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尽飞[1]2003年在《会计准则与公司治理》文中认为在我国，会计准则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宏观政策的问题。层出不穷的“会计丑闻”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企业的经营者操纵会计利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企业经营者除了有按照准则要求提供会计信息的义务外，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及使用上是否享有权力?会计准则是怎样通过会计信息来配置企业的资源?这些思考，让我们把会计准则问题纳入到了公司治理的微观环境进行研究。 首先，本文就如何分析“会计准则与公司治理”这问题，提出了研究思路，形成本文研究的框架结构。我们认为，会计准则“经济后果”影响了不同的主体利益；因而，我们推论，会计准则的本质是一份契约，它与其他企业契约一样具有不完备性及对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会计准则契约伴随着公司治理的全过程。由于公司治理的本质是对各利益主体“权、责、利”匹配的一种机制，因此，考察会计准则与公司治理就是考察各利益主体(主要是经营者)在会计准则问题上的“权、责、利”。 其次，我们选择了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企业经营者，作为分析的主体。主要论述了经营者在会计准则制定及使用上的权力、会计准则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及公司治理如何对经营者执行会计准则进行监督。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论述解决了从公司治理角度看会计准则及会计准则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们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选取了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通过对其会计准则问题的比较，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论据。 最后，我们得出本文的结论：会计准则应该与企业基本的公司治理状况相协调。在“高质量”会计准则呼声一浪高于一浪的今天，我们的直接拿来主义也应该有所变通。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准则是我们会计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的目标。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徐倩[2]2013年在《中美财务舞弊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财务舞弊行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相伴相生，被视为资本市场的一颗毒瘤，一向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监管者等上市公司财务信息使用者所深恶痛绝。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对于财务舞弊的相关课题做出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财务舞弊行为的有效防范、识别和治理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中国与美国的股票市场是世界两大各自具备典型性的资本市场，由于经济体制、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中美两国的股票市场各具特色，在各方面都有着较大的不同。在不同的市场背景下，两国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也各具较强的独特性，因而对中美两国财务舞弊行为的比较研究具备一定的现实性意义。本文对中国与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准则制定模式、财务报表内容、舞弊动机与原因、舞弊形式等做出了理论性的比较研究，并分别分析比较了两国的典型上市公司舞弊案例，通过案例的比较研究，更直观、清晰的分析出中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的联系和区别，最后从上市公司内外部审计监管的角度对防范、治理两国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做出比较，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卢涛[3]201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识别及其监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诚信”对于转型经济,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资本市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价格发现、资金筹集的场所,其功能的有效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引起的股价波动、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问题严重损害资本市场功能,打击投资者信心、损害市场效率,甚至会危害国家经济乃至政治安全。因此,系统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及其监管机制,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维护投资者利益,在微观上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的诚信意识。论文第一章为导论。该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明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章阐述了财务报告舞弊的普遍存在及其巨大危害,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财务报告舞弊进行了准确的概念界定,总结了与财务报告舞弊相关的概念,包括盈余管理、会计错误和会计信息失真等。该章指出本文研究内容：在对财务报告舞弊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对基本理论分析之后,研究了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并对中美财务报告舞弊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成因后,提出了基于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监管路径。本文使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具体包括财务报告舞弊的成因、财务报告舞弊的侦测识别,和财务报告舞弊的监管。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系统,形成了财务报告舞弊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只有20多年的历史,相比美国而言,我国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除此之外,中美两国财务报告舞弊比较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中比较少见,本文在这方面则进行了初步尝试,通过比较研究,试图从美国经验中获取一定参考价值。