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金市场半年述评及未来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庄壮[1]（2021）在《基金实地调研上市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基于信息搜寻行为的视角》文中提出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使得信息优势方（知情者）可以在与信息劣势方（非知情者）的不断交易中获利。许多研究认为,基金公司作为股票市场中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相对的信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然而,观察基金经理获取信息优势的渠道受到相关数据的限制,现有文献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商业关系、政治关联以及银团贷款等间接途径来研究和验证基金公司在市场中的信息“占优”地位。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公开数据,研究了一种基金经理进行信息搜寻的直接行为——实地调研上市公司,进而从动态的视角观察基金获取信息优势的渠道,以此来解释其超额收益的来源。基于此,本文是对基金行为和业绩归因领域研究的拓展与创新。基金行业在当前资本市场“机构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的管理规模随着金融环境的优化和市场制度的完善而快速增长,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皆突破14万亿人民币。随着规模与实力的与日俱增,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作为资本市场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投资主体,开始展现出强有力的市场影响力,对其投资行为与投资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实地调研活动,作为基金公司搜寻信息的特殊行为,即与基金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又与基金的投资影响紧密联系,已经成为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途径。本文从两方面的角度出发,分别观察基金的实地调研活动与业绩表现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本文将实地调研活动作为一种基金信息搜寻的行为,通过观察基金调研行为与基金自身业绩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来验证实地调研的信息价值。本文发现,调研成本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基金有着不同的调研频率,而不同调研频率的基金有着差异化的业绩表现,调研越多的基金业绩表现更好,且调研的业绩效应深受信息环境的影响,说明实地调研能够帮助基金获取信息优势;另一方面,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出发,本文将基金参与实地调研的行为作为一种引发投资者市场关注的事件,观察基金调研的信息对中小投资者关注度与股价表现的短期影响,并将其效应与基金短期收益和公司长期资本结构联系起来,以证明实地调研活动的市场影响。本文发现,投资者对实地调研活动的关注会受到调研参与者类别的影响,其中基金公司在调研中的参与会引发投资者的异常关注,并带来股票价格的异常反应,因此存在着基金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短期的市场效应交易获利的可能。并且,基金调研引发的投资者异常关注还会作用于上市公司,促进被调研公司长期资本结构的改善,这也为解释基金调研影响基金投资收益提供了新的渠道。另外,由于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在投资风格、持仓限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且二者在股票投资组合信息披露上也大有不同,本文从基金公司参与实地调研的视角出发,分别观察了两类基金的调研所产生的业绩效应与市场效应,并从多角度分析了二者特有机制影响下调研效应的不同。基于非对称信息影响投资者预期收益和投资者情绪影响股票价格的理论模型,本文刻画和分析了基金进行信息搜寻的行为——实地调研对市场中不同参与主体产生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私募基金实地调研数据,分别从基金层面和公司层面出发研究了私募基金进行信息搜寻的行为决策,发现私募基金的实地调研存在显着的业绩增益作用,即调研次数越多的私募基金可以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并且,私募基金调研的业绩增益效应,会在相关公司拥有更高的分析师关注度时减弱,在投资者提出更多调研问题和上市公司情绪表达更积极时增强;另外,与公募基金的共同参访会显着增强私募基金调研的业绩增益效应,说明实地调研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本文还探究了私募基金在实地调研后获取更高业绩表现的途径,发现被调研公司的融资融券交易量在私募基金调研后有显着的提升,说明融资融券业务可能是私募基金通过交易策略获取更高收益的“潜在”渠道。其次,本文结合机构实地调研数据与公募基金持股数据,研究了公募基金进行信息搜寻的行为决策,发现公募基金的调研次数与业绩回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说明信息搜寻行为可以为公募基金带来更高的超额收益;并且,公募基金调研的业绩增益效应会在基金调研信息披露质量更好的公司时增强,在参与调研的基金经理与被调研公司高管之间存在“校友”联系时增强,在上市公司情绪表达更积极、传递信息更细节时增强;本文还发现,主动型基金、持仓更集中以及持仓更偏小市值公司的基金,可以在调研中获得更高的业绩表现;另外,本文结合公募基金调研和持仓数据,对公募基金的投资组合进行了重构和分组,发现在基金的股票持仓中,被调研公司的股票组合收益率显着高于没有被调研公司的股票组合收益率。在基金调研的股票中,被持有公司的股票组合收益率显着高于没有被持有公司的股票组合收益率。在基金调研且持有的股票中,调研后增持的股票组合投资收益率显着高于调研后减持的股票组合收益率;本文还发现,实地调研能够提升公募基金对其持股公司发生业绩披露“变脸”事件的预测能力;最后,本文探索了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在激励机制、锁定机制和持仓限制等方面的差异对调研效应的影响,并对比了调研活动给两类基金带来的业绩提升效果。最后,本文将机构投资者行为与个人投资者行为联系起来,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观察了基金调研所引发的异常投资者关注和股票市场反应。已有文献发现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会吸引个人投资者的跟随模仿,并引发交易行为的“羊群效应”,本文则基于投资者有限理性的视角,观察个人投资者对基金特定关注行为的反应。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公募基金的调研行为会显着增加投资者对相关公司的异常关注,并且这些关注包含正面、负面及中性等多种情绪,但私募基金的调研行为不会引发投资者的异常关注;公募基金调研引发的投资者关注效应,在持股基金调研时更弱,在前期绩优基金调研时更强;被调研公司的股票时滞性会减弱基金调研的投资者关注效应,被调研公司的高治理水平则会增强基金调研的投资者关注效应;更重要的,本文发现基金调研行为会带来更多看涨的投资者关注情绪,由此显着提升股票的隔夜收益率;并且,基金调研公告发布后提升的股票隔夜收益率与基金短期回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由此证明了公募基金通过调研引发的投资者效应进行短期交易获利的可能性;另外,本文还发现基金调研引发的投资者异常关注,可以显着地增强调研行为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生的改善效应。本文通过分析基金实地调研上市公司的活动,检验了信息搜寻行为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影响,为探究基金公司获取信息优势的途径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另外,本文将基金调研与投资者关注、市场反应联系起来,为探索基金短期交易获利的渠道和机构投资者行为的市场“溢出效应”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最后,本文的结论为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基金行业自律管理制度的规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文献支持,为监管部门规范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警惕市场参与主体间的“共谋”以及防范股票“异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参考。
