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1]2016年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秉持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初衷,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并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时期内领导核心的特殊身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他克服长期严重病痛和艰苦战事带来的重重困难,在叁十六载生涯中留下了五百余万字的着述,不仅完整地阐释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理路和构建脉络,而且为后人瞻观考述自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依据。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收集整理的瞿秋白文学方面的遗着编辑出版,形成了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这实质上是在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引发各国普遍关注本国文化模式的背景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建设亟需符合本国实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之际,提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更,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入深层次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崭新的时代价值。从本质上讲,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它是在文化视域下系统研究具有西方血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选择、融合和创新整体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个案代表,是贯通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中国建立新型文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精通文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后人们一笔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贵遗产,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全面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论文主体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五个章节,在逻辑结构上分为叁个层次,第二章整体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第叁、四、五章分别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具体内涵,第六章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评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前提基础。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问题域,而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则是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这一关系是理解论文立意主旨的关键。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内在的包含了作为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主观心态领域、作为过程的活动领域和作为结果表征的符号领域,瞿秋白正是凭借着对文化范畴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从事文化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这是理解论文篇章结构的关键。此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梳理、选题的研究价值分析以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厘清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依循的传播、选择、融合、创新路径,在瞿秋白个体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构成了瞿秋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沁染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坎坷身世促其萌生的"人与人关系"的难题,在调整以人为中心各种关系的伦理型传统文化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中得以解答;赴俄归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在与各种文化代表论战碰撞中,阐述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创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道路的理论观点,实现了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融合;这种新型的文化是包括符号表征、实践形态、价值意蕴等系统体现无产阶级本质要求的新文化,瞿秋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叁章梳理瞿秋白关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思想理论。瞿秋白较早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文字剥夺无产阶级文化权利以巩固统治的实质,受苏联扫盲运动的启发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运动,并提出"文腔革命"的主张;他第一个翻译了极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歌曲——国际歌,在散文创作中移植了山水画作清秀空灵的风格创造了具有艺术美的无产阶级文艺典范,翻译俄国无产阶级戏剧经典并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创作属于自己的革命戏剧,重视并推广连环画等大众艺术形式等等,形成了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积极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实现"自由""正义""真美"的艺术发展目标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第四章论述瞿秋白关于文学、教育和新闻报刊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是首位将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从俄国翻译并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杂文、散文、诗歌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他还充分并灵活运用文学批评武器,成为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思想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的学校教育思想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授传播和教育规律的研究探索,农民教育思想强调的是阶级性、革命性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思想则凸显了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思想教育,锤炼先进性的特征;瞿秋白还在自身丰富的新闻报刊编辑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不同性质新闻报刊的功能、立场、文风、中心工作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第五章概括瞿秋白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其中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是瞿秋白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广义的文化层面观察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思想结晶,是他关于文化本质理论、文化革命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渗透着主体的价值理念追求,包含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价值观点、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了瞿秋白的献身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革命精神,是瞿秋白道德品格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第六章全面评析瞿秋白文化思想。纵观瞿秋白探索中国新型文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创新性和人民性是贯穿其文化思想始终的主要特点,他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突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奠基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存在着教条理解文化功能、过分强调文化阶级属性、过于凸显意识形态隔阂、僵化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看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存在着系统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梁化奎[2]2004年在《论“五四”前后瞿秋白关于发展先进文化的思考和实践》文中研究说明五四运动前瞿秋白在文化上的积淀和追求，为其后来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五四运动后，瞿秋白在文化上倡导创新变革，初步跻身于中国先进文化的论坛，继而对先进文化有了认识选择上的初步转变。