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晔[1]2004年在《血液系统肿瘤中WT1基因突变及启动子区域DNA甲基化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①对急性白血病患者中WT1基因第7、8、9、10外显子区域点突变的发生情况进行检测;②应用基于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的实验方法研究部分血液系统肿瘤细胞系中WT1基因启动子区域CpG岛的DNA甲基化水平,及其与WT1基因表达的相互关系。初步探讨血液系统肿瘤中WT1基因功能异常的机制。 方法:①应用PCR-单链构象多态性(PCR-SSCP)技术检测了68例初诊的急性白血病患者(其中AML52例,ALL16例)及100例健康对照者中WT1基因第7、8、9、10外显子区域点突变的发生情况,并对其中发现异常的标本进行PCR产物直接测序加以验证;②采用RT-PCR技术及甲基化特异性PCR(Methylation-specific PCR,MSP)技术检测8226、HL-60、Jurkat、K562、KG-1、NB4、SHI-1、Raji、U266及U937等血液系统肿瘤细胞系中WT1基因mRNA表达水平及其启动子区域的DNA甲基化状态:③以5-杂氮脱氧胞嘧啶(5-aza-CdR)对实验中发现存在基因启动子区域DNA高甲基化且WT1基因表达水平较低的U937细胞系进行去甲基化处理后,观察WT1基因表达在mRNA和蛋白水平的改变。 结果:①通过PCR-SSCP检测及PCR产物直接测序,实验发现68例初诊的急性白血病患者WT1基因第8、10外显子区域未发生基因突变;在第7外显子区域发现有26.5%(68例中有18例)的患者存在基因的多态性改变,即在其第9位碱基部位由G替代了A;仅有1例伴有染色体异常的AML-M5b患者在WT1基因第9外显子的第61位碱基部位出现了点突变,由原来的A变为G,其编码的蛋白则由赖氨酸变为谷氨酸。同时对100例健康对照者的检测显示除了在第7外显子区域存在21%(100例中有21例)与前相同的基因多态性改变外,第8、9、10外显子均未发现基因突变。②RT-PCR检测WT1基因mRNA表达发现HL-60、K562、KG-1、NB4及SHI-1细胞系中WT1表达水平高,而8226、Jurkat、Raji、U266和U937细胞系其表达水平则极低;同时在MSP中发现WT1表达水平低的8226、Jurkat、Raji、U266和U937这5个细胞系存在WT1基因启动子区域DNA高甲基化,而在HL-60、K562、KG-1、NB4及SHI-1细胞系中无该部位的DNA甲基化。③经去甲基化处理
辛文瀚[2]2017年在《肺腺癌甲基化分子标志物的筛选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筛选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的甲基化分子标记物,探索建立基于甲基化特异性PCR(Methylation-Specific PCR,MSP)的肺腺癌实验室诊断方法。并通过多个异常甲基化基因位点组合,评价其联合检验效能,为临床肺腺癌的实验室诊断探寻新的检测手段。方法:筛选与肺腺癌相关的10个肿瘤相关基因,针对各基因启动子相关序列分别设计甲基化和非甲基化特异性引物,以肺腺癌细胞株A549细胞作为实验对象,以健康人外周血白细胞作阴性对照,通过MSP扩增初步筛选出与肺腺癌相关的异常甲基化基因位点作为候选靶标。进一步通过收集临床相关病例134例的外周血血浆,其中肺腺癌53例、肺部良性病变25例、其它肿瘤25例、健康体检者30例、肺腺癌病理标本1例,建立肺腺癌外周血游离核酸MSP检测方法,验证候选靶标检验肺腺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并将各扩增产物进行测序以确定其甲基化序列位点。同时将各异常甲基化位点进行不同组合,以评价其检验效能。并初步探索肿瘤的不同发病因素对肺腺癌相关基因异常甲基化的影响。结果:1.通过MSP扩增肺腺癌A549细胞株的10个肿瘤相关基因,并与同步扩增的健康人白细胞相关基因扩增结果比较,初步确定肺腺癌细胞中WT1(Wilms'tumor gene 1)、PCDH10(Homo sapiens protocadherin 10)、STMN1(Homo sapiens stathmin 1)叁个基因中存在特异性异常甲基化修饰位点。2.将筛选出的WT1(Wilms'tumor gene 1)、PCDH10(Homo sapiens protocadherin 10)、STMN1(Homo sapiens stathmin 1)叁个基因异常甲基化位点作为候选分子靶标,分别验证其在不同分组实验对象中的甲基化阳性率。结果显示:肺腺癌患者中WT1甲基化阳性率达到58.5%(31/53),显着高于肺部良性病变组12.0%(3/25,P<0.01)和健康组13.3%(4/30,P<0.01)。肺腺癌患者PCDH10甲基化阳性率为47.2%(25/53),显着高于肺部良性病变组16.0(4/25,P<0.05)和健康组3.3%(1/30,P<0.01)。STMN1基因中,肺腺癌患者中甲基化比例为54.7%(29/53)显着低于肺部良性病变组88.0%(22/25)和健康组93.3%(28/30),P<0.05。WT1、PCDH10、STMN1单个基因位点用于诊断肺腺癌,其灵敏度分别为58.5%、47.2%、45.3%;特异性分别为82.5%、88.8%和83.8%。3.除肺腺癌低分化患者PCDH10甲基化阳性率显着高于中高分化患者外(P<0.05),其它影响肿瘤的发病因素(性别、年龄、癌症分期、病理分化、吸烟史)对PCDH10、WT1、STMN1基因的甲基化阳性率影响不具统计学差异。4.对各组扩增产物进行甲基化位点测序,结果显示:与野生序列对比,A549及肺腺癌患者存在多个异常甲基化修饰位点。其中WT1在-997、-985、-983、-979、-924位的胞嘧啶存在异常甲基化修饰,PCDH10在-1133、-1124、-1097、-1087、-1084、-1081、-1062等点位上的胞嘧啶存在异常甲基化修饰,STMN1在-82位上的胞嘧啶呈现去甲基化状态。5.对叁个基因位点进行不同组合,评价其检验效能,结果显示:WT1+PCDH10组合检测灵敏度78.1%,特异性为73.3%,约登指数为0.514。WT1+STMN1组合检测灵敏度为77.3%,特异性为69.1%,约登指数为0.464。PCDH10+STMN1组合检测灵敏度为71.2%,特异性为74.4%,约登指数为0.456。WT1+PCDH10+STMN1组合检测灵敏度为88.7%,特异性为67.9%,约登指数为0.566。结论:1.WT1、PCDH10、STMN1叁个基因启动子的异常甲基化可能影响着相关基因产物的转录,本研究筛选出的叁个特异性异常甲基化位点可以作为临床诊断肺腺癌潜在的甲基化分子标记物。2.PCDH10基因启动子异常甲基化与肺腺癌分化不良有关,其它影响肿瘤的发病因素(性别、年龄、癌症分期、病理分化、吸烟史)与PCDH10、WT1、STMN1基因的异常甲基化无明显关联性。3.WT1、PCDH10、STMN1基因的异常甲基化位点单独对肺腺癌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而上述位点的不同组合均可提高其整体诊断效能。4.MSP技术可以通过对外周血游离DNA异常甲基化的检测用于肺腺癌诊断,此方法具有快速、灵敏、高效等诸多优势,但推广应用仍需要后期大量样本实验。
