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群莉[1]2003年在《批判实在论及其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能性》文中研究表明劳森的批判实在论用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结构来解释经济现象，从而为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一个本体论基础。本文主要阐述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阐述的基础上进行评析，认为劳森的理论确实使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经济学方法论。但劳森在承认经济结构易变的同时，仍然相信不同的结构可以有统一的理论，不承认经济学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论纲领，这就使得批判实在论缺乏经验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劳森对演绎主义及其经验实在论前提进行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先验实在论为本体论基础的科学解释观，即批判实在论。该理论认为科学的主要目标不是关注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关注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 然后，本文详细阐述了甚于批判实在论的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内容，劳森试图用批判实在论理论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学方法论。基本观点有：(1)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解释而不是预测；(2)经济结构是环境相关的和易变的；(3)用经济结构来解释经济现象；(4)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用想要的结构来代替不想要的结构，以实现人类解放；(5)经济事件的联系是半规则性的。 最后，本文结合两个经济学实例对劳森的批判实在论进行评析。认为劳森用环境相关和易变的结构来解释经济现象具有合理性，弥补了演绎主义的一些不足。但劳森否认经济预测，却没有给出成功解释的标准，同时他试图把批判实在论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学方法论，这同主流经济学家追求普遍的经济学理论所犯的错误一样。
杨建飞[2]2004年在《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科学哲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思想方法论关联。科学哲学构成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层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基础和思想意义背景。从历史、理论、机理、绩效等方面研究论证这种影响和关联的真实性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本项研究的前沿进展，从思想和方法论角度分析了科学哲学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演进。以此为基础和背景，坚持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比较系统的分析了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的关系。专题研究了古代希腊哲学与西方古代经济的同步和一体化的存在；中世纪《圣经》和经院哲学中的价值理论与伦理主义经济思想；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对古典经济学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方法论关联。波谱尔证伪主义对于现代货币主义的影响；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凯恩斯主义和《通论》发展演化在方法论和框架上的相关和吻合；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与当代新制度学派思想上的一致性；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与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思想关联和相通；“经济人”假说叁次转向的科学哲学涵义；库恩历史学派范式论对于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意义。 在专题研究之后，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科学哲学影响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约束条件、具体表现和特征。以文献计量学为方法，对于这种影响的绩效进行了初步的经验检验和估计。 在专题和理论及经验估计基础上，从科学哲学出发，分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进展中的方法论趋势，提出了现代经济学信念的真、善、美叁元构成，认为这种信念构成了经济学范式创新与革命的深层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及其思想成长的背景。最后，作为对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关联从方法论角度研究的结果，文章尝试性地构想了现代经济学范式创新与革命的方法论模式，并以此种方法论模式为工具和出发点，批评了新古典和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局限，对于新世纪现代经济学的进展的思想涵义及其多元性的价值意义、前景、可能性等进行了分析评述和估计预测。
林国荣[3]2011年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迄今还没有论着或者论文阐述其内在的合理性,以及经由这种合理性而投射出的意义,本文试图填补这个空白。本文以发生在19世纪后期欧洲史学传统中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尝试探讨《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为应对这一转折时代所付出的个人努力,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历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平生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文并非没有推断性质,毋宁说这只是代表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专题论文,本文无意在全面、详尽的意义上探讨《历史学笔记》笔记本身,诸如它的内容、选材以及编排,而只是满足于将《历史学笔记》放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这一时代精神和时代背景中去,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项要素进行比较性质的分析和阐述,众所周知,《历史学笔记》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政治精神和背景当中；众多重要的论题因此要么不得不完全省去,要么只能是一带而过,如果本文能够提醒人们持续地注意这部作品,或者更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以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历史学笔记》,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历史学笔记》,也就算达到目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及经济学预言在实践中、以及在人们的日常感觉中所经历的严重失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区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质上坚持社会民主党的魏玛观点,认为即使抛开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部分,也并不会影响到就其“科学”部分进行技术性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的确认；另一些人则坚持宗教式的、充满着信仰色彩的观点,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对马克思的亵渎,并坚决要求人们就像面对宗教典籍那样,学着去“体悟”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诉求的绝对优先性。