沈一凡[2]（2021）在《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文中指出1998年,中国内地首批五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根据Wind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基金总量由2001年的53只发展到6965只,基金管理规模也由818.03亿元扩大到如今的177629.50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216倍,跃居至全球第五。互联网的普及,带给了整个基金行业新的活力;同时,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放水与资产荒的联合作用下,基金逐渐成为中小投资者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一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市场相比成熟市场又显得更为特殊,急速变化的市场风格、更加非理性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与市场结构的快速进化、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较快的培养和晋升,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基金市场。我国的基金市场逐渐从野蛮生产的阶段迈向良序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研究,不论是对日常的投资、还是为世界提供极具中国特色的基于中国样本的本土化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整个基金市场而言,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作用,基金直接参与主体包括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人与基金托管人。在我国,大部分的基金托管人为国有银行,极少涉及到具体的基金投资行为和决策。因此就投资决策而言,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人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基金管理人通常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公司进行统一决策和管理,基金经理进行具体的基金投资决策。因此,就基金市场微观参与主体而言,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基金投资者通过申购赎回基金进行相关买卖操作,基金管理公司将资金交给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共同决定了基金的业绩,基金投资者根据基金业绩来确定是否继续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业绩来评估基金经理。本文聚焦于基金市场主要的三大微观参与主体,分别从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出发,基于经典数理模型,构建以这三个角度为基石的基金业绩研究框架,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现状,包括非理性的投资者、社保基金的委托投资与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的快速晋升与培养三个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探讨三大参与主体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出发,研究了基金流量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即这种流量驱动型基金风险转移（risk shifting）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本文发现:（1）我国的基金投资者存在严重的处置效应,经历了大量资金流入的基金往往会降低其冒风险程度。然而,若资金的净流入同时发生在过往获得良好业绩的基金时,基金的风险水平反而会提升。（2）基金经理往往会通过增加换手率、提高组合风险系数、提高权益持仓占比和购买更多赢家股票的方式来增加风险。（3）这种发生在高业绩的基金流量驱动型风险转移,会使基金在随后两个季度表现恶化,直到第三季度才恢复。（4）这种风险转移行为,更容易发生在那些出现高额异常净流量、业绩源于运气、成立较晚的、规模较小的基金上。其次,从基金管理公司角度出发,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保管理资格为切入点,研究了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基金业绩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1）被委托的社保基金拥有比同类公募基金更多的超额收益。（2）社保基金超额收益可能来源于更好的择时能力、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而与可能的政治关联无关。（3）当获得社保管理资格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的整体业绩有所下降,并且投资风格会与同一管理公司旗下社保基金呈现相似的特点,其中还会出现反向交易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管理公司内部那些业绩较差、管理规模较大的基金可能作为内部交叉补贴资金的提供方。（4）社保基金的管理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特权,如新基金的设立。最后,本文从基金经理角度出发,通过基金经理过往研究经历刻画基金经理“能力圈”,研究分析师行业研究经历对基金经理投资偏好及其业绩的影响。本文发现:（1）基金经理会在自己优势行业上进行超配,这种超配不论是相对于全市场、整个基金行业还是同类型基金均成立,同时对于优势行业的股票持有时间会更长。（2）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超配行为,在考虑了持仓因素后可以为基金带来相比于其他非优势行业的超额收益,同时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3）深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选股能力和行业择时能力,进一步证实了优势行业形成的能力圈是超配行为产生超额收益的机制之一。（4）在最后的拓展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形成的优势源于行业自身、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政策敏感度和能力的持续扩张,而非存在私有信息。综上所述,本文将包括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三个方面的基金微观参与主体放在了统一的研究框架下,不仅对相关理论和成果起到了补充和完善,更是结合中国市场特有因素,做出了有别于其他研究的创新研究,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基金市场提供了多样的经验证据和多方面的研究角度。
穆希琳[3]（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林树,葛逸云,朱超[4]（2021）在《基金经理语调与投资行为——基于基金年报的文本分析方法》文中认为本文基于2008―2018年基金年报与半年报中相应文本内容构建基金经理语调指标,研究基金经理的语调与其投资行为及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金经理语调越积极,其资产配置行为中的持股比例越高,同时其愿意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也越高;此外,基金经理择时能力与基金经理语调显着正相关,其选股能力则与语调无显着关系,这表明基金经理的语调反映的是其择时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语调受基金特征以及整体市场情绪的影响。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度量基金经理心理预期特征的直接指标,从非量化信息角度解读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及业绩,是目前中国基金经理的心理与行为研究文献的重要补充。
