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娟[1]201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正问题的制度解析》文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一场大规模的、整体性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原有的平衡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种种利益矛盾日益突显，多元化、复杂化的利益诉求主体不断显现。在利益重新调整、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诸多不公正现象暴露出来，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严重吞噬着改革所释放的社会活力，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如何实现社会公正以保障社会良性运行，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制度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通过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进而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的实现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即在实现公正的制度化的同时，还要保证制度的公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公正的实现流于空想。正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急遽变化的大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视域透析社会不公正现象及其原因，力求探索出一条实现社会公正的解决路径。本文着重从制度维度探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正问题，结构安排如下：一是公正、制度的基本理论。从公正的涵义界定入手，分析了公正与公平、正义、平均和平等的区别，阐述了公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类型。界定了制度的涵义和功能，论述了公正与制度的辩证关系，构建公正实现依赖于制度的理论基点。二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在阐释社会转型的涵义、内容和制度变迁的涵义、动力和方式的基础上，分别诠释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和制度变迁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并以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为理论依托，阐发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其实质就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变迁，而社会转型的成功则有赖于一定制度条件的保障。叁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正问题的突显。在梳理我国社会转型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本权利公正、机会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客观地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中公正缺失的主要表现。四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正问题的制度困境。本部分主要扎根于制度本身，而不是徘徊于制度之外，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正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透彻地分析。制度的公共性困境着眼于分析政府的本位利益与公共性规范之间的冲突，指出若处理不当会导致社会不公正；制度的有限性困境强调因制度主体的有限理性、制度自身的有限性，使得制度不是尽善尽美的，其缺陷会导致社会不公正；制度的权威性困境则重在分析因过于推崇制度、完全照章办事，导致手段与目的的脱节，在实践中产生不公正问题。五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制度公正的实现条件和判断标准。主要从理论条件，即科学的人性假设；根本的物质条件，即符合社会物质生产状况；主体条件，即符合人的发展需要叁个方面探讨了制度公正的实现条件，并从不同角度把制度公正的判断标准分为生产力标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历史性和普遍性标准。这叁个标准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我国社会转型期判断制度公正的标准体系。六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正的制度构建。主要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论证在社会转型期如何通过构建制度实现社会公正。就应然层面而言，重在从宏观视角、理念层面进行理论诠释；就实然层面而言，重在从微观领域的具体政策入手，构建公正实现的具体路径。总之，中国公正社会的构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加深，特别是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的碰撞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审视和设计制度，从而达到协调矛盾、抑恶扬善。当然，制度改革并不一定能够立刻带来显着的社会公正，但仅仅是改革本身也能够激发起人们对公正社会美好愿景的信心和希望，促进人们对公正问题的思考，并推动社会公正的解决，实现社会的进步。
赵昆[2]2003年在《关于社会转型期公正问题的思考》文中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解析这一问题，必须科学地界定公正，正确把握公正的内涵、本质、特征、类型和原则，并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剖析中国社会公正问题凸现的原因和特质，进而探求实现社会公正的对策和途径。 公正是人们间正当的利益“相称”关系(或行为)。公正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规定。对正当利益的维护是其质的规定；利益的“相称”是其量的规定。合理划分利益是公正的深层本质。公正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范畴、社会历史范畴和客观的范畴，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公正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分配公正、交换公正和矫正公正，个人公正和社会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社会公正尤为重要和复杂，本文关于社会转型期公正问题思考的焦点是社会公正。 公正的原则包括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及与之相补充的社会补偿原则。公正的贡献原则是指社会应该按贡献分配权利，即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权利应该与他的贡献成正比且与其义务相称。公正的平等原则包括完全平等原则和比例平等原则。完全平等原则是指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创建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原则是指每个人因其贡献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的大小比例与每个人所做出贡献的大小之比例是平等的。社会补偿原则是对贡献和比例平等原则的补充，是以社会补偿的方式使社会最少受惠者受益，从而避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造成的不公正。 社会结构转变、生活变迁、制度缺隐及其道德失范、价值重估和道德风险是当前公正问题凸现的主要原因。社会转型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既有规范体系和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而新的规范体系、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导致相对普遍的社会不公。社会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既有的价值体系产生怀疑和批判，加之社会转型中制度缺隐带来的道德风险，普遍的道德失范和社会不公由此而生。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呼唤公。工。现代化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社会多元化的走向，迫切需要和呼唤／k正：市场经济化呼唤公正，政治民主化呼唤公正，社会多元化呼唤公正。不同性质的社会在其公正基础的性质和具体内容方面存在着区别，同以往社会相比较，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其公正基础具有独特的性质和规定。以发展生产力为历史使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基础，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是当代中国公正的特质。 制度公正与个体善的统一，制度与精神、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思路，制度整合与道德整合的完美结合是当今中国社会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制度整合是通过社会的制度体系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个整体。社会成员对这一制度体系的认同是制度整合的前提。制度本身只有经过社会主体的批判和反思，只有经过了善的洁问，才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才具有整合社会的效能。转型期整合社会的制度必须是社会主体在实践中创新的制度，是德福一致、权利义务统一的制度，是具有有效激励功能的制度。制度获得的可靠方式是政府控制。政府作为国家生活的管理者，通过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和绝大多数社会资源而实现的对社会全面严密的控制，是制度整合的强力保证。法规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规范；法律制度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k正的社会首先是法制整合的社会，法治是社会制度整合的最基本方式。 道德整合是通过道德规范、人们的良知、风俗习惯等将社会统一为一个整体。道德整合的前提是公民对社会某种道德信仰体系和规范要求的认同，并能以之为善、自觉践行。道德整合的起点是道德理论 2 3建设，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的成效决定道德整合的成效，公正。原则的教育是整个道德教育的突破口。德治作为治国方略，是用道德来管理和奖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使国家能有效地表达和保障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用先进道德武装自己、教育和约束自己，通过人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疏导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实现是道德整合的核心体现，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保证。