因此,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确定从财务指标角度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研究,并基于和美国对比角度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监管思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叁章,笔者分析了财务报告舞弊的经典理论,包括信息不对称和利益驱动理论、产权理论、博弈论、“有限理性”理论和其他财务报告舞弊理论。信息不对称和利益驱动理论认为财务报告舞弊的动机是利益驱动,而信息不对称则是财务报告舞弊的必要条件；产权理论认为上市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是导致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根本原因；博弈论理论认为财务报告的提供者和需求者存在不完全相同的利益诉求,再加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报告提供者和需求者会就会计信息真实性进行博弈,而信息的真实性将取决于博弈双方最终所达成的均衡；“有限理性”理论从过程理性和结果理性角度来分析财务报告舞弊的发生,该理论认为现行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这是财务报告舞弊的诱因。此外,本章还从白领犯罪、烂苹果理论和外部性理论角度分析了财务报告舞弊。第四章介绍了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第一节总结了财务报告舞弊七种常见手段,并介绍了各种手段的具体操作方法；第二节介绍了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方法,包括关注审计风险较大的会计账户、从外部观察财务报告舞弊、从报表勾稽关系观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和移动指标波动预警等；第叁节介绍了财务报告舞弊识别模型,包括单变量分析、多元判别分析、逻辑回归模型、线性概率模型、专家系统、递归分割算法、神经网络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等,并指出了这些模型的优点和缺点。第五章对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进行基于中美比较的逻辑回归分析。这一部分笔者对上一章提出的各种模型进行了优劣对比,并最终选择了逻辑回归模型作为本文的实证模型。实证研究了与财务报告舞弊有关的因素,试图分析与财务报告舞弊相关的客观指标。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样本分别进行分析,以期发现两国之间的差异。在变量的选择方面,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可度量性考虑,本文实证研究使用了可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直接获取的舞弊动机指标而不是环境控制指标。在研究中,本文将样本分为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美国样本59个舞弊公司和51个对比公司的逻辑回归分析表明,操控性应计账目在叁年内的波动(财务报告舞弊发生当年以及发生前两年)与财务报告舞弊有正向关系。结果还显示财务报告舞弊与舞弊发生当年及前一年经营状况恶化程度有关系。通过单变量分析与多变量分析,分别生成一个二维模型和一个四维模型,来判别并归类110个公司的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四维模型的表现优于二维模型。对中国样本69个舞弊公司和58个对比样本公司进行同样的逻辑回归,发现应收账款在叁年内的波动情况与财务报告舞弊有正向关系,而存货在叁年内的变化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和财务报告舞弊有负向关系。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分别生成一个二维模型和一个叁维模型,来判别127个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叁维模型的表现优于二维模型。根据中美差异,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舞弊公司更倾向于采用虚假销售、提前确认销售或有意扩大赊销范围调整利润总额等方式进行财务报告舞弊。而中国舞弊公司则倾向于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净利润的方式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第六章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产生因素。第一节指出,利益驱动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根本原因,而最主要的利益驱动则来自于上市公司、地方政府和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第二节从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制度角度分析了我国企业偏好股权融资。再次,本文比较了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并指出股权融资的低成本性、低风险性和无偿性是我国上市公司偏爱股权融资的重要原因。第叁节指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决定性因素,并指出道德和制度是财务报告舞弊的决定性因素。在分析了道德的内涵和道德对人类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之后,本文从证券市场的约束机制和监管机制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财务报告舞弊的原因。在分析制度因素之后,本文从道德角度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阐明了道德的内涵特别是职业道德的内涵,在分析职业道德时,本文重点分析了会计职业道德在财务报告舞弊中的决定作用,并从叁个角度分析了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引发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第七章探讨财务报告舞弊的监管路径。第一节介绍了基于博弈主体的财务报告舞弊治理模型,广义的财务报告舞弊治理参与方包括监管机构、外部审计者、内部审计者、公司高层管理者、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包括证券监督委员会和会计准则制定者,他们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治理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治理。第二节回顾了“安然事件”之后美国财务报告舞弊监管政策。《2002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的出台不仅是在新形势下对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出现之后美国制定的《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补充和修改,而且对会计和审计行业规范、公司治理责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分析师合规尽责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等给予了新的诠释。第叁节从股权分置后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和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所存在问题的角度分析了基于中国国情的上市公司监管环境。