周颖[3]2014年在《子宫内膜腺癌中SOX17基因甲基化与β-catenin mRNA表达的关系》文中认为研究背景与目的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EC)是常见的发生于子宫内膜上的一组上皮性恶性肿瘤，以腺癌最多见。近年来，其发病率有明显的增加并呈现年轻化的世界趋势。在一些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发病率已位居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首位，对广大女性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探索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机制，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及早做出准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为其预后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有很大帮助。但目前关于子宫内膜癌的具体发病机制仍不是十分明确，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表观遗传机制与其发生发展有关。表观遗传学机制是指不依赖DNA碱基序列的改变而能够影响基因转录过程，进而使基因表达水平发生了可稳定遗传并可逆的变化。DNA甲基化是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修饰机制，尤其是抑癌基因启动子区域CpG岛的甲基化引起其表达的下调或缺失，在人类多种恶性肿瘤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使得DNA甲基化成为肿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并有希望成为早期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有临床价值的潜在指标。SOX17作为SOX家族的成员之一，它在胚胎发育的内胚层分化中起关键的作用，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最近的研究显示SOX17基因可能作为Wnt信号通路的拮抗因子，对许多人类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发挥肿瘤抑制基因的功能。β-连环蛋白（β-catenin）是一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细胞内糖蛋白，在正常细胞内呈低表达，而在肿瘤细胞的细胞核内大量积累，引起Wnt通路的异常激活。目前研究认为β-连环蛋白具有癌基因的功能，参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展过程。既往有研究表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与Wnt信号通路有关，我们的前期研究证实了SOX17基因在子宫内膜腺癌中的蛋白表达及甲基化情况，其蛋白表达水平下降，但是，关于SOX17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情况与Wnt通路关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其具体的信号通路激活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检测SOX17和β-catenin基因在子宫内膜腺癌中的mRNA表达水平，以及SOX17在子宫内膜腺癌中的甲基化情况，探讨其mRNA表达与SOX17甲基化的关系，为进一步探讨SOX17基因与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关系提供实验依据，并且为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机制提供一种新的参考思路。研究对象与方法1.实验材料1）细胞来源：本研究中所用的子宫内膜腺癌细胞株AN3CA（低分化）、HEC-1A（中分化）均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实验室馈赠。2）组织标本来源：子宫内膜腺癌组织和正常内膜组织：收集2011年10月-2013年12月间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行全子宫切除的子宫内膜腺癌组织40例和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组织10例。健康女性外周血血液样本：收集2013年07月-2013年12月间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检的健康女性外周血样本5例。2.实验方法1）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方法检测SOX17和β-catenin基因的mRNA表达情况，用GAPDH作为内参。2）甲基化特异性PCR(MSP)法检测SOX17基因的甲基化情况。3.统计方法将实验数据输入SPSS17.0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样本的均数比较采用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样本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变量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定性资料的组间的比较采用2检验或2检验的连续性校正，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α=0.05为检验水准。结果1．在子宫内膜腺癌组和正常增生期内膜组中SOX17基因mRNA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24±0.04、1.01±0.17，-catenin基因的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4.17±0.37、1.03±0.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SOX17和-cateninmRNA表达均与肿瘤的病理分级和肌层浸润深度相关（P<0.05），与患者年龄，肿瘤临床分期等临床病理学资料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子宫内膜腺癌组织中SOX17和-catenin的mRNA相对表达量呈负相关（r=－0.631，P=0.001）。3．两种子宫内膜腺癌细胞株AN3CA、HEC-1A中SOX17基因均表现为完全甲基化状态。4．SOX17基因在子宫内膜腺癌组织的甲基化率为77.50%（31/40)，其中20例为完全甲基化，11例为部分甲基化；在正常增生期内膜组的甲基化率为10.00%（1/10)，表现为部分甲基化。SOX17的甲基化率在子宫内膜腺癌组显着高于正常增生期内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13.026,P0.01)。SOX17基因CpG岛甲基化与子宫内膜腺癌的病理分级（P=0.007）和肌层浸润深度（P=0.035）有关，而与年龄，临床分期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5．在发生SOX17基因CpG岛甲基化的子宫内膜组织和SOX17非甲基化的子宫内膜组织中，SOX17基因的mRNA表达量分别为0.25±0.14、0.64±0.40，-catenin基因的mRNA表达量分别为4.13±0.69、2.49±1.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β结论1．SOX17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的异常甲基化在子宫内膜腺癌发生过程中是一个频发的分子事件。2．子宫内膜腺癌中SOX17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的异常甲基化可能是导致其基因表达下调，并引起-catenin基因表达上调，进一步激活Wnt/-catenin信号通路的一种重要机制。3．SOX17基因CpG岛甲基化状态与子宫内膜腺癌的病理分化程度和肌层浸润深度相关，说明其可能在子宫内膜腺癌的进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可能作为一个有临床价值的分子生物学指标。