赵乾乾[3]2012年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探索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面临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影响社会公正的问题，并且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我国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呈现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对社会公正的概念进行探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国内与国外关于公平正义的研究做了认真的总结与分析。作为一种人生价值观，公平正义始终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社会公正观则是以一定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存在什么样的社会公正观。在转型期的中国，公平正义始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追求。本文对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缺失的原因、以及表现形式进行了阐述，指出了当前中国所存在的诸如公民权利、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教育机遇等方面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凸显，造成了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实现社会的和谐带来很大风险和隐患，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本文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总结，从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国民待遇、完善制度建设、以及建立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层面，对如何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进行阐释、分析。
李建华[4]2005年在《社会发展中的公正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对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的探索与追问,公正问题已进入理论界社会发展宏观叙事的视野。社会发展因为公正的缺失已明显动力不足,而且不公正这个社会问题的存在已程度不同地阻碍了社会发展。本文把对公正问题的探讨放到社会发展的序列中,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公正问题进行探讨,有较强的学理价值。这是一个新的视角,也是一个新的高度,另外,把对公正问题的探讨放到社会发展的序列中,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理论总是对现实问题的前瞻性的思考。把对公正问题的探讨放到社会发展的序列中,在此理论背景下,对中国转型期公正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则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全文由导论、正文、结束语叁个部分组成,正文又分为五章。在导论中,首先对公正观作了思想史的梳理,接着对公正问题凸现的时代背景进行了交待,对公正问题研究的现状以及本论题研究的角度定位、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公正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对公正对社会发展重要性的一个基本交待,对公正与社会发展的概念本身、对公正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什么是公正,包括公正的概念及其与公平、平等、正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公正的客观基础、公正的基本原则、公正的类型。接下来对社会发展的真义进行思索,认为发展的本体应该是作为有机体系的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的核心的价值追求。然后合乎逻辑地把公正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公正是评价社会发展质量的标尺。公正是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对社会发展具有批判性及其现实调适性功能。最后对公正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分析,公正评价既有主观标准也有客观标准,正确的评价标准应该是一个评价体系。第二、叁、四、五章是社会发展中的公正问题的具体展开。第二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公正的矛盾境遇。从总体上看,社会发展进程对公正具有无限趋向性。社会发展与公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即,是互相包含、互相促进的过程,社会越发展,社会会越公正;公正的程度越高,才越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社会发展与公正又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源自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公正的两重性、相对性以及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公正评价的复杂性。相对性是公正的辩证属性之一,公正具有实然性和应然性,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永远没有绝对的公正,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了应然公正与实然公正的结合。公正领域的多样性、制度内容与体制形式的矛盾关系以及主体状况都影响着公正评价,造成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公正评价的复杂性。这些既是公正矛盾境遇的成因也是其表现。第叁章:当代社会发展中公正涉及的诸领域。公正涉及的领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不断拓展丰富的。经济公正是公正最基本的领域,任何讨论公正的人都不可能绕开经济公正而企谈别的公正。此外政治公正、文化公正也是公正的基本领域。相对经济、政治、文化这叁个领域的公正,环境公正、网络公正、特别是网络公正是比较新的公正类型与公正领域。随着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所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环境公正与网络公正进入人们的视野。环境公正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强调自然生态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强调世界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生态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具有同等的权利与责任。网络公正是指人们对网络资源公平合理的利用,信息共享、平等参与是网络公正的基本要求。第四章:当代社会发展中公正原则的实现。公正原则还只是观念上的公正和形式上的公正,要想变成事实上的公正,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中介。实践公正的条件,一是社会主要制度要普遍合理;二是社会基本结构要合理制衡;叁是社会安排要做到社会成果的合理共享。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中介,公正理念和公正原则通过政策得到初步的现实化。民主法治建设、公正司法、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公正原则的具体的有效的途径。
刘飞[5]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要求。任何国家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一个主导力量,从各国历史上看,这种力量可以是发达的公民社会,可以是贵族阶级,可以是强大的官僚系统或军人集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也就密切相关并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对二者关系的互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稳定为价值追求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专项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第一,社会稳定问题。主要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探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一般规律；落脚点在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第二,政党建设问题。不同的政党政治生态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政党建设规律也就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本文在关注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考察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第叁,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在社会转型中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就有很大差异。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在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重点内容及其实现机制。