于是,作为发生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战的重大结果之一,马克思的理论被决定性地划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性的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熊彼特在总结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命运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认定马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方面的或者宗教意义上的诉求,他评论说：“他[马克思——本文作者加]是一位先知,为了弄懂这个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理解它。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顶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令人厌恶的陈腐当中。社会和所有阶级急剧地消失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此同时,惟一的一线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而知识分子则声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甚为满意。此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一幅对信仰的讽刺画,——对这个看法有许多话可说,但不要忽视或者不去称赞这个成就的伟大。不要介意这千百万人中几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确评价这个教义的真正意义。那是所有教义的命运。”(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从来都是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意味着在他身上并不存在熊彼特所谓的那种单纯的“价值”或者宗教诉求,无论这种诉求是教义性质的和独断的,还是出于个体内心体验的；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类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报同情。他将历史事实融入他的经济理论,在这方面他表现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样伟大；不过施穆勒和李斯特通过诉求国家主义或者民族自由主义,尝试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下来,从而使自己处于较之马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这种诉求有可能在日后演变为极端而庸俗的国家社会主义形态,他们也不会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未来。如果不能在广阔的历史前景中规划当前,当前的生活必然会因为这种短视而走向灾难。没有直觉是办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经验也许能够丰富这样的直觉,但这种直觉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论和经验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观察世事方面的那种虽然悲观但仍然积极的态度。这样的洞察力再典型不过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经典文本中。《雾月十八》的着名开篇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84页)对人类命运的这种失败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此种认知无疑是非常深沉的,这种认知自1848年以来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通信和报刊文章当中,这些通信和报刊文章显示出他对人类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抱有冷漠的旁观者态度。这种态度使人自然地回想起爱德华·吉本关于世界历史的格言式评论：历史不过是记录了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不幸。《共产党宣言》充满热情,并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运动,但人们往往由于其中的宗教式召唤和热情而忽略了马克思在作出这项呼吁时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讽式的启蒙姿态。这种反讽姿态不仅针对资产阶级,也同样针对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对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马克思始终避免了任何的乐观主义错觉；恰恰是因为他始终能够避免这种乐观,所以才热切地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他是这样评价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页)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实情之间的反差和对照没有比马克思刻画得更具喜剧效果了,即使在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人类的命运也不过如此,革命也许不过是最淡化的非实质形式而已。对于巴黎公社的“社会共和国”行动,他甚至没有表现出1830年代、甚至1848年代的那种纯粹热情。如果说他的历史哲学将资本主义视为只能部分地解救人类困难的悲剧英雄,那么巴黎公社的英雄主义行动在他的分析中则不过是一种“悲喜剧”,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剧意味。在他看来,巴黎公社的终极行动不过是宣称了“社会共和国”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行动中的人所作的语词上的表达,在这些语词背后,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作为支撑；也许没有人愿意在马克思事后所刻画的这幅漫画中认出自己,然而,第二帝国全部的现代化发育使种种矛盾更趋强化和尖锐化,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同时又如此顺其自然,最终使绝大多数人在无望中发疯。在恐惧和憎恨的支配下,发疯的大多数人就把口号和纲领的紧身衣套在少数赋有决策权和立法权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诉求而采取即刻的行动,历史便由此获得推进。这一切都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历史运动的复杂性、歧义性和多面性的深刻认知。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表性评论中所透露出那种严重的曲解,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的今天,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仍然据此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学以规律和必然性压制了人类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动性。