许嘉禾[5]（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李国正（Kuo-Cheng Lee）[6]（2021）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以北京、上海、江苏之两岸青创基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是中国大陆吸引台湾青年赴陆“创业、就业、实习”以实践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旨趣为探讨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示范点）的政策执行上是否能体现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精神,扩大吸引台青西进;促进台青融入中国大陆经济、社会生活;并进一步对台湾青年的政治偏好产生影响。本文实地访查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共20处国台办授牌之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基地（示范点）,透过访谈前述青创基地之营运管理团队和进驻基地之台籍青年,分析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政策落实状况,以及分析个别青创基地或不同区域的两岸青创实践工作成果。本文另以电子问卷形式调查于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实习、就业、创业之台籍青年对中国大陆市场环境、社会生活的观感以及其政治态度。研究发现:（1）北京、上海、江苏地区两岸青创基地吸引台湾青年进驻创业、就业、实习的人数极少。多数基地营运出现困境,除零星具持续发展潜力的案例外,前述地区之两岸青创基地已出现退场、低度运作甚至与进驻台青发生纠纷等现象。（2）两岸青创基地政策及惠台措施并非台青西进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影响台青西进与否的主要因素为中国大陆经济与市场潜力。（3）两岸青创基地对台青的社会融合影响、政治偏好影响尚不显着。本文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说明本文架构、第二章建立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理论架构与实践分析指标,据此设定两岸青创基地之理想政策目标,以及政策执行力评估指标。第三章分类评述两岸青创基地的营运现况以及落实政策目标的程度。第四章分析问卷调查结果,探讨两岸青创基地对台湾青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第五章总结两岸青创基地的发展与挑战、两岸青创基地对台湾青年的影响程度,以及政策展望。
杨薇[7]（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李金龙[8]（2020）在《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文中认为传统金融学理论基于理性人假说和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取决于预期投资带来的总财富期望效用水平,即行为应该向“前”（未来）看。但现实中,投资者的行为却会向“回”（过去）看,最典型的就是投资者在出售时,更倾向于卖出已经盈利的股票而继续持有已经亏损的股票,即处置效应（Shefrin&Statman,1985）。处置效应广泛存在于金融市场中,被认为是“个人投资者交易行为最稳健的特征之一（Barberis&Xiong,2009）”和“最显着的交易异象（Ben-David&Hirshleifer,2012）”。处置效应会对股票的成交量和价格产生系统性影响,造成动量效应（Grinblatt&Han,2005;Li&Yang,2013;Shumway&Wu,2005）和盈余公告后漂移（Frazzini,2006）等异象。David&Hirshleifer（2012）发现美国个人投资者具有V形处置效应,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随着盈利或亏损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盈利时出售概率增加得更快。虽然处置效应是投资者交易行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对其研究并不算充分,因为该领域研究必须依赖投资者的账户数据。本文使用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2011～2017年间随机抽取的50万名个人投资者和全部公募基金的日度A股成交与持仓数据来研究A股投资者是否具有V形处置效应及其对A股价格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发现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特征事实,为研究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参考;有助于厘清处置效应的来源,探究投资者偏好在处置效应形成中的作用。V形处置效应为理解投资者行为如何影响股价提供了新视角,盈利或亏损规模较大的股票会面临较高的卖出压力而被暂时低估,从而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会产生更高的收益,这有助于加深对资产价格形成机理的理解,V形处置效应对股价的影响尚未得到广泛验证,也需要来自更多样本实证结果的支持。长期以来,A股市场一直呈现个人投资者主导的投资者结构,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且交易活跃,行为偏差的表现更明显,这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研究环境。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对A股个人投资者处置行为的理解,对投资者能否以及怎样才能实现收益有启发,也有助于加深对A股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解。本文按照如下研究思路展开。第一步,分别对个人投资者和公募基金进行V形处置效应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投资者是否具有“扳本”偏好,即持股收益由负变正时,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是否会陡增;（2）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与持股收益大小间的关系是否呈现V形,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是否分别随着持股盈利规模和亏损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持股收益为零时最低;同时检验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是否大于对亏损的敏感性,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随盈利规模扩大而增加的速度是否比随亏损规模扩大而增加的速度更快。第二步,研究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投资者不仅倾向于出售持股盈利较大的股票,同时喜欢出售持股亏损较大的股票,这会使得这类具有极端损益的股票当前因承受较大的卖出压力而被低估,从而在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股票当前盈亏程度的指标VNSP来度量股票当前承受的卖出压力,进而考察VNSP指标对股票未来一个月收益了是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于个人投资者,本文研究发现:首先,证实了处置效应的存在性及与持股时间的关系,发现A股个人投资者90%的情况下持股时长不超过20个交易日;持股时长越短,处置效应越明显。其次,发现A股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具有特殊的形状:（1）当持股收益由负变正时,股票卖出概率向上跳跃,存在“扳本”偏好;（2）卖出股票的概率对盈利和亏损敏感性的差异更大（V形不对称更严重）:盈利每增加1%,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大约增加1.17个百分点;亏损每增加1%,投资者出售挂票的概率增加约0.44个百分点,股票卖出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是亏损的2.64倍,美国只有1.05倍。再次,发现凸显性（salience）理论、资本利得税以及持股时长的差异可以解释中美个人投资者处置效应形状的差异。最后,发现了V形处置效应在不同投资者群体中的差异性。不同理性程度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度应该不同,因为处置效应的差异主要来源于股票卖出对盈亏敏感性的差异,所以理性程度更低的投资者的卖出对盈利更敏感,对亏损更不敏。按照投资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划分子样本进行检验后,发现女性、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投资者卖出决策对盈利更敏感,对亏损更不敏感。