主要目的是,在实现社会稳定的要求下,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引导和学理支撑。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依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展开；借鉴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一章从现代社会转型共性的角度认识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基本理论；第二章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结构的分析,从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视域重迭的角度认识二者关系的内在机理。第叁章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第四章从社会风险的广阔视角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理论梳理；第五章,分析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全文着力论证和阐述了如下观点：1、现代社会转型有叁种不同的主导力量,分别是社会力量、官僚组织和政党。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有较大差异：政党主导的国家转型中,政党构成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官僚组织主导的转型中,政党从属于官僚机构,政党的软弱和政党体制的不健全,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力量凸显的英美社会变迁中政党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2、以政党政治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实现国家建设的软着陆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以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带动国家建设的成熟,以成熟的国家建设实现社会稳定,这是政党政治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3、不同的政党、政党制度因其自身的特点不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竞争与否不是判断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政党制度化程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政党的适应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4、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的“超稳定”系统的深层结构,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传统资源。在继承并改造传统社会稳定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能力远远超过国民党,体现了其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合理性,这构成党的领导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鲜明特征,影响党的建设的发展趋向。5、党的建设可以划分为叁个层次：其一,党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以及处理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其叁,党的五大建设,即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转折点上,党的建设的叁个层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时间上的依次递进关系,即第一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会引发第二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并通过党的“五大建设”表现出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存在研究视域的重迭,为二者关系的历史梳理和论证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解释性变量；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层原因；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与社会稳定密切相连；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6、传统体制下社会稳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于冷战的国际背景而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融于国家之中,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构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为特征；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执政党的宏观决策的失误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建设不足,个人权威代替了政党组织权威是决策失误的根源；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问题的核心。如果党的纲领、路线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就容易受到冲击和破坏。在一定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因为在纲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力量愈是强大,造成的社会后果愈是严重。7、基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一体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内生型社会稳定结构”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新中国建立为分界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传统；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不同于封建的官僚体系,深层结构的相似不能掩盖其本质的区别；其叁,新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8、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稳定的态度以文化大革命为转折点,对于社会稳定的渴望和关切从没有这样有切肤之痛；执政党要保持党内和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防止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关系遵循了以下逻辑：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保证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此前提下,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把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作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制度的稳定性、体制机制的开放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路线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党强大的组织力量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辅之以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构成党的建设的完整体系。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党的建设布局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邓小平时代已经确立的关于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模式仍然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9、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较好的策略,由简单到复杂、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循序渐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渐进式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要始终把握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的愿望。在信息和改革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迫切问题的首选方法。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工具理性在改革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保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断发展。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转型,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都必须放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逻辑中去审视。伴随“叁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提出,党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其固有内容;当稳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改革发展稳定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和谐社会建设,意在调整社会稳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是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和重要的策略选择。当前,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需要与整体性制度变迁相适应,需要顶层设计。