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亦炫[1]2017年在《隐性或有负债视角下的主权债务风险研究》文中指出主权债务与公司债务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其有限的执法机制(Limited mechanisms for enforcement),公司债务遵循国家法律的强制管理,而主权债务的贷方只能依赖离岸法律或是债务人维护自身声誉的考虑。由于缺少强制偿还的运作机制,主权债务违约事件在世界经济史上屡见不鲜。在《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中,作者指出各部门债务可能发生相互转化,应该更加重视一国的总体债务,即居民、企业与政府债务之和(Reinhart和Rogoff,2009)。经济学家通常从国家经济入手,对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解释,如经济衰退、过度负债、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然而欧洲奉行的“债务经济”发展模式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政府面临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彻底浮出水面。国家担保和救助行为导致金融风险财政化,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支出的刚性上升趋势将受益民众推向了“风口浪尖”,经济增速和公共支出反向变动,主权债务风险持续发酵。在此背景下,对主权债务风险的研究也将涉及一系列新的学术问题。本文认为发端于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或有债务的显性化所致,通过对隐性或有负债和主权债务风险的文献梳理,学者们对于主权债务风险的解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尚待探索:其一,需要进一步挖掘宏观层面的隐性或有负债是什么;其二,未来债务的变化趋势,涉及政府债务量纲和负债结构变化;其叁,在微观基础上研究隐性或有负债的形成机制;其四,主权债务风险升高对于隐性或有负债是否存在反馈机制。根据隐性、或有负债的触发条件及强制性程度,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源于社会保障刚性支出的隐性债务,尤其是养老金隐性债务;二是源于政府的金融救助行为产生的或有负债。进而通过对各类隐性或有负债的形成机理的分析,构建理论模型,一是从政府-居民两部门模型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福利支出错配问题带来的债务风险;二是基于政府-企业-银行叁部门模型分析政府担保和金融救助行为对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欧洲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提出了逻辑框架和研究目标,说明了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文献综述,为确定隐性或有负债视角下的主权债务风险来源提供依据。隐性负债主要是指那些通过法定程序政府许诺未来应支付给公众的款项,一般不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如未来的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支出;而或有负债则是指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出现的或有财政负债,这些债务并未反映在预算之内。由于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可能相互转化,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可能带来隐性或有负债的风险来源,如政府隐性担保造成的发债救助、未来的养老金缺口以及社会保障刚性支出。第叁章梳理主权债务相关理论的演进。主权债务产生于国家财政,债务风险是财政风险的一种。关于债务风险最初的讨论来自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利弊,进而提出了债务适度规模理论。上世纪末在财政风险矩阵中首次提出了宏观层面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的概念,随着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主权债务风险理论不止局限于公共部门,其研究框架随即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包括了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第四章研究隐性或有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根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现实背景,在隐性或有视角下,主权债务风险来自于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错配、政府担保及金融救助。通过构建政府-居民两部门模型,分析世代交迭框架下代表性行为人的财政净贡献,研究老龄化和福利支出对于财政缺口的影响机制;通过政府-企业-银行叁部门模型分析金融救助行为导致的债务风险闭环。第五章和第六章为实证研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一是老年抚养比、养老金替代率等人口、福利指标对债务规模影响显着;二是人口“老龄化”对主权债务风险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未提高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高龄化”相对于“老龄化”将带来更大的债务风险;叁是在金融救助之后,主权债务风险上升,而作为主权债务的持有人,短期内的金融部门风险相应增加。第七章是结论和我国的启示。主权债务风险在我国对应的概念是广义政府债务,虽然当前我国直接政府债务风险不高,但是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缺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和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已经有所显现。借鉴欧洲国家应对隐性或有主权债务的经验教训,有助于从容应对我国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一是隐性或有主权债务的来源多种多样,凡是需要政府承担最后偿付责任的债务都能包含进来,如战争、灾难、突发事件。结合欧洲国家的现实情况,经济发达但增长缓慢,老龄化问题严重,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不匹配,政府奉行市场经济却屡次出手干预,其面临的隐性或有主权债务主要来自于人口、福利、金融叁个方面;二是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制约着欧洲乃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财政收支两端降低政府经济实力;叁是脱离了经济发展约束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高福利制度不仅拖累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加剧了财政负担,尤其是与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不匹配的福利制度是希腊等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性致因;四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担保则在短期内凸显了主权债务风险,而银行作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政府信用下降势必降低银行的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在银行和政府之间最终形成“闭环”。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分析隐性或有债务的形成机理,将财政风险理论和或有负债理论相结合,为完善政府债务风险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国内外学者虽然从国债适度规模和国家资产负债表测算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尚无在隐性负债及或有负债角度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第二,对于主权债务风险的衡量需要考虑隐性或有负债,本文提供了分析主权债务风险的新观点。金融机构是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和被担保者,政府债券的估值变化势必对其权益造成影响,政府信用风险与金融部门信用风险之间具有双向反馈循环机制;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制约着欧洲乃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脱离了经济发展约束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相关国家的财政状况。第叁,本文构建了财政缺口模型和违约概率模型,从政府、居民、企业、银行分别探讨隐性或有债务的传导机制。实证方面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并引入金融部门信用违约互换(CDS)和老年抚养比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主权债务风险影响。