李子东[4]2008年在《Beclin 1在胃癌、乳腺癌和直结肠癌中的表达调控》文中指出Beclin 1是哺乳动物中首个被发现的具有调节细胞自我吞噬作用的抑癌基因,在细胞自噬作用的过程中能够调节吞噬泡的形成,并通过结合Bcl-2参与细胞凋亡的调控,实现对肿瘤的抑制功能。本工作通过研究beclin 1在乳腺癌、胃癌和直结肠癌中的表达情况及调控机制,为进一步研究beclin 1基因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奠定基础。我们首先对60例乳腺癌、胃癌和直结肠癌的组织标本beclin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进行了检测,发现beclin 1基因的表达在乳腺癌和胃癌中与癌旁组织表达呈现显着差异,并筛选到19例表达显着下调的标本。同时检测了P53、BRCA1和BRCA2叁种蛋白的表达,结果表明beclin 1的mRNA表达水平与BRCA1阳性着色的乳腺癌标本之间存在显着关联。为了阐明影响beclin 1表达可能的调控机制,我们从杂合子缺失、点突变和DNA甲基化修饰叁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在乳腺癌和胃癌标本中分别存在至少45%和20%的杂和子缺失,且缺失标本与beclin 1的mRNA表达水平呈现显着关联,而在直结肠癌中未发现任何缺失,说明杂合子缺失是乳腺癌和胃癌中beclin 1表达的一种调控机制;②对20例来自乳腺癌组织标本的基因组DNA中beclin 1外显子区分析未发现任何突变,说明beclin 1在乳腺癌中突变发生较为罕见;③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提示在beclin 1基因5‘端存在一个CpG岛,横跨启动子至第二个内含子区域,对显着下调的肿瘤标本进行检测发现乳腺癌、胃癌和直结肠癌组织中均存在启动子区域和第二个内含子区域的异常甲基化,且甲基化与belcin 1基因表达相关,用5-aza-dC处理卵巢癌细胞SKOV3,beclin 1基因的表达得到恢复,DNA甲基化对其表达有沉默作用。总之,我们在乳腺癌和胃癌中发现了调控beclin 1表达的两种重要机制:杂合子缺失和DNA甲基化。直结肠癌中除DNA甲基化外可能还存在未知beclin 1表达的调控机制。由于beclin 1在抑制肿瘤发生中起到重要作用,其调控方式的研究有助于为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靶标。
陈越峰[5]2011年在《循环核酸及DNA甲基化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文中指出目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1世纪以来已成为排在我国第二位的癌症杀手。能够引起肝细胞癌的病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病因就是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或丙肝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的慢性感染。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是一种最常见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传染性肝病。我国是一个肝病大国,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HBsAg阳性者一共占到总人口的7.18%,总数达到约1.2亿人,其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约有2000万-3000万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随着病情的发展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肝硬化,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肝癌,导致患者死亡。因此对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病情的控制和对肝细胞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就显的尤为重要。尽管近年来肝癌的临床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部分肝癌患者得到了较早的诊断并获得了及时的治疗,但肝癌病人总体的预后情况仍不是十分理想,其主要原因是在进行完手术切除以后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发生肝内复发或远处转移。因此,临床上迫切需要一些能够起到早期诊断作用的生物学标志物,以利于预测肝癌病人转移复发的可能,从而进一步延长肝癌病人的生存期。游离循环核酸(free circulating nucleic acids)是一种存在于动植物和人体体液中的细胞外游离状态的核酸,包括游离循环DNA和游离循环RNA。其中,游离循环DNA即Cell-free DNA是一种无细胞状态的胞外DNA,广泛存在于人体的血清和血浆等体液中。研究显示肿瘤病人的外周血循环中DNA的含量明显增加,伴有转移的肿瘤病人更是高于早期病人,且在循环DNA中可检测到与原发肿瘤细胞相一致的分子遗传学特征。因此,对外周血循环DNA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重点转移到外周血循环DNA与各种肿瘤的关系上来。随着对包括肝细胞癌在内的各种肿瘤研究的不断进展,对肿瘤表观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DNA甲基化(methylation)是目前研究的最明确的肿瘤表观遗传学机制,指在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的催化下,以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 methionine,SAM)作为供体,将一活化的甲基基团引入DNA链,共价结合于胞嘧啶的第5位碳原子上,使之转变为5-甲基胞嘧(5-methylcytosine,m5C)的过程。DNA的异常甲基化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肿瘤也是涉及到DNA异常甲基化的一种重要的疾病。因此研究DNA甲基化与肝细胞癌之间的关系,对于肝细胞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进行本课题的研究,首先旨在筛选和优化出一种从血清中快速提取循环DNA的方法,然后将这种方法应用于HCC患者、HBV携带者和正常对照者的血清循环DNA的提取中。通过对这叁组人群中的血清循环DNA进行定量检测来分析血清循环DNA在这叁组人群中的含量有无差异,并探讨根治性手术治疗前后HCC患者血清循环DNA水平的变化影响,从而为血清循环DNA能否作为肝细胞癌的辅助诊断标志物提供参考依据。我们还设计相应的实验对肿瘤表观遗传学机制中的DNA甲基化与肝细胞癌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中探寻DNA甲基化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以及和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1.