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和现代风险迭加在一起的风险系统,这给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这种挑战的实质是执政党转型问题,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这是执政党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12、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党的能力建设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加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加强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胡建[6]2011年在《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现代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课题。所谓政治认同,是指生活于一定政治体系中的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体系所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基于特定利益而积极支持、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行为活动。作为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实践的联结,政治认同对于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既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又面临着政治、经济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期所引发的复杂矛盾,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公民政治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当代中国能否顺利推行政治改革,能否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问题能否真正解决。因此,大力推进公民政治认同建设,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就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成为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和执政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我国公民在治理绩效认同、制度规则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等方面取得积极变化和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认同消解、虚假认同、危机性认同甚至不认同等问题。当前我国公民政治认同问题的出现,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具体而言,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构成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宏观影响因素,而利益结构的分化、政治文化的分化变迁、制度规范的缺陷以及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等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微观影响因素。面对当前公民政治认同所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政治认同。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应当在认识和尊重政治认同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社会公正这一基本价值理念,以社会公正为诉求,围绕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基本内容及其影响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进。具体而言,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加快经济建设,奠定政治认同的经济绩效基础；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夯实政治认同的制度规范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政治认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强化公民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提升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只有这四个方面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才能顺利推进中国公民政治认同建设,才能不断坚定公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公民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公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余慧[7]2016年在《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及其出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化发展的综合实力中,越来越多的把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纳入其中。社会文化心理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社会文化心理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是时代精神的晴雨表。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文化心理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境域的意识现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失范以及文化心理失衡、消极的社会心态会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价值体认产生不利影响,这都可以通过文化心理现象得以体认。社会文化心理是社会意识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出多样、复杂的状态,因社会变迁和利益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冲突、文化心理失衡和消极的社会心态已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社会顺利的转型有赖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必须努力从各个层面优化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为转型的顺利进行提供社会心理依据。本文的主旨是就转型社会文化心理冲突问题、文化矛盾及其原因的分析,进而探讨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问题的良性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价值整合、建构社会文化心理的具体路径。面对社会分化与社会文化心理冲突的问题,必须诉诸社会机制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分析,为现代化的文化心理的重塑创造条件。调整和建构社会文化心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是提高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方针,是社会安全运行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就此,必须认识到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创新方法和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快速发展,促进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心理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文化心理建设在我国是亟需加强的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坚定文化价值观自信和自觉,促进全面小康社会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文化价值认同,培育高素质的、健全人格的公民主体,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新发展理念,建构合理的价值利益协调机制、体系和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的创新,积极探索社会冲突和矛盾解决方式,从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文化心理的良性发展;建设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除消极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建构起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实现文化现代化和公民现代化的目标。