正是这种误解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观念,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类似自然必然性的东西,比如说,资本主义终将消亡,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接受或者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并非人类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挡的自然进程,如同太阳终将冷却和死亡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倾向于不将当代事件同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评判,而只是将这些当代事件视为既定的、无可更改的僵化事实,一种物化了的事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情的关键似乎也就变成了如何看待或者解释这些事实,而不是如何改变事实。换言之,这也许就是马克思通常所谓的“异化”现象的题中之义。此种非历史的思维和认识模式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犬儒论和失败主义,其中重大表现就是人们不觉得可以富有情感和变革意愿地去谈论具体的社会制度,也许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对象则不过是生活的所谓常态,对于这种常态,似乎并不存在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可能性；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尝试去谈论并评价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因为人们实在觉得这种做法已然无足轻重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后期的人们通常都会借助二元论的认知结构,逃逸到种种呈现为“价值”形态或者“文化”形态的直觉和体验当中。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强有力辩护者卢卡奇所评论的那样：“在我们把现在的问题看成一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核心,就以非常显眼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完全无力把当前世界的历史性事变理解为世界历史,这一点,自从这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革命以来,必定在一切头脑清楚的人们中留下糟糕的回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3页)正是这一点最终解释了19世纪后期的转折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为什么在人们当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乱和震荡,“非理性的裂缝”最终吞噬掉了整个欧洲。正如马克思精确刻画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938页)然而,这只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那些本质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后,得出的一般性结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看是“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但就现实而言却并非整齐划一,在政治、历史这样的人为技艺领域则尤其如此。从对1848年法国民主宪法的一段代表性评论中,我们并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的复杂、错位以及基于偶然性的变革有着非同寻常的直觉和深刻的见解：“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7,第48页)同样,马克思对于英格兰宪章运动的评述则进一步显示出,他对由于传统、当前的社会和宗教环境所造成的议会改革的“政治幻象”,对于斗争中被压迫阶级的情感有着何等强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于能够最终缴获宪章运动的本质性目标。马克思曾对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提出含蓄的警告：“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力的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275页)正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极其复杂的多面性、及其饱含着现实主义的历史和当代眼光,将我们引向他最后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历史学笔记》。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叁卷时发现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4,第3页)《历史学笔记》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面貌。从罗马帝国衰亡到宗教战争,历时十六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仅仅按照编年意义上的时间顺序展现在书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过：“像其他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707页)也就是说,许多重大事件通常并不属于就本质性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范围,而这个范围里的工作实际也就是《资本论》的工作。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事件就影响人类命运而言并不重要,《资本论》第一卷充满了这样的事件。恩格斯正确地拒绝了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叁卷进行“理论”梳理这一任务,对《历史学笔记》也只是尽了一个编者的基本职责,以“未加工”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一幅仅供魔鬼战斗和赛跑的世界历史画面。很显然,这样的画面并非伏尔泰式的,而是马克思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并理解这样的画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需要我们更为贴切地去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为此,我们首先就必须抛弃掉充斥在古代、中世纪以及今天的传记作品中的“圣徒传记”的一切痕迹,唯此,方能避免在人云亦云的不断重复中将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无意识的美化和定型；或者至少我们应当意识到,生活在现世并非一件反历史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标准,当然更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信念正是马克思看似无穷的思想动力的源泉所在。追寻此一反讽和现实主义的冷漠态度的来源,想必事关重大。正是这一尝试使得人们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并将之视为一部完整而独立的历史学作品。