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林[1]2003年在《论魏源山水诗的人格建构》文中认为魏源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早年潜心于阳明心学，后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中年因科场失意而留意于佛学，晚年受菩萨戒。魏源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共同造就了他那儒、佛、道交织的复杂人格建构，尤其体现于其山水诗里。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论述魏源山水诗的人格建构：一、儒家人格。儒家人格给予魏源博大宽广、心怀万物、普泽众生的圣人胸襟，即使在游山览水之际，他所牵挂的也是国家安危和民生疾苦。魏源的山水诗能将诚挚的致用之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深深的忧患之思，与壮丽的山水、自然的哲理熔铸一体，为中国近代的诗坛添上了亮丽的一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一)心怀万物、忧国忧民的圣人胸襟。(二)由于理想得不到实现而引发的伤时易逝的感叹，从反面体现了其用世思想。(叁)不畏艰难险阻、积极进取之精神。二、佛家人格。魏源经历了坎坷波折的人生，并且在儒家经典里找不出他所面临的诸多苦恼和疑问之答案，他只能到佛学禅海中寻求渡济人生的舟筏。具体体现在以下叁点：(一)寺、僧的描写和佛家话语的运用。(二)对山水的想象大多与佛教有关。两个特殊的意象：1．莲花。2．梵声。(叁)禅机和对人生的禅悟。叁、道家人格。当儒家人格在残酷的现实中受挫时，道家人格则赋于魏源以解脱，无形中促使他崇尚自然，游山览水，以此涤荡被世俗所累的心灵，澡雪精神，回归纯真的本我。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一)归隐情结。(二)向往自然无羁、纯真质朴的原始本我。1、追求自然纯朴的本性。2、自由无羁、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3、桃源意象。四、叁重人格的意义。儒、佛、道叁重人格在魏源山水诗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魏源生命存在与境界超越的精神支柱。他以山水及山水诗为依托，把自己积极进取与政治上的碰壁，寻求解脱和实际上做不到所产生的矛盾心情，加之其“入世岂出世。逃名终近名”的无奈与困惑寄寓其中，形成儒、佛、道交织的复杂的人格建构。 总之，近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等都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和新旧交替 d＼硕士学位论文 ＠AMSJFR’SlllFSIR时期，儒、佛、道叁家思想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它们作为个人应对世界的生存方式，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造就了晚清一批思想斑驳、人格建构复杂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一面为救世济民的而呐喊疾呼，一面又用佛、道的生存方式处理自身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与心灵的慰藉，寻找属于个人的精神家园和归宿。今天我们研究儒、佛、道互补的人格类型对我们深入了解近代社会及文人心态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陈涵薇[2]2017年在《隐逸与入世的对歌——探析龚自珍、魏源山水诗的思想感情》文中研究指明龚自珍和魏源以"龚魏"并称,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两位杰出诗人,同时又是民主主义运动兴起初期的两位杰出诗人。龚魏均性喜山水,都创作山水诗以寄托情志。于近代山水诗龚自珍具有开创之功,魏源则具有开拓之功。然而至今尚缺乏对二人山水诗的比较研究。本论文以此为契机,重点分析龚魏山水诗在思想感情方面的主要差异:就隐逸与入世之情而言,龚自珍以表达隐逸之情为多,魏源则以表露入世之思为主。并进而从二人成长环境、仕途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阐释造成上述不同的原因。望于进一步了解龚自珍、魏源及其山水诗有所裨益。
