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艳竹[1]2005年在《孟子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民本主义思想、德治思想和政治抗议精神是孟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孟子面对战争纷繁,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大背景,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继承、发扬古代“重民”思想和孔子的政治学说,并借鉴同时代诸思想家的思想,构建了完善的政治思想体系,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孟子对人类本质做出认识和肯定,指明人性为善,这是他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孟子重民、爱民,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指出君臣之间为对等的关系,提出了民可“易君位”、“变置社稷”的思想,这在封建专制统治时代不啻为骇世之言。孟子主张实行德治,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还要对普通百姓进行教化,以至化民成俗,实现社会的和谐。孟子主张德治,但并不否定法,而是要求必要时运用法,坚持德法并重。孟子的这些思想不仅为历代的先进知识分子所继承发扬,对我们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也都具有启发意义。深入挖掘“民本主义思想”和“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执政为民”、“以德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越[2]2017年在《徐复观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徐复观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中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独树一帜"的学者。他政治生活的顶峰是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联合秘书处的副秘书长,成为蒋介石所倚重的高级幕僚,但最后因对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彻底失望而从政治转向学术。他始终关怀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的融汇,为此他对中、西方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提出了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海内外学术界对徐复观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新儒学思想,而对其政治思想,尤其是其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对政治思想的科学涵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按照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构建出徐复观政治思想的逻辑体系,并对其政治思想的内容、主要特征、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理论缺失等进行探究。徐复观通过对"忧患意识"的经典阐释,指出正是"忧患意识"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由原始宗教向人文主义的转化,包含了古代中国人以道德理性为主要元素的人文主义的觉醒。他对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剖析,指出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构成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然而,在帝制历史的现实中,宰相制度遭到破坏,法治思想严重缺失,具有政治抗议精神的儒家思想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与专制政治制度达成妥协。徐复观把先秦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与专制时期扭曲变质的儒家政治思想区别开来,这是其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重要前提,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徐复观一方面发掘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民主与法治的精华,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西方政治文化中自由与平等的矛盾、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及个人主义的弊端。他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建立,缺少了政治家与公民的"道德的自觉"这样一种思想与精神方面的坚实基础。他反对两极分化的社会,反对富贵豪强与民争利,认为平等和分配正义是人的真正自由的基础和必要的保证,以及他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表明他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徐复观坚决反对通过全盘西化来建设现代中国,主张对西方政治文化加以区分和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其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条件。基于此,徐复观认为中国必须学习和汲取西方政治文化中民主与法治方面的精华,使之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实现创造性的融合;同时儒家人文主义可以赋现代民主政治以道德和精神的内涵,可以弥补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缺陷。因此,他主张把先秦儒家的思想精华,如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等,与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的思想精神相沟通融汇,通过综合创新的途径,来开创新的中国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是徐复观政治思想的归结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徐复观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力图重建儒家的政治之道。