郭敏华[2]2012年在《我国政府债务的计量及披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政风险是每个政府都必须要面对的一种风险。政府债务，尤其是政府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是财政风险的主要导火线。政府掌握可靠的债务信息是风险控制的关键。政府债务会计提供的信息恰好能满足这个需求。然而现行的总预算会计仍采用收付实现制，对政府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核算不全面，所提供的债务信息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要。本文基于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控制的视角，从会计学的角度探讨如何科学地确认、计量和报告政府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通过借鉴相关的计量技术，建立模型测算出政府债务的规模，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基础资料。本文分为七个部分，首先是介绍了政府债务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框架以及主要的创新之处；其次分析了政府债务的特点和分类以及我国政府债务在核算与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原因分析；第叁部分比较了国外政府债务会计改革的成功案例，从中找出对我国政府债务会计改革的启示；第四、五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分析了政府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涵义、内容及形成机制，论证了使用权责发生制账务处理的必要性。然后借鉴了VaR模型和保险收支平衡模型分别计量政府担保或有债务和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并提出应增加相应的会计科目予以确认核算；第六部分提出了对政府债务核算以及信息披露的改革建议，在解决了债务的计量问题后应扩大对或有债务及隐性债务的确认范围，并在报表中增加其列报。另外还应编制或有债务及隐性债务明细表，完善政府报表附注以期提供更加完整的债务信息，满足报表使用者的要求，使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化；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并指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与展望。
武倩[3]2007年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尽管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无权发行地方国债,但实际上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存在多种形式的融资行为,这就必然产生一定数量的地方政府债务。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复杂,规模庞大,产生了一定的债务风险,已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和事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如不积极防范和化解,将会严重冲击地方财政的稳固运行和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从地方政府债务的概念问题着手,回顾了地方债务问题的历史演变,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力图客观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化解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提出了在化解地方旧债、防范不合理的新债以及建立地方公债制度等方面的政策选择。
王丽[4]2005年在《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对改革成本的支付和为满足推动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使得对政府公共融资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但由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面对资金的严重不足,地方政府不得不以“多元化融资”方式,变通地进行大量合法或不合法的债务融资活动,从而形成了巨额的或有债务。再加上或有债务是一种不易准确估量、预测的债务,相对于政府直接债务而言,其风险性更大,如果把握不好,会严重影响地方财政的稳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认真分析和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对保证地方财政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内容和特点。政府或有债务是指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只是在特定事件发生时才产生或形成的政府潜在支出义务。其属于社会公共风险范畴,具体可分为显性的政府或有债务和隐性的政府或有债务、主动的政府或有债务和被动的政府或有债务、体制性政府或有债务和非体制性政府或有债务、内生的政府或有债务和外生的政府或有债务以及中央政府或有债务和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不确定性是政府或有债务的基本特征。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各种情况较为复杂,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还具有复杂性、差异性、传导性等特点。第二部分: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原因透视与效应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主要源于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及相关法制的不健全。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可以被视为政府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社会经济调节的一种财政性安排,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它的不确定性特点,也决定了其是地方财政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潜在威胁,如果把握不好和管理不当,势必会给地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极易诱发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第叁部分:加强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控制管理的基本对策。本部分按照政府或有债务控制管理的内在逻辑顺序,主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即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源头控制; 健全相关法规,强化制度约束; 增强风险意识,切实加强管理; 建立预警和后备机制,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
万炜漪[5]2007年在《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或有债务是一种将来可能变为现实的债务，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由于我国财政预算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债务信息，因此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一直忽视了流离在预算之外可能要承担的这部分政府或有债务的监督和管理。在当前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积累了较大规模的或有债务，一旦大量或有债务转化为政府的直接债务，有可能会形成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会对当地财政运行的安全性、持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不良的影响，应当引起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本文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定义、统计口径以及效应，以获得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为了能够清晰地分析现状并基于调研的可操作性，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总体性描述浙江省政府或有债务情况的基础上，对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地方金融机构运营以及地方国有企业运营四大领域又作了重点调查分析。在实证分析之后，本文对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研究是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产生机理。为克服之前相关研究不够系统的缺陷，本文以研究体制转轨问题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相对全面地来分析为何在当前的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会大量积累。第二部分的研究是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效应分析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系统构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本文将或有债务因素纳入了预警指标体系，并采用物元可拓模型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系统。根据浙江省11个地市级城区以及57个县级的有关数据，对预警系统进行了实证研究。当某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系统出现预警信号时，需要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规模进行控制。所以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以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产生机理为依据，提出控制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的相关建议措施。