胡小林[3]2003年在《论魏源山水诗的佛家人格》文中研究指明作为近代中国着名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魏源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山水诗中关于寺、僧的描写和佛家话语的运用,与佛教有关的山水描写和想象,以及由山水而感发的人生禅悟,都表明佛家人格对于魏源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李金涛[4]2001年在《论魏源山水诗的近代特征》文中研究说明“经世致用”是中国近代开端期先进思潮的代表。作为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和躬行者 ,魏源在从事一些实务性革新工作的同时 ,也创作出了大量体现了他“经世致用”主张的山水诗。这些诗作分别从整治山河、警醒民众和陶铸国民性这几方面表现了他救国救民的愿望。凸现了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的时代主题。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近代特征
王成[5]2011年在《晚清诗学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处于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无论晚清文化状况或诗学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转型。本文从晚清“今文学”发展和诗学演变的同构关系入手,对晚清“今文学”家诗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在“今文学”价值体系对诗学蔓延、渗透、规约的过程中发掘一条晚清诗学演变一以贯之的路径,从而揭示出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的“今文学”之于晚清“今文学”家诗学演变的基础性意义。第一章主要全面梳理了晚清从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再到具体的思想与学术层面所形成的“主变”发展趋势,并且从宏观上确立了从“今文学”视角研究晚清诗学演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清中后期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变革图强的士人心态,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清中后期的文化发展状况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单维演变进程,“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文化民族主义、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等,都充斥于晚清社会文化领域,形成了晚清文化多义杂陈的发展趋势。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晚清“言变”的社会发展主题还渗透到一般思想领域,一些传统学者开始质疑和反思清代正统学术思潮的代表——朴学,并且在与朴学决裂的过程中提倡侧重自我阐释的“今文学”。作为处于更高精神层面的晚清诗学,社会的转型、文化的位移、学术思潮的裂变等等,都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其演变的动因;而我们认为,对诗学影响至深的学术思想的裂变则更具有根本性。“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法则对诗学发展的规约性,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决定了晚清诗学的发展演变。从发生学上来讲,“今文学”的兴盛与晚清诗学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同构对应、共振同行的关系;晚清诗学演变在诗学生态、诗学主体、诗学行为、诗学接受、诗学价值等层面都与“今文学”保持着高度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晚清“今文学”家龚自珍、魏源的诗学思想。道光年间,诗学观念出现了严重分裂;诗学观念的盛世镜像在诸多方面仍然得以延续,但已明显受到“性灵”说等诗学观念的讥弹。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祢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但在本质上没有越出传统诗学的藩篱。诗学观念能够真正厕身于社会现实,并且逐渐走出传统的藩篱,形成社会批判与干预的价值取向,则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理论的鲜明特征。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当然,龚自珍的诗学处处彰显出“出入经学内外”的矛盾张力;在“悲风骤至”的晚清,这也是作为诗人的龚自珍为先觉所必须要承担的代价。魏源力主重新阐释和发挥儒家传统经典之义理,并围绕经世立场建构起了自己的“今文学”体系,将其微言大义的阐发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延展与深入。