对于公募基金,本文研究发现:首先,公募基金的个股持股时长绝大部分情况下不超过120个交易日（半年）,占比为92.91%;约有一半的情况下持股时长不超过20个交易日（一个月）,占比53.91%。其次,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公募基金具有比个人投资者更好的盈利能力,持股期间52%的情况下处于盈利状态。再次,公募基金出售盈利股票的概率并没有系统性高于出售亏损股票股票的概率,公募基金出售股票的概率在持股收益为零附近不存在向上的跳跃,即不存在明显的“扳本”偏好。最后,公募基金出售股票的概率与持股收益间表现出V形,V形关系具有不对称性:股票出售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为对亏损敏感性的50%。公募基金对盈利的敏感性只有个人投资者的21%。中国公募基金整体上不存在处置效应。A股投资者的V形处置效应可以显着影响股票未来收益。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股票当前盈亏程度的指标VNSP来度量股票当前承受的卖出压力,进而考察VNSP指标对股票未来一个月收益了是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首先,基于VNSP指标进行了投资组合分析。发现VNSP指标可以显着预测A股未来1个月的股票收益。买入VNSP大的股票、卖空VNSP小的股票的对冲投资组合可以获得经FamaFrench三因子调整后的0.88%～1.16%的月度,在分别控制了股票规模、账面市值比、收益反转、特质波动率、换手率和流动性的影响后,该对冲组合依然可以获得0.74～1.21%的月度。此外,该策略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多头仓位即买入VNSP大的股票部分。然后,在股票层面进行Fama-Macbeth回归同时控制多个影响因素后,发现VNSP可以显着预测未来股票收益,VNSP每增加1%可以带来约0.14%的月超额收益。在控制了流动性、计算VNSP所使用的数据频率等市场微观结构因素和改变计算VNSP时交易数据的时间跨度后,VNSP对未来股票收益的预测作用依然显着存在。最后,证实VNSP指标对未来股价的预测作用来源于投机性交易动机。投机性交易特征越明显的股票样本,VNSP对未来股票收益的预测作用越强。本文发现在规模更小、机构持股比例更低、分析师跟踪数量更少、换手率更高、特质波动率和股价波动更大等投机特征更明显的股票样本中,VNSP的预测作用更强。以机构持股比例为例,在低机构持股比例股票组中,VNSP每变动1%可以带来近0.15%月超额收益,而在高机构持股比例股票组中这一数值只有0.10%。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本文发现了中国A股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特征事实,丰富了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通过使用大样本数据系统刻画中国个人投资者和公募基金的的股票出售行为,发现总体上,个人投资者存在一种新型出售行为特征——V形处置效应:在极端盈利和亏损处,出售倾向都加大,且极端盈利处的出售倾向比亏损处更高。而且,A股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比美国个人投资者更明显,主要是因为A股个人投资者存在明显的“扳本”偏好以及卖出决策对盈利敏感性与对亏损的敏感性的差异更大。以往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相关研究往往关注处置效应的存在性和影响因素,而且对于持股收益只区分是否盈利,本文关于处置效应形状的研究同时考察了持股收益的符号和大小对投资者卖出决策的影响。此外,本文发现我国公募基金不存在处置效应。（二）本文发现投资者这种V形处置效应会影响资产定价。A股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且交易活跃,市场投机氛围较重,这为检验投资者行为偏误对股价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但目前鲜有论文研究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净卖出压力指标VNSP,证实了盈利或亏损规模较大的股票因面临较高的卖出压力而被暂时低估,从而在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更高的收益,导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这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A股股价形成机理的理解,同时对投资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三）本文证实投资者的“实现偏好（realization preference）”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处置效应的形成。Ben-David&Hirshleifer（2012）对投资者偏好能否解释处置效应提出了质疑,指出直接考察股票出售决策与持股收益大小的关系无法区分对持股盈亏偏好和对未来股价的认知的影响。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Weisbrod（2019）通过选取股票盈余公告发布这一事件来控制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认知,由于存在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盈余公告发布后对投资者未来股价的认知应该是明确的,但该研究发现,在盈余公告发布窗口期内,依然存在处置效应,说明投资者对于盈亏的不同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本文则通过证实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在持股收益由负转正时出现陡增,即存在“扳本偏好”来说明投资者对盈亏的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且“扳本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的13%。（四）本文丰富了投机性交易对股价影响的研究。本文从股票持有者出售股票的角度研究投机性交易对股价的影响,发现投机性交易叠加处置效应会造成股价低估。以往研究往往从股票购买者出于投机动机买入股票的角度展开研究,更关注投机性交易对股价高估的影响。本文和已有研究分别关注了投机性交易影响股价的不同阶段。（五）本文使用独特的投资者账户数据展开研究。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2011年至2017年间随机抽取的50万名个人投资者和全部公募基金的日度A股交易与持仓数据,数据来源权威,时间跨度较长并且时效性很强,结论具有代表性。
王雨[9]（2020）在《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国务院2017年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为金融领域开启新篇章。智能投资顾问服务（以下简称“智能投顾”）作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前沿应用,为财富管理行业的投资顾问服务带来实质性的转变,并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我国智能投顾服务始于2015年,其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用户需求,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优化处理,通过模型选择构建基础资产库,以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自动为不同风险偏好的用户量身定制资产配置方案,对市场进行高精度判断以增加用户满意度,从而实现投资顾问服务的智能化转型。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当前智能投顾服务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业务介绍和监管政策研究。本文尝试拓宽该领域研究视角,遵循“现状-机理-预测”的研究思路,对智能投顾服务资产选择的倾向性及价格竞争机制展开研究。首先对智能投顾的运作机制进行案例研究,初步判断影响智能投顾基础资产库选择的因素。其次,我们运用实证研究,对智能投顾服务运作机制现状下的机理进行探索,揭示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的选择倾向性影响因素并对各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我们运用理论研究证明及数据仿真的方式,对智能投顾服务的一类影响因素（管理费率）展开深入分析,通过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的研究,尝试对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进行预测性探析。