杨文伟[8]2014年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文中提出时下，愈演愈烈的“二代”现象和“拼爹”行为，证明社会热议中的阶层固化之说，绝非妄言，而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种客观趋向。阶层固化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出现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壅塞、社会跨阶层流动尤其是上行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向。它是社会利益趋于固化的结构表征，表明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优势”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据相对优势位置的既得利益群体）或强势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之势，而弱势阶层则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的囧境，贫困和劣势地位也因之世袭。从结构转型到结构定型是任何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应当看到，阶层固化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正常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理应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相互开放，障碍性、阻滞性因素被降至最低点，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秩序，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而现阶段的阶层固化则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表现为阶层间流动通道堵塞，各个社会阶层在权利、资源、机会和生存空间上均处于不平等享有状态，社会利益获得、分配和享有规则向相对强势阶层（既得利益群体）倾斜而不利于相对弱势阶层（利益受损群体）。并且，这种不平等趋势大有不断巩固进而代际传承之势。基于以上研判，本文采用社会转型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等理论工具组合，综合国际视野、历史背景和本土眼光，从阶层固化的现状表现、演化轨迹、深层动因、负面效应和应对方略这一逻辑链条，逐一展开铺陈、阐释和探析。论文相应地分为七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揭示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遵循逻辑和事实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相关概念对阶层固化进行了合理界定。其次，较为详尽地梳理和介绍了目前学术界对阶层固化问题的研究现状，点明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表明了本研究所期待的突破与创新。再次，对本文所采用的理论工具进行了初步介绍，如社会转型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最后，结合研究需要，厘清了研究思路，阐明了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是描述性研究，结合必要的事例、访谈、数据、图表等经验资料，沿着代内和代际两个维度，重点梳理、归纳和揭示了阶层固化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确凿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正呈不断蔓延之势，理应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第二章由“国际拼爹指数(IgE)排行榜”入手，将阶层固化置于宽广的国际视野下，重点考察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阶层固化现状特征。从而得出判断，在世界范围内，阶层固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阶段性现象，所不同的是各自外显特征、演化历程、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得出的经验教训及启示也各有不同。第叁章着重阐述了转型期阶层固化的演进脉络。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以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中国社会流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致可以分为分化流动期和边界形成期两大阶段。在分化流动期，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干部阶层的分化流动相当活跃，并且产生了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和管理者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在边界形成期，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阶层之间尤其是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出现了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阶层边界，并且，这种边界仍然在不断地增高加厚。第四章从差序格局的推拉作用、计划体制的惯性驱动、公共权力的扩张冲动、贫富分化的累积效应等维度出发，深入探析了每一维度下各种具体的体制机制，揭示了致使阶层固化加剧的复杂而深刻的动因。明确指出，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力推高了时下的阶层固化之势。第五章全面探析了阶层固化的社会负面效应。总的来说，阶层固化与社会公正相互抵消，相互弱化。阶层固化程度越高，社会公正实现程度就越低，二者大致呈反比关系。具体来说，阶层固化的趋强，推动着社会资源、权利和机会向社会上层聚敛并以圈层化的形式实行闭环式流动，名、权、利高度复合迭加在强势阶层身上，社会中下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日益压缩，社会垂直流动因之迟滞，社会认同基础不断被蚕食，社会阶层结构弹性减弱，阶层间分歧和隔阂因素增多，社会戾气上扬，成为社会矛盾多发频发的重要根源。从趋势上看，这一切最终都会集中体现在政治上——随着上层精英的愈益壁垒化和底层社会的扩容，促使精英循环蜕化为精英复制，类似于经济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浮现。一旦大面积扩展，能力和道德双重逆淘汰将难以避免，最终酿成极端的负面政治效应——政权的周期性更迭，即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第六章围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核心理念，强调以群众路线为行动主线，比较系统地勾勒出了化解阶层固化的行动“路线图”——从改善基础民生、增进教育公平、优化阶层结构、规范公共权力等各个政策环节入手，初步提出了各个具体领域内的基本应对思路，藉此整合联动，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促进不同阶层代内和代际之间资源、机会和权利的均衡配置，进而构筑起公正、合理、开放、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和模式。本文认为，这才是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要义之所在。
武胜伟[9]2016年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维护社会治安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人民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基本期盼,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尺度,是推进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由于在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由此带来的关系调整和利益矛盾,时常以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主要运用系统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对我国社会治安治理体制的历史演进、困境表征、“碎片化”生成机理及整体性创新策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究,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的思路、见解和观点。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关于社会治安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重要概念的界定、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创新之处等问题。第二章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历程与发展特点。分析了社会转型中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观念转变对社会治安治理所带来的挑战,论述了转型期背景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相关性。按照我国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将社会治安治理实践历程划分为传统治理模式瓦解破碎时期、混合治理模式探索运行时期、现代化治理模式初步建立时期等叁个阶段,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实践的历史脉络,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四个角度对其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为适应转型期我国政治体制由人治向法治,经济结构由封闭向开放,思想意识由一元向多元,社会形态从静态向动态的变化,社会治安治理模式也呈现出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理念服务化、执法手段谦抑化、防控格局立体化等特点。第叁章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的基本状况。该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的发案趋势、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传统治安问题、新型治安问题及社会公众的认同程度等叁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治安严峻形势的外在表现及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困境。采取调查问卷的办法,对一定数量的社会公众和公安民警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从问卷参与者的主观感受印证了治理困境的客观存在,对其构成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了初步分析。第四章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的治理困境。该部分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工具,从主体、认知、体制等叁个方面分析了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产生机理,提出造成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主要因素有叁个方面:一是主体因素,如公安机关不堪重负、部门治理缺乏合作、多元治理结构尚未形成;二是认知因素,如缺乏整体思考、缺乏公平公正精神、缺乏不断创新意识;叁是体制因素,如职能、政策、资源、利益关系等方面的碎片化等等。通过以上分析为后续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基础。第五章国外社会治安治理的成功范例。