魏源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延续了其以经世为中心的“今文学”学术价值体系,主张遵循传统的“言志”诗学观念,在强调诗学的社会干预功能的基础上确立了诗学观念的经世立场;但是,正如其“今文学”研究在回归传统中之于传统的突破一样,其诗学也潜在地突破了传统的囹圄,在传承传统诗学观念的过程中彰显了某些被长期压抑和掩盖的诗学审美特质。总的来说,龚、魏的诗学观念虽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他们在几乎一致的学术底蕴下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突围路径,并且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诗学影响与时代效应。第叁章主要考察了晚清“今文学”家王闿运的诗学思想。作为晚清复古诗学的代表,王闿运的诗学观念却没有延续晚清诗学复古倾向所固有的路径,而是于传统之中选择了尊崇汉魏六朝诗学。王闿运的此种诗学抉择是有特殊的学术背景的,保守杂采的治经原则使其在诗学领域始终没能逾越传统诗学的藩篱,而“今文学”的学术立场又使其诗学复古呈现出不与今人同语的诗学复古理路与视野。总体来看,王闿运在不分门户的经学研究中建立起了主“今文学”的学术价值体系,并且将通经致用和复古意识贯彻到了其诗学领域,即以通经为起点,进而引出对“情”的阐发,再外化为“文”的形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善的以“治情”为核心的复古诗学体系,并且在祢宋诗风盛行的晚清进行了自张一旗的诗学实践,于“另类”中显现出独特的诗学体验和诗学理念。王闿运复古诗学体系的建构体现了具有“今文学”学术背景的诗人之于传统的专注和期望,而这也正是学术发展与诗学演变过程中所必需要面对与承担的。第四章主要阐述了晚清具有“今文学”学术底蕴的维新派诗人的诗学思想。“今文学”在维新运动前后再次出现了高潮,并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今文学”运动。一方面,一部分具有“游历”背景的文人志士,如王韬、黄遵宪在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开始反思和怀疑通经致用的晚清“今文学”价值阐释模式,其诗学观念也在脱离传统束缚之后,于“见闻”中体现出较为开放的现世意识与进步理念。另一方面,一部分具有浓厚政治意图的文人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怀疑的精神运用到对传统学术的改造与发挥,对“今文学”的学术研究作了进一步的衍化,形成了力主革新和世用的“今文学”价值立场。与此相适应,维新派的“今文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经学话语分裂与重组,形成了他们进行诗学选择、改良、建构的内在依据,也彰显出他们以传统学术逻辑为轴之于晚清诗学演变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具体来说,就诗学精神的革新而言,维新派诗学提出了“新意境”,用以弥补传统诗学精神的失位所带来的价值真空,在中西新旧交媾的场域中来重塑新的价值立场和诗学话语,并且进行了颇富创造性的诗学尝试。就诗学形式的革新而言,维新派诗人却表现出较为“暖昧”,甚至是保守的立场;“新语句”与“旧风格”共存的困境与张力,显现出他们之于“形式”及其背后意识形态话语的看法与态度,这也似乎预示了维新派诗学的形式理念只能是一种“在路上的言说”。总的来说,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苦难和社会动乱,维新派人士选择了“今文学”的学术体系,在对“今文学”的改造与衍化中将其价值抉择及其方法论延伸到了诗学领域,建构起了世用的诗学体系。然而,维新派人士在浓厚的世用立场中将诗学的演变引向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他们基于“今文学”衍化而进行诗学演变所必然会面对的历史境遇。第五章主要围绕晚清诗学演变的历史反思与诗学知识范式的嬗变进行了相关论述。“外在化”是晚清诗学演变的传统看法与定位;而我们以“今文学”切入到晚清诗学的演变,不仅在于为晚清诗学演变“外在化”的探究补上“内在化”的思考,而且力图走出经学的阴影,还原晚清诗学演变的真实面貌和历史现状。“现代性”作为晚清诗学演变的“衍生物”与“新品”,正好为我们对晚清诗学演变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考察的视野与维度。然而,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与意识形态,晚清“今文学”无论如何发展与衍化,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与之相适应,以“今文学”建构起来的诗学话语也必然会面临着严重的现实困境。尔后,随着“今文学”退出诗学的历史舞台,原先受到压抑与排挤的诗学美学话语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诗学知识范式发生了嬗变,诗学也由传统彻底走向近代。文本研究发现,晚清诗学无论如何演变,首先都是基于其主要知识范式的;也就是说,当“今文学”的权威和神圣光环还没有退却前,它仍旧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