确实,很难将这部以历史事件汇编面貌呈现出来的纯粹编年史视为独立作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更倾向于将这部不具备任何理论形态和逻辑萌芽的作品仅仅视为单纯的“笔记”,不过是为一部未来的理论作品所进行的资料搜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往往不习惯将马克思的某部作品单独挑出来进行研究,因为人们通常会担心这种割裂的行为会损害一部作品在整体中将会获得的更多意义,许多魅力将会在这一过程中消失。本文反对前一种观点,并将论证,《历史学笔记》作为纯粹的编年史,根本不足以支撑任何酝酿中的“目的论”的理论或者任何的“规律性”诉求,确切地说,“历史学”笔记并非某种“历史哲学”笔记。对于后一种观点,本文将论证,放弃总体性的思考框架,并尽可能地沉湎于对《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反复阅读,这当然会招致总体性魅力的丧失,但也能够因此获得部分的真理,这部分的真理将同样激动人心。《历史学笔记》以罗马帝国的崩溃作为开始,以叁十年战争所导致的崩溃作为结束。其中并没有传达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崩溃、动荡、病变以及没有尽头的偶然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暴力性碰撞,构成了全部编年史叙述的惟一特征和惟一性格。只是在某些极具限制性的条件下,也确实会形成一些进行斗争、信仰、统治或者反抗的人类共同体,但这样的共同体组织及其行动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完全不具备“社会变迁”或者“历史规律”的意义,确切地说,他们并不身负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目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赋予“世界历史人物”的那种“世界精神”完全不存在于《历史学笔记》的叙事当中,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些共同体纯粹以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意志、激情或者欲望为基础,在诞生和行动之后,便要么缓慢要么迅疾地走向腐败和解体,崩溃之后没有复兴,只是以碎片和败坏的形式散落各处,也没有循环,这包括法兰克人和东哥特人在高卢和意大利建立的伟大王朝,包括查理大帝梦想中的基督教欧洲帝国,也包括教皇及其教宗体系、以及宗教改革和叁十年战争时期的各个力量和教派,即使是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也不例外。换言之,历史辨证法以及有关总体性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唯物主义叙述在历史学笔记中完全消失了；人类的一切努力都从苦难、欲望和恐惧中诞生,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又都以苦难、恐惧和欲望结束,所有的行动都基于意志-行动的内在循环,完全没有以“规律性”为基础,进而传达某种历史性目的和意义的可能性；这一切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人们永远没有为满足设定界限；历史仿佛是没有边界的日耳曼森林、或者神秘的黑夜,人类在其中无声无息地诞生,又无声无息地死亡。偶尔会有亮光闪现,比如意大利早期的王朝以及后期的城市共和国所进行的抗争,再比如英格兰平民在威克利夫运动时期的抗争,也会有伟大个人的出现,比如狄奥多西、腓特烈二世、黎塞留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闪光同历史的黑幕相比,就成了暗淡的微光,死亡将迅速终结所有的人类权力和行动,将其碎裂,并重新释放到历史流变的自然根基当中。在《历史学笔记》中,只有痛苦、厌倦和宗教式的出世和禁欲主义才有可能构成此种欲望和意志循环的外部界线,就像查理五世终于顶不住一再重复的厌倦,突然选择退出游戏,从而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宗教和权力纠葛那样。然而,事态只不过是游荡在两堵绝壁之间的波涛,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只是简单的平息。在编年史的结构和单纯因果关系的叙述模式中,一切曾经存在于世的事物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但一切的存在权利都终结在没有止境的欲望游戏当中,失败导致痛苦,成功则带来新的欲望。人们尽可能地用种种声明和法权形式为自己的动机作出解释,其中一些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但在历史的动荡和流变当中,这一切似乎都只不过是为了表明了人类意志的盲目和人类理智的失败。那么,《历史学笔记》的意义何在?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全面剖析《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内容及叙事风格,对于这样一部纯正的编年体史学作品而言,做这样的剖析实际上既无意义,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任何的结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角度；本文的主旨是尝试将《历史学笔记》置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通过比较和对照的方法,予以辨析；进行这种辨析的轴心则是此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当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本文尝试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作出定位。本文第一章,尝试从总体上回顾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政治和历史思想状况；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各种问题在欧洲纷纷浮现,尽管不像启蒙和革命年代那样呈现得那么尖锐和明确,但这些问题本身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扎根之深则至少不会在启蒙和革命年代之下,对普通公民、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家们都提出了知识和判断力方面的要求甚至还超越了启蒙和革命年代,同时,这些问题也要求议会、政党以及各个立法机构的成员们去直接面对,而不是以模棱两可的言辞和行动予以扭曲、拖延或者回避。这些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但都最为集中地表达在历史领域当中,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理解方式通常都意味着对今天的理解方式,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人们如何理解今天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过去。在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为人瞩目的事件就是普选权在欧洲各个大国的迅速推进,民主对于19世纪的欧洲可谓意义重大,正如同自由对于18世纪欧洲的意义那样,民主问题在1830年代之后,也就是说,在法国的七月王朝、英格兰《改革法案》以及普鲁士改革法令之后,迅速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势力关注的核心,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大问题的浮现同时也意味将会造就出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活动家和第一流的思想家。马克思当然跻身这个行列当中。