本文期望通过探索,为后续研究起到投砾引珠的作用,主要工作及创新点如下:1、拓展问题研究视角,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智能投顾服务在我国尚属新兴业务,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前人对于智能投顾服务中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鲜有研究。本文尝试拓展智能投顾的研究思路,将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结合社会关注热点,契合国家政策导向,丰富了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运用案例研究方式探索智能投顾运作机制。由于智能投顾业务的新颖性,研究中无法单纯沿用已有模型,本文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对智能投顾运作机制问题予以定性分析,对我国不同类型智能投顾的差异性及基础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选择的三维度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了影响因素的直接作用以及调节作用路径。3、运用实证分析探析新兴业务的实践做法,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中,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会呈现一定的特征,而我们查阅文献,却未发现相关研究。本文从资本市场中获取真实数据,基于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特性,运用实证分析对智能投顾服务资产选择的倾向性进行研究,尝试为实践操作提供数据上的解释,体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4、契合新业务实际运作模式,构建新的模型对智能投顾服务价格竞争机制进行分析。在传统价格竞争研究中,前人考虑将价格作为影响产品需求的唯一因素。我们发现,在智能投顾服务网络中,需求并非仅受到价格影响,本文在服务网络需求模型中应用拥挤效应,构建了考虑拥挤效应的需求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及数学证明,获得智能投顾服务网络中基金管理费价格竞争中有且仅有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解的结论,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基金管理公司和智能投顾公司的定价以及监管部门的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本文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尝试将智能投顾服务的研究领域进行拓展,并将理论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对当前资本市场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基金管理公司、智能投顾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了一种启发式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王勋哲[10]（2020）在《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问题研究 ——以投资可转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过程,养老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最严峻的矛盾和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持续建设三支柱养老体系,第一支柱是国家保证基本生活标准的强制性基础养老计划;第二支柱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组成,国家政策鼓励扶持;第三支柱是由公民个人自愿建立的养老储蓄计划,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是个人养老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属于第三支柱范畴。自2013年原保监会允许养老险公司开办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业务以来,个人养老保障产品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截止至2018年底,个人养老保障资产合计5837.7亿元,2017年资产4079.1亿,同比增加43.1%。C公司作为我国最大的养老金运营机构,现运营社会保障养老金（第一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二支柱）、个人养老保障资金（第三支柱）过万亿。高速增长的业务量给资金投资配置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本文从C公司投资个人养老保障产品入手,首先分析了 C公司在管理的资产快速增长后遇到的投资端问题,一方面,2019年开始,随着美联储开启降息通道,市场利率的下行导致固收资本市场收益率下行,固收资产配置是个人养老保障产品配置的底仓,直接导致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收益率下行;另一方面,个人养老保障产品的井喷式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导致优质资产越来越少,出现“资产荒”的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丰富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条线,探究设计新的产品,以不断的适应投资者的需要,迫在眉睫。然后,通过宏观市场研判,认为权益市场走势向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经过初步的判断从可转债间接投资权益市场可以减低风险并可以获得一部分股票上涨带来的红利;同时,通过对可转债市场走势、品种特性及市场上发行可转债基金、公司内部数据（第一支柱、第二支柱资金配置可转债收益率）、进行深度分析研判,验证投资可转债可以弥补目前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客户中对风险偏好高、要求收益高的客户群体;再根据目前市场及C公司的情况,对拟定可转债产品的相关参数进行确定。最后得出结论,在基于对权益市场未来趋势向好的前提下,利用可转债作为投资标的间接参与权益市场可能获得高收益的同时又可以避免权益市场波动带来的亏损,是一种保守的参与权益市场的很好的方式,符合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保守、稳健的初衷。本文借鉴了大量对个人养老保障产品及市场的研究成果,分析了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遇到的问题,并从养老保障产品创新的角度寻找新的投资标的,以可转债为切入点,探讨研究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可转债的可行性,这是个人养老保障市场的首创,并对全市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二、基金市场半年述评及未来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金市场半年述评及未来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基金实地调研上市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基于信息搜寻行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基金信息搜寻行为-实地调研 |
| 2.1.2 基金业绩评价 |
| 2.1.3 投资者异常关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投资者关系管理理论 |
| 2.2.3 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 |
| 2.3 经验研究 |
| 2.3.1 信息优势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研究 |
| 2.3.2 投资者关注度的市场影响研究 |
| 2.3.3 投资者实地调研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机理、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3.1 机理分析 |
| 3.2 理论模型 |
| 3.2.1 基金调研行为与信息收益模型 |