总结四大类共10种从血清中提取循环DNA的方法,用这10种方法来提取混合血清中的循环DNA,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Real-time PCR)的方法对提取出的循环DNA进行定量分析,通过计算每一种提取方法提取出来循环DNA的含量来比较这十种提取方法的提取效率,从中筛选出一种提取效率最高的提取方法。2.选取HCC患者、HBV携带者和正常对照者的血清各50例,采用上述筛选并优化的抽提方法,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Real-time PCR)对各组血清中的循环DNA进行定量分析,找出这叁组人群中血清循环DNA含量的差异,并探讨HCC患者血清中循环DNA水平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此外还留取HCC患者中的14例根治性手术治疗后平均50天左右的血清,通过对比手术前后HCC患者血清Cell-free DNA水平的变化来比较根治性手术治疗前后HCC患者血清循环DNA水平的变化。3.选取HCC患者中的35对肝癌和癌旁组织,通过分析这两组组织之间DNA甲基化的水平来探讨DNA甲基化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价值和肝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1.在我们选取的四大类共10种提取方法中,我们所总结出的酚-氯仿提取方法中的第叁种,即酚-氯仿过夜裂解法为效率最高的一种血清循环DNA的提取方法。2. HCC患者的血清循环DNA水平高于HBV携带者和正常对照者,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根治性手术治疗后的HCC患者与治疗前相比,其血清循环DNA水平有下降,其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1)。DNA完整性与HCC患者的血清AFP水平和有无肝硬化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肝癌组织的DNA甲基化水平高于配对的癌旁组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癌组织的DNA甲基化总体水平与HCC患者的血清GGT水平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清循环DNA可以为HCC患者早期筛查和诊断提供依据,并有助于疗效及是否合并肝硬化判断;肝癌组织存在特定基因的高甲基化,并与血清GGT水平密切相关。
谢冬[6]2013年在《肺癌表观遗传的临床基础研究》文中认为肺癌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NSCLC约占全部肺癌的80～85%。目前，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和靶向治疗等，尽管近年来上述治疗措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其复发率和病死率仍很高，总体疗效差，主要原因在于其发病、复发及转移等相关机制尚不明确。肺癌起源于一系列遗传和表观遗传的变化，DNA甲基化和miRNA是表观遗传修饰的主要机制，已成为胸外科的研究热点之一。实验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肿瘤组织、癌旁组织、正常组织中，评估hOGG1和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表达差异，在NSCLC患者和良性对照患者外周血中，评估hOGG1及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差异；第二部分，在NSCLC患者与良性对照患者外周血中,评估miRNAs的表达差异能否用于NSCLC的早期诊断，评估外周血中miRNAs的表达差异能否用于预测早期肺癌的复发。第一部分肺癌组织及血浆中HYAL1与hOGG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状况与临床意义目的：在肿瘤组织、癌旁组织、正常组织中，评估hOGG1和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表达差异，在NSCLC患者和良性对照患者外周血中，评估hOGG1及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差异;观察hOGG1和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与NSCLC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方法：评估80例NSCLC肺癌组织，80例癌旁组织，以及20例肺良性病变组织中hOGG1及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差异，并分析肺癌组甲基化状况与临床病理资料相关关系；评估80例NSCLC患者和20例肺良性病变患者外周血中hOGG1及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况；评估10例肺癌组织与相应转移纵隔淋巴结中hOGG1及HYAL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况。结果：肺癌组织中，HYAL1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48.8%vs10%, p=0.002）；癌旁组织中，HYAL1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高于正常对照组（32.5%vs10%, p=0.045）；NSCLC患者血浆中HYAL1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着高于对照组血浆（40%vs5%, p=0.003）。肺癌组织中，hOGG1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52.5%vs15%,p=0.003）；癌旁组织中，hOGG1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高于正常对照组，但两者差异无显着性（23.8%vs15%, p=0.587）；NSCLC患者血浆中hOGG1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着高于对照组血浆（42.5%vs10%, p=0.007）。恶性组肺癌组织中HYAL1和hOGG1启动子甲基化率与患者的性别、年龄分组、肿瘤大小、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T分期均无明显关系(P>0.05)。肺癌组织中，III期组HYAL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I－II期组（66.7%vs39.6%, p=0.022）；淋巴结阳性组HYAL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淋巴结阴性组（63.6%vs38.3%,p=0.026）。肺癌组织中，III期组hOGG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I－II期组（74.1%vs41.5%, p=0.006）；淋巴结阳性组hOGG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淋巴结阴性组（69.7%vs40.4%, p=0.001）。恶性组血浆中HYAL1和hOGG1启动子甲基化率与患者的性别、年龄分组、肿瘤大小、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T分期均无明显关系(P>0.05)。