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筱蓁[1]2017年在《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王朝闻(1909-2004)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之一,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名实践美学家,王朝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指导,其美学思想中的"实践"内涵,不仅包含了人的现实活动的实践,更包含了人的审美活动的实践。王朝闻的实践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重视日常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个体的审美感悟,从现象中发现本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分析,契合了中国感悟美学和体验美学的研究传统。同时,他的实践美学研究又突出了明确的现实意义,能自觉从理论的高度来指导和规范具体的审美实践,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美学体系。"实践性"是王朝闻美学思想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王朝闻美学研究思路上,更体现在他对审美活动规律的认识上。本文主要围绕"实践"的观点对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进行探究,发掘其美学思想的实践性特征。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价值和意义。王朝闻作为我国当代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也是一位富于实践品格的理论家。对他的实践美学思想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水平,培养读者和观众的欣赏能力,以及在新的历史阶段探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回顾王朝闻美学思想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主要梳理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实践"范畴进行反思。从周扬第一次在美学问题的讨论中使用"实践"的概念,实践美学最早在中国发生;到"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提出客观社会论美学,实践美学成为主流思潮;再到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挑战,实践美学的发展进入了困境之中;新世纪以来人生论美学的提出,可以作为对实践美学所处困境的突破。王朝闻在实践美学发展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的审美关系理论打通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界限;同时,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强调也可看作人生论美学的先声。第二章结合王朝闻的生平介绍梳理其实践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说明王朝闻的实践美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和审美实践的密切关系。同时,探讨了王朝闻实践美学的理论来源:第一,对中国古代感悟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的吸收;第二,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坚持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并强调在审美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第叁,对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运用,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和发展。第叁章概述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不同于传统实践美学家专注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王朝闻一贯强调在美学研究中探讨包括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审美教育等审美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实践性"是王朝闻美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本文将主要从审美关系的实践性、审美心态的实践性、审美特性的实践性以及审美教育的实践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发掘其美学思想的审美实践性特征,探究王朝闻实践美学的思想内涵。第四章初步探讨王朝闻的实践美学与人生论美学的关系,主要以王朝闻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美学着述作为参考。王朝闻一贯坚持用审美的眼光来关照和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追求审美化人生。本文认为王朝闻较早地开拓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视野,而人生论美学也突出美对于人的审美化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把实现人生的幸福当作美学研究的目的,这与王朝闻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结语部分,结合实践美学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对王朝闻的实践美学思想进行总体评价。认为实践美学研究要从哲学思辨回归到具体的审美活动,而此时突出王朝闻美学思想的审美实践特性和人生意义的强调,不论是对于深化实践美学的研究和发展,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吴时红[2]2011年在《实践论美学在中国》文中认为本文在对20世纪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四派”观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实践论美学提出的理论背景,在结合评论的基础上,就实践论美学代表人物李泽厚、刘纲纪和蒋孔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认真地考察与研究,并对新时期以来所出现的“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演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力图比较清晰地揭示出实践论美学的当下困境与出路,最后认同“人生论美学”作为深入推进实践论美学研究的一种设想,以期实现中国美学民族化和世界化的走向。第一章“引言”部分,旨在对本选题进行简要的概论。第二章“实践论美学的提出”部分,旨在通过对我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所形成的“四派”进行简要介绍,以便较为客观地阐述了李泽厚早期率先倡导的“实践论美学”提出的理论背景。第叁章“实践论美学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述评”部分,旨在对李泽厚前期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刘纲纪的“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和蒋孔阳“实践创造论美学”的主要观点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与简要评论的基础上,进而对实践论美学作出整体的评价。以期为实践论美学在新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境遇作好铺垫。第四章“实践论美学在新时期的流变与理论分析”部分,旨在通过对“后实践美学”的理论颠覆、李泽厚后期的理论背离、“新实践美学”的理论推进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这样四个维度来勾勒实践论美学在新时期的不同流变,进而力求以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进行简要评价：既承认这些派别对于实践论美学研究的启示或贡献,也看到其中的理论缺陷或可待商榷之处。从而为我们对当前实践论美学的可行性出路的思考埋下伏笔。第五章“实践论美学‘走向’的一种设想”部分,旨在从正面阐述我们对于如何真正去“丰富和发展”实践论美学的一种初步探讨：包括我们建构人生论美学的思想依据,人生论美学所蕴含的基本观念,以及人生论美学所追求的“使艺术、审美与人生走向统一”的理论目标。
谭佳[3]2003年在《李泽厚的人生论美学思想》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把李泽厚的所有着作作为解读文本，试图从人生论的角度阐释李氏美学思想。李氏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美学家，所以需要把李氏美学思想放入他的总体哲学思想中来理解。纵观李氏四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出，李氏美学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他对“人”的理解，对人生存的关注分不开，李氏美学表现出浓厚的人生论特点。李氏探究了人性结构、人生意义，为人的存在找到起点、依据和归宿。李氏以 “人是什么”为逻辑起点，以“人活着”为既成事实和源初点，从人类主体性的角度探索人将如何活下去，然后进一步站在个体生存的立场，追问人活着的意义，最后欲找到个体生存的归宿和完满境界。作为李氏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李氏美学，同样也以人的生存为中心建构美学话语。在李氏的人生论哲学中，美学不再仅是一门纯粹独立的学科。李氏欲以美学为桥梁来完善他的人生论哲学体系，从美学的角度来完善个体的人性结构，倡导建立个体的情感本体，这种情感本体正是一种审美的，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审美既让个体完全自由享受人类的历史文化，同时审美的心灵又属于人性的最高峰。美学既是沟通个体与社会，历史与当下存在的中介，又是人完满生存的最后归宿所在。在众多的思想资源中，李氏的研究立场仍回到儒学，因为李氏认为儒家思想在塑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作用。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传统精神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精神，这种美学精神是人之生存的最后归宿和寄托。提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性问题，找到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性文化道路是李氏学术研究的内在驱力。通过对儒家经典文本的阐释，李氏希望能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儒学精神，为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文化建设方案，为现代化下人之生存悖论提供解决之径。
参考文献：
[1]. 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研究[D]. 韩筱蓁. 山东大学. 2017
[2]. 实践论美学在中国[D]. 吴时红. 浙江大学. 2011
[3]. 李泽厚的人生论美学思想[D]. 谭佳. 四川师范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