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博[1]2016年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导致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保护运动逐渐兴起,生态环境问题开始被学术界所关注,学者们试图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或学说中探索和发掘能够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关于生态伦理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理论的热点。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生态问题初步显现,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没有专门的着作对生态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但在马克思的诸多着作中都内含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实质就是生态伦理问题。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最早的多为西方学者,国内学术界更热衷于西方环境伦理和中国古代环境伦理的研究,所以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不够全面和系统。因此,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马克思的经典着作入手,从中探寻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理解,以及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和发展过程。本文除绪论以外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本文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来源,即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所显现的生态问题着手分析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基础,阐述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的大肆破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内在本性的作用下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同时也探讨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不仅受到古代西方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影响,也吸取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第二部分本文详细的考察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经典着作和文本中梳理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研究的演进历程,在萌芽阶段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等文章中阐发了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初步理解,阐释了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与自然存在统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最初对生态公平公正原则的理解；本文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马克思在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手稿》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包括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并在随后的着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实践的作用；本文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化阶段,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自然和人的共同压榨,并提出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概念,阐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理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等内容。第叁部分本文归纳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内容的解读主要从自然观、实践观和社会历史观叁个方面。首先论述了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地位,并从对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分析详细的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以实践为出发点,考察了实践的内在要素和自然条件的重要作用,并深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从科学技术维度如何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再次,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提出自然、人和社会的有机整体发展,实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结合,并建立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制度。第四部分本文论述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通过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归纳和总结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深入的理解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另外,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本文总结和归纳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及理论成果,从新中国建立时期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对自然规律的高度重视,以及新时期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伦理观,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所突显的生态伦理内容,同时也阐述了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彰显出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为当代中国发展给予了现实启示,从现实国情出发思考实际的生态问题,反思问题的根源所在,生态问题的消解应当着力于对人们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并以生态伦理的法治建设为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生态伦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融合,进而发挥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在实践中的现实价值。本文旨在系统的研究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希望从中探索和总结出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来证实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动力,不仅促进了当代中国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为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真正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同步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岳磊[2]2012年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文中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下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要议题并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层面对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做出了各具特色的回答。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学说中闪烁着生态伦理智慧的光芒。本文在简要概述生态伦理发展情况与概念理解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梳理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内在涵义。进而吸收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学科精华，将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二者的共同点与差异性，以期最终得出指导我国生态伦理学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益启示。本文所理解的生态伦理是处理人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一系列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致力于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伦理范式。同时它也包含社会历史因素，将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入考量的范围，这既是对人作为价值评价主体与伦理研究的最终目的的认同，也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要义所在。