利用核磁氢谱探究了配合物A1,A2,A5,A8和B9与碱基对的反应,实验结果表明与9-甲基腺嘌呤相比,配合物A8与9-乙基鸟嘌呤表现出较强的结合能力。然而,和化合物A8相比,配合物A1和A2只和9-甲基腺嘌呤有弱的结合能力;而配合物A5与这两种碱基对都没有明显的反应发生。除了配合物A3,其他22种配合物对A549人体肺癌细胞均有优秀的抗肿瘤活性,IC_(50)值的范围是75.9-1.7μM。配合物A1和B9显示了高的抗癌活性,配合物A1是临床抗癌药物顺铂的12倍,配合物B9是临床抗癌药物顺铂的6倍。总的来说,这些含有相同螯合配体的配合物,它们的抗癌活性随Cp~x环上苯基数的增加而增加。除此之外,还对其中抗肿瘤活性比较好的A5、A8和B9进行了抗肿瘤机制。与未处理的细胞高存活率相比,配合物A5、A8和B9处理的细胞有明显的凋亡诱导作用。配合物A5、A8和B9均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诱导A 549细胞凋亡。配合物A5主要引起晚期凋亡,而配合物A8主要集中在早期凋亡。与对照组相比,配合物A5和B9在G_1期干扰细胞周期,A8在S期和G_2/M期。与未处理的细胞相比,配合物A5、A8和B9都能使细胞内的活性氧水平明显升高,并且配合物A5在细胞内的ROS水平高于A8。(本文来源于《曲阜师范大学》期刊2018-03-01）
抗癌机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是细胞正常代谢过程的产物。如产生过多可对核酸、蛋白质和脂类等生物大分子造成氧化损伤,从而影响细胞的功能甚至存活。对于快速增殖的癌细胞,高速的增殖和活跃的代谢导致其细胞内ROS水平高于正常细胞。虽然生化和信号通路的改变及抗氧化系统的加强使癌细胞能耐受其高ROS含量,但临床实践及实验研究都证明癌细胞大都处于对进一步氧化打击高度敏感的状态。因此进一步升高癌细胞的ROS或削弱其抗氧化的能力被认为是有效的抗癌方式。研究表明,土木香内酯(Alantolactone,ATL)具有在癌细胞内迅速而显着地进一步升高ROS、导致DNA氧化损伤进而触发癌细胞凋亡的活性,但其单药使用时所需药物浓度较高,因此寻找联合用药方案对于ATL的开发具有积极意义。ATR是DNA损伤应答(DNA damage response,DDR)的关键蛋白激酶之一,主要由DNA复制压力或修复DNA双链断裂时引起的单链DNA(ssDNA)激活。激活的ATR通过Chk1激活细胞周期检验点,导致细胞周期减速以缓解复制压力、同时促进修复;如DNA损伤过于严重或不能修复,则触发细胞凋亡,使问题细胞得以清除。但在癌细胞中,由于p53、RB等突变失活或抗凋亡通路的阻滞等原因,ATR通常不能启动凋亡而主要起保护作用。因此,抑制ATR被证明是治疗癌症的有效手段。但是,单独抑制ATR通常不足以将癌细胞杀死,因此已进入临床试验的ATR抑制剂都与常规化疗药如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等联合使用。鉴于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及抗药性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筛选能与ATR抑制剂起更好协同作用的更理想的药物。为此,我们探讨了ATL与ATR抑制剂VE821在SW480结肠癌细胞中的协同作用效果及相关机理。首先,MTT实验确定ATL在SW480结肠癌细胞中作用48小时的半数有效剂量(IC50)为15.20?M,因此我们选择远低于IC50细胞毒性较低的10?M ATL进行实验。MTT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10?M ATL处理SW480细胞12至48小时后,细胞的存活和凋亡细胞的比例均没有明显变化,即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性;但S期和G_2/M期细胞比例有所上升,提示一定程度的S和G_2/M期周期阻滞。免疫荧光染色发现10?M ATL处理3小时后,SW480细胞内ROS含量显着升高;6小时后,γH2A.X阳性细胞数和Chk1的磷酸化(Chk1-pT14)明显上升,证明存在DNA损伤和ATR激活。以上结果表明亚致死剂量的ATL(10?M)虽然对细胞存活没有明显影响,但其诱发的ROS导致了明显的DNA损伤,继而激活ATR和S和G_2/M期细胞周期检验点。另一方面,由于ATR抑制剂单独使用时对癌细胞没有明显细胞毒性,我们根据文献报道选用25?M、12.5?M、6.25?M和3.125?M的VE821来检测其对SW480结肠癌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VE821单独使用时未引起明显的细胞凋亡或ROS水平和γH2A.X信号的变化,但Chk1-pT14信号明显减弱,显示ATR被抑制但对进行正常DNA复制和增殖的癌细胞影响不大。接下来,当以上几种浓度的VE821与10?M ATL一起使用时,SW480细胞的存活均受到显着抑制,CompuSyn软件计算得出的联合指数(CI)表明这两种药物间存在协同抗癌作用。由于12.5?M VE821与10?M ATL联合的CI值最低,因此这对组合被用于后续实验。MTT结果表明,12.5?M VE821与10?M ATL联合对SW620结肠癌、HT1080纤维肉瘤、HepG2肝癌、SiHa宫颈鳞癌、A549肺腺癌细胞均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而BEAS2B人正常肺上皮细胞所受抑制不明显,证明ATL+VE821可能具有广谱抗癌活性,且对癌细胞的毒性远高于正常细胞。免疫荧光染色和Western blot检测发现联合用药组的γH2A.X阳性细胞数和RPA-pS4/8含量显着高于单独用药组,显示ATR被抑制后,S期检验点不能被DNA损伤激活,因此ATL诱发的DNA氧化损伤的修复不能正常进行且与继续进行的DNA复制产生冲突,从而形成显着升高的γH2A.X和RPA-pS4/8信号。碱性彗星实验(Comet assay)发现联合用药组的细胞中DNA断裂的数量(单链和双链断裂之和)显着高于两个单药组,证明在没有ATR的保护下,DNA损伤与DNA复制的冲突导致了复制叉坍塌和大量DNA断裂。流式细胞术检测证实S期阻滞消失,而G_2/M期阻滞加重且出现细胞凋亡,提示DNA断裂通过ATM-Chk2-p53通路激活G_2/M期检验点和诱导细胞凋亡。用NAC阻断ROS升高后,ATL+VE821的联合作用效果消失,证明ATL引起的ROS升高是ATL+VE821的协同作用的基础。综上所述,低剂量的ATL作用于癌细胞后,虽不至于导致细胞死亡,但能升高细胞中ROS水平并产生一定的DNA损伤;与VE821联合后,ATR和S期检验点被抑制,DNA氧化损伤转化为DNA链断裂,进而通过ATM-Chk2-p53通路触发G_2/M期阻滞和细胞凋亡。以上研究结果表明ATL与ATR抑制剂联合对癌细胞有良好的合成致死效果(synergistic anticancer effect),为ATL的开发和ATR抑制剂协同作用药物的筛选提供了较重要参考信息。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抗癌机理论文参考文献
[1].郝文静.膜活性肽HPRP-A1与凋亡诱导肽kla的联合用药及抗癌作用机理研究[D].吉林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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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英朔.黄精皂苷的制备、抗癌活性及其机理[D].合肥工业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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