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1]2004年在《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功能性及其对城市影响的评估》文中指出1999年1月中国“政府上网工程”全面启动。电子政务作为政府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功能性状况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选择的9个不同等级城市政府网站的连续1个多月的跟踪记录，评估了中国城市政府网站“电子政务功能度和电子政务复杂度”的现状和中国不同等级城市政府网站的发展特点，为中国城市政府网站的服务功能性分析提供基本依据。而后从信息地理学的角度讨论了电子政务对城市形态和功能影响若干个方面，发现其对城市空间的集聚与扩散、城市物(人)流动的组织，城市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与城市内部的多边交流(非正式交流)的建立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加强和促进作用。
尹浩[2]2015年在《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文中提出马恩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总激发理论探索者在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充满着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思考。遵循此理念,笔者分为以下五部分展开全文：一是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问题意识为核心,展开实证分析和学术对话。具体而言：为什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经过近30年的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依然低下?导致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的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破解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现状,建构理想型的现代化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整体性治理理论预设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下,通过整体性政府建立实现善治的可能。放置于中国时空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化水平与政府功能整合程度相互影响,两者存在同步进行趋势,并且社会组织化水平的第一推动力为公共行政部门。这项研究让我们可以解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区结构与公共行政体制是如何影响了治理理论在中国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在理论上反思治理理论应用本士的适用和限度。二是纵向历史维度分析。放置于中国城市社区历史的变迁角度来看,主要划分为总体性社会下的社区建设和分化性社会下社区建设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高度行政整合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发育的土壤。在后一个阶段,随着公域、私域、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社区居民自治在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其背后转型的动力源宏观上主要有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改善与社会职业群体分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叁个方面,微观上体现为以社区类型空问演变、流动人口社区分布以及特殊人群需求多元化等特征的社区分化。在此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短时间内使社区硬件设施以及人员组织体系迅速得以完善,然而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叁是共时性比较分析。造成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困境的主因归结为社区结构的碎片化和政府功能的分散化。社区碎片化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瓦解的自然反应,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也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文化触手在当下社会的延伸。其中,社区碎片化与政府功能碎片化(分散化)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碎片化的社区无力组织自我服务,只能依靠行政力量、行政资源与行政方式填补,另一方面功能分散化的政府分割了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造成社区行政化与负担不断加重。四是社区整合实践反思。依据西方社区建设经验来看,组织整合是未来中国碎片化社区修补的方向,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在中国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现代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介入。源于欧美国家的公益创投活动,因能够迅速有效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备受我国地方政府推崇。公益创投有孵化器与项目孵化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依托实体孵化机构和场所,进行系统培育,后者依靠项目与技术支持,化居民需求创意为微型社团,实施微型自治。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能够通过组织培育,整合破碎化的社区,优化政府部门资源和权力输出方式,并有使政府及其执行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公共资源分配及享用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权责对等的关系。五是未来发展图景与理论提升。整体性社区与碎片化社区相对,是对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畅想,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彼此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社区公共生活的完整空间,是政府部门、社区和社会组织叁个治理主体间合作过程中,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实现自治能力提升的理想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状态。通过对公益创投反思,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笔者建构了社区治理“陀螺模型图”,它被赋予实现整体性社区的重任,主要内容包括公益服务项目整合机制、以平台发育与社会组织络整合机制、以社区自组织网络整合机制,以及叁者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助的整合网络机制。六是结论,即社区居民自治空转是社区碎片化和政府功能分散化相互迭加的结果,整体性社区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理想图景,他的实现是政府主动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网络体系建构,同步推动政府部门功能整合的过程。