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高于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其中心点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可以概括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制约和有机统一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合理性是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共产主义将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以及必须合理调节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代谢及依靠科技进步这四个方面。利奥波德作为着名的生态学家，他与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很大异同。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层面，二者都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员，必须尊敬自然、敬畏自然，但马氏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利氏则认为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层面，二者都主张现实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消极地适应自然，但马氏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利氏则认为人应当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以及改善土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如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层面，二者都认为必须改变只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生态观念，但马氏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利氏则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完整、稳定和美感叁原则。而二人历史背景以及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则是形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以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基础，在与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得出指导我国生态建设的叁大主要启示：（1）在理论选择上，实现由中心主义向整体主义的转化，（2）在价值判断上，实现由价值多元向价值自觉的转向，（3）在发展路径上，实现由伦理追求向审美追求的升华。以此叁大启示为契机，总结生态伦理的最新发展，更新我们的环保意识与生态思想，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曾建平[3]2002年在《自然之思》文中认为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和全球环境意识的逐步增强，生态伦理作为环境保护的伦理依据已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对它不足百年的历史，西方学者做过广泛的探讨。然而，从哲学角度看，这些探讨极少以自然哲学为立论基础，还没有深入到生态伦理学所不可或缺的本体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 本文主要基于自然哲学同时兼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把生态伦理看成是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历程、现实缘由、学理背景、逻辑框架等方面的考察，揭示和阐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据此预测其未来走向。全文重在回答两个方面问题：1．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何以产生?它产生的内部原因、外部条件是什么?2．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如何发展?其现有的体系应进行怎样的内部整合、外部融合才能达致超越?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孕育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法、英、德、美等国的浪漫主义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热爱自然、回归自然情绪感染着后世的思想家。梭罗就是在这种气息的浸染下思考生态哲学的，他因而成为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最主要的人。缪尔则受到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的重要思想。20世纪初至中叶是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创立期。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卡逊对化学物品之危害的揭露使得生态伦理适时地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广受注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两大派系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初具雏形，两大派系又各自分化为若干流派。生态伦理思想已开始渗入人类的经济、政治、科技、生活方式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缘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生态困境，这表现在环境困境、资源困境、人口困境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处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出现了精神失落，这种失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消费文化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这与生态困境的形成也有密切关联。或者说，生态困境与精神失落是现代人的双重变奏，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它们构成了促发生态伦理的动因和诱因。绿色运动的勃蓬兴起则是其直接动因。历史地看，绿色运动约略可分为叁次，它们大体上分别对应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孕育、创立和发展叁个阶段。这种对应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绿色运动从实践层面为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刻而直接的动力;反过来，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播、发展和深化又为绿色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指导它向纵深方向开进。 如果说，对现实缘由的分析重在阐释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现实机遇，那么，对学理背景的考察则意在说明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和理论基础。就科学背景而言，进化论和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关联。进化论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笠重新做了科学的确定，它不但蕴含着与后世生态伦理学相契合的思想，而且还直接启发着许多生态学家萌生生态伦理思想。然而，达尔文及其追随者的潜生态伦理思想明显带有人类中心论的痕迹。生态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论学说，因具有与生态伦理学相融合的品格而被广泛运用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中，并成为其科学基础。概括而言，生态学所揭示的相互依赖性、整体性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但是生态学并不总是导向田园风光式的伦理，还时而导出帝国霸权式的伦理。就哲学背景而言，有机论自然观认为自然是活的生成的充满理智秋序的。这一观念在古希腊居于支配地位，由此形成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这叁大作为后来混合有机论之渊源的传统思潮。近代是机械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机论自然观退缩在宗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自然哲学中不断与机械论对垒杭衡。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论不断受到挑战，有机论在现代再次受到青睐，并为整体论、过程论、后现代自然观所继承和发挥。它的主要原则与生态伦理思想存在契合转换的资质: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思想的构成因子;但有机论自然观并不直接就是生态伦理思想。当代西方伦理学日益致力于放弃形而上的致思理路而呼唤回归生活、回复德性，这种应用性的转向为构建生态伦理提供了养分和孕体。生态伦理本质上足一种后现代道德，它不仅把德性交还了人类而且还使德性延伸至人之外的存在者，因此它是一种“大生之德”，是应用伦理学的“范型”。、一 作为一种哲学形态，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为建构其学说创设了诸种理论预设。 一2一动物解放权利论认为感知能力是道德评判的最终依据。生物中心论则以生命本身作为理论预设，认为生命本身值得羊重是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生态中心论则以自然价值、自然权利为前设，认为自然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这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自然拥有自我生存即不被人类利用的权利，尊重自然权利，这是人对自然负有的基本义务。?