恶性组血浆中，III期组HYAL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I－II期组（66.7%vs26.4%, p=0.001）；淋巴结阳性组HYAL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淋巴结阴性组（60.6%vs25.5%,p=0.002）；恶性组血浆中III期组hOGG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I－II期组（59.3%vs34.0%, p=0.030）；淋巴结阳性组hOGG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高于淋巴结阴性组，但两者差异无显着性（54.5%vs34.0%, p=0.068）。血浆中HYAL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用于肺癌诊断的ROC曲线，AUC为0.675(95%的可信区间为56%-79%)。血浆中hOGG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用于肺癌诊断的ROC曲线，AUC为0.663(95%的可信区间为54.3%-78.2%)。血浆中hOGG1联合HYAL1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用于肺癌诊断的ROC曲线，AUC为0.728(95%的可信区间为61.9%-83.8%)。10例肺癌组织与相应转移纵隔淋巴结比较显示，二者之间HYAL1启动子甲基化状况存在差异4例，二者之间存在hOGG1启动子甲基化状况存在差异4例。结论：hOGG1和HYAL1在NSCLC组织和血浆中存在启动子高甲基化，肺癌组织中hOGG1和HYAL1的启动子高甲基化与NSCLC病理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相关，提示hOGG1和HYAL1的启动子高甲基化可能参与了NSCLC的发生、发展及转移。血浆hOGG1和HYAL1的检测可用于NSCLC的辅助诊断。NSCLC肿瘤内部可能存在肿瘤异质性。第二部分血浆miR-155、miR-182和miR-21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诊断价值的研究目的：研究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与良性对照患者外周血中miRNAs的表达差异能否用于NSCLC的早期诊断，外周血中miRNAs的表达差异能否用于预测早期肺癌的复发。方法：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检测血浆中9种miRNAs（miR-30d，miR-383， miR-223，miR-25，miR-21、miR-126、miR-210、miR-155、miR-182）的表达量，在20例NSCLC患者和20例良性对照组中筛选出可能有诊断价值的miRNAs。在总计135例早期NSCLC和85例良性对照组中，评估miR-21、miR-155以及miR-182的计算其诊断的ROC曲线；随访135例NSCLC患者3年，评估复发组与无复发组miRNAs表达差异。结果：NSCLC组血浆miR-21、miR-155以及miR-182的表达显着高于良性对照组，在miR-21曲线下面积（the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AUC）为0.805（95%的可信区间：0.749-0.861），其最佳诊断临界点，诊断敏感性68.1%，诊断特异性78.8%；miR-155曲线下面积为0.821（95%的可信区间：0.767-0.875），其最佳截断点，诊断敏感性81.5%，诊断特异性69.4%；miR-182曲线下面积为0.745（95%的可信区间：0.681-0.809），其最佳截断点，诊断敏感性55.6%，诊断特异性82.4%。将这3种miRNAs联合起来，可更明显地将NSCLC组与良性对照组区分出来，AUC值为0.894（95%可信区间：0.862-0.936），其最佳截断点，诊断敏感性为73.3%，诊断特异性为95.3%。复发组患者血浆miR-21、miR-155以及miR-182的表达显着高于未复发组。结论：血浆miR-21、miR-155以及miR-182可用于NSCLC早期诊断，可以有助于与肺内良性病变相鉴别。miR-21、miR-155以及miR-182升高是早期NSCLC复发的高危因素。
张青[7]2014年在《表观遗传学修饰在妇科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表观遗传学修饰(Epigenetics)是指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细胞内其他可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而引起的基因表达或细胞表型变化,这种改变在胚胎发育和细胞增殖过程中能稳定遗传且具有可逆潜能。表观遗传学修饰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基因选择性转录表达的调控,主要包括DNA甲基化、染色质重塑、组蛋白修饰、基因组印记、基因沉默、核仁显性及休眠转座子激活等,另一类为基因转录后的调控,主要包括基因组中非编码RNA.MicroRNA.反义RNA.内含子及核糖开关等。与经典遗传学以研究基因序列影响生物学功能为核心相比,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这些“表观遗传现象”建立和维持的机制,作为经典遗传学的补充,表观遗传学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基因调节的机制。近年来研究已证实表观遗传学修饰在干细胞分化,早期胚胎发育及多种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疾病及代谢性疾病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肿瘤研究领域,表观遗传学修饰与原癌基因激活、抑癌基因失活、DNA损伤修复缺陷及肿瘤干细胞分化等密切相关。针对肿瘤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于临床诊断及预防治疗。DNA甲基化和MicroRNA在诊断方面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Fujiwara等研究表明5个基因血清游离DNA甲基化谱在诊断早期肺癌方面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85%和75%,同样众多研究表明MicroRNA表达谱可应用于乳腺癌的病理分型(如雌孕激素受体状态、肿瘤分期、肿瘤转移及Her2状态等)。本研究主要研究DNA甲基化及MicrORNA表达谱在早期上皮性卵巢癌及子宫平滑肌肿瘤诊断分类中的应用。第一部分：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在早期上皮性卵巢癌诊断中的应用研究背景和目的卵巢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生殖系统肿瘤第叁位,病死率居第一位,占所有因癌症死亡女性患者的3%,其中90%以上为上皮性卵巢癌。卵巢癌发病隐匿,临床确诊时约85%患者疾病己为晚期(FIGOⅡ-Ⅳ期),5年生存率仅为30-44%,而早期卵巢癌(FIGOⅠ期)患者5年生存率高达93%。因此,除积极寻找新的有效的治疗方式外,探讨卵巢癌发生发展的生物学机制,研发新型卵巢癌早期诊断技术迫在眉睫。目前尚无简便有效的、可常规应用的卵巢癌早期诊断方法。CA125是目前普遍使用的卵巢癌标志物,但仅有50%的Ⅰ期卵巢癌患者CA125水平升高,且其他疾病(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纤维瘤、盆腔炎性疾病及某些其他恶性肿瘤等)亦可引起CA125水平升高,故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较差,卵巢癌阳性预测值仅有100%～35%。