董树军[3]2016年在《城市群府际博弈的整体性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财富积聚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渐地成为世界各国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夺取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世界级城市群之间的竞争,重构和振兴城市群纷纷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战略。就我国而言,城市群各个方面发展程度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展的龙头,对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成为我国未来的核心发展方向。城市群作为多个城市的集合体,是一种功能性区域,同时也是一个主体博弈场域。由于城市群内部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导致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政府在政治市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领域发生博弈。并且,这种博弈在政府政治经济人倾向和参与人有限理性的前提限制下,会衍生诸多博弈无序问题。除此之外,当前我国关于城市群府际博弈治理的理念及制度规范都还不健全,更是加剧了城市群府际博弈中的竞合无序行为,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城市群内部统一市场分割、产业结构雷同和重复建设、城市群整体环境污染及治理失序、城市群公共政策扭曲等,给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阻碍。因此,寻求解决城市群府际博弈的优化路径,构建城市群内各个城市政府间合理、有序的竞合博弈关系,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新兴的第叁种行政范式,是对新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治理碎片化和服务裂解性进行超越的结果,它以合作共赢价值理念为基础,以协调、整合机制为核心,注重治理问题的预防、治理过程的优化和治理结果的提升,借助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技术,进行治理层级和治理功能之间的整合。同时,注重全局战略和整体思维,以信息技术的制度化设计为手段,通过构建信任体系、责任体系和利益协调体系,建立政府治理整合系统和协调系统,主张治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整体性治理以协调与整合为核心的主张与城市群府际博弈的协调与治理具有较强的契合性,能够更好的协调各个城市政府之间的博弈,缓解相互之间的博弈冲突,实现政府博弈整体效果的最优和公共利益整体最佳。因此,整体性治理不仅是一种改革取向,也是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对指导治理转型期我国城市群府际竞合博弈的设计和安排,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未来改革的思考方向,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根据城市群府际博弈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知城市群府际博弈中竞争与合作从无序到有序、从松散的一般往来到有组织的社会经济联系、从不整合状态到整合发展,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从时间过程上看,城市群府际博弈无序发展进程更漫长,当前我国城市群府际博弈仍有相当多还处于“诸侯割据”状态,其无序竞争博弈因子较多,而有序合作博弈因子较少,对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基于城市群府际博弈的机理,深入剖析城市群府际博弈无序产生的原因,可知博弈意识落后、行政区域障碍、考核机制不当、博弈协调机构滞后、信息沟通不畅、成本分摊不均、信任体系缺失以及博弈规则不完善是当前城市群府际博弈无序产生的重要原因,成为城市群府际博弈治理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出发,从重塑合作共赢理念、建立整体性博弈治理机构、创新城市群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城市群府际利益协调机制、搭建城市群府际信息共享平台、优化城市群府际博弈信任体系等方面着手,探讨推进我国城市群府际博弈协调治理的策略选择。
王平[4]2005年在《城市信息化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它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政府职能、政治过程和政治文化,以及包括政治参与、政治决策和行政管理在内的所有重要政治行为,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它将导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日益从政府的统治转向公民的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电子政府”的出现,是人类治理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它既是上述这一过程的动力之一,也是这一过程的后果之一。所以,“电子政府”治理模式不仅成为政治家和政治组织关注的重点,也是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信息技术科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们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论题。 加入WTO以后,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的政府管理系统正面临着新的治理环境和新的治理任务。上海市政府加快了从传统型的政府行政管理向现代型的公共管理转变的进程,而城市信息化建设和“电子政府”的发展为上海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技术支持。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双重目的和意义:一是研究上海的“电子政府”,从这个“网上上海”的形象入手。探究其内在的治理理念及其对上海政府改革、市政管理和城市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二是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上海在市政管理、城市治理模式方面的创新,为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从技术和政治结合的角度去理解的“电子政府”,是一个正在呈现的新领域。本文结合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从上海“电子政府”建设入手,探寻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信息化与政府治理方式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以个案分析的方法把政府治理与“电子政府”结合起来研究,试图从“电子政府”——政府治理的新模式入手,探究其内在的政府治理理念和制度创新,这也是一次开拓性的尝试。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简单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介绍国内外学者在政府治理和“电子政府”领域的理论成果及研究前沿,阐述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及政府治理体系的架构。 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上中下叁篇:上篇讲述城市信息化与新的“电子政府”治理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包含了叁章:第一章简述“第叁次科技革命”推动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城市发展呈现出信息化趋势,“数字城市”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技术工具和强大动力。第二章表述“电子政府”的概念、发展阶段、一般特征以及它与传统政府的区别,从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流程、治理绩效和治理监督六个方面对“电子政府”治理模式进行了详尽分析。第叁章陈述公共行政学界对当代公共行政领域已经和正在产生的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新变化、新特征做出的理论回应,介绍了在当代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新制