《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惟一一部纯正意义上的历史学作品,也是马克思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然而,《历史学笔记》作为一部贯穿了十六个世纪的“世界史”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可谓特立独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部作品所采用的编年体体例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也因为这部作品本身的散文式的叙事风格,不带偏见,没有超历史的诉求,在此,我们必须考虑到,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的几乎全部精力都锚定在某种“文明史”或者“文化史”之上,其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本质论的或者进步论的诉求,而《历史学笔记》则全然避免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章在大致概述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总体思想状况的基础上,将尝试以民主问题为核心,进一步揭示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表现出的一般性特征,由此而凸显出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独特而鲜明的地位。本文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论述,第一节尝试深入考察19世纪中晚期欧洲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迁。经济生活中涉及范围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个人主义的衰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变迁则与之相应,那就是古典议会制度的逐渐衰弱(比如在英格兰)或者败落(比如法国)或者夭折(比如德国)。第二节则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欧洲统治阶层以及社会中上层当中的精神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本文将这些方面统称为“心理条件”,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欧洲统治阶级并不如启蒙和革命年代的社会精英阶层那样,有着强烈的纯粹精神上的诉求,至少,这一时期的欧洲宗教生活一方面大幅度淡化了传统的天主教独断论的教义体系诉求,另一方面也淡化了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以来的那种强烈而又纯粹的绝对信仰,感觉论的色调日益趋于浓重并开始占据主要战场。这一切都同个人主义的衰落紧密相关。经济-政治生活和心理条件这两方面从总体上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基础性背景,《历史学笔记》本身也正是借助这个背景才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也是很自然的。本章第叁节则接续前两节的论述,着重探讨作为马克思思想核心的辩证法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没落,这种没落的最深刻也是最显着标志就是欧洲统治阶层以及资产阶级方面统治信心的动摇或者丧失,其具体的表达方式便是不再相信社会凭借自身力量造就并推进历史性运动的可能性。统治阶级的“内在虚弱”同“辩证法的没落”,实际上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相；作为其结果,就是作为辩证法的替代物的各种直接性的、非运动性的“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崛起。和《资本论》一样,《历史学笔记》也正是在同此类“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抗争的基础上诞生的。我们在第二章详细阐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二元主义催生了种种非理性的“世界观”,所有这些“世界观”的共同特征便是从根本上认同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事实的物化,并据此否认社会自身的运动力量以及重大变革性的可能性。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的。本文第叁章承接第二章,从正面论述资产阶级历史观如何在此种二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又是如何在对抗此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基础上而得以成形的。第叁章第一节从作为整体的西方观念史的角度来相应阐述马克思有关“哲学的消亡”的论题,以此为后面章节中有关19世纪中晚期欧洲历史学的论述充分地铺垫哲学的前提和基础,论述将围绕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第叁章第二节将主要阐述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如何在普遍性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确立起来,这部分论述主要围绕这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的两个主要奠基者尼布尔和兰克进行,此二人所确立的具体治史方式——包括叙事方式、材料选取等等——尽管在19世纪后期遭遇瓦解,但这一传统中所固有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却完整地得到传承,——实际上兰克本人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敌对者,并在19世纪后期表现为更为激进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渗透并主宰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史学领域,其影响力遍布欧洲各个角落；同时,这种影响力和统治力非常强大,足以超越史学领域,进入并掌控着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生平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抗拒这一非理性潮流为基础和前提的,如果说《资本论》在一般性的社会科学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共产党宣言》在现实的政治纲领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在史学这个19世纪欧洲思想最为传统的堡垒内部,发挥着同样的对抗作用。由此便注定了《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关键性地位,那就是同整个这一传统的对抗。本章第叁节将正面论述《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定位问题,论述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一方面是以恰当的篇幅剖析《历史学笔记》当中所蕴涵着的深刻的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诉求,这种诉求无论是在历史选材上还是在叙事体例和叙事风格上都充满着理性主义,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性要素；在这个方面,《历史学笔记》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乃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本章也会在第叁节的第一部分花费适度的笔墨用于阐述马克思思想中理论与行动的关系,借此阐明,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和行动之间并非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认定的那种对立关系,相反,理论和行动乃是二而一的关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对“哲学的消亡”这一论题的进一步扩展,确切地说,是在史学领域的扩展；因此,很自然地,马克思有关法兰西内战和党派斗争的一系列着名论断在这一部分将成为关注的重心。《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定位问题也正是借此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第叁章第叁节第二部分的主题就是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比较性质的阐述。