他立足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维护传统文化,努力寻求传统与自由的综合创新,这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但是,徐复观的政治思想终究没有逃脱唯心史观的局限、阶级的局限及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从本质上来讲,他所维护的是儒家伦理本位和心性之学的唯心主义传统,而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是不可能真正揭示政治思想的本质和规律的。他所代表的是士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利益,这决定了在他的价值理想中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农民阶级的位置。基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对于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构思与阐述也是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这样的综合创新理论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吸收和借鉴徐复观政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葛晓莉[3]2007年在《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孟子是中国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之一。与西方典型的法理政治不同,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集伦理与政治于一身的,是政治与伦理合二为一的政治伦理思想。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特点。这种特殊的思想理论始于孔子,中经孟、荀分别从伦理和政治一端透显其内蕴,最终由董仲舒完成了政治和伦理的双向涵摄。孟子在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建构上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孔子“为政以德“的宏观论述基础上,从伦理的一端透显政治的意蕴,给政治以伦理化的诠释,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整体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向。孟子充满政治伦理内涵的王道仁政,打通了政治与伦理的关隘,给政治以的伦理基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他丰富的政治秩序安排,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建构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理念。时至今日,在我国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仍然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为我们何以建立政治道德和实现道德从政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一君臣关系的问题上,分析这一问题形成时凭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从政治与伦理的不同角度来探讨其具有的伦理内涵;从规范的角度探讨调整这一关系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通过对孟子思想体系的梳理,把握其思想脉搏和逻辑构架。为实现社会中的道德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黄稼辉[4]2016年在《贾谊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汉初之政治思想家,贾谊一直是研究汉代思想史中绕不过的一个存在。其政治思想对两汉四百年之长治久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贾谊具有以“天下”安危为课题的问题意识,因而其思想往往集中于政治设计之中,由此,理解、阐释贾谊之思想,必然回到其政治设计中来,这就需要我们看待、研究贾谊思想,必须宏观之远眺,而非微观之梳理。贾谊政治思想产生于秦末汉初,有其历史及学术背景。历史上,汉初政治“汉承秦制”,显示出汉廷治国之艰难,无智识设计政治蓝图,只能沿用前朝之治国模式；又因其经济凋敝,人心思定,故“无为而治”,以图休养生息。学术上,贾谊,生长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从小接受《诗》《书》六艺之教,同时因天下之中之地缘优势,而接受了儒家以外之道、法、墨、阴阳等诸家思想。贾谊思想的形成,除历史与学术原因外,还有其现实背景,即“诛吕安刘”、文帝登基、黄老之术继续对江湖与庙堂产生影响,但在黄老之术之“无为”中,有一股儒学之暗流涌动。贾谊在明以“过秦”,实则“戒汉”过程中,提出其政治设计之逻辑起点,即王道论。贾谊认为秦亡于“废王道”,而未如汉初思想家“过秦”之时,一味地谴责秦之“法治主义”。贾谊肯定了秦一统天下之历史作用,同时肯定了秦北击匈奴之功绩。贾谊之观点,为武帝与桑弘羊所接受。但这都是贾谊政治思想之表象,贾谊依然想上溯周文,构建王道盛世,故其在阐释“先王之道”时,依然以王道为视域,提出其别具一格之安边策,以招降匈奴。贾谊之“君道论”为其政治设计之重要环节,有两个内在特征,其一是“势”,是治国之依托,可避免社稷为墟。君王应当有分辨“势”是否转移之能力。其二是“明”,只有“明”才能辨其“势”,才能明了“天下大势”。“明”与“诚”二元一体。“势”与“明”是贾谊君道之内在特点。由此,贾谊提出“君道”何以可能的问题,即“立君之道”和“为君之道”。“立君之道”阐述立君之合理性,“为君之道”侧重于阐述君主行为之实然性。只有明白“立君之道”,才能理解“为君之道”,这是贾谊“君道论”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但贾谊文本呈现了这种内在的逻辑结构。有了指导思想“王道论”,有了实行“王道”的“君主论”,贾谊在其政治设计中主张“礼治论”,而非秦之“法治论”。贾谊主张礼乐为主,法治为辅,教化为主,刑罚为辅,以儒学为核心,推行“礼治”。贾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王道盛世。贾谊之“礼治”,源于汉初之两大乱象,其一是诸侯国之“僭越”；其二是民俗奢侈,无亲亲尊尊。贾谊指出,诸侯国“僭越”是因为无制可依,诸侯王又有“布衣昆弟”之心。