王翀[5]2005年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成与管理研究》文中提出社区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与实践课题。当前我国广泛开展的城市社区建设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背景，在社区空间，既自发地生成着成员个体利益的各种诉求，又承载国家(政府)行政不作为部分的具项，尤其是现代社会，社区成为国家与社会在地域管理上的一个过渡地带，一个共有交涉的公共空间。 本文从正确地反映社会的公共需要，引入现代管理机制的角度出发，以“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成与管理研究”为主题，在社会激烈转型的背景下，为适应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迫切需要，研究什么是社区公共空间，如何加强社区公共空间管理建设，以及在当前信息化进程中社区公共空间的变迁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研究，将更合理、有效地把握社区公共空间的效率、效益，促进现代民主社会有序运转。全文共分九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首先从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与我国城市社会管理变革入手，揭示了深化社会管理的挑战，指出社区建设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种必要的社会自我管理制度。分析了现代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管理的必然性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区公共空间建构，在理论框架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本文研究的主要方向、研究框架和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对社区理论、社区管理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研究和“管理”与社会研究等理论分别进行综述，并回顾了我国相关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构成了本文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以及拟突破的重点。 第叁章对社区公共空间概念、构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首先分析社区范围内具公共性的实在之物。并籍助于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使公共领域概念从理想化转向实务化，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使之进入社区场域并赋予实在的居民事务的功能。本文认为，社区公共空间是具有地域意义和赋有实际社会功能的公共领域类型。它是以国家——社会相对分离为生存基础，以自主参与为核心，以权利互为平衡为原则，以居民事务为内容，以信息网络为手段，以舆论监督为常态的这样一个具有社区场域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考证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互联网传播叁种不同传播手段状况下社区公共空间的不同社会性形态，并分析了信息时代社区公共空间的结构变迁和网络给社区公共空间带来的变化。对网络社区与实体社区公共空间进行了场域的解析。 第四章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社区公共空间管理的构成展开深入研究。从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成与管理研究实社区管理的经验出发，对社区公共空间管理构成进行逐级分解，建立如同关系树的层次结构。用理念层面的研究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管理相关者层面的研究相结合，揭示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和信息化推进社区公共空间无限扩大的社会变革、转型过程中，社区公共空间管理所应确立的理念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动作机制和管理相关者等保证因素和结构维度。最终得出四个层面的20个构成因子。 第五章运用本文业己建立的社区公共空间理论框架，对理念维度的因子分析，得出的四个因子，即民主和参与意识因子、组织自治理念因子、社区民主推进因子、自治认识水平因子;制度维度的因子分析，得出的居代会制度因子、民间组织制度因子、党群组织制度因子、议事协商制度因子;机制维度的因子分析，得出管理合理性及规范有序化因子、信息网络化因子、环境治安因子、物理空间质量因子、楼群设计合理性因子、社区服务发展机制因子、网络讨论支持因子、管理经费因子;以及管理相关者维度的因子分析，得出专业管理者综合素质因子、热心者及信息化水平因子、文化和收入条件因子、性别因子，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与解释。 第六章对社区公共空间管理构成问题按类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水平的Means过程分析，证明了不同类型、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是有显着差异的，而且也是相关的。这说明了以舆论为常态的社区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意义，社区公共空间是为社区各类主体交流有可能达成的共识而存在的。只有不断扩大的公共空间，才能给各类社区主体提供场域，来充分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在社区公共空间的研究和管理中，我们应该考虑到各类主体必然的差异。MeanS过程分析实现了一个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质的飞跃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第七章运用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分析我国社区公共空间的规范管理的影响因素。社区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指出影响我国社区公共空间的规范管理的主要有四大因素，即社会结构、宏观社会环境、传播手段、政策法规等。然后，分别对这四大因素及其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第八章在前七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杭州市叁个社区信息化试点网站的考察、实际评估，在网络社区对实在社区的公共空间在权利管理空间、信息管理空间、公共服务管理空间等方面的扩大和网络社区搭建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以经验分析、数据调研?