在这个部分,本文尝试选择19世纪中后期欧洲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史”史学作品和史学家,当然也包括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代表性的欧洲“世界史”作品和史学家,依据对照性分析的原则,同《历史学笔记》进行参照和对比,从正面揭示出双方的对峙,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对峙；本文认为,这种对峙是本质性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前者是本质上的理性主义,后者则是本质上的非理性主义。《历史学笔记》正是从此一对峙当中获得了自身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的定位。如果从这一定位出发,将很有可能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更为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很可能是以前所没有的,至少是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本文第四章是结论部分,也是伸展性论述的部分。第四章尝试在前面各章节论述的基础上,概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中后期所遭遇的扭曲性解读,这里所谓的扭曲性解读,意思是指将马克思思想体系人为地分裂为“科学”和“价值”两个彼此不相连接的部分,仿佛确实存在这样的两元格局一样,这种解读习惯实际上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穿越了整个“漫长的20世纪”,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形成一种扎根于人们心灵当中的思维习惯。第四章以结论的方式认为,此种割裂式解读方法的根源,就在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二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此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于一元论的马克思思想体系身上,无论如何都势必要造成本质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对于马克思思想本身来说,也注定了会是致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笔记》也获得了自身在马克思本人的庞大作品库中的定位,因为《历史学笔记》正是一副针对非理性主义二元论的富有教益的、有效的解毒剂；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历史学笔记》视为《资本论》的序言,当然也可以视为《资本论》的余论。
杜宪升[4]2010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前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实的诸多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现实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事实,但这个基本事实却一直笼罩在形而上学和神学阴云之下,在理论上发现这个基本事实,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阐述的极其重要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在批判清算了老年、青年黑格尔学派和费尔巴哈哲学之后,揭开笼罩在现实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迷雾之后,才让这个基本事实得以以现象学的、不加规定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准确把握“现实前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准确把握那些现实前提,是准确把握和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本文通过理论来源和来源的追溯,来达到澄清这些前提的目的。本文主要是通过西方的哲学史,社会文化历史来把握这些现实前提,即现实的(诸多)个人,他们的(诸多)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对这些前提的理解要避免简化,才能厘清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模糊认识,才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以发生、发展的现实的基地。
张军[5]2014年在《批判实在论研究:文献与动态》文中提出由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倡导的批判实在论是目前国际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相比之下,国内对其关注较少,这种不对称的现状有待改善。目前,批判实在论已经成为一场国际化的学术运动,从其内部来看,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研究纲领和研究体系;从其外部来看,已经在众多的学科和领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批判实在论以辩证法为纲领试图超越实证主义和传统实在论的思想探索,对于推进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董新春[6]2010年在《在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文中研究说明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历史规律存在性问题。20世纪,围绕该问题,形成了一场以自由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为代表、西方各主要政治思潮积极参与的轰轰烈烈的世纪争论。本论文试图对各主要思想派别的观点加以梳理、比较、分析和扬弃,以期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本来面目。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一方形成和坚持传统历史规律观。这是一种以教条化的思维范式对待历史规律问题的态度、观点和方法。它虽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曾起过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但其中却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种种误读,主要表现在它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绝对性而忽视相对性,舍弃偶然性来谈必然性,教条化地理解历史规律的重复性,过分夸大历史规律的预言功能。尤其遭人诟病的是,它过分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忽视了人、特别是个人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忽视了个人自由选择权的行使。以波普、阿隆、伯林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是传统历史规律观的主要批评者。从个人自由至上这一基本原则出发,他们或用逻辑的力量,或从现代社会偶然性增多和价值不断多元的事实出发全盘否定传统历史规律观,捍卫个人自由。