第四节提出了基于美国经验和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监管路径。监管层面应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健全证券评级制度、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完善上市公司诚信机制。通过这些措施,以达到对中国资本市场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加强监督管理的目的。本文最后一章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贡献和研究局限性,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王彪华[4]2015年在《中国国家审计准则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制度基本建成。近年来,随着国家审计影响力不断提升,审计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能力提高,作为规范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行为的国家审计准则,在国家审计服务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展国家审计准则变迁研究,探索其变迁规律,可以丰富国家审计准则理论,拓宽国家审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也可为未来准则变迁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发现,最高审计机关在国家审计准则变迁的路径依赖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变迁过程是对受托责任评价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体现了对绩效和责任的追求不断提高,适应了国家治理需求的变化。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以规范研究为基础,比较研究为支撑,建立起准则变迁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对国家审计准则的定位和作用、发展变化、实践应用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国内外文献回顾,发现这些文献对国家审计准则的变迁过程没有系统梳理,研究基础采用经济学较多,研究方法有限,侧重某一方面问题等不足。同时,为后续研究的需要,本文对国家审计准则的内涵及作用、制度变迁的内涵及形式等概念进行界定,对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并介绍了这两个理论在国家审计理论中的运用和发展情况。在构建国家审计准则变迁框架过程中,本文从供给、需求和均衡叁个角度对国家审计准则变迁的动因进行了理论分析,供给方面包括供给成本和供给收益,需求方面从降低审计风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保障工作权益需要叁个方面,而国家审计准则均衡是一种不常见的偶然状态,不均衡是常态。在分析变迁过程中,本文从时间角度来看,将变迁过程划分为萌芽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对每个阶段准则进展情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对各个阶段准则特点进行归纳；从内容角度上看,主要从一般准则、审计证据、审计职业道德、审计方案、审计质量控制和审计报告六个方面,对各部分在准则体系中的地位和主要内容分析介绍基础上,比较其在各个阶段的变化情况,并归纳出变迁特点。本文对变迁过程运用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发现,审计机关作为变迁主体,具有节约制度变迁成本、及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审计准则的需要和体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特点,我国国家审计准则具有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路径依赖性强、与国际接轨和趋同等特点。在国际比较中,本文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审计组织和美国,在对其准则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概括、变迁的过程及原因、变迁特点等进行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审计独立性在国家审计准则中始终是强调的重点,注意强调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兼容性,在制定方向的选择上各有利弊等启示,对我国国家审计准则变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准则变迁影响因素来看,本文将其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在内部动力方面,变迁主体在国家审计准则变迁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体现在对国家审计及其准则认识的不断提高,采用学术关注度作为替代变量,发现学术关注度与国家审计准则变迁过程密切相关：审计目标的演变决定了国家审计准则变迁的方向,在国家审计的各层次目标中,现实目标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现实目标的演变过程体现在国家审计准则变迁中。在外部动力方面,审计准则变迁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审计实践,都对准则变迁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随着技术方法的进步,审计准则在各个阶段都及时作出调整,应对信息化的挑战,为实践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财政体制改革与国家审计的互动发展中,国家审计准则在各个阶段都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与国家审计密切相关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规范化,国家审计准则在各个阶段都吸收了他们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在准则变迁效果检验中,本文采用了审计项目质量和审计结果作为参考指标。在对审计项目质量的影响分析中,以1996年至2013年审计署审计项目质量检查为样本,通过对43份检查报告进行统计分析,与审计准则变迁各阶段对比,发现国家审计准则变迁对审计项目质量影响明显;在对审计结果的影响分析中,以1993至2013年审计署审计结果统计数据为样本,发现准则变迁对审计成果利用、审计处理结果落实情况、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事项、审计机关审计(调查)单位数等指标影响明显。我国现行国家审计准则需要适应环境变化、促进审计工作发展,在突出依法审计、保障审计独立性、规范成果利用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并在服务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从构建行为规范体系、推动责任政府建立、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有独特的实现路径,但在结构设计上和实践运行中还存在不足。在新常态下,随着国家治理需求,审计目标的调整,审计实践的探索发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计算机技术的新发展等,都需要国家审计准则及时跟进。对于未来国家审计准则的发展,既要国家治理引领,凸显中国国家审计特色,又要合理借鉴先进经验,探索建立国家审计准则运行情况跟踪评价机制,掌握国家审计准则的适用程度,并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变迁方式。