为了寻求对社会主义选择的实际论证，他赴俄进行了以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建设为主题的研究考察。“俄国人的道路”的深刻启示，提高了他对创造中国先进文化探索思考的力度和深度，他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向人们展示传播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点。回国后，瞿秋白基本把握住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并阐释论证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未来理想，传播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先进文化，阐明了新的文化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根本任务，为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构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贯穿瞿秋白关于发展先进文化的思考和实践的一根主线；不断发展的先进文化观，则是其主要成果的集中体现。瞿秋白关于发展先进文化的思考和实践，展示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轨迹，体现了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优秀代表对于先进文化的执着追求精神，为推进中国文化的变革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并起到了多方面引导和促进作用，其中存在的不足，对于当前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邓会君[3]2015年在《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瞿秋白是我党早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在中国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本文着重通过对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渊源、内涵、时代特征,进行深入的发掘与梳理；将这些问题按历史顺序整理成相应的理论专题,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地追溯它们产生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剖析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逻辑线索；以印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不只是已有范畴和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更呈现为一个由量的积累,逐渐向理论形态的质的飞跃过程,籍此揭示瞿秋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历史价值。救亡图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是那个时代赋予瞿秋白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变革中国现状的愿望,瞿秋白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托尔斯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叁个阶段,这叁个阶段体现了瞿秋白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论向唯物论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心路历程。瞿秋白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扬弃”的基础上,接受、学习和研究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译介、撰文和教学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其自身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革命演进和质变之中,构建起自己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现了在理性和科学意义上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革命转化。瞿秋白所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意义》就是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时代造就了瞿秋白,而瞿秋白亦未负时代之造就。他顺应时代的潮流扛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对东方文化派、实用主义、戴季陶主义等各种各种错误思潮予以揭露和批判。正是在这些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并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政治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旗帜。正是在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得以彰显。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瞿秋白作为李大钊到毛泽东之间的中介人物,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为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不仅首次在中国传播和研究辩证唯物论,且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唯物论。为革命的中国展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在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李达、艾思奇等人进一步将其系统化和规范化,使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不断得以发展和深化。毛泽东则在新的历史实践的需要下,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文章通过对瞿秋白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等学者的思想比较,以此延伸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来联系。彰显了瞿秋白在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的理论整合,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态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道路作了艰辛的探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规律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把握。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资源,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一九九九年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科学论断,对瞿秋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做了历史上的最高评价。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型哲学、革命实践型哲学、民族本位型哲学、民本主义型哲学等思想,为我们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有着重大的学习和借鉴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周后燕[4]2017年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文中认为传统观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绕不开的问题。所谓传统观就是对传统的理论化认识。传统观有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是自成一体的、前后一贯的。它强调的是对传统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认识,而不是指对传统的零星的想法或看法。中国近代传统观肇端于学术思想的转变。晚清今文经学研究思潮兴起,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对古文经的质疑,以及对经世之风的倡导,动摇了经学的地位,为人们打开了反思传统的闸口。晚清到民初西方思潮的大量引入,为知识分子们从中西对比的视角反思传统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至五四时期,随着学术流派的形成,最终产生了不同思想流派的传统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侧面,将传统观从抽象引向具体、从学术引向实践,找到了推动传统变革的现实力量,奠定了中国近代传统观的科学基础。李大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主要从理论层面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统观发展的方向。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对儒家传统以及史学传统的认识中,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传统的先河。李大钊从新旧之间的联系入手,主张以传统中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为基点,批判地融合新的时代因素,实现传统的现代化。由此,他主要从孔子、民本以及史学传统叁个方面入手寻找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基点。通过对真假孔子的辨析以及儒家民本传统的批判,肯定了孔子的创造力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肯定了儒家民德、民力、民意的现代意义,推进了儒家传统的现代化。通过对封建旧史观的批判继承,将传统置于客观的历史进程中,使古今的联系从抽象的儒家道统式的联系转变为具体的历史联系。陈独秀将李大钊开启的新方向从思想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陈独秀认为社会的发展是通过质变实现的,新旧之间的关系是生死存亡的竞争关系。