李姣玲[6]2016年在《论魏源的赠答诗》文中指出今存魏源共900余首诗歌,其中有142首可称为赠答诗。这些诗歌不仅对研究魏源生平、思想等具有参考价值,其本身亦表现出浓厚的山水之兴、诗史意识、经世思想及仕途不得志的无奈。分析这些赠答诗,可进一步走进魏源的思想世界,较全面地体悟嘉道咸时期的经世思潮。
黎巧[7]2013年在《试论魏源诗歌的质实特征》文中研究表明魏源是清末经世派的代表，诗文俱注重益于世事之用，由此其诗歌具有典型的“质实”特征。“质实”是文华质朴与内涵实在的结合，“实用”之诗源于魏源对国家的政局败落的严重危机感和匹夫之责的回响，希冀以诗歌来唤醒世人，改革现状。同时诗人的文学思想源于今文经学，主张文学致用论。他重视学问，主张文学表达真性情，提倡诗教作用，因此诗歌又具有质朴的特点。鉴于魏源诗歌的独特之处，本文试图评议其质实特征，通过文本细读，结合晚晴的社会现状和魏源个人经历等，以经世致用思想探讨其生平创作和诗学思想，详细论述“质实”的特点，并从诗坛流派、内外政局现状和其自身学术背景叁个方面分析探讨“质实”特点之成因，对其诗歌作相对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探讨质实的诗学内涵，理解诗学史上关于质实的论述，追溯清朝诗坛代表翁方纲及清末宋诗派对质实的阐述。第二章分为叁节，结合诗学史、翁方纲及晚清宋诗派对质实的评议，探讨魏源诗学思想。魏源诗学主张与宋诗派有一定的出入，提出了诗歌的厚、真、重叁要说，并极力要求诗文创作要基于经世匡时的意义，诗歌既要反映现实，更要为改变黑暗的时局、陈腐的学术摇旗呐喊。第叁章结合诗歌文本，分析魏源诗歌的质实特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的表现。魏源的诗歌有大量是描写晚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及民不聊生的状况，尤其是对当时的经济经营，诗人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变革措施，让漕运、盐业反亏为盈，整修水利工程等等。为编写史书，诗人走访边陲，考证历史，创作大量边疆史地诗，借古讽今警示世人。即便是旅游即兴诗歌，都融合的诗人的舆地学识。在艺术技巧上，魏源喜用白描平实的记议手法，以求诗歌来记录和证实历史。第四章追根究底，从晚清性灵派虚浮之风不宜于醒世之用、清政府内忧外患及魏源今文经学背景和实学复兴四个方面着力探讨质实特征的成因。
陆草[8]1995年在《论魏源的禅诗及其净土信仰》文中提出魏源与龚自珍是好朋友,他们都是近代经世派的领袖,但他们在宗教思想和创作风格上颇有不同。就宗教思想而言,如果说龚自珍是由儒入佛,由禅宗而皈依天台,那末魏源则是亦佛亦道,禅净双修而以净土为归。 龚、魏二人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他早年(嘉庆甲戌,1814)也曾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又于道光戊子(1828)游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而钱伊庵和慈峰二人又都是龚自珍佛学上的密友。
袁朝伟[9]2011年在《《宗范》研究》文中提出禅宗是最具中国佛教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影响中国文化最为深远,现代义影响到西方国家。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与净土宗共称快速成佛的佛教法门。禅宗虽然说“不立文字”,但实际上其着作浩如烟海。禅宗发展到清代已经没落,但仍然出现了两部重要作品：戒显的《禅门锻炼说》与钱伊庵居士编缉的《宗范》。《宗范》被称为清代禅宗着作中的精品,那么伊庵为什么要编这本书?他想表达什么,他表达了什么,这种表达说明了什么,又有什么影响?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通过对《宗范》的深入分析解读,本文形成以下研究成果：一、《宗范》的编缉动机是纠正禅宗弊病、为禅宗立“范式”。清代禅宗衰相纷呈、弊病丛生,伊庵认为到了必须拨乱反正的地步。对于禅宗学人不事参究、不明经教、颟顸笼统、追逐俗务的现象,伊庵提出以真修实证、严持戒律来纠正。《宗范》一书揭示禅宗修行正路,会通经教,提出禅净兼修、归于净土,就是伊庵居士开出的治病良药。二、“妙心”是《宗范》的编缉线索,是全书的灵魂。禅宗自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自心、自性、佛性等,都是妙心的同义语。《宗范》以“妙心”为“禅源”,为禅宗的灵魂,各章的展开,就围绕认识妙心、参究妙心、证悟妙心、传递妙心进行。而且,伊庵会通禅宗与经教,都是在妙心的基础上展开。