佘晓燕[5]2007年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述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的财务报表重述对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导致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财务报表重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系统的信心,在国内外都有大量报表重述现象的情况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有现实意义。财务报表重述作为一种不实财务报表的纠错机制,它所反映出来的是监管力度的加大,同时也表明财务报表的质量令人担忧。无论在制度层面上,还是在实务当中都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国内的资本市场来看,我们较多关注的是财务报表舞弊现象,而财务报表重述却较少受到关注。从财务报表舞弊入手研究报表信息披露质量问题固然比较直接,但因财务报表舞弊的认定需要一定的法律程序和周期,可靠的样本较难获得,而且舞弊样本属于财务报表质量较差的极端情况,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大量的财务报表重述事件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切入点来探索提高财务报表质量的途径。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对我国资本市场财务报表重述原因、特征、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公司治理和独立审计在财务报表重述预防和发现上所起的作用,从而为财务报表重述的监管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遵循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分为叁个部分开展研究,共八章,各部分涵盖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作为引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其次是梳理了财务报表重述的相关文献。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财务报表重述动因、财务报表重述与公司治理特征的关系、财务报表重述与独立审计质量关系以及财务报表重述研究的其他领域。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全文的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在对我国资本市场财务报表重述原因、特征、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公司治理和独立审计在财务报表重述预防和发现上所起的作用。包括第1章—第7章。第1章,财务报表重述理论基础。在本章,笔者对财务报表重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财务报表重述是指企业对前期发布的财务报表的差错进行更正和披露的过程。在对相关概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财务报表重述的实质就是对前期发布财务报表中错弊的更正,以确保前期发布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形式上来看,财务报表重述包括临时公告和重编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重述的根源在于财务报表中的错弊,正是由于财务报表中错弊的存在使报表不再具有可靠性,而投资者也无法信赖这样的报表,做出正确的决策。基于信息不对称下的合约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代理人披露不实财务信息的问题。财务报表重述一方面反映了报表质量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纠错机制,是对不良信息的揭示,它向投资者传递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前期差错的程度、原因、影响以及更正情况。当然重述公司可能会因重述而受到经济的损失或声誉的损害,但这应该是其为差错而付出的一种代价。第2章,财务报表重述制度背景。本章主要从财务报表重述的范围和方法、财务报表重述信息披露等方面来梳理关于财务报表重述的制度演变,并和美国财务报表重述制度、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重述的相关要求进行比较。从1998年到2006年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重述范围和方法的要求有了一定的变化,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更加趋同。对财务报表重述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不断完善,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发布的一系列法规对财务报表重述信息的披露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除此之外,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也为财务报表重述提供了相应的监管依据。第3章,财务报表重述的现实考察之一:财务报表重述公司基本特征。本章根据实证数据研究了2002—2006年我国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中发生重大会计差错公司的基本特征。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了研究:重述数量的确认、重述原因的确认、重述提起人、重述公司审计意见、重述公司行业类别、重述公司地区分布、重述信息披露质量、重述方向、重述公司的审计师更换等。从重述的数量来看,各年数量变化较大,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从重述原因来看,研究发现年报中披露的会计差错事项的原因类别主要集中于税收计提(漏计、误计)、会计核算错误(税收计提除外)、相关政策误用、担保与诉讼及其他等,而且相当一部分涉及数项原因。从重述的提起人来看,超过50%的公司在年报的会计报表附注中未披露会计差错事项由谁提起;由公司内部提起的仅占13%,公司外部提起的占了35%。从重述信息披露质量来看,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的会计差错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差错的发生年、原因以及财务影响等表述模糊,难以确定。第4章,财务报表重述的现实考察之二:问题、比较及案例分析。本章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述存在的问题,并重点讨论财务报表重述制度被滥用的动机和条件,剖析了财务报表重述制度的缺陷和固有限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两国的财务报表重述现状进行对比。最后以草原兴发公司财务报表重述的案例,分析草原兴发公司财务报表重述的特征,探讨了公司治理、独立审计在财务报表重述预防和发现中的角色。第5章,财务报表重述监管:预防、发现与更正。政府监管、公司治理、外部审计构成了上市公司报表信息披露监管的叁个重要环节。本章重点研究了在财务报表重述的预防、发现与更正环节,政府监管、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所起的作用。