| 3.2.2 基金调研行为与投资者关注情绪模型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私募基金实地调研与基金业绩表现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2 公募基金实地调研与基金业绩表现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3 基金调研、投资者关注与股价表现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 框架设计 |
| 4 私募基金实地调研与基金业绩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与构建 |
| 4.2.3 模型设定 |
| 4.2.4 描述性统计及单变量分析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影响上市公司被私募基金调研的因素 |
| 4.3.2 影响私募基金进行实地调研的因素 |
| 4.3.3 私募基金实地调研与基金业绩表现 |
| 4.3.4 分析师关注对基金实地调研效应的影响 |
| 4.3.5 调研深度对基金实地调研效应的影响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观察期 |
| 4.4.2 替换解释变量 |
| 4.5 拓展研究 |
| 4.5.1 私募基金在调研中与其他调研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
| 4.5.2 私募基金调研与融资融券交易 |
| 4.5.3 投资者调研问答文本的情绪分析与私募基金调研效应 |
| 4.6 结论 |
| 5 公募基金实地调研与基金业绩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与构建 |
| 5.2.3 模型设定 |
| 5.2.4 描述性统计及单变量分析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影响公募基金参与实地调研的因素 |
| 5.3.2 公募基金实地调研与公募基金业绩 |
| 5.3.3 内生性问题 |
| 5.3.4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基金调研效应的影响 |
| 5.3.5 公募基金类型对基金调研效应的影响 |
| 5.3.6 基金经理的“校友圈子”对基金调研效应的影响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替换解释变量 |
| 5.4.2 剔除非正常时期的样本 |
| 5.5 拓展研究 |
| 5.5.1 基金调研与股票投资组合收益 |
| 5.5.2 投资者调研问答文本的情绪细节分析与公募基金调研效应 |
| 5.5.3 实地调研对基金预测上市公司业绩异常变动能力的影响 |
| 5.6 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调研效应对比研究 |
| 5.6.1 基于基金激励机制的对比研究 |
| 5.6.2 基于基金锁定机制的对比研究 |
| 5.6.3 基于基金持仓限制的对比研究 |
| 5.6.4 基于基金工作方式的对比研究 |
| 5.6.5 基于调研业绩效应的对比研究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金调研、投资者关注与股价表现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与构建 |
| 6.2.3 模型设定 |
| 6.2.4 描述性统计及单变量分析 |
| 6.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3.1 影响投资者调研的公司特征 |
| 6.3.2 公募基金调研对投资者关注的影响 |
| 6.3.3 公募基金调研对不同情绪投资者关注的影响 |
| 6.3.4 公募基金调研所引发的投资者关注对股价的影响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替换解释变量 |
| 6.4.2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6.4.3 分样本回归 |
| 6.5 拓展研究 |
| 6.5.1 基金特征对基金调研引发的投资者关注效应的影响 |
| 6.5.2 公司特征对基金调研引发的投资者关注效应的影响 |
| 6.5.3 基金调研引发的市场反应对基金收益的影响 |
| 6.5.4 基金调研引发的市场关注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业绩与基金评价 |
| 2.1.1 基金业绩持续性 |
| 2.1.2 基金业绩评价 |
| 2.2 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2.1 基金投资者与历史业绩 |
| 2.2.2 投资者投资选择能力 |
| 2.2.3 基金投资者与投资行为 |
| 2.3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3.1 管理激励机制 |
| 2.3.2 资源优先分配 |
| 2.3.3 交叉补贴策略 |
| 2.3.4 家族共同持股 |
| 2.4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4.1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 |
| 2.4.2 基金经理信息优势 |
| 2.4.3 基金经理职业路径 |
| 2.4.4 基金经理变更替换 |
| 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基本理论 |
| 3.1.1 有效市场假说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行为金融理论 |
| 3.1.4 路径依赖理论 |
| 3.2 内在联系 |
| 3.2.1 现实联系 |
| 3.2.2 理论联系 |
| 3.2.3 时间联系 |
| 3.3 基金投资者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研究假设 |
| 3.4 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1 理论分析 |
| 3.4.2 研究假设 |
| 3.5 基金经理经历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5.1 理论分析 |
| 3.5.2 研究假设 |
| 4 基金投资者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高业绩基金风险转移的视角 |
| 4.1 背景介绍 |
| 4.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基金流量与业绩关系 |
| 4.3.2 基金流量与风险转移 |
| 4.3.3 基金风险转移的来源 |
| 4.3.4 基金风险转移的业绩 |
| 4.4 潜在解释 |
| 4.4.1 基金异常流量 |
| 4.4.2 基金业绩归因 |
| 4.4.3 基金相关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社保基金委托投资的视角 |
| 5.1 背景介绍 |
| 5.2 机构背景与假设 |
| 5.2.1 机构背景 |
| 5.2.2 相关假设 |
| 5.3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社保基金的超额收益 |
| 5.5 社保基金超额收益的解释 |
| 5.5.1 择时能力 |
| 5.5.2 政治关联 |
| 5.5.3 交叉补贴 |
| 5.6 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及旗下基金影响 |
| 5.6.1 基金管理公司业绩 |
| 5.6.2 基金投资风格分析 |
| 5.6.3 基金业绩损益分析 |
| 5.6.4 社保基金带来的资金流入 |
| 5.6.5 社保基金带来的额外特权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金经理经历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卖方分析师行业经历的视角 |
| 6.1 背景介绍 |
| 6.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决策 |
| 6.3.2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周期 |
| 6.3.3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绩效 |
| 6.3.4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风险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行业择时能力 |
| 6.4.2 行业选股能力 |
| 6.5 进一步研究 |
| 6.5.1 优势源于行业自身 |
| 6.5.2 优势源于私有信息 |
| 6.5.3 优势源于政策敏感 |
| 6.5.4 优势源于能力扩张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成果目录 |
