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莉玲
（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衡阳421500）
外国行记是古人撰写的一种专门记载域外行程的著述样式，采用笔记体或传记体写成。但因由来久远，多不为世人所知。时至今日，人们对这种著述的很多问题仍不是很清楚，比如它究竟起源于何时？是怎样起源的？学界既没有现成结论，古籍中这方面的记载也少得可怜。
从现存史料考察，外国行记诞生于两汉间。其起源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两汉时期与周边民族政权互相通使的外交活动。西汉帝国建立之初，就很重视发展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派遣文臣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南越臣服于汉，陆贾不辱使命而归。陆贾此次出使南越，还留下了使程记，题作《南越行纪》。西晋时此书仍较完整，《隋志》、两《唐志》不载，宋代书志中偶有著录。《云南通志》卷三十《杂纪》门载云南异迹遗文，《南中行记》条注曰：“汉陆贾传，载《崇文总目》。”然书名不见于今各本《崇文总目》，可见其书不显于唐宋。陆贾此书既出自汉初，《汉志》又未著录，《南越行纪》、《南中行纪》的书名，当是后世文人所拟。然而既作“行纪”，其中或多或少必有纪行的内容，只是从现存佚文看，原书中那些纪述行程的内容，都被后人删除，剩下的全是对岭南风土异物的记录，不无搜奇猎异意味，容易把它误判或等同为风土异物之记，很难看出它的行记性质。其实只要注意到它纪行的目的与性质，行旅的背景与原因，就会明白，它与纯粹的地理博物之书是有本质差别的。
陆贾此书所叙范围还在中土，佚名《张骞出关志》则是主要写外国，《隋书·经籍志》将其混杂在史部地理类众书之中，看不出它的著作性质；郑樵《通志·艺文略》则将它著录在《地理·行役》类之首，从而在著述类型和性质上显示出该书的行记性质。
唐道宣《释迦方志·游履篇第五》搜括传记，陈述使途，罗列汉唐僧人西游事迹，首举张骞，又从著作内容上表明该书的行记性质。但它多载外国方物，体近风土记、异物志，兼具地理博物性质。据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记载，后汉永平三年（公元60年），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西游天竺，寻访佛法，后寻旧路返回洛阳，当时也撰有传记。
以上产生于两汉的古书，代表了使臣行记的最初形态：内容上略述行程，详载方物，重在域外，重在风土，体例既驳杂不纯，写法也单一少变，有别于那些后起的专门载录行程路线的旅行记。然而，它们的出现却标志着行记之胚胎孕育阶段的完成。其在行记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一是以专书纪行的做法及其所具有的开创性，这一做法直接引导了同类著述的继起；二是“行记”这一著述名称的命名，也是一个创举，此举既为行记由一种著述演变成一类文体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丰富了魏晋南北朝史部地理类著作的门类品种。
我们注意到，最早征引陆贾《南越行记》的是西晋人嵇含，《天中记》卷四四征引的张骞《出关志》也是出自西晋人崔豹的《古今注》，而最早的僧人行记也出现在晋代，不能说这三者毫无关系，至少说明晋代是此类行记上定型和流行的最早时代，是它在形式和写法上趋于成熟、趋于稳定的时代。而且出使回国，自为撰述纪录出使行役的经历与闻见，也是为后来的行记发展史所证明了的古代行记的产生机制之一。
二
秦汉晋隋海外贸易的开通对行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表明，汉代人已掌握了近海航行技术，并致力于海外贸易的发展。西汉东南沿海的远海航船，常从徐闻、合浦以通南海，甚至远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东汉王朝也与缅甸、印度、大秦通商。三国时，东吴孙权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所经及传闻有百数十国。归国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二书虽非行记，但其中关于海外诸国社会文化、交通地理、风土人情方面的记载，对于行记撰写也是有启示性的。海外贸易的开通引起了人们探访异域的兴趣，增强了人们对海外的关注度，也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这也是此类行记产生的重要前提。南北朝时期，人们受此启发，撰写了很多纪行的专书，都题作“行记”，其中《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颇多，少数作“行传”、“游记”，如《慧生行传》、刘师知《聘游记》。此外还有作“记”、“传”者，如戴祚《西征记》、智猛《游行外国传》，究其实质也是行记，这些著述与陆贾《南越行记》、张骞《出关志》的前后联系昭然可见。
上述因素促进了南北朝隋唐外国行记的创作，使之蔚为大观。行记写法上也有所改变，开始尝试用传记体写作旅行传记，将地理方物记载与行程的记述结合，强调内容上的完整性和经历上的连续性。从文体学上看，相对于笔记体，这种“行传体”无疑是一种进步。而行记在南北朝成批出现，也标志着外国使臣行记初创阶段的完成和创作的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