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说,应建立完善的财务报表重述制度,对财务报表重述的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加大对财务报表重述的处罚力度。上市公司负有财务报告的编制责任和质量保证责任,公司治理则应在财务报表重述的预防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独立审计对财务报告的增值作用不可否认,查错纠弊仍然是独立审计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独立审计应在财务报表重述的发现上体现其积极作用。第6章,财务报表重述预防:财务报表重述与公司治理特征变量的经验证据。本章选取了我国资本市场上发生报表重述的上市公司和没有发生报表重述的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并检验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和财务报表重述的相关性,以考察公司治理在财务报表重述上的预防作用,并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务报表重述与公司治理特征变量之间没有显着的相关性,即财务报表重述公司与非财务报表重述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存在显着的差异,虽然从形式上看,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在增加,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与2002年之前比大为改观,但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满足了制度对形式上的要求。从监管的角度而言,可能要更加重视董事会功能的真正发挥。第7章,财务报表重述发现:财务报表重述与独立审计质量的经验证据。本章选取了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至2006年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公司,对独立审计质量与财务报表重述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错报年度和重述年度,盈余错报的程度、盈余错报动机对审计意见有一定的影响,表明注册会计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报表中的重大错报,但从重述公司70%以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来看,独立审计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第叁部分,第8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归纳本文的创新及主要观点,分析研究的局限性与改进建议,并提出未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述问题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分别从财务报表重述的数量、重述的原因、重述的提起人、重述公司审计意见、重述公司行业分布、重述公司地区分布、重述方向、重述公司审计师更换等九个方面展开,研究了我国财务报表重述公司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述存在的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重述缺乏规范、报表重述信息披露滞后;重述金额巨大、利用重大会计差错调节利润较明显;重述错误表述含糊不清;审计意见模糊、不准确;重大会计差错与非重大会计差错混淆;前后任会计师缺乏沟通;财务报表重述动机较隐蔽;重述结果真实性仍受到质疑等。这些结论为规范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述,提高财务报表质量提供了重要依据。2.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独立审计在财务报表重述发现中所起的作用和局限性。研究发现非标审计意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报表重述公司盈余错报的程度,盈余错报的动机,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有一定程度的识别,但独立审计对财务报表重述的发现作用不是非常显着,独立审计质量还有待提高。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公司治理特征在财务报表重述预防中所起的作用和局限性。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在财务报表重述上也没有发挥应有的预防作用,指出公司治理不应只重视其治理结构的表面特征,而更应关注公司治理的实效。以上结论为资本市场监管当局在制定相应监管措施上提供了经验证据。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6年年报发生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其中既包括了错误导致的报表重述,也包括了舞弊导致的报表重述,研究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一般研究财务报表质量的文献研究样本为财务报表舞弊,属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极端情况,样本量小,研究结论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赵艳晶[6]2012年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研究》文中提出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建设，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的制定。近年来，我国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在会计改革方面也表现出日益开放、进取的国际化态势，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远没有像我国的会计准则国际化那样有影响力。外生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节约准则制定的成本，却从另一层面上加大了准则修订或者变迁的成本。随着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交易与事项不断出现，会计准则的制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如何在准则制定上自立自强，少走弯路，使得所制定出的准则更好地为我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服务值得我们研究。首先，本文通过对中美会计准则的演进历程进行纵向梳理，试图发现会计准则演进路径的规律：第一,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该以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会计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的指导作用必须重视起来。第叁，通过研究新时期高质量会计准则的提出背景与特征，结合美国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建设举措探讨了其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借鉴意义。