袁祖怀[6]2013年在《基于协同理论的市矿统筹发展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我国矿业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入手，依托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界定市矿统筹概念及系统边界的基础上，对矿业资源性城市市矿统筹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从市矿统筹的实践中引入协同发展相关理论，对市矿统筹的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并以典型矿业资源型城市淮南市为例，对矿业城市市矿统筹发展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矿业资源性城市市矿统筹发展历史及现实可行性进行梳理和分析，归纳出市矿统筹是矿业城市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这一重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市矿统筹发展概念进行界定。从系统划分看，市矿统筹发展系统主要包含经济、社会、城市与环境、管理这四大子系统，并具有市矿系统特有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其次，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市矿统筹发展的影响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市场、社会文化等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城市与环境、管理等四个子系统方面的因素。在内外部因素分析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影响因素的结构与体系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除产业结构等少数因素外，其余因素对市矿统筹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显着影响。然后，在影响因素结构与体系分析基础上，分别从市矿统筹系统发展动力、系统演化机理、系统发展路径与优化叁个方面研究市矿统筹发展机理。第一，市矿统筹系统发展动力主要体现在推力、拉力、阻力和压力四个方面。在利用振动力学模型分析动力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淮南市为例，对市矿统筹发展的推力、拉力、阻力和压力进行解析，研究动力演变趋势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以推力和拉力为代表的正向力要大于以阻力和压力为代表的负向力，从而形成市矿统筹发展的正向动力。第二，市矿统筹系统演化机理则按照子系统内部演化、子系统之间的演化、市矿统筹发展系统的演化这一思路进行分析。分别利用协整分析、内生增长理论及哈肯模型的分析表明，市矿统筹系统不仅存在子系统内部的协同演化，也存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它们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市矿统筹发展系统的演化。其中，地区生产总值是市矿统筹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序参量，地区生产总值和叁废综合利用的协同作用有利于推动市矿统筹的快速发展。第叁，从系统发展路径与优化看，市矿统筹系统变量主要从城市发展和矿业发展两个着力点切入，通过对市矿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居民收入、居住及出行等方面进行综合统筹推动市矿统筹发展。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市矿统筹系统的分析表明，提高市矿统筹发展水平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投资比例的合理性及管理水平是影响市矿统筹总水平的重要因素。进而，利用DEA模型对我国34个典型矿业城市市矿统筹系统发展效率的测度表明，我国34个典型矿业城市中，有27个城市属于市矿统筹系统协同发展DEA有效，它们均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已达到技术和规模上的有效。最后，利用博弈论对市矿统筹发展制度体系进行理论分析，并从建立沟通与协调机制、完善市场机制、构建产业发展机制、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社会发展新体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方面对市矿统筹发展进行制度设计，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与建议。
黄惠丹[7]2017年在《服务创新驱动下的社区治理体制变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发展,深圳社区治理历经“村改居”、“议行分设”和“居站分设”叁个阶段,但居站分设以来仍然面临着社区治理体制的困境,如政府与社区间属地管理淡化、社区工作站不堪负重和行政化严重、社区居委会边缘化等。同时以上深圳社区治理体制困境制约了社区服务的发展。如制约社区服务自治功能发挥、加剧社区服务供需错位和制约社区服务质量的提高等。伴着社区主体增多,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传统的社区治理体制和社区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现在居民日益增长的社区服务需求。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则是政府加大社区治理改革尤其是改变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将“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及“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将不断加强与支持社会组织工作”列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议题。2007年,深圳作为全国试点城市,率先启动“政府购买,民间运作”的社会工作服务新机制,推进社会工作发展。2010年开始推行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社区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而深圳湾社区通过转变社区服务方式、重塑社区服务组织和优化社区服务机制,带动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进而影响社区治理体制和社区服务水平,对其他社区特别是新兴社区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主要考察深圳湾社区服务创新带动了社区治理体制哪些变革及其效果。本研究通过对深圳湾社区服务创新模式即“一平台两中心”进行麻雀式解剖,并对比分析普通社区与深圳湾社区治理体制进而探析深圳湾社区服务创新带动了社区治理体制哪些变革及其效果。经研究发现深圳湾社区通过购买服务转变社区服务方式,设置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重塑社区服务组织,推行社区工作标准化优化社区服务机制,进而重组社区组织机构和功能,影响社区治理体制和社区服务,并带来一定的外部效应。主要结论如下:深圳湾社区服务创新驱动下重塑社区组织架构,带动社区组织功能的变化。社区组织与街道关系,从垂直隶属到合同雇佣;社区党委领导方式从直接领导到间接领导;居民自治作用发挥从未被激活到被扩大。深圳湾社区服务创新驱动下社区运行机制发生变化:人员配备从专业性较弱到专业性较强;考核机制从“政府激励”到“居民激励”;工作方式上从“行政化”到标准化。深圳湾社区组织功能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影响着社区治理体制和社区服务。在社区治理体制方面,街道和社区职责权限更加明确;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加强;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作用发挥被扩大。在社区服务方面,提高了社区中心人员工作积极性、服务质量及居民的社区认可度。同时,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也带来一定的外部效应,如上级领导和专家的认可、媒体报道的关注等。