因此贾谊提出温和的推恩众建之方案,以强干弱枝,分割诸侯。而民俗奢侈,无亲亲尊尊是因为汉初社会由秦末而来,六国纵横之士习气未消。于是汉廷通过皇帝下诏书之形式移风易俗,从而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民本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之最重要部分,主要强调以民众为治国安邦之学说。儒家以民为本,强调君民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强调“民”为“本”之重要性。贾谊之民本思想是古代最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它上承先秦民本思想之精华,下启汉以后两千年民本思潮,将尊君之目的指向“民”而不是“君”,为文帝之治国方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贾谊之民本思想,以儒家之仁政爱民为特点,提出“重民”、“安民”、“富民”、“民议”等核心观念,为儒学与皇权之融合奠定了基础。
马宁[5]2009年在《孟子的政治合法性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与发展,对于西学的研究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文化的位置。但西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土壤,将其强行移植到中国本土,就会出现排斥现象。近年来“传统文化”开始复兴,人们开始对中国现存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这一举动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又拉回到传统文化上来,使我们重新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和考量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孟子独具特色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更是具有特殊的历史影响,其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执政理念,充当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君主的政治统治秩序能够得以维持和巩固。鉴于孟子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以“政治合法性”理论为切入点,来研究孟子的政治思想。通过分析得知,在孟子的政治思想当中蕴含着“政治合法性”理念。政治合法性基础、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化途径等要素渗透于孟子政治思想当中。孟子从合法性基础出发来谈论君主统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从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人们对于君子统治权力失去认同的原因,并从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秩序的角度,向君主提出了政治合法化的途径,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着手,采取一些争取民心的措施,消除百姓的政治不认同,以使百姓从内心深处对君主的统治给予认同、持久的忠诚与臣服。作为儒家着名的学者——孟子,正是由于其政治思想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致使中国无法走上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但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相反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从中撷取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何小双[6]2012年在《略论孟子政治思想的人性基础》文中提出作为儒家代表之一的孟子,是孔子思想体系最重要的继承者。他明确提出了性善论,并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建构起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孟子的这套政治理论主要围绕四大主题展开,即以天人合一奠定终极依据,以性善论提供德性凭借,以内圣外王描摹政治理想,以德主刑辅为具体治道。从而将政治与伦理紧密联系了起来,为儒家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孟子的性善论与政治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性善论,孟子的政治思想就失去了内在的根据；离开政治思想,性善论的地位和作用也将一定程度地降低。
李锐[7]2009年在《民国孟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民国,孟学研究比之清代来说相对低落,主要表现在:没有大部头的着作问世。然而由于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关于孟学研究的论文却是数量颇丰。根据本人所见,1915年至1948年共发表孟学论文186篇,且这些论文并不仅仅是遵循传统学术路线的重新整理,而是在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之后,对于孟子本人及《孟子》的重新研究,这一新变化使孟学在民国呈现出了别样的光彩,因此对于民国时期的孟学研究进行研究和梳理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其主要是对于文中“孟学”这一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从总体上把握孟学本身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发展意义。第二部分是传统视野下的孟学研究。这一部分主要对于民国时期仍以传统方法对孟学进行研究的着作进行几种分类整理研究,以厘清传统学术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轨迹。这一部分主要从孟子身世、《孟子》本书的考证两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体现民国学术对于前代学术发展的继承和延续。第叁部分为孟子思想的现代诠释,这一部分为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主要从核心概念、篇章解读、孟子思想、孟子与诸子比较、孟子文学艺术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民国时期,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并行不悖,且现代学术分科已基本成型,因此对于孟学的研究已不同于前代,门类更为细致。