其次，本文对与会计准则产出有关的准则制定机构、基础、程序以及博弈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明确了制定会计准则的有关作用要素。其中在会计准则制定博弈这一小节，结合相关案例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各方博弈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叁，在会计准则制定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中美会计准则制定的机构、基础、程序、博弈进行横向对比，对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的现实选择及完善得出了相关结论。最后，结合新时期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现状以及全球高质量会计准则建设的背景，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李晟[7]2015年在《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受近年来宽松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影响,中国内地经济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迫切需要资金来改进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市场份额,从而提高整体竞争能力。在此背景下,证券市场上市融资成为企业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渠道,许多实力雄厚的企业除了选择在境内市场上市外,通常还会选择远渡重洋,赴境外上市,如百度、盛大、携程、新东方以及阿里巴巴等。证券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加深了境内外证券市场间的联动性,在享受证券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投融资便利化同时,企业选择赴境外上市需考虑市场联动所带来的风险传导与集聚效应。而由于拟上市企业在自身规模、盈利能力、行业特征、战略选择以及融资目的、融资需求数量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在境内或境外上市各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在哪个市场上市更经济、更便利、更有助于企业未来发展,对正在期待上市的企业来讲,是一种“选择的困惑”,这需要通过对其自身情况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做出符合企业偏好的市场选择。论文从全球证券市场开放的背景出发,结合作者作为高管参与企业赴新加坡市场上市的工作经历以及在此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中国企业境外上市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市场在上市条件、波动特征、监管环境等方面对比分析,深入探讨企业境外市场选择偏好、企业上市效应最优化、跨境审计合作模式等问题,为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及市场选择方面提供理论性参考及可行性指引。论文综合考虑宏微观两个层面的因素,将市场的联动性、差异性与企业自身偏好相结合,构建企业境外市场选择的分析框架。在利用非线性Copula函数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现状,得出企业境外上市倾向于选择联动性较高市场的结论,供企业赴境外上市参考借鉴。通过比较不同市场在上市门槛、上市成本和上市效率方面的差异,指出企业在不同市场上市各有利弊,企业应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做出选择,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自身效用最大化。为了使企业充分认识境外上市产生的正负两方面效应,论文探讨了市场波动的内部特征,采用ARCH族模型对波动集聚效应、风险溢价效应和杠杆效应等进行实证研究,帮助企业全面认识境外上市的利弊。此外,论文在比较不同市场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制度时,结合2014年中美跨境审计监管僵局这一现实,从法律差异、主权态度差异和需求差异等角度分析了僵局形成的原因,并为化解僵局提出了几种可行的合作模式,这对中国企业境外上市之路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认为,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通过境外上市,可以开扩企业国际视野,规范公司治理机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实现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应制定明确可行且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融资战略,审慎做出符合宏观经济形势和所属行业运行特征的市场选择。监管当局应加快企业上市监管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IPO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转变,提升审批效率以适应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时各国之间应强化国际合作,优化国际监管环境,推进中国国际板建设,尽快实现境内外制度建设接轨,减少企业境外上市的制度风险。
魏会利[8]2008年在《中、美“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合并会计报表是中西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不同国家在合并会计报表的理论和实务领域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从中、美合并报表的差异分析入手,通过对中、美有关合并报表相关规定的比较和分析,揭示差异产生的原因,并研究如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推动我国合并会计报表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本文共有八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发展概况,其中对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比较于《暂行规定》以及财政部对合并报表问题的相关解答等的重大变化从相关概念、合并范围等12个方面做了重点阐述;第二部分介绍了中、美合并会计报表的理论差异分析,主要阐述了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叁种理论,即有所有权理论、母公司理论、实体理论;第叁部分介绍了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差异分析,其中对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问题做了特别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了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方法的差异分析,主要分析了购买法、权益结合法和新实体法的相关理论和应用;第五部分介绍了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外币报表折算处理的差异分析;第六部分介绍了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商誉处理的差异分析;第七部分介绍了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差异产生的原因分析,主要分析的方面包括文化背景、经济发达程度、公司股权结构和会计职业发达程度;第八部分介绍了美国合并会计报表理论对我国合并会计报表理论体系发展的启示,阐述的范围包括合并理论、合并范围、合并方法、外币报表折算模式和商誉的处理。