黄雯怡[4]2018年在《生态学视域下的西方动物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处理好人与动物的关系。动物伦理主要研究人对待动物的道德义务。近现代以来,西方动物伦理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动物保护事业发展,提升了人类文明程度。但是,现有的西方动物伦理理论基本上从个体出发,以动物福利和权益为主要研究对象,较少涉及动物物种及其生存环境。不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思想,都将人与动物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没有从生态系统角度出发,把人与动物作为整体加以考量。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这一研究缺陷给我们借鉴西方动物伦理思想,调整人与动物之间关系造成诸多困境。生态学为动物伦理研究的拓展提供了科学基础,使动物伦理研究的视角由动物个体拓展到物种和生态系统,由人与动物对立转变为人与动物的统一,由脱离生态环境转变为关注生态环境,为西方动物伦理走出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提供了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从生态学视角对西方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性思想进行了解析,特别是从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现有西方动物伦理理论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展望了其未来发展的走向,初步提出了生态学视域下动物伦理理论和生态友好型动物保护模式的构建设想,并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我国动物保护现状的措施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生态学视域下的西方动物伦理思想理论与实践;二是基于生态思维的动物伦理构建设想。各部分的内容概述如下:文章首先分析了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生态学对动物伦理研究视角的拓展,阐述了生态学视域下动物伦理应具有的本质特征;其次,考察了西方动物伦理由孕育到启蒙再到确立的演进历程,阐述了各个阶段的主要思想,重点分析了西方动物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生态理论背景和生态实践背景,理论背景主要包括自然观的演变、生态学的发展和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实践背景主要包括人与动物生态关系的演变和人与动物生存环境的变迁;再次,详细阐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思想代表性流派的主要观点和伦理基础,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析。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动物工具论/机器论、动物同情论和动物福利论。动物工具论/机器论认为动物对人类仅具有工具价值,人类对动物不负有任何道德义务,其伦理基础是动物缺乏理性,没有意识(灵魂);这种思想在西方由来已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动物同情论要求人类对待动物要有同情心、善心,反对残酷地虐待、残杀动物,其伦理基础是动物生命与人的生命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以此为基础人类对动物的“移情”机能;动物同情论尽管是人类对待动物最低程度的道德要求,但仍具有其进步意义,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动物福利论要求人类合理、仁慈、人道地利用和对待动物,在保证人类利益的同时要满足动物的基本需要,使动物按其天性生活减少动物痛苦,其伦理基础是动物具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相对于前两种思想流派,动物福利论尽管将动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但还是承袭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是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过渡的动物伦理理论,同时也是实际应用中理想诉求与现实需要结合最佳的动物伦理理论。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把人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主体,把动物作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其产生和发展既有其合理性又存在明显缺陷,这种伦理思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及和对其栖息地的破坏上,导致野生动物大量减少甚至灭绝,从而降低了生物多样性,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思想的代表主要有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强势动物权利论和沃伦的弱势动物权利论。动物解放论的伦理基础是动物具有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主张动物和人类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动物应该得到道德关怀,提倡解放动物,消除物种歧视,在实践上反对残暴的动物实验、废除工厂化农场、主张素食主义;动物解放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掀起了现代动物保护运动新的篇章,但也饱受质疑和批评。强势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基础是动物作为生活主体,具有天赋价值,主张动物(但不是所有动物)和人一样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在实践上认为人类有义务成为素食主义者,打猎和捕猎是错误的,人类应该关切濒危动物,反对在科学中使用动物;强势动物权利论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独创性地提出“生活主体”这一概念把动物与人联系到了一起,将天赋价值的主体范围由人扩展到动物,因而将动物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实践上,强势动物权利论改变了人对待动物暧昧和含糊的态度,把动物保护运动的发展推到了新的高度。弱势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基础是动物具有感觉能力,进而有自己的利益,主张动物拥有道德权利,但这种权利与人类权利存在差别,后者范围更广、强度更大;在实践上,弱势动物权力论提出减少食用肉类、应给予经济动物符合动物福利的环境、允许运动性质的狩猎活动;弱势动物权利论可以说是一种“温和”“实用”的动物权利论,但其观点更符合人们的道德常识,提出的实践诉求也更具有可行性。从生态学的视角看,非人类中心动物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把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主体,主张人类应平等地看待动物,与动物建立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虽然其强调动物个体利益或权利的做法与现代生态学的观点不尽相符,但在实践上对改善生态环境,尤其是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实践领域,文章阐述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动物保护立法、动物伦理文化传播、动物伦理教育、动物保护组织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做法和启示。