他极力凸显新旧之间性质上的差异,主张以激烈的革命方式促进传统向现代的转化。陈独秀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国民性、封建国家观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试图通过“破旧”的方法达到“立新”的目的。由此,他对传统的弊端,即与现代价值理念性质相反的内容:儒家礼教的等级性、国民劣根性、封建国家观的落后性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通过对传统弊端的批判以及新的价值理念的引入,实现传统的现代化,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国家奠定基础。瞿秋白沿着李大钊、陈独秀的方向将对传统的反思推进到社会革命领域。他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引入到对传统的认识中,明确提出了批判继承法。瞿秋白从新旧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阶级的立场批判了佛教、儒家以及农民革命传统。他通过对佛教传统的批判改造,消解了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肯定了佛教辩证思维与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并将其融入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通过对儒家传统中带有等级性的制度、思想、伦理等的批判,推进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扫除封建思想的束缚。最后瞿秋白通过对中国农民革命传统的批判,一方面论证了农民革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联盟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与弘扬者。瞿秋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才能使传统获得真正的重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叁民主义的论争过程中,形成了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以批判继承为方法的传统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为中国新的学术形态的发展做了准备,并开创了新的革命道路,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现实的力量,找到了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与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联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实践的传统观的基础,开辟了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新路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今天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时代主题下,我们借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吸取其中的精华,结合时代要求,继续推进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张亚骥[5]2010年在《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与文化领导权》文中指出本文运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从瞿秋白作为文人政治家的身份出发,探讨与分析瞿秋白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纷繁复杂年代里,围绕文艺为革命服务的宗旨,倡导文化革命,创建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体系。认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具有时代性、政治性与策略性的特征,瞿秋白通过这种独特的文艺理论的建构,为中共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最初的经验与模式。全文共分导论和正文五章。导论介绍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并提供相关的研究综述,提出本文的研究构思。第一章论“五四”:文化领导权意识的发生与形成。瞿秋白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政治性质、“五四”新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欧化文艺等方面的分析,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形成的文化思想,逐步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内核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观。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使其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把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进行思考与决策。从反叛“五四”到选择革命,这正是瞿秋白文化领导权意识的发生与确立的过程。第二章论现实主义:铸造文化革命的方法。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它主要由真实性、阶级性、典型性叁方面内容组成,而且这叁方面内容受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倾向性,这才构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新”即革命的倾向性全面渗入文学内容之中。瞿秋白的“新现实主义”既是作为文学概念使用的,也是作为具有阶级属性的实施文化革命的方法概念使用的,正是这二者的结合,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改造,为争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服务。第叁章论文艺大众化:创造文化革命的样式。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他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主要包括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家的大众化。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要求,是期望创造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革命样式,通过它去组织大众的感情。文艺大众化是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重要部分,文艺大众化的是否成功,是文化领导权能否真正发生效力的关键。第四章论鲁迅:塑造文化革命的先锋。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带有一定的策略性,他选择鲁迅的杂文来作为评判的对象,重思想分析,轻艺术分析,与他要塑造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形象来参与革命斗争的意图相一致,瞿秋白并非想发掘出来一个艺术家,并与大众一起来欣赏他的艺术的精妙。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具有以下特点:进行阶级分析,强调战斗的武器作用,塑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典型。瞿秋白标树鲁迅的意义,是想引领其他作家积极有效地投身于文化革命之中。第五章文化领导权——从葛兰西、瞿秋白到毛泽东。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其自身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与他的人生经历、知识背景、革命理想、性格特点之间具有多重互动。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卢卡奇以及葛兰西都曾有所论述,但至葛兰西而基本成型。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表现为:结合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通过倡导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创造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组织大众的感情,实现文艺的大众化,全面开展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但从瞿秋白到毛泽东,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才最后完成。
周瑞瑞[6]2011年在《《新社会》的“新社会”之梦》文中研究指明1919年11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在北京问世,由北京“社会实进会”出版发行。主要编撰者有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该旬刊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资料。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资金支持与社会实进会的人员组织是促成《新社会》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才是其诞生的深层历史原因。瞿秋白等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青年们,经历了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种种变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冲破只追寻个人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在时代的感召下集结在一起,共同探索救世之道。以瞿秋白、郑振铎为代表的这一群平均年纪只有二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以《新社会》为集结地,探讨学习西方理论,并向大众引荐其中的先进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们用西方理论视角反思中国。他们批判中国社会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整体的贫困与拙劣,批判传统社会中士大夫与知识界的无为与懦弱,倡导要以欧美经验为鉴,唤起国民觉醒,把握革新旧社会的好时机。青年知识分子们提出建立“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构想。他们迎合当时的“社会改造”思潮,劝诫学生“社会服务”,鼓励妇女解放自我,鼓励大众勇于担当“牺牲者”。他们号召推广平民教育,用平和的、改良式的文化运动来构建“新社会”。其中他们特别提出解决中国的劳动问题,强调要改变中国社会旧式的雇佣劳动制度。鉴于基督教青年会的背景,《新社会》在当时算不得是最激进的杂志,但仍然不见容于反动的政治势力。反动政府查封、基督教青年会撤资使得青年知识分子们在这本杂志里的探索戛然而止。青年知识分子们怀着“我是少年”的激情奋笔疾书,却在现实的威逼下只能无奈地做“孤独的提灯者”,在孤独的文化启蒙道路上亦步亦趋。最终青年知识分子们被迫放弃以《新社会》以及《人道》为依托的文化集结地,心怀文化救国的美好愿望,在“心的声音”所在的领域——文学道路上继续努力。从学习西方开始,以《新社会》作者群为典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们迈开了探索救世之道的第一步。他们反思中国,反观自身,最终却只能“纸上谈兵”。但暂时的失败没有抹灭希望,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仍在继续。