本文正是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力图体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以及思想背景之下,民国孟学在与西方思想的交融中所体现的不同于前代的独特光彩。第四部分为孟学研究与社会。在这一部分笔者力图突破就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局限,将孟学研究与当时社会广阔背景联系在一起,力图厘清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民国社会本身学术发展路向正像韦伯所说,其中工具理性部分日益凸显,学者更多的是希望能将所学用与社会,因此将这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第五部分为个案研究。本部分是在之前总体叙述基础上的补充,通过对一个代表性个案——马绍伯的《孟子学说底新评价》的解剖式研究,更为完整的体现民国孟学独特光彩。马绍伯的着作从一个方面来说是民国学术某种意义上的极致体现,其在抗战背景之下,将孟子思想与孙中山的“叁民主义”思想相比附,从而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对于孟子思想做了独特而新鲜的诠释。第六部分为对孟学的总结概括。通过对于民国孟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从解释学角度对于民国孟学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整理,对于民国孟学的特点进行了总结:首先是西学在孟学中的引入和运用;其次是对于孟子是科学的态度而不再是盲目崇信;再次是其中工具合理性的凸显。总体来看,民国孟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研究对象虽仍是传统经籍,然具体内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通过对民国孟学发展的研究,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整个民国学术的变化和发展,意义深远。
沈锦发[8]2011年在《孟子内圣外王思想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儒家的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其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及对人性的信赖,以修己治人为基调的“内圣外王”,道德与政治结合为一,故儒家所言的政治即道德的延伸；并把个人的道德实践扩大到政治哲学的观念。孟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源自诗经书中的「德」思想,并继承孔子仁道精神而成,其以「性善说」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兼具现实性与超越性。孟子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性格就是正由那用以对治纷乱世局之性善的人文主义所刻画。孟子内圣外王思想首须辨义利、辨王霸。然而,对应着时代的苦难,孟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重心是王道与仁政。「王道」是君王为主体所说的政道。「仁政」是以人民为对象所施之维护人文人性之政。孟子始终坚持王道仁政理想,对抗霸权,拥抱人民,面对忧患,希望道德理想在现实政治中实践出来。这种实践哲学之精神,表现以道德教化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正是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内在关系。孟子的王道仁政,虽然有「民为贵」的基础,但仍走不出“君王为主体”之范畴,因为政治是现实的,政治与道德是分离的,而不是统一的,内圣道德无法开出外王的政治事功,是孟子政治理论中政治与道德无法区分及公领域(公德)和私领域(私德)界线不明所造成的。尤其国家主权在“君王”而非“人民”时,期待君王自行消减权力,以民为贵,更是难求。因此,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只是政治的理想。近代学者虽然在新儒学思潮及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希望以代表儒家精神的“内圣外王”为主,试图用不同的思考模式及方法,意欲将儒家文化接引到现代化的路上。但皆因集中在“道德本体”来诠释转化而忽略现实“政治制度”上的实质研究,所以无法如愿。另有学者全盘否定传统直接引进“民主政治”解决中国“政道”之不足,方法固然可行,但也不能忽略人民对民主理论的认知、国家的环境及近代民主政治的腐败及社会风气败坏等缺失。因此,以政治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来论,民主政体不能专从现实或专从理想来表示。民主政治整个的领域,既需事实亦需要理想,惟有如此,才能表明两者正当的相互影响。尤其在实然与应然间采取一个平衡的调和,来阐明事实与价值间的关系,我们才能了解政治理想的实践与伦理道德的实践既不是同一的,亦不是彼此相间隔的,而是若即若离,互鉴互赖的。所以也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主张的“善政”的德治观,对应近代民主政治的“法制”,应有互补的作用,亦即其道德的价值理性,应足以弥补近代民主政治工具理性所呈现的价值危机,相信以「内圣」道德和文化教养来提高「外王」民主政治的质素,才能维系民主政治于不坠。中国和西方的慧识在这种关系中亦可以得到一个有系统的结合,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
王婷[9]2017年在《孟子美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孟子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孟子的研究从古至今从未离开过人们的研究视野,但对孟子美育思想的研究依旧属于空缺阶段。孟子美育思想散见于孟子的政治、教育、人性等思想之中,在中国美育思想史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孟子的美育思想以“自律性”与“非功利性”的美学思想为基础,是性善论为本的自律性美育,以“养浩然之气”作为美育思想的目标以达到“知天”的审美境界,其思想中的“疏礼近仁”和“道德的情感性”与美育思想有相辅相成之妙。本文意在对其美育观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探讨孟子的美育观在其思想体系中的意义以及对后世、对当代的影响与价值。本文对孟子美育观的研究主要分为叁个章节:第一章节主要是将孟子放在战国时期的大背景下,阐述在“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特殊时期孟子其人以及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探究孟子美育思想的渊源。