（3）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基金经理语调与投资行为——基于基金年报的文本分析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研究问题 |
| (一)基金经理语调与其持股比例 |
| (二)基金经理语调与基金业绩 |
| (三)异质性分析 |
| 三、研究设计 |
| (一)语调使用字典构建与语调度量 |
|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 |
| (三)样本与数据 |
| 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2. 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基金经理语调与其投资行为 |
| (二)基金经理语调与基金业绩 |
| (三)异质性分析 |
| 1. 乐观、悲观语调与基金经理投资行为 |
| 2. 不同基金类型基金经理语调与其投资行为 |
| (四)进一步研究 |
| 1. 分组检验语调影响因素 |
| 2. 语调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 (五)稳健性检验 |
| 1. 更换语调计算方式 |
| 2. 构建超额语调指标 |
| 五、总结 |
（5）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以北京、上海、江苏之两岸青创基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两岸关系研究的路径:以经促统 |
| 1.2.2 对台工作的政策受众与场域:台青与两岸青创基地 |
| 1.2.3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经济治略与社会融合理论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范围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章节安排 |
| 1.4.5 研究流程 |
| 第二章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政策目标与理论建构 |
| 2.1 分享经济机遇 |
| 2.1.1 以经促统 |
| 2.1.2 对台工作配合发展中国大陆经济 |
| 2.2 深化经济社会融合与促进政治认同 |
| 2.2.1 化敌为友与社会整合 |
| 2.2.2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观与实践 |
| 2.2.3 从融合到认同 |
| 2.2.4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理论架构与两岸青创基地三阶段政策目标 |
| 2.3 两岸青创基地政策执行与政策影响评估指标建构 |
| 2.3.1 两岸青创基地分类 |
| 2.3.2 政策执行力1:营运理念 |
| 2.3.3 政策执行力2:台湾青年进驻状况 |
| 2.3.4 台青意向先期调查结果 |
| 2.3.5 台青问卷调查指标 |
| 2.3.6 “分享机遇”评估指标:台青发展状况 |
| 2.3.7 “社会融合”评估指标 |
| 2.3.8 “政治偏好转变”评估指标 |
| 第三章 两岸青创基地运作现况 |
| 3.1 两岸青创基地分布 |
| 3.2 台青进驻状况 |
| 3.3 两岸青创基地类型与发展现况 |
| 3.3.1 天使型两岸青创基地 |
| 3.3.2 企业型两岸青创基地 |
| 3.3.3 园区型两岸青创基地 |
| 3.3.4 空间型两岸青创基地 |
| 3.3.5 实验型两岸青创基地 |
| 3.4 小结:两岸青创基地的营运挑战与转型 |
| 3.4.1 分享机遇效果衰退:两岸青创基地招募台青成果进入高原期 |
| 3.4.2 营运模式具经济吸引、社会融合发展潜力案例 |
| 3.4.3 其他两岸青创基地的转型 |
| 3.4.4 青创基地营运困难,但26条对台措施政策补助门坎过高 |
| 第四章 两岸青创基地的融合发展作用:台青意向调查 |
| 4.1 受访者基本数据 |
| 4.1.1 两岸青创基地是否真的接触到台湾青年世代? |
| 4.2 两岸青创基地对台青融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影响 |
| 4.2.1 台青赴陆发展理由 |
| 4.2.2 发展阶段 |
| 4.2.3 创业挑战 |
| 4.2.4 是否准备撤离大陆市场? |
| 4.3 两岸青创基地与台青对中国大陆社会的态度 |
| 4.3.1 归属认知 |
| 4.3.2 他我之隔 |
| 4.3.3 对31 条与26 条对台措施的观感 |
| 4.3.4 最不适应中国大陆的主要因素 |
| 4.4 两岸青创基地与台青的政治态度 |
| 4.4.1 统独观点 |
| 4.4.2 国族认同 |
| 4.4.3 投票行为与政党偏好 |
| 4.4.4 厘清影响台青政治态度的主要因素 |
| 4.5 小结 |
| 4.5.1 两岸青创基地接触到更多长期在陆的“资深台青” |
| 4.5.2 市场前景是台青赴陆发展的主要考虑 |
| 4.5.3 创业台青发展阶段与主要挑战 |
| 4.5.4 两岸青创基地吸纳人文、艺术设计领域的基层就业台青 |
| 4.5.5 台青发展挑战与回流与否与中国大陆景气较为相关 |
| 4.5.6 两岸青创基地不是影响台青政治态度的主要因素 |
| 第五章 结论:两岸青创基地对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理论化与实践的启示 |
| 5.1 经济劝诱 |
| 5.2 社会融合 |
| 5.3 政治偏好转化 |
| 5.4 后新冠肺炎时期台青的迁徙与两岸青创基地政策的可持续性 |
| 5.4.1 大陆仍具吸引力,但吸引、融合台青相关政策配套需更细致 |
| 5.4.2 强化“青创基地经理人”、“台湾媒介团体”的角色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清单汇总表 |
| 附录2:两岸青创基地经营团队问卷 |
| 附录3:两岸青创基地台湾青年问卷 |
| 致谢 |
（7）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8）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处置效应的经验证据 |
| 一、处置效应的提出 |
| 二、个人投资者处置效应 |
| 三、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 |
| 四、处置效应的检验方法 |
| 五、V形处置效应的提出 |
| 第二节 处置效应的影响 |
| 一、对股票成交量的影响 |
| 二、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
| 三、对投资收益的影响 |
| 第三节 处置效应产生的原因 |
| 一、Shefrin& Statman(1985)的理论框架 |
| 二、实现偏好理论 |
| 三、投机性交易动机 |
| 第三章 个人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 |
| 一、个人投资者交易特征 |
| 二、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第四章 机构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中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 |
| 一、机构投资者交易特征 |
| 二、回归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V形处置效应与A股定价 |
| 一、股票净卖出压力VNSP的计算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投资组合分析 |
| 四、横截面回归检验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进一步分析 |
| 第五节 结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个人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 |
| 二、机构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 |
| 三、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研究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VNSP的计算 |
| 附录 B 我国基金行业发展历程 |
| 附录 C A股投资者数量 |
| 附录 D 个人投资者持股和交易占比 |
| 附录 E 持股时长的计算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9）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投资顾问的发展 |
| 1.1.2 智能金融的应用 |
| 1.1.3 智能投顾的优势 |
| 1.1.4 智能投顾的发展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背景和相关研究工作 |
| 2.1 投资组合理论 |