衡朝阳[7]2004年在《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探析》文中提出热爱文学的瞿秋白走上了革命道路直至死难而不屈服，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又作了“多余的话”对自己一生的道路特别是年轻时的选择作了深刻的反思，这两者矛盾么?如何理解瞿秋白的反思?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复杂多样的理解和评价，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关键在于搞清瞿秋白反思的重点在什么地方，笔者从寻找指导瞿秋白革命实践的哲学理念着手，发现了他的“历史的工具论”。瞻前顾后，“历史的工具论”贯穿了瞿秋白的一生，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形成、发展以及他对此的反思，构成了瞿秋白人生的主线。 第一部分阐述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内容。主要围绕瞿秋白对个性与社会和历史、个性与民族、个性与阶级的关系的论述，其间贯穿着瞿秋白对知识分子“历史的工具”的特定要求，论述了近代背景下瞿秋白强调的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人的阶级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个人在掌握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本文第二部分探究了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形成原因。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人生哲学的形成，首先，与他早年的情感经历有关，母亲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为了孩子们有依靠而毅然就死，她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始终激励着瞿秋白；其次，沉浸于母亲自杀的痛苦中的瞿秋白从佛教中找到了情感寄托，释迦牟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社会承担，以及其生死轮回的观念都有助于瞿秋白从痛苦中得以解脱，并产生了“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以己渡人，强化了以自己为工具的意识；再次，“五四”时期工具理性的高扬和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激越，糅合了时代理性和传统情感，基本确立了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思维方式；最后，苏维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瞿秋白的影响巨大，俄罗斯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多余人”形象及“忏悔的贵族”情结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相结合，这一切都伴随着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辩证法的折服而被全部吸收，为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完全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叁部分是对瞿秋白及其“历史的工具论”的反思。瞿秋白的“历史的工具论”是时代的产物，对革命斗争的推动有其独特的作用。但由于这一理论在对规律的理解、主体能动性的估价以及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理论等方面一系列的不足，从而染上浓重的宿命论气息。当然，瞿秋白身前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反思，由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的疑问到对共产国际、苏联以及中国党的高度集权政策的反思，结论是由对知识分子价值的重新审定推进到对个体的关注和对个性发展的尊重。 瞿秋白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这是那个悲壮的时代的反映，脱离历史指责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或批评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都是不足取的;瞿秋白身后的遭遇则更需要我们深切的反省，作为一个爱国心切、走上革命道路的激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不公?而不是指责瞿秋白等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进化给后人的消极影响，事实上，瞿秋白等人也只能为激进的政治思潮负责，却不该为以后的高度集权的政党政治负责，就瞿秋白而言，更不应该为此后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负责。 余论:在新的时代，纪念瞿秋白，一方面必须坚持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承担;同时一破除束缚个性的藩篱，注重个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聂长久[8]2008年在《中国早期民粹主义政治思想研究（1907-1927）》文中认为论文《中国早期民粹主义政治思想研究(1907—1927)》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从1907年到1927年间中国的早期民粹主义政治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论文首先分析了民粹主义的内涵和特征,然后论文对中国早期民粹主义政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于中国早期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衰微进行了探讨。论文还深入探讨了中国早期民粹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最后对中国早期民粹主义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朱志瑜, 张旭[9]2009年在《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主题与分类考察》文中提出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已历经了四次翻译高潮,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译学研究资源。本篇从文献的角度对作者近年来所收得的八百余篇在1950年以前中国出现的相关传统译论篇章进行考察,并就这些文献的构成情况作出数据统计,还对其涉及的主题进行了初步的分类考察。
董遂强, 王哲[10]2019年在《瞿秋白对革命初心的自我省察及其当代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党的自我革命是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大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针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而进行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不管是党的自我革命还是其领导的社会革命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都是围绕革命初心展开革命实践又不断向初心复归的运动,在这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革命初心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初心,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为社会主义进而为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党
参考文献：
[1]. 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D].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2]. 论“五四”前后瞿秋白关于发展先进文化的思考和实践[D]. 梁化奎.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3].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D]. 邓会君.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4].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D]. 周后燕. 西北大学. 2017
[5]. 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与文化领导权[D]. 张亚骥. 苏州大学. 2010
[6]. 《新社会》的“新社会”之梦[D]. 周瑞瑞. 复旦大学. 2011
[7]. 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探析[D]. 衡朝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8]. 中国早期民粹主义政治思想研究（1907-1927）[D]. 聂长久. 吉林大学. 2008
[9].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主题与分类考察[J]. 朱志瑜, 张旭. 东方翻译. 2009
[10]. 瞿秋白对革命初心的自我省察及其当代启示[J]. 董遂强, 王哲. 福建党史月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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