赵鹰[8]2004年在《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以全球视野寻求最佳的投资区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生产平均分布在全球各地，相反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表现出集群的特征，因为这种集群能够极大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并增强当地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成为产业集群的参与者，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成为产业集群的促进者。笔者将相关产业的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集群现象称之为“FDI集群”。近十几年来，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集群趋势，和外资近几年在我国长叁角地区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FDI集群现象，引起了笔者对FDI集群尤其是长叁角地区FDI集群的关注。通过研究笔者发现，FDI集群现象也正在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以及各地政府的重视和研究，涉及FDI集群的相关文献也逐渐增加。但是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仍有一些局限与不足，大部分文献都是在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对FDI集群的归纳和总结，缺乏解释FDI集群的系统性理论框架。然而随着FDI集群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长叁角地区的初露端倪，有很多现实问题又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并进一步在理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对FDI集群进行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出发点，笔者认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相关理论的综合来尝试找到解释和识别FDI集群的理论模型，并以此来剖析长江叁角洲地区FDI集群现象及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找出该地区发展FDI集群的决定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具体来说，作为本论文的创新内容和创新方法，笔者尝试通过规范分析，对集群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理论综合，从而构建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金字塔模型，以及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并以长叁角为例，将量化识别体系运用到实证分析中去，找到了长叁角地区已存在的具有FDI集群特征的重要产业，并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深入系统地分析了长叁角地区FDI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及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全文形成了一个从理论创新到实证检验，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相辅相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内容摘要成的有机整体。 通过此文，笔者探索了研究FDI集群的理论模型和识别FDI集群的指标体系，并将其贯穿与实证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创新的见解，它主要包含在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首先在理论层面主要包括: 1、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见解:(l)寻求、发挥和利用优势，以此提高竞争力，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2)企业从外部寻求区位优势显得越来越重要;(3)产业集群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也足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的区位优势，能使跨国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新的理论模型。 2、笔者认为FDI集群形成的决定因素足:企业寻求优势的动机、形成集群的产业条件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政府推动与历史机遇是促进FDI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笔者构建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一金字塔模型. 3、笔者认为可以尝试运用数量模型来识别某一地区的FDI集群，并建立了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 其次，在实证层面主要包括: 1、外资占主导地位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已经在上海和苏南地区初步形成了FDI集群.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浙江尚未出现外资占主导地位的行业，FDI集群尚未形成，但浙江引资正在形成不同于上海和苏南的吸引外资模式—以块状经济嫁接外资. 2、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战略的最新趋势，长叁角所具有的产业条件和区位优势，以及政府意识的转变有利于长叁角地区进一步发展FDI集群。 3、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长叁角地区尚存影响FDI集群持续发展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纵观全文，笔者首先从理论入手通过规范分析深入研究了FDI集群的形成机理，开创性地建立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一金字塔模型，同时形成了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然后以长叁角为例，运用这两大理论工具对该地区FDI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一方面检验了理论工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刹析了长叁角FDI集群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内容摘要议。使全文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证意义。
孙亚忠[9]2011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竞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竞争是广泛和全面的,贯穿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对竞争和竞争力的关注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主要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非经济领域如政治和社会领域也存在竞争及竞争力问题,特别是作为特殊社会组织的不同政府之间也必然存在竞争,竞争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而且存在于一国范围内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于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于同一级政府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但与市场竞争理论相比,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此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是世界各国企业之间竞争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竞争的过程,因此,研究政府竞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目前,政府竞争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地方政府竞争说和制度竞争说两个方面。鉴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政府竞争的研究状况,加上现实世界中影响政府竞争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社会文化等因素,因此,政府竞争的研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政府竞争的一般理论。政府竞争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或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以及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在投资环境、政府效率、制度创新等方面开展的跨国界、跨区域的竞争。