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反虐待动物和动物福利分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动物保护立法的主题,受保护动物的范围不断扩大,保护的目的也不断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对改善人与动物关系、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生物圈的生态环境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在动物文学方面,荒野和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动物文学家们的重视,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尊重生命、平等对待动物、倡导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等丰富的动物伦理思想;在动物题材电影方面,影片主题从简单地表达动物对人类忠诚等传统的情感逐渐升华到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思考,促使人类从生态伦理的视角反思自身的处境,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文章还分析了西方动物伦理代表性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物种和生态系统角度剖析了动物解放论和强势动物权利论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认为西方动物伦理思想未来将在寻求共识、整合创新的基础上,呈现出由分立走向融合、多元化共存的发展趋向;其次,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出发,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指导,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思想智慧,借鉴西方动物伦理的理论成果,初步构建了以尊重、和谐、共生共荣的新型人与动物关系为核心的生态学视域下动物伦理理论;再次,在分析基于西方动物伦理的动物保护模式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友好型动物保护模式的设想,强调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动物物种安全及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性;对非野生动物,重点是以反虐待为基础,保障动物个体的基本福利。在此基础上,从动物保护立法、动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动物伦理教育和文化传播、动物保护组织发展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动物保护现状滞后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建议。
师远志[5]2014年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站在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的学说以及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与批判所形成的理论思潮,是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又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萌芽于恩格斯逝世之后,形成于青年卢卡奇之手,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相结合获得发展,在法兰克福学派时代达到顶峰,经过了七十年代的消沉,在八十年代逐步复兴,苏东剧变之后重新获得的学界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与当代流行的思潮与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形成了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城市学派、第叁代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本文所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在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哲学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西方社会中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思潮。从逻辑上来讲,这一思潮自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便已终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逻辑意义上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消失,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终结意味着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端,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七十年代以来的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城市学派、第叁代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经济伦理思想则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观点与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经济伦理问题时所形成的思想与观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内容来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方面,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不自由”状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经济伦理思想所探讨的中心议题则围绕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展开,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不平等”状态。本文主要讨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不平等”的批判而形成的主张,并对其进行系统地总结分析,从而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文章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选题背景与缘由,以及文献的综述与分析；第二至五章分别介绍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叁代的代表人物与主要经济伦理思想。其中,第二章关注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基础性贡献；第叁章重点介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第四章则聚焦于社会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空间的位置与城市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核心；第五章则重点介绍法兰克学派第叁代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公平正义的关注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伦理转向的表现。第六章则总结与归纳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伦理思想上的异同,并指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构建提出自己的看法。