总体而言,对于血清CA125检测、经阴道超声探查等传统的诊断方法单一或联合应用,目前均无证据显示可降低人群的卵巢癌发病率和(或)病死率,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方法的假阴性或假阳性率均过高,敏感性和特异性达不到临床需要。DNA甲基化,即在DNA甲基转移酶的催化下将甲基转移到胞嘧啶的第5位碳原子上生成5-甲基胞嘧啶,是重要的表观遗传学机制。DNA启动子区异常高甲基化是抑癌基因失活的重要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唯一的机制,在癌症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癌症发生的早期事件,DNA异常甲基化检测可以在患者出现临床表现或者影像学证据之前做到分子诊断,为癌症早期诊断提供新的途径。现己证实肿瘤患者中血清游离DNA含量明显升高,其来源主要有2种机制：1、增殖旺盛的肿瘤细胞持续释放DNA进入血液循环；2、肿瘤细胞的坏死、凋亡或直接入血裂解使血清游离DNA含量增高。血清游离DNA具有与原发肿瘤组织相一致的分子遗传学改变(如启动子区高甲基化、基因突变、微卫星不稳定和杂合性缺失等),可间接反映肿瘤的发生发展情况。使用血清游离DNA甲基化检测在其他癌症如肺癌、头颈部肿瘤、前列腺癌等己被证实可行,因此卵巢癌患者血清游离DNA甲基化检测,是一种可行的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卵巢癌早期诊断技术。针对血清游离DNA微量,甲基化特异性PCR敏感性不足的特点,课题组将多重PCR、巢式PCR与甲基化特异性PCR相结合,开发出全新的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 (Multiplex-MSP)检测方法,已满足血清微量肿瘤游离DNA样本多基因甲基化检测需要。材料和方法1.上皮性卵巢癌特异性甲基化基因的筛选。2.临床卵巢肿瘤及正常对照病人血清及组织样本的收集。3.引物的设计合成及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反应体系的优化。4.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检测血清及组织样本甲基化水平。5.卵巢癌血清与组织甲基化谱对照研究。6.回顾性分析评估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检测在上皮性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意义。7.双盲实验进一步验证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检测在上皮性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作用。结果1.通过Pubmed检索筛选出7个与卵巢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高频甲基化基因APC, RASSF1A, CDH1, RUNX3, TFP12, SFRP5和OPCML。2.将多重PCR、巢式PCR与甲基化特异性PCR相结合,开发出全新的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检测方法。3.应用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对20例卵巢癌血清及配对组织进行检测,证实血清游离DNA甲基化谱完全包含于肿瘤组织DNA甲基化谱。4.应用多重巢式甲基化特异性PCR回顾140例卵巢肿瘤及正常女性血清标本,结果证实该方法的特异性为90.57%,敏感性为89.66%；特别是在背景和目的临床上,常见的子宫平滑肌肿瘤主要包括良性子宫平滑肌瘤和恶性子宫平滑肌肉瘤,它们的分类主要基于以下叁个标准：细胞异型性、有丝分裂相、肿瘤细胞坏死,典型的子宫平滑肌瘤形态学上主要表现为无细胞异型性,小于10MF/10HPF的有丝分裂相,可能会表现出玻璃样坏死(如缺血性),但缺乏典型的凝固性肿瘤细胞坏死；相反,恶性子宫平滑肌肉瘤至少具备以下3个特征中的2个,明显的细胞异型性,大于10MF/10HPF的有丝分裂相及典型的凝固性肿瘤细胞坏死。在典型的子宫平滑肌瘤和子宫平滑肌肉瘤之间,存在几大类中间类型的子宫平滑肌肿瘤,它们表现一些但不是所有的恶性肿瘤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不典型性、恶性潜能未定型、有丝分裂活跃型、富于细胞性等,它们的诊断标准主要依据1994年发表的Bell准则及2003年WHO肿瘤分类标准。除典型的良性子宫平滑肌瘤外,其他类型的子宫平滑肌肿瘤发病率很低,诊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对它们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临床及病理阶段,其分子生物学研究较少。传统观点认为,1、子宫平滑肌肉瘤为突然发生(de novo),没有癌前病变；2、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是普通子宫平滑肌瘤的一个变种,属于良性病变。但随着目前对各类型子宫平滑肌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这两个观点受到了挑战。临床上对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没有明确的诊疗指南,但根据文献报道,这类肿瘤虽然具有高治愈率和低复发率的特点,但也有病例(3/18)死于这类疾病,但与子宫肉瘤相比有更长的潜伏期(>6年vs2.1年),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也看到极个别的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在短时间内进展成为子宫肉瘤的情况；另外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部分存在染色体1p缺失,与典型的子宫肌瘤相比与平滑肌肉瘤更为相似。在前期研究中,课题组对167例不同类型的子宫平滑肌肿瘤从组织形态学、基因突变、染色体变异及免疫组化角度进行了整体分析。研究显示,MED12基因突变在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中的突变率均低于15%(P>0.05),普通子宫平滑肌瘤突变率为75%；P53基因突变在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中的突变率分别为12%和24%(P>0.05),而普通子宫平滑肌瘤未发现突变；PTEN缺失在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中也具有相似的缺失频率(P>0.05)。课题组进一步挑选与子宫平滑肌肉瘤发生发展相关的关键蛋白,进行免疫组化染色,聚类分析显示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具有相似的蛋白表达谱。基于以上研究基础,课题组假设不典型性子宫肌瘤可能代表有能力演变为子宫平滑肌肉瘤的中间形式,可能是其癌前病变。本研究着重从MicroRAN表达谱、DNA甲基化角度对子宫平滑肌肿瘤进行研究,以寻求不典型性子宫肌瘤可能是子宫平滑肌肉瘤的癌前病变这一假说的更多证据。材料和方法1.收集美国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orthwestern memorial hospital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1993～2013年185例不同类型的子宫平滑肌肿瘤(包括38例子宫平滑肌肉瘤、42例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18例恶性潜能未定的子宫平滑肌瘤、22例富于细胞性子宫平滑肌瘤、7例有丝分裂活跃型子宫平滑肌瘤及58例普通子宫平滑肌瘤),所有病例均有完整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2.