政府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生产要素的流入,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入使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用以增加本辖区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提高本辖区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增强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政府竞争具有与产业组织竞争或企业竞争不同的特点,分属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边界,但两者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并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激励和约束政府竞争的各种一般要素构成了政府竞争的一般条件,如政府具有独立的产权、利益和决策权利,并能分享竞争收益权；要素的可移动性以及经济的开放性,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动的成本；不同国家或地区政府既有同质性,也有异质性。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变迁、经济分权、税制改革并不是政府竞争的动因,它们只是为政府竞争创造了条件,是政府竞争的一般性前提。其实,政府竞争的动因有内生性,政府竞争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自觉行为,是政府对资源稀缺性的一种本能的利己行为,是政府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或区域竞争而不得已的行为,是政府对市场供求矛盾的本能反映,是辖区内选民的选票压力和政府的政绩考核压力促成的。政府竞争有利于促进政府不断学习进取,优化政府决策；有利于政治企业家的成长,不断实现政府制度的创新和优化；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政府竞争失范和不当,也会产生恶性的税收、规制竞争以及贸易保护,而贸易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全球或全国统一市场的深化；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使市场调节机制失灵,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重复投资,使资源不能在全球或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全社会福利总量的最大化；增加了交易成本,从根本上损害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远利益,削弱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竞争是全面和全方位的。从政府竞争的维度看,政府竞争有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横向和纵向的政府竞争,意味着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与同级政府机构在横向的层面上展开竞争,同时这一级政府机构又与上级政府机构在资源和控制权的分配上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横向的政府竞争可具体分为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竞争、一国内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同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纵向竞争可具体分为上下级政府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上下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从政府竞争的结果看,政府竞争有进取性政府竞争、保护性政府竞争、掠夺性政府竞争、破坏性政府竞争。从政府竞争的性质看,政府竞争有合作性竞争和非合作性竞争。从政府竞争的方式上看,政府竞争有直接竞争和间接竞争。政府竞争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主要有产权界定和保护的竞争、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产业竞争、制度竞争、财政竞争等。政府竞争与政府竞争力是相互联系的,有政府竞争就有政府竞争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企业竞争力,也需要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竞争力强,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竞争力弱；或者什么样的政府能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什么样的政府一定不会有竞争力。政府竞争力最直观地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能够持续地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更有效地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并且能够获得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或综合素质。政府竞争力也表现为政府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家环境。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未必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政府核心竞争力通常是政府所具有的不可交易、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优越性和异质性,往往是难以进行直接比较和直接计量的,它可以成为政府竞争力中最具有长远性和决定性影响的内在因素。决定和影响政府竞争力的因素有关系、资源、能力和知识四个方面。尽管不同学者对政府竞争力的定位不同,但政府竞争力在国家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府的各种政策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由政府主要供给的制度和创造的环境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政府竞争力是在政府竞争层面上某一政府所表现出的在政府结构、政府能力和政府执行方面参与竞争的能力,具体由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商务立法、制度框架、社会框架五方面的竞争力构成。在政府竞争力的提升过程中,政府竞争力结构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评价政府竞争力,需要构建政府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政府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需要运用政府竞争、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理论,去观察和测度各国、各地区政府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和趋势,遵循内在性和客观性、现实性和理论性、系统性和层次性、通用可比性和实用可操作性等基本原则。评价政府竞争力必须综合运用指数因素分析法、标杆测定评价法和内涵解析法等多种评价方法,综合采用各种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评价各国、各地区政府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竞争力在波动中逐步提高,特别是公共财政竞争力和财政政策竞争力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制度框架、社会框架和商务立法处于劣势,尤其在政府透明度、腐败控制、政府监管、社会关系、社会管理、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劣势明显,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无序也影响了中国政府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总体上说,中国政府竞争力尚处于政府竞争力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提升中国政府的竞争力,必须根据政府竞争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来优化政府竞争,努力保持和充分发挥现有的政府竞争力优势,改善政府竞争力的劣势。为此,必须通过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力来提升中国政府的竞争力,而要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力,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调整和重塑党的执政理念,实现由直接执政向间接执政的战略性转变；必须解决政府职能存在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调整政府职能的界阀,重构和优化政府职能的结构,实现政府职能的社会化和政府规模的适度化,以降低政府成本,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平等、自愿、互利、协商的原则,强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开展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和功能层面上的合作,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协商机制、协议机制、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监督和裁决机制,通过地方政府合作的多种路径来塑造整体政府,以消解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提升政府的整体竞争力。