叁、对《宗范》中的禅宗修证次第、教学方法加以概括、分析,认为这是《宗范》一书的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宗范》中的禅宗修证,就是认识、参究、证悟妙心。伊庵居士据此以“彻参”、“调习”、“入圣”为禅宗修证次第,收录了禅宗着作中大量关于指示心性、修证心性的资料,并加以点评,这些点评是伊庵禅学思想和修证经验的宝贵结晶。伊庵推崇“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话头,认为参究这个话头,老实用功,对治习气,一定会大彻大悟,此生得到禅宗真实利益。伊庵对参禅误区的揭示,对于宗教学、心理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宗范》中的禅宗教学方法,伊庵安排在《利人》、《显喻》、《机用》各章,《利人》中集中表现了伊庵个人的禅宗教学思想,他对禅宗师资、学人根器都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不拘一格,因材施教。尤其是对有志于禅道的官员士绅、普通男女居士、禅宗内部根器中下而立志坚定者,伊庵体谅他们的各种苦衷,要求禅师区别对待,表现出“老婆禅”的色彩。显喻与机用,是禅宗教学的语言模式和非语言模式。禅宗教学表现形式虽多姿多彩,但伊庵对平实稳妥的修证路子更加青睐。笔者认为伊庵提到的禅宗语言教学模式,主要有直接指示语和意象表示语；禅宗的非语言教学模式,形式有棒喝、擎拳竖拂、扬眉瞬目等,根据参与者,可分为宾主相见和师徒授受两类。对于禅宗五家教学特色及方式,伊庵也进行了汇集、述评,目的是为学人指明参禅止路。伊庵认为五家的差别,只是门庭施设的差别,在根本思想上,各家是一致的。此外,笔者把《宗范》与《禅门锻炼说》进行了比较。《禅门锻炼说》是大量禅宗典籍中唯一一部专门论述禅宗教学法的着作,作者戒显以兵法论禅法,主要是对临济宗叁峰派教学法的总结和发挥。《禅门锻炼说》与《宗范》比较,前者禅风峻烈,后者比较平实；前者专门强调禅师在禅宗教学中的技巧,后者则涉及禅宗各个方面;前者禅宗独立性强,后者禅净合流色彩明显。四、《宗范》体现了禅教合流、禅净兼修、归于净土的历史发展趋势。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义吸收、融汇了儒道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在中国儒家思想居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格局下,佛教向儒家思想的靠拢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佛教内部禅教的合流也就更是理所应当。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禅宗受到的束缚越来越大,自身特色也逐渐失去。净土提倡他力救度,禅宗提倡自力救度,二者的结合点在于,都承认“妙心”的本体作用,这样,把觉悟自心与投向弥陀融会贯通,就成为禅净合流的思想基础。彭际清、钱伊庵、魏源、杨文会等清代佛教着名居士都归心净土,他们秉承着一条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而以净土为终极救度的思想路线。伊庵对后世的影响,一是通过《宗范》,直接利益佛教学人；二是通过对魏源、龚自珍等人佛学思想的影响,问接利益世人。本文研究有以下创新：一、首次对清代禅宗名作《宗范》进行专门研究,分析了此书产生背景、编写意图、主要内容等,对其与近代居士佛教思潮的关系以及作用,进行了关注。此外,对《宗范》和《禅门锻炼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其异同。对于清代佛教研究、禅宗研究、居十佛教研究,贡献了自己一点微薄之力。二、方法上的创新,运用宗教学、心理学有关知识,对《宗范》中的禅宗修证以及禅病进行审视,指出《宗范》对于禅宗学人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魏源山水诗的人格建构[D]. 胡小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隐逸与入世的对歌——探析龚自珍、魏源山水诗的思想感情[J]. 陈涵薇. 青年文学家. 2017
[3]. 论魏源山水诗的佛家人格[J]. 胡小林. 襄樊学院学报. 2003
[4]. 论魏源山水诗的近代特征[J]. 李金涛.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5]. 晚清诗学的演变研究[D]. 王成.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6]. 论魏源的赠答诗[J]. 李姣玲.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7]. 试论魏源诗歌的质实特征[D]. 黎巧. 湘潭大学. 2013
[8]. 论魏源的禅诗及其净土信仰[J]. 陆草. 周口师专学报. 1995
[9]. 《宗范》研究[D]. 袁朝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