提取组织形态学最典型的子宫平滑肌肉瘤,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恶性潜能未定的子宫平滑肌瘤,富于细胞性子宫平滑肌瘤,普通子宫平滑肌瘤及正常子宫肌层各8例RNA,利用FirePlexTM平台行miRNA表达谱分析。3.提取18例普通子宫平滑肌瘤及配对子宫肌层新鲜组织DNA,利用Infinium Human Methylation27K BeadChip行全基因组甲基化谱分析。4.提取30例子宫平滑肌肉瘤,25例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12例普通子宫平滑肌瘤及6例正常子宫肌层DNA,利用Sequenom MassArray甲基化检测平台对候选基因(KLF11、DLEC1及RUNX3)进行启动子CpG岛甲基化分析。结果1.非监督聚类分析及马氏距离分析均显示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有相似的MicroRAN表达谱。2. Infinium Human Methylation27K BeadChip筛选出子宫平滑肌瘤相对正常子宫肌层显着高甲基化的基因KLF11及DLEC1(P<0.001).3.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中KLF11、DLEC1及RUNX3甲基化谱与子宫平滑肌肉瘤相近(P>0.05),而与子宫平滑肌瘤差异显着(P<0.05)。4.结合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对全部类型的子宫平滑肌肿瘤进行主成成分3D距离分析,发现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距离最为接近。结论1.相对于普通子宫平滑肌瘤,不典型性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有相似的MicroRAN表达谱及甲基化谱,从表观遗传学角度提示不典型子宫平滑肌瘤可能为子宫平滑肌肉瘤的癌前病变。2.临床上,不典型性平滑肌瘤的处理原则应不同于普通子宫平滑肌瘤,须严密随访。
刘振山[8]2008年在《犏牛及其亲本IGF2、H19、SNRPN和DAZL等四个基因表达活性及其DNA甲基化修饰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牦牛是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不可或缺的全能家畜,对高寒气候等恶劣环境有极强的适应性,但其生产性能较低。为了提高牦牛的生产性能,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良种黄牛与牦牛进行杂交,杂种一代犏牛表现出很强的杂种优势,但其雄性不育使得杂种优势的利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成为牦牛杂交改良的“拦路虎”。为了探讨犏牛雄性不育问题,本研究以成年健康雄性犏牛、黄牛和牦牛为研究对象,运用同源扩增、PCR克隆测序方法获得牦牛印记基因或精子发生相关基因差异甲基化区(DMR)序列,利用Real-time PCR技术检测了这些基因在犏牛及其亲本睾丸组织中的表达差异,运用亚硫酸氢钠测序法检测了相关基因DMR甲基化状态,为研究犏牛雄性不育与DNA甲基化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1.牦牛H19/IGF2(?)记控制区(ICR)的分子克隆及序列分析本实验根据黄牛H19基因DNA序列NW_001494548设计引物扩增出牦牛H19基因长约6.5kb的序列(GenBank登录号：EU502716),该序列包含完整的印记控制区(ICR)、启动子和部分第一外显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将该序列与黄牛、绵羊猪、人类和小鼠的相应序列比对分析,发现牦牛与他们的相似度分别为97%、83.13%、48%、47%、42%；该扩增序列中共有6个CpG岛,长度分别为1182、1186、707、277、281和1311bp；有6个锌指蛋白CTCF结合位点,均位于CpG岛内,分别定位于转录起始部位上游5.5kb、5.1kb、4.1kb、3.7kb、2.7kb和1.3kb；H19基因5′端存在核心启动子区,TATA box、GC box及Sp1、Sp2、AP2、NF-κB、STAT5、P53、 WT1、GFI1、MTBP、CPBP、ZF9、E2F知Myc-Max等识别位点。2.犏牛及其亲本睾丸组织中H19基因mRNA表达水平、DNA甲基化状态差异分析本实验运用Real-time PCR技术对犏牛及其亲本睾丸组织中H19基因表达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犏牛的表达水平极显着高于黄牛和牦牛(P<0.01),而黄牛和牦牛两者之间表达差异不显着(P>0.05)。采用亚硫酸氢钠测序法检测了包含CTCF结合位点3(CTCF-binding site III)的H19ICR的甲基化状态,结果发现,犏牛H19ICR的甲基化水平(48.82%)极显着低于黄牛(70%)(P<0.01),显着低于牦牛(59.10%)(P<0.05),但黄牛的甲基化水平显着高于牦牛(P<0.05)；犏牛CTCF结合位点3的甲基化水平(48.33%)极显着低于黄牛(75%)和牦牛(68%)(P<0.01)。说明H19ICR及ICR中的CTCF结合位点对H19基因表达调节具有重要作用。3.犏牛及其亲本睾丸组织中IGF2基因mRNA表达水平、DNA甲基化状态差异分析本实验根据黄牛IGF2基因组序列DQ298740设计引物扩增出了牦牛IGF2基因第十外显子部分序列,GenBank登陆号为FJ152104；通过Real-time PCR检测了犏牛及其亲本睾丸组织中IGF2基因的表达水平,运用亚硫酸氢钠测序法检测了睾丸组织中IGF2基因第十外显子DMR的甲基化状态。结果发现,犏牛睾丸组织中IGF2基因mRNA表达水平最低,与亲本的表达水平差异极显着(P<0.01)；黄牛、牦牛和犏牛睾丸中IGF2DMR的甲基化水平分别为90%、90.7%和92.0%,叁组之间均未见显着差异(P>0.05)。实验结果说明IGF2基因mRNA表达水平与牛精子发生有关,可能在牛的精子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可能与犏牛雄性不育有关；IGF2基因第十外显子DMR区的甲基化与IGF2基因在犏牛及其双亲睾丸中的表达差异无关,可能是其他的机制参与调节IGF2基因的表达。4.犏牛及其亲本睾丸组织中印记基因SNRPN的表达及DMR甲基化分析本实验根据黄牛SNRPN基因序列NW935049设计引物扩增出了牦牛SNRPN基因5′端序列,长为1137bp,与黄牛参照序列相似度达98.2%；经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含有YY1和SP1等甲基化敏感位点。通过Real-time PCR检测了犏牛及其亲本睾丸组织中SNRPN基因的表达水平,运用亚硫酸氢钠测序法检测了睾丸组织中SNRPN基因5′端DMR的甲基化状态。结果发现,黄牛、牦牛和犏牛睾丸组织中SNRPN基因mRNA表达差异不显着(P>0.05),但黄牛和牦牛SNRPN基因的表达高于犏牛；犏牛SNRPN DMR的甲基化水平(38.53%)极显着高于黄牛(21.08%)和牦牛(20.81%)的(P<0.01)。说明犏牛SNRPN DMR区的高甲基化本身还不足以引起SNRPN基因表达水平的显着变化,还有其它机制参与SNRPN基因的表达调节。5. DAZL基因5′端CpG岛DNA甲基化水平及其与犏牛雄性不育的关系研究前期研究发现LDAZL基因与犏牛雄性不育相关,是犏牛雄性不育的候选基因。为了进一步研究调控DAZL基因表达的机制,本实验根据黄牛DAZL基因序列(NC_007299, complement:141791034..141818671)设计引物扩增了牦牛DAZL基因的5′端序列,并对牦牛、黄牛和犏牛DAZL基因的甲基化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牦牛DAZL基因的5′端存在CpG岛,CpG岛长1744bp(EU686694：650-2393),包含启动子区、第一外显子和第一内含子；犏牛DAZL5′端DNA甲基化水平(85.6%)极显着高于黄牛(71.4%)和牦牛(69.8%)(P<0.01)。可见犏牛LDAZL基因的高甲基化与其nRNA表达缺乏、雄性不育的表型是一致的,说明DAZL基因的甲基化对DAZL基因mRNA的表达调控起重要作用,可能对犏牛生精细胞减数分裂、雄性不育有重要影响。