姚晗[9]2005年在《上市公司会计寻租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篇规范性论文,本文借鉴实证研究的成果和博弈模型,运用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对会计制度变迁过程、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以及准则执行过程中的会计寻租行为进行分析。在深化对会计寻租行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为改革开放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一个新的途径。 会计能够引起社会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和会计事实上难以做到中立,通过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或会计政策的选择就能将社会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此时就会有利益相关者受损、也有利益相关者受益,这种会计行为正好就体现出现代经济学中的寻租思想。 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利益相关者集团之间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在会计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会计制度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与准则相关的利益集团围绕新的会计准则制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在我国,会计制度的“双轨制”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重新协调与折衷的结果,会计寻租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双轨制”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会计寻租行为的发生,并且利益相关者集团之间的多重博弈可使会计寻租达到纳什均衡状态,从会计寻租的均衡状态可以看出会计寻租行为往往具有“双刃性”。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在20世纪60年代就受到利益相关者集团的广泛关注,使准则制定过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表现就是政府和企业都参与到制定的过程中,而这就会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费和腐败行为的产生。本文利用博弈理论,通过建立叁方博弈模型来分析政府、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以及企业之间的博弈,求解出纳什均衡。同时,比较中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所处的环境对会计寻租行为,尤其是对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寻租行为的影响,结合博弈模型均衡解的理论意义,系统地指出了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会计寻租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将寻租的思想引入到国际会计准则,分析国际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会计寻租行为。 围绕会计准则的寻租行为还延伸到会计准则的执行过程中。完全遵守会计准则并不能实现上市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转移社会财富的目的,就要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或者违反准则要求进行操作,这些会计行为需要得到审计师的鉴证认同才会实现,从而也就构成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会计寻租行为——审计意见购买。 文章的最后,根据会计寻租的“双刃性”的特征,结合前面几部分的分析,认为只能对会计寻租行为进行适度遏制,并提出了治理办法。
吕长江, 肖成民[10]2008年在《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与利益侵占——基于中、美股票市场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与利益侵占的关系。我们以在美国上市的50家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同行业、同规模的标准选取在国内上市的50家中国公司作为配比样本,考察在中、美不同的法律环境下,两组样本在公司治理结构和利益侵占程度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法律环境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利益侵占程度的差异。实证研究发现,与在中国上市的同类公司相比,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具有更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治理结构安排,且利益侵占程度更小,法律环境和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不同都能够解释利益侵占程度的差异,但是法律环境的解释能力更强。
参考文献：
[1]. 会计准则与公司治理[D]. 薛尽飞. 河海大学. 2003
[2]. 中美财务舞弊比较研究[D]. 徐倩. 天津大学. 2013
[3].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识别及其监管研究[D]. 卢涛.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4]. 中国国家审计准则变迁研究[D]. 王彪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5
[5].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述研究[D]. 佘晓燕.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6].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研究[D]. 赵艳晶. 山西财经大学. 2012
[7].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研究[D]. 李晟.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8]. 中、美“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比较研究[D]. 魏会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9]. 上市公司会计寻租行为研究[D]. 姚晗. 湖南大学. 2005
[10]. 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与利益侵占——基于中、美股票市场的比较分析[J]. 吕长江, 肖成民. 中国会计评论.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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