| 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4 相关研究工作 |
| 2.4.1 投资顾问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2 智能投顾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3 投资组合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4 价格竞争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智能投顾服务运作机制的案例研究 |
| 3.1 研究背景分析 |
| 3.1.1 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发展背景分析 |
| 3.1.2 我国初创型与成熟型智能投顾公司(平台)的差异分析 |
| 3.1.3 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运作流程分析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案例选择 |
| 3.2.2 数据收集 |
| 3.2.3 分析步骤 |
| 3.2.4 案例变量编码及模型构建 |
| 3.3 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基础资产所属机构属性作用分析 |
| 3.3.2 基础资产属性作用分析 |
| 3.3.3 基础资产运作人属性作用分析 |
| 3.4 案例研究结果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的选择倾向性研究 |
| 4.1 智能投顾基础资产库构建模式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基金特征与智能投顾选择行为 |
| 4.2.2 基金经理特征与智能投顾选择行为 |
| 4.2.3 基金经理特征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样本选取 |
| 4.3.2 变量描述 |
| 4.3.3 数据分析 |
| 4.3.4 模型的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5 实证研究结果讨论 |
| 4.5.1 对于智能投顾公司的借鉴意义 |
| 4.5.2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借鉴意义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研究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研究挑战 |
| 5.3 智能投顾产品的价格竞争环境 |
| 5.4 集中优化方法对个体的非有效性验证 |
| 5.5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构建及验证 |
| 5.5.1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构建 |
| 5.5.2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问题复杂度研究 |
| 5.5.3 模型仿真 |
| 5.5.4 结果分析 |
| 5.6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的价格竞争研究 |
| 5.6.1 拥挤效应的应用 |
| 5.6.2 假设条件 |
| 5.6.3 考虑拥挤效应的需求模型构建 |
| 5.6.4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均衡研究 |
| 5.7 仿真分析 |
| 5.7.1 算例基本假设条件 |
| 5.7.2 模型构建及求解 |
| 5.7.3 算例结果分析 |
| 5.8 定价策略研究结果讨论 |
| 5.8.1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借鉴作用 |
| 5.8.2 对于智能投顾公司的借鉴作用 |
| 5.8.3 对于行业监管的借鉴作用 |
| 5.9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10）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问题研究 ——以投资可转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分析方法——案例研究法 |
| 1.4 研究内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投资组合理论 |
| 2.1.2 资产定价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养老保障市场现状 |
| 2.2.2 投资与资本市场互动 |
| 2.2.3 国外养老金第三支持(个人储蓄)资产管理借鉴 |
| 2.2.4 文献评述 |
| 3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个人养老保障产品市场现状分析 |
| 3.1.1 个人养老保障产品发展历程 |
| 3.1.2 个人养老保障业务市场规模 |
| 3.1.3 个人养老保障业务产品模式 |
| 3.2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业务现状 |
| 3.2.1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业务概况 |
| 3.2.2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业务产品特点 |
| 3.2.3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业务发展思路 |
| 3.3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业务存在的问题 |
| 4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可转债可行性分析 |
| 4.1 可转债市场的现状及展望 |
| 4.1.1 可转债市场概况 |
| 4.1.2 市场上可转债基金发行腾况 |
| 4.1.3 对2020年可转债市场的展望 |
| 4.1.4 全球宏观经济展望 |
| 4.2 C公司其他资产涉及可转债投资组合收益分析 |
| 4.3 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可转债分析 |
| 4.3.1 可转债投资的特性 |
| 4.3.2 投资可转债的优劣势分析 |
| 4.3.3 目前个人养老保障产品购买人群分析 |
| 4.3.4 可转债产品适用的客户群体分析 |
| 4.4 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可转债可行性结论 |
| 5 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一一可转债产品设计 |
| 5.1 拟设定的个人养老保障可转债产品 |
| 5.1.1 可转债产品资产投资配置策略 |
| 5.1.2 可转债投资策略 |
| 5.1.3 可转债的退出方式及时何 |
| 5.1.4 产品的规模 |
| 5.1.5 拟定个人养老保障可转债产品 |
| 5.2 普通固收类产品和可转债产品的收益对比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基金市场半年述评及未来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基金实地调研上市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基于信息搜寻行为的视角[D]. 庄壮. 浙江大学, 2021
- [2]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D]. 沈一凡. 浙江大学, 2021(02)
- [3]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4]基金经理语调与投资行为——基于基金年报的文本分析方法[J]. 林树,葛逸云,朱超. 证券市场导报, 2021(08)
- [5]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6]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以北京、上海、江苏之两岸青创基地为例[D]. 李国正（Kuo-Cheng Lee）. 北京大学, 2021(09)
- [7]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8]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D]. 李金龙.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D]. 王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10]C公司个人养老保障产品投资问题研究 ——以投资可转债为例[D]. 王勋哲.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