该部分对英国、法国、瑞典、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七个国家的相关经验进行介绍分析,介绍了英国不断推进警务体制改革、实现警力无增长前提下实战力提升的经验,法国探索公众参与新形式、提升重大决策科学性的经验,瑞典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消除贫富差距的经验;美国加强经费投入、增强街面巡逻密度和实施零容忍政策的经验、加拿大加强社会福利建设、增强警察执法权威性的经验、日本“交番相谈员制度”推动警民关系优化、增多社会治安治理积极因素的经验以及新加坡推进议员联系选民制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经验。分析了国外经验对提升中国社会治安治理水平的启示意义。第六章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从治理理念、组织体系、生态环境、关键环节、支撑体系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社会治安治理的整体创新提出了决策建议。最后为结论与展望,本章总结了论文研究情况,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了展望。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研究选题。作者搜索目前国内文献发现,以“社会治安治理”为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原有的相关研究多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或“社会治安管理”的角度展开。当前,我国政府提出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运用当代“治理理论”的思维方法,系统研究“社会治安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2、理论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产生环境与我国社会背景比较相近。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研究社会治安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为此,本文以其为理论工具,审视和分析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在主体、职能、政策、资源等方面的“碎片化”问题;还运用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失范理论剖析了转型期对社会治安治理的影响。均具有一定拓新价值。3、学术观点。本文在综合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期治安治理面临的全新挑战,探讨了社会建设与社会治安治理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深刻社会根源,进而提出其治理之道必须从宏观视野入手,努力消除产生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外在根源,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治理生态环境。这些学术观点具有创新性。4、对策建议。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本文紧扣中国国情,提出“优化治理理念”、“理顺组织体系”、“改善生态环境”、“突出关键环节”、“完善支撑体系”等“五位一体”的策略,以破解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困境,实现社会治安治理整体性创新。这些对策建议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范铁中[10]2008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利益协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这种利益博弈在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消极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利益分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不公正等等,从而造成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尖锐化,这就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和利益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的利益矛盾为依托,吸收借鉴目前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深入开展广泛的社会调研,在公平正义理论框架内,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相关学科背景资料,深入探索和谐社会与利益协调的理论轨迹,并深刻阐述两者的相互关系。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的现状和原因,以及利益分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挑战。同时对建国以来党的利益协调实践进行历史性考察,并通过对西方国家利益协调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批判性地加以借鉴,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利益协调的具体机制和途径,使其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从而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以期达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第一章:和谐社会与利益协调理论概述。首先对和谐与利益等相关概念给予界定,同时论述其一般涵义,从而深入探索和谐社会与利益协调的理论轨迹,并且深刻阐述和谐社会与利益协调的相互关系。第二章: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的现状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社会利益的分化加剧。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分化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和冲突公开化等特点。因此,我们从社会分工、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经济体制等方面分析了利益分化的原因,并论述利益分化带来的弱势群体和下岗失业者的大量增加、贫富差距拉大、叁农问题、社会阶层等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第叁章:建国以来党的利益协调实践的历史考察及经验启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利益协调实践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旧中国利益格局的根本性改造;计划经济时期对利益协调方式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对利益协调方式的转换。通过这些阶段性历史考察得出的经验启示: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叁个“有利于”标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中国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用计划调节来抑制市场的弱点,弥补市场的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第四章:西方国家利益协调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利益协调实践模式的比较,从中总结出我们可借鉴之处:一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整体调控,实行国家干预。美国搞“短期杠杆调节”、德国实行“总体调节”、日本采取“政府主导调节”。二是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保证市场秩序。叁是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五章: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利益协调的原则和机制。利益协调的主要原则: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统筹兼顾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利益共享原则。利益协调的主要机制: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公正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心理的调控机制。第六章: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利益协调的主要途径。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叁农”问题是最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完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构建反映不同群体利益的诉求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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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发展中的公正问题研究[D]. 李建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5].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D]. 刘飞. 山东大学. 2014
[6].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胡建. 西南交通大学. 2011
[7]. 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及其出路[D]. 余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D]. 杨文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9]. 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D]. 武胜伟. 郑州大学. 2016
[1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利益协调问题研究[D]. 范铁中.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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