程海艳[6]2011年在《卡逊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文中提出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是20世纪美国最着名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是生态环境保护史上里程碑一样的人物。她唤醒了整个人类,把“环境”概念带给人类,使环境政策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体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信仰中得到普遍认同和关注,她是环境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世界公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山之作。本文通过对卡逊的生平、成长经历及其重要作品的梳理,阐述了其思想产生的必然性。论文对卡逊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卡逊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把卡逊的思想置于当时的现实社会之中,得到更加深刻和真实的认识,从而论证其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卡逊的生态伦理思想对美国和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杀虫剂在各个国家的禁止使用和政府的环境立法与决策,催生了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环境管理机构。论文从卡逊自身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剖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以及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卡逊指出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历史,但是人类将可能毁灭于人类所造成的污染与破坏之中。同时揭示了杀虫剂对人类与自然万物的破坏,描述了化学农药当下正在产生的危害及将来可能遗留给后代的毒害,阐述了人类滥用杀虫剂的严重后果以至造成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灭亡与生态系统的失衡。她警醒了美国民众和政府,也警醒了世界民众。这场发生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有关杀虫剂的辩论教育了民众,也教育了化工科技界的人士和政府官员,增强了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促进各种环保组织的建立,使美国政府重视并开始制定环境政策,掀开了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卡逊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传统生态思想有诸多一致之处,总结两者的精华,对于提高我国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政府的环境保护力度,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卡逊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有共通的融洽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共生、平等、对生命的责任和敬畏以及人与自然同一的整体思想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构建我国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的立足点。卡逊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寂静的春天》对于我国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我国政府认清我国的环境现状,进而转变传统观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民众增加生态伦理观,提高环保意识,促进我国现代化环保运动的发展。所以,通过对卡逊思想的解读,我们应该正视我国农村化工农药泛滥使用的情况,有助于采取整治和补救措施,维护生态平衡;变革民众的思想观念,普及生态伦理教育;大力发展和支持新闻、出版等媒体及非政府的民间环保组织,加大环境保护的监管执行力度,更加有效地改善环境现状。
刘春伟[7]2014年在《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伦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伦理道德行为关系的学科。当生态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形式研究到本体追问的范式转换的时候,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了环境科学、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各个领域。20世纪既是人类技术架构和物质文明进步的重要时期,也是生态环境恶化最剧烈的时代。人类在取得了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环境和人口等问题的多重挑战。如何倡导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来合理利用有限的地球资源,成为人类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观的树立不仅要依靠生态伦理学读本进行理性灌输和规范,也需要平实并贴近生活的素材来培养。从文学作品出发来探求生态伦理思想是指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文学研究价值以外的环境与生态伦理意蕴,从中归纳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大致脉络并树立积极的生态伦理观。本论文从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以20世纪的时间顺序为基本线索,在以生态伦理学基本理论为框架的基础上,探求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生态伦理思想的演变过程。文学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意识的表达,具有多维度、广泛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在这些体现生态伦理思想发展路径的文学作品中,部分作品并不是该作品所处时期的主流作品或具有显性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却成为生态伦理发展链条中有机的一环,成为社会生态伦理意识的多层次多元素体系的架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加以简单介绍,并概括了国内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和文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学术成就；本部分还包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了能够合理阐释从文学角度来研究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必要性,第二章将20世纪的文学发展史和哲学发展史的向度联系起来,按照时间和流派的顺序,揭示了文学作品演进和变迁中折射的哲学思考和生态伦理意识的逐渐显现过程。本部分强调：文学与生态伦理学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意味着两者间的价值观和文化形态是可以任意转换的。第叁章为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分析奠定历史基础,简述了20世纪前的文学浪潮,即浪漫主义思潮中涌现的多种形式的具有生态伦理思考意蕴的文学作品对20世纪文学作品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并对其性质进行归纳。论文的第四、第五和第六章是论证的主体部分,将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发展历程按照世纪初至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和60年代至90年代的时间节点进行划分,分析并阐明了各个时段文学作品中显性与隐性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安排是根据生态伦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特征以及20世纪主要社会背景和思潮来划分的,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每个章节以该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比照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探索文学作品中折射的生态伦理思想与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生态思想的耦合与疏离,从而总结出文学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特质,即：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生态伦理思想,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之间出现了“先发性”、“引导性”、“同步性”和“滞后性”等多种不同的耦合关系。第七章为结论部分,总结了论文意义和创新点,从异质性、前瞻性和多发性等角度阐述了本论文的写作意义和创新之处。本论文的目的是在文化多元性的时代背景下,引导读者在解读传统文学原着的过程中,真实领悟自然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坐标性作用,摒弃人类妄自尊大的想法,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世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技文化等正当与善的统