周健[10]2014年在《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变革》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实就是一个追求自主性及自主性不断增加的过程。自主性概念既可以用来表示一种状态,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过程。一方面,自主性是描述个体摆脱外部强迫而达到自我管理和自我作主的状态。另一方面,自主性是主体不断突破外部环境的束缚,实现自己充分发展的过程。随着个人自主性的不断增加,社会的自主性也在不断成长。社会自主性可以理解为社会各类主体追求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实现的自主发展与自主治理状态。可以从叁个层面来判断一个社会的自主性状况:第一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是否具有较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第二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组织是否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第叁个层面是指各种社会主体是否能够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是否能够实现自主治理。中国社会的自主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变革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开放解除了束缚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阻碍因素,推动了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但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没有脱离政党—国家体制的场景。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党—国家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整个体制的核心并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社会领导者的角色没有变。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调适性的变革。具体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表现在叁个层面:首先,在社会成员层面。人们从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自主发展的机会,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主体。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流动频繁,阶层分化急剧。民众的权利意识生成,个人主义兴起,思想观念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次,在社会组织层面。社会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类型日益繁多。各种草根组织纷纷出现,成为活跃在社会底层的重要主体。同时,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程度也在提高,这一点即使在官办社会组织身上也表现出来。最后,在社会参与层面。民众以权利为出发点,以利益为目标,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参与到公共活动中。人们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公共政策提出意见,从而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网络参与的兴起和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广泛的变革。首先,党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使自己能够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次,党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民众的呼声,承认和肯定社会领域的新发展。包括不断促进公民权利的发展,大力建设民生政治,引导社会参与。执政党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以引导人们自主性的发展,在推动社会自主性成长的同时将之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内。最后,党并不只是被动地应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而是主动地规划社会的发展,确立社会发展的目标。执政党加强社会的整合,着力推进基层党建,努力使政党减少官僚化色彩,回归社会之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整合分散的、多样化的民众,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努力建构共识,以凝聚起全社会成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同时,面对着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执政党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推动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双重管理模式,从而构建起一套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在具体的监管活动中,党政部门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自主性的成长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随着社会组织实力的增强,社会组织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此,执政党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所具有功能和作用,而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而推动了管理体制的创新实践。总的来看,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管理和规划都是现代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没有社会自主性,社会不仅缺乏活力,而且不可能形成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没有执政党的干预、管理和规划,则社会自主性自身的缺陷不能克服,社会的稳定与共识也很难达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功能性及其对城市影响的评估[D]. 张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04
[2]. 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D]. 尹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城市群府际博弈的整体性治理研究[D]. 董树军. 湖南大学. 2016
[4]. 城市信息化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D]. 王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5].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成与管理研究[D]. 王翀. 浙江大学. 2005
[6]. 基于协同理论的市矿统筹发展机理研究[D]. 袁祖怀. 中国矿业大学. 2013
[7]. 服务创新驱动下的社区治理体制变革[D]. 黄惠丹. 深圳大学. 2017
[8]. 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D]. 赵鹰.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9].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竞争研究[D]. 孙亚忠. 南京大学. 2011
[10]. 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变革[D]. 周健. 南京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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