另外本章还对孟子美育思想在孟子整体思想体系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研究,找出研究孟子美育思想的必要性与价值。第二章是对孟子美育思想的剖析。主要是根据孟子的思想以及《孟子》一书将散见于孟子思想中的孟子美育观梳理出来,以形成系统的孟子美育思想体系。孟子的美育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自律性美育,以养浩然之气作为美育思想的目标以达到知天的审美境界。孟子的美育思想在实践方式上与孔子相同,都是以诗教、乐教为途径,是为孟子美育思想对孔子美育思想的继承发展。孟子的“疏礼近仁”和“道德情感”思想与孟子的美育思想相辅相成,作为孟子美育思想的补充,从而形成完整的美育思想体系。第叁章阐述孟子美育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孟子美育思想是对孔子美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影响了后世荀子、王阳明等多名思想大家,有着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特别是他以“四心”为本源的美育思想观,开启了后世美育思想中对“心学”研究的长河,为后世美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梁启超的“《孟子》为修养最适合之书,与中国青年尤为相宜”这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对培养中国人的修养最为相宜。在这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而精神文明却问题频出,人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并不和谐的“异化”时代,孟子的美育思想能够为当代美育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与参考,促进现代人的自我完善与身心健康成长,推动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
李华[10]2008年在《孟子与齐鲁文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先秦散文作家孟子与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不深入了解孟子与区域文化的关系,就很难合理解释孟子的散文、思想、人格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格。然而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文欲立足于原始资料,从齐鲁文化对其生平思想、文化经历、散文特征等多个层次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来探讨区域文化与作家的深层关系。论文主要分为叁大部分,五个章节。第一章写于正式讨论“孟子与齐鲁文化”这一内容之前,主要目的在于廓清几个重要的问题:《孟子》一书的成书与孟子的关系;对于齐鲁文化、邹鲁文化、周鲁文化概念的简单界定;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孟子研究现状概述。这一部分内容是本文的前提所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孟子与邹鲁文化的关系,为第二、叁章。第二章从孟子的生平思想方面寻找邹鲁文化对于孟子的影响作用。第一节主要探讨孟子家世与邹鲁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和鲁国的渊源;第二节分析了孟子在邹鲁地区的主要活动;第叁节为这一章的重点部分,旨在说明邹鲁文化对孟子思想的建构作用。这又包括了孟母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对孟子的浸染,以及孔子之孙子思对孟子思想的影响作用。第叁章分析了《孟子》文本中所体现的鲁文化特色。本章选取了几个点来进行论述:包括孟子在使用《诗》、《春秋》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鲁文化的色彩;孟子对孔子的推崇;以及《孟子》中体现出的鲜明的地域文化优势感,这一其他诸子作品中罕有的特点。其中第一、叁节是立论的主要内容与依据。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孟子与齐文化的关系,为第四、五章。第四章分析了孟子的游历生涯与齐文化的关系。主要包括齐国对孟子巨大的吸引力;孟子在齐国的主要社会活动;以及从文化的差异性方面看孟子在齐不遇的原因。第五章主要分析《孟子》对齐文化的接受。包括孟子接受齐文化的来源;齐国社会风尚在《孟子》中的多彩展现;以及《孟子》在思想方面对齐文化的接受。第叁部分为第六章,通过对《孟子》中具体特点的分析,来找寻齐鲁文化对于《孟子》文学特征的成因。主要是地域文化对《孟子》中的问答体纪事、知言善辩、以气驭文、平易文风等方面的影响作用。最后的附录,是07年8月“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分为两部分。上编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对二十世纪以来孟子研究现状的做出的逐一梳理和归纳;下编与导师王志民先生共同完成,是对大陆地区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研究情况的综述。由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浩繁,同时涉及方面较广,虽力求把握重点,亦不免篇幅较长,只好以附录的形式付于文后,一来论文的整体形式可稍显严谨;二来,希望能对后来的孟子研究者有一点启发和帮助,为他们省去一些的翻检资料的时间。倘能若此,也算无憾。
参考文献：
[1]. 孟子政治思想研究[D]. 修艳竹. 大连理工大学. 2005
[2]. 徐复观政治思想研究[D]. 刘越. 大连理工大学. 2017
[3].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葛晓莉.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4]. 贾谊政治思想研究[D]. 黄稼辉. 武汉大学. 2016
[5]. 孟子的政治合法性思想研究[D]. 马宁. 天津师范大学. 2009
[6]. 略论孟子政治思想的人性基础[D]. 何小双. 兰州大学. 2012
[7]. 民国孟学研究[D]. 李锐.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8]. 孟子内圣外王思想之研究[D]. 沈锦发.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9]. 孟子美育思想研究[D]. 王婷. 山东艺术学院. 2017
[10]. 孟子与齐鲁文化[D]. 李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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