客观地说,他们的批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历史规律观的要害,对结合新的历史语境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对其文本的研读中,人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实际上仅仅是苏联形成的那种教条化的传统历史规律观而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正因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批评传统历史规律观,但又试图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规律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和挖掘,使其适应现代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主体性不断增强的事实。社会民主主义者选取了伦理道德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主体性和价值作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他们与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一起引发了60年代以降苏东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长期而深入的反思,同时也为20世纪后半叶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后现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前提所作的深入探究及对语言等问题的关注是极为深刻且颇具颠覆性的,必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人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难以跨越的视界。通过漫长的回顾梳理,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历史规律存在性之争的关键并不是历史规律是否存在而是历史规律如何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客观历史规律和主观自由选择有机融合的问题。新的历史语境正为深入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提供着难得的契机。
陶立霞[7]2010年在《康德目的论及其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西方哲学中最古老问题之一的目的论,在人类发展走向现代性的进程中,逐渐走向衰落。在反思近代西方理性文化的基础上,康德走上了理性的批判,建立了庞大而深刻的批判哲学思想体系,奠定了自己在思想界令人瞩目的地位。由于独特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底蕴,康德以人是目的为核心缔造出了个性鲜明、体系相对完整的目的论思想。具体地说,康德从人出发对人类生存的目的,人与自然目的关系、人类发展的目的作出了独到的理解。实际上,这叁个问题之间是有着内在逻辑理路的。康德目的论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而这一目的必然在感性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进而延展到人类生存的目的与整个自然界之关系的思考中。同时,只有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一目的才能得以实现,这就涉及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人是目的是康德对“人是什么”的最终回答,也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摆脱神的束缚、逐渐走向独立、自觉的进程中形成的理论结晶。康德目的论所蕴含的合理性精神在马克思哲学中得到了阐扬,马克思哲学超越并推进了康德目的论理论的革命性成果。如何走出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已经成为诸多思想家关注的焦点性问题,而从目的论中寻找摆脱危机的良策成为当代一部分思想家的主要研究路数。康德目的论体现着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心和警醒,对摆脱当代人类生存危机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同时,我们可藉此研究,以更深入的思使得我们对目的论这一哲学理论的根本性质及其当代意义的整个视域有所改观,瓦解当代诸哲学流派对目的论的遮蔽。
王秋[8]2010年在《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文中提出本文旨在通过20世纪的朱子学研究透视现代朱子学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冯友兰和罗光为例,旨在分析二人在朱子学资源的现代承接和扭转中,如何创造新理学和生命哲学,由此展示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体系建构的内在关联。第二部分,以牟宗叁和刘述先为例,旨在分析二人立足于心学立场将朱熹判定为别子为宗,从而为其发扬心学的现代价值奠定基础,由此展示朱子学解读中现代性诠释的特点。第叁部分,以钱穆、陈荣捷、余英时为例,旨在分析史学进路,以朱述朱方式对朱子学的还原和维护,由此侧重展示朱子学现代研究中的知识学积累的重要。第四部分,以赵纪彬、侯外庐、任继愈、张立文、陈来为例,旨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哲学进路的朱子学批判性研究的价值和贡献,由此展示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进路的朱子学研究的继承性、发展性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对20世纪朱子学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的多元性进行总结,对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形成、发展的关系进行揭示,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林丹[9]2008年在《在互动中制衡》文中指出怎样使教育更加适应人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作为国民基本素质奠基的基础教育,改革路在何方,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始终不曾松懈的重大议题和难点。教育整体改革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方法论的突破。也就是说,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键决定性因素,在于它是否具备恰切的教育改革方法论。本文倡导“渐进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方法论,基本主张是:只有真正实现“在互动中制衡”,才能真正达成基础教育的渐进主义改革,从而克服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改革方法论倾向,最终缓解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多方利益主体的“孤立”和“失衡”问题。第一章从厘清“问题”切入,指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问题在于单方改革利益主体孤立与多方改革利益主体失衡。也就是说,本需真诚对话与紧密合作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等多方利益主体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反却“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使改革从酝酿、启动、实施到评价的全过程始终陷在单方改革利益主体“独角戏”的孤立境地,从而使多方利益主体的力量在改革中丧失了必要平衡。具体来看,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良倾向,即研究者对实践者封闭、实践者对研究者抵制;研究者对决策者依附、决策者对研究者忽视;决策者对实践者指令,实践者对决策者沉默。第二章是对基础教育改革形成这一困局的成因进行探询和挖掘。追根溯源,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改革倾向是造成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出现多方改革利益主体孤立与失衡“问题”的主要根源。