蒋忠华[8]2012年在《论儒家的生物多样性智慧》文中研究说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但自近现代以来,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破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西方古希腊自然目的论、基督教的神学目的论以及机械原子论自然观等,是造成这种丧失的根源。要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根本上解决这一危机,人们须转变西方这些既有观念,摄纳不同的概念框架和思想体系,汲取其它文明的智慧成果。不同于以上西方观念多导致人们掠夺自然、征服万物、破坏生物多样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的儒家,则深度引导同规约着人们尊重自然、关怀万物、保护生物多样性,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生物多样性智慧。发掘和梳理儒家文化中这些智慧,对于当今人们在西方传统观念之外重新定义自然、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持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繁荣稳定,都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举动。本文以儒家气、和、礼、仁四范畴作为主要发掘与梳理对象。儒家气论认为,作为万物本原之“气”,以其生生之德性和能力永续不已地孕育纷繁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还能通过自我整合、自我调节令所有生命与物种在合理的数量范围内和充足的物质资源条件上有序地共生、和谐地并存。自然呈现生物多样性是气化的必然结果,而有序和谐地共存则是生物多样性的本然存在状态；生物多样性中,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现代概念中的无机物,它们与人类一样都为“气“所生化和构成,都蕴涵着独立的价值、目的与主体性,同人类存在根本的一致性,而非惰性的、可操纵的、异己性的和工具性的存在物一—以这些形象呈现之生物之“是”,为人类尊重和爱护它们之“应该”奠定夯实了稳固的基础；世界因都为连续无间的“气”所充盈和贯彻,不存在任何完全模块化的实体和原子式的分立单元,所以人类也绝非超然于其它生命和物种之上,而是休戚与共、唇齿相依地存在于与万千它物形成的有着内在而非外在关系的生命共同体中。在此之中,爱护其它生命和物种,尊重它们的多样性,不使一物失其性,不令一物受其害,不但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必要保障,更是“气”本原命之于人的先天道德规定和人在后天生活中成就、完善自我的目的与意义所在。在儒家“和”论的场域中,“和”首先昭示的便是天之道,或者说和之“是,”:一,所有生命与物种的生成有赖于异质多样元素的协同统一；二,所有生命与物种生化后以既相互独立又同是一体、既各行其道又相互促进的形式共在着。其次,“和“昭示着人之道,或者说和之“应该”,要求人们致“和”而忌“同”、趋“多”而弃“一”,即维护事物的多样性而避免同一性与单一性,使物各止其所、各遂其长、各正性命,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实现这种目标的理念与方法主要有四点：效法天地德性包容多样万物；契合天地气候变化的时序性,严格遵守自然万物的季节节律；仔细辨别、归类和区分事物,使所有生命与物种能处其当处；调节平衡所有生命与物种之间的比例,太多的要减少,太少的要增加。在“和”观念的长期熏陶同深层浸染下,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等实践领域的诸多方面很大程度上也随之显现和发展出了生物多样样的智慧——这一点在农业系统上体现得尤为集中和明显。在传统农业中,无论是农业叁宜论,还是动植物养种的形式,抑或病虫害的防治理念与技术,无不与生物多样性智慧暗相谋合。现代农业要从根本实现生物多样性,应汲取儒家“和”观念的智慧内容。儒家“礼”论指出,“礼”虽然是人道形式,但却是天道实质。人们尊“礼”与否或“礼”之兴显与否,不但关乎着人与人,也关乎着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礼”之兴起出现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无限人欲和有限资源的平衡,保障包括各类生命与物种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繁荣稳定。等级化的物质分配制度给这种目的的实现提供了良好途径；以月令模式、时禁意识和儆戒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教令,有效地引导和规约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避免了物种灭绝等行为的发生；政制则通过生态化的职官设置、法度化的资源维护、职责化的辨物制度和地方化的为政理念,使得人们对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与保护更加稳固有效。与他文化祭祀多是出于对自然神灵的畏惧崇媚不同的是,儒家礼制中的祭祀则主要是缘于对自然万物一种真切而又平实的感恩情怀和报答意识——自然万物造就、滋养、惠育了人们,人们通过祭祀之礼回报它们、恩记它们。祭祀活动虽对自然资源有所消耗,但儒家认为这种小范围的消耗有利于培养与维持住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和感恩,从而以此敬畏和感恩来防范对自然资源的更大破坏。而且,即便祭祀过程会贡献祭品,儒家也处处拥有着珍惜自然资源、关怀生物物种的宝贵生态意识。在儒家“仁”论中,“仁”的本始规定性是爱人。但儒家认为“仁”的意义范围又不止于爱人,还包括爱物。人指所有人,物指天下万物。人除了爱人,还需仁爱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天下万物,实现爱的多样性与广博性。惟有如此,人才能完整化“仁”,成其为人,才能契合内在于主体的天地生生仁德,才能体认“万物一体之仁”。为达到这个目的,儒家认为人们应该：一,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推恩机制,即先爱父母亲人,而后再爱朋友他人,而后再爱天地万物。因为,仁爱只有在差异性中才能成就其统一性,只有在次第性中才能实现其普遍性；二,要克服私欲。人有私欲,就有就会有所爱而有所不爱；若私欲克服,所爱就没有界限,也没有完成,天下万物都将被涵容于入仁爱之中而无一遗漏。另外,儒家“仁”论指出,“仁”以爱为主,爱是“仁”的根本倾向,“仁”发用流行于自然万物上的本质形态就是爱。正由于此,儒家对自然万物充满了我们这个时代极为欠缺的活泼灵明切己由衷的爱。因为有爱,因为爱着,人们就不忍心破坏任何生命与物种,更勿庸说灭绝物种了。总之,儒家蕴涵着深刻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智慧。这些智慧对于保护和维持传统社会生物多样性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今,虽然人类早已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虽然工业文明中人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更为复杂,但是儒家的这些智慧仍然存在着重要价值,它为当今人们在西方传统观念之外重新定义自然、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持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繁荣稳定,提供了一个合理而可能的选择途径和实现方法。