张海燕[9]2014年在《姜黄素抗宫颈癌作用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章姜黄素在宫颈癌动物模型中选择性抑制宫颈癌细胞生长研究证实姜黄素有治疗各种肿瘤的潜力,但是姜黄素在宫颈癌中的效果一直不明显。本研究评价了姜黄素对SiHa,Caski,HeLa-S3和HeLa229四种宫颈癌细胞核和SiHa小鼠体内移植瘤模型的细胞凋亡,选择性,效能及安全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其机制。体外实验结果表明姜黄素明显抑制了宫颈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会引起细胞的死亡,姜黄素的效应发生在p53和PTEN诱导的细胞突变时期,但是姜黄素并不影响正常宫颈上皮细胞的生存,这就表明姜黄素选择性的作用于转移细胞,在SiHa和Caski细胞中,姜黄素组合型抑制了PI3K/AKT和NFkB存活途径的激活,下调由NFkB调节的抗凋亡蛋白bcl-xl并引起线粒体的功能性障碍还会导致细胞凋亡,细胞分裂到G2/M期时会引起sub-G1的细胞凋亡及细胞凋亡小体的形成,Caspase-3的激活发生在p53正常的细胞SiHa中,不会发生在p53突变的细胞Caski,除了对细胞凋亡的影响,姜黄素能够调控化疗药物多柔比星和顺铂共同引起宫颈癌细胞的死亡。在植入SiHa细胞的小鼠体内。与经过处理组相比,腹膜内的姜黄素降低了小鼠宫颈的肿瘤数,未引起组织成分改变,细胞代谢,氧化反应和血液毒性都没受到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是一种能够有效抑制宫颈癌细胞生长增殖的潜在天然药物。第二章姜黄素增强阿霉素对宫颈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宫颈癌化疗中使用的多种药物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已经证实癌症患者接受化疗过程中,在食物中添加抗肿瘤辅助药物能显着提供患者生活质量。姜黄素在食品中广泛作为着色剂和矫味剂使用。本研究探讨了姜黄素对阿霉素抑制宫颈癌细胞作用的影响。阿霉素单独作用并没有降低肿瘤质量,而阿霉素和姜黄素联合作用降低肿瘤质量至56.5%。与姜黄素联合作用降低了细胞生存率,加强了癌细胞凋亡。姜黄素阿霉素联合作用对caspase3,8,9的抑制作用也大于阿霉素单独作用。本研究还证实姜黄素增强阿霉素抗宫颈癌活性的机制主要是通过非caspase依赖的细胞死亡途径。姜黄素还能通过抑制正常组织的脂质过氧化而减少阿霉素诱导的副作用。第叁章姜黄素作为去甲基化药物在宫颈癌治疗中的应用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虽然,宫颈癌本身可以通过手术和放射疗法的到有效治疗,但是肿瘤的转移也是致命的。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类宫颈癌与后天的基因突变及遗传缺陷有关。近来,我们的研究发现,在Caski、鼠长生前列腺肿瘤的过程中,细胞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关键调控因子Nrf2逐渐沉默表达。本文的目的旨在研究姜黄素(CUR)的功能,姜黄素是一种DNA低甲基化物质,存在于人们的日常饮食中,能够抑制Caski小鼠前列腺肿瘤的发生。通过重亚硫酸盐基因组测序(BGS)发现,Caski Cl小鼠Nrf2基因启动子区域的前5个CpGs的甲基化状态能被CUR逆转。甲基化DNA免疫共沉淀(MeDIP)分析显示,CUR明显减弱了甲基化抗体与Nrf2基因启动子区域前5个CpGs之间的结合,这也证实了之前的BGS的结果。Nrf2的甲基化能够在mRNA和蛋白水平修复Nrf2基因及其下游靶标分子NQQ-1的表达,NQQ-1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应激反应酶。综上所述,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CUR对宫颈癌有化学防御作用,这种作用可能通过对Nrf2基因的修饰及之后引发的Nrf2介导的抗氧化应激通路来实现。
李春洪, 欧明林, 陈洁晶, 眭维国, 汤冬娥[10]2019年在《线粒体DNA突变与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相关性的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表明线粒体DNA基因突变与疾病发生关系的研究是当前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人体内线粒体DNA的缺失或突变可导致氧化磷酸化及能量供应异常。随着对线粒体基因的深入研究,线粒体DNA拷贝数、结构等的改变与人类多种疾病有密切关系。既往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核基因方面,近年来,线粒体DNA突变可能参与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发生、发展有关的报道逐渐增多,为深入研究其与线粒体DNA基因突变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血液系统肿瘤中WT1基因突变及启动子区域DNA甲基化的研究[D]. 赵晔. 苏州大学. 2004
[2]. 肺腺癌甲基化分子标志物的筛选及应用研究[D]. 辛文瀚.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7
[3]. 子宫内膜腺癌中SOX17基因甲基化与β-catenin mRNA表达的关系[D]. 周颖. 郑州大学. 2014
[4]. Beclin 1在胃癌、乳腺癌和直结肠癌中的表达调控[D]. 李子东. 清华大学. 2008
[5]. 循环核酸及DNA甲基化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D]. 陈越峰. 第二军医大学. 2011
[6]. 肺癌表观遗传的临床基础研究[D]. 谢冬. 第二军医大学. 2013
[7]. 表观遗传学修饰在妇科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D]. 张青. 山东大学. 2014
[8]. 犏牛及其亲本IGF2、H19、SNRPN和DAZL等四个基因表达活性及其DNA甲基化修饰分析[D]. 刘振山.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9]. 姜黄素抗宫颈癌作用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D]. 张海燕. 中南大学. 2014
[10]. 线粒体DNA突变与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 李春洪, 欧明林, 陈洁晶, 眭维国, 汤冬娥. 医学综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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