本章从基本立场、思想根源、现实缘由及局限所在四方面,分别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改革方法论倾向进行了详述。第叁章是针对基础教育改革困局,运用渐进主义改革方法论进行尝试性解困,指出“渐进主义”是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之众望所归,“有限理性”是其思想根基,并通过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改革倾向的回应,指明了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渐进主义改革的现实根据。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中国,若要基础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理性选择是运用渐进主义改革方法论。然而,在运用渐进主义改革方法论尝试性缓解基础教育改革困局的过程中,多方改革利益主体孤立与失衡这一改革困局依然没有因此破解。第四章提出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互动中制衡”,将其视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渐进主义改革方法论的有效原则。简言之,“在互动中制衡”是渐进主义改革的方法论原则。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只有实现多方改革利益主体“在互动中制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渐进主义改革。“在互动中制衡”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在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理论研究者、改革决策者和基层实践者等多方改革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形成均势。它的主要特征是博弈性、智慧性、合理性,其价值意蕴体现为“叁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培育基础教育各方利益主体的改革能力,有利于消减基础教育多方利益主体的改革冲突,有利于制约基础教育单方利益主体的改革霸权。本章主要从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价值意蕴叁方面对“在互动中制衡”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进行了详述。第五章着重挖掘和说明了“在互动中制衡”的理论根基——交往理性、中庸之道、和合之境。本章对这“叁个依据”的基本内涵、现实意义及局限所在都做出了深入研析。第六章是“在互动中制衡”的方法论部分。本章系统论述了“在互动中制衡”的实践路向,即“实践型研究者”、“研究型决策者”和“研究型实践者”的生成过程。事实上,“实践型研究者”、“研究型决策者”和“研究型实践者”这一改革利益主体的样态生成过程本身,便是多方改革利益主体“在互动中制衡”主体样态的完成过程,亦是“在互动中制衡”的实践路向。“在互动中制衡”的实质是基础教育改革多方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形成均势的过程,这就需要各方改革利益主体在坚守自身改革立场的同时,能够有意识地自觉与他方改革利益主体进行对话,实现沟通,形成均势。
赵岩[10]2017年在《批判实在论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无论从学科建制还是学术成果数量上都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本学科研究者也愈发感到学科内的研究缺乏有效性缺失的现实。笔者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为研究方向,力求在社会学中探寻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发展的学术成果并与本学科进行交叉,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水平。基于此,本文借鉴批判实在论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它的机制分析研究框架,试图对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困境做出积极地探索性研究。笔者利用Cite Space科技文献计量软件对近十年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进行分析,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困境。笔者认为困境的根源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现实践性与科学性特征缺失的问题。尤其是呈现出封闭性、实体性、描述性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已经不能有效地回应社会发展到当前所涌现出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回答的问题。将开放性、关系性、解释性为特征引入方法论或许是一条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走出困境的途径。笔者在研究中借鉴罗伊·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该理论以超验实在论为本体论,有限自然主义为认识论,在社会哲学领域强调非预测性的机制解释。通过将“机制分析”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实现了在方法论层面引入开放性、关系性、解释性特征。在具体操作层面则可以运用RRRE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的机制分析研究。本项研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进行的一次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的尝试,目的是想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前所面对的困境提出一种解决方案。本研究只是在学理层面论证了方案的可行性,但它是否真的有效,需要在今后具体的研究中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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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关系[D]. 杨建飞. 西北大学. 2004
[3].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问题研究[D]. 林国荣.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4].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前提”研究[D]. 杜宪升. 复旦大学. 2010
[5]. 批判实在论研究:文献与动态[J]. 张军.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
[6]. 在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D]. 董新春. 天津师范大学. 2010
[7]. 康德目的论及其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D]. 陶立霞. 黑龙江大学. 2010
[8]. 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D]. 王秋. 黑龙江大学. 2010
[9]. 在互动中制衡[D]. 林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10]. 批判实在论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赵岩.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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