洪梅[9]2012年在《二程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提出的“仁者与万物同体”的生态思想对我国的生态伦理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在对中西生态伦理思想发展研究的过程中,对它们在思想原则、发展水平及其各自引起的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从中总结的经验对我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方向、我国的生态伦理教育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颢、程颐作为北宋道学的奠基者,他们将儒家的“仁”上升到宇宙本体高度进行了论证,建立了一套以儒为宗、融合佛老的思想体系。后世的朱熹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是在二程理学基础上的丰富、发展和创新。本文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不像以往学者对二程的研究多集中在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上,本文则对二程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以期丰富中国生态史的研究内容；二是在研究顺序上,以“生生”——“仁”——“和谐”的顺序进行论述,以此作为揭示二程生态伦理思想的切入点；叁是在研究方式上,将二程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内与国内的道教、道家、佛教以及玄学相比较,对外与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相比较,力争同种存异、共同发展,以此为我们的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一点的借鉴。本文分为五章,从以下叁个方面对二程生态伦理思想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一、二章叙述的是二程的学术生平、北宋的生态文化背景以及二程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伦理基础和理论渊源。程颢、程颐兄弟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影响深远。他们创立的洛学上承孔孟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和核心精神,援引吸纳、改造融合佛、道思想资料,使洛学成为思辨性和哲理化的儒学新形态,具有突出的创新价值和意义。二程汲取了佛、道、玄的生态理论,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社会的伦理等人生中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天理的命题,将天理与人道贯通为一体。叁、四章分别论述程颢与程颐的生态伦理思想。程颢的“天人一体”论的生态宇宙观表现为“天人本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为天地之心”。其“生生之仁”论的生态价值观德核心是“天道生生”、“生生之道”、“与物同体”。其生态伦理观点的中心是“赞天地之化育”、“以心识仁”程颐认为动静变化的宇宙观便是“阴阳变易”、“物极必反”“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便是“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类应该以一种道德理性来限制自己的欲望。同样,程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观。认为只有通过“循理”的途径,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程颐提出“循理之乐”,认为只有遵循了天理,才能平治天下。最后一章论述是二程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启示。本章将二程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现代生态学的诠释,如万物一体与生态系统论,仁者与物同体与人类中心论,阴阳变化观与辩证自然主义。追求一种天人合一境界也就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天道性命之学的人生哲学,到“仁民爱物”的道德伦理学再到关爱万物“赞天地化育”的生态伦理学,二程哲学的思维轨道是清晰可循的,其生态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也值得世人批判性地继承和借鉴,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生态道德的不足。
喻哲子[10]2016年在《罗尔斯顿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哲学伦理思潮形成的标志是对自然道德地位的确立和对人与自然道德关系的肯定。这种思潮和观点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后,关于它的研究和争论就从未停止过。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人们开始反思究竟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对待自然?很多学界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回答。在这样一种趋势中,罗尔斯顿提出了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作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罗尔斯顿对环境伦理学最大的贡献是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叙述和说明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为现代环境伦理学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思想进路。罗尔斯顿将大自然定义为创造了各种各样价值的主体。价值是由自然创造的,自然再将价值馈赠给我们,而不是我们赋予自然价值。在此基础上,罗尔斯顿还提出了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并且指出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最后罗尔斯顿指出,环境伦理学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境界的新的试金石,人作为地球上的道德监督者,应该以维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为己任。本文从追溯罗尔斯顿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入手,阐述了罗尔斯顿生态伦理思想的叁个基本内容:自然价值论、生态整体论和实践观。罗尔斯顿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我们构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以及重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及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韩博. 辽宁大学. 2016
[2].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D]. 岳磊. 浙江财经学院. 2012
[3]. 自然之思[D]. 曾建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4]. 生态学视域下的西方动物伦理思想研究[D]. 黄雯怡. 南京林业大学. 2018
[5].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师远志. 武汉大学. 2014
[6]. 卡逊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D]. 程海艳.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7]. 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刘春伟.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8]. 论儒家的生物多样性智慧[D]. 蒋忠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9]. 二程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洪梅. 中南大学. 2012
[10]. 罗尔斯顿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喻哲子.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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