邵伟钰[6]2003年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我国有关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自行举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举借债务问题。除一些合法的债务外，地方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还以各种名目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举借了大量债务。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日显突出，在缺乏收入保障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债务积累会使地方财政陷入清偿能力不足的危机，成为冲击地方财政运行的重要风险因素，制约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情况下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首先从界定地方政府债务入手，搞清楚地方政府债务到底包括那些。在此基础上选择江苏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接着对债务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最后提出化解债务、防范债务风险的措施。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界定以及实证分析有助于准确清醒地判断和把握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形势，提高财政决策的科学性。
张海星[7]2006年在《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如何防范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不确定性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财政风险,就会发现这种财政风险通常是和或有债务相连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政府忽视这种“隐性”财政风险,其对财政状况和政策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近几年都在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并明确提出了在政府财政报告中披露有关或有债务的信息。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政府或有负债问题,有些国家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新西兰、捷克、美国、加拿大、南非、巴西、哥伦比亚等都力图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来防范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的累积和爆发。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财政活动,尤其是对游离于预算体系以外的政府或有债务缺乏有效的确认、量化、报告和披露制度,使得这一部分债务不断累积,并逐步转化为政府的直接负债。这将对政府财政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和解决各级政府的或有债务问题,特别是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技术监测,对减少国家财政风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政府或有债务的分析框架,并把它放置于我国渐进转型的特殊的制度背景之下。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政府在渐进转型中形成的一个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或有负债体系,进而通过“时间赎买”策略和“补偿替代”模型,从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解析了我国或有债务的形成机制。接下来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以东亚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政府隐性外债造成的金融危机,并对我国隐性外债进行了反思。之后,又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对我国或有负债的规模及其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分析。最后本文提出在明晰政府行为风险责任与职责范围的基础上,应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对传统的政府或有负债体系进行改造,以防范和化解财政(公共)风险。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政府或有负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析,是探索这些问题解决办法的逻辑起点。本文从中国经济转型中公共部门赤字的融资方式入手,在借鉴汉娜(Hana Polackova Brixi)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行了分类,从而引出了本文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口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政府的双重主体身份(经济主体和公共主体),并从经济学和会计学两个层次对政府或有负债进行释义,指出政府作为公共主体要面临法定(显性)和推定(隐性)的两种或有负债;政府或有负债具有不确定性、时效性的特点,并受政府的主观评价的影响,但它主要不是由政府自身的行为引起的,且大量的表现为推定的或有负债形式;制度安排、财政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政府承担的稳定、发展、转轨的重任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渠道;政府担保(隐性和显性)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承载形式。对中央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政府积累的大量隐性、或有负债是依托于一种特殊的载体而存在的,这种特殊的载体就是政府构建的隐性担保体系。这一隐性担保体系表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对国有银行体系的隐性担保、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隐性担保、对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对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偿还义务。对地方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负债有其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和财政体制要求。但在无法定融资权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形成了大量的或有债务。通过我国目前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规模、结构、投向等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本文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等多方面分析了地方或有债务的成因。从中国渐进转型的制度变迁中解析或有债务形成的特殊路径。本文通过对前苏联、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样本分析以及中国情况的大量实证性研究,证明了中国政府确实在经济转型期内积累了大量的或有债务。在渐进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时间赎买”策略推迟了财政支付的过程。在短期内,财政支付的推迟又是通过过度积累隐性、或有债务的形式完成的。在收付实现制的财政预算体制下,将本应在预算内进行的财政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准财政活动”的形式部分地替代了政府预算内的支出,其结果必然是缓解了当前的财政压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表,表现为较低的赤字和负债率,然而获得这种财政绩效的代价却是长期财政成本的增加和未来财政风险的加大。本章最后用“补偿替代”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背景下,本文发现;政府或有负债是以隐性外债的形式存在的,它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对外借款提供的隐性担保。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隐性外债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演和分析了在东亚发展模式下,政府通过准财政行为对银行和企业提供的大量隐性担保,使后者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诱发了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我国也有以不同形式存在的隐性外债,且数额可观,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分析政府或有债务。传统的财政分析方法只局限于财政预算内收支和显性赤字与债务的研究,从而忽略了隐性及或有债务引发的财政风险。即使考虑到这方面的影响,也仅仅是就债务而论债务,而没有涉及到政府用于还债的资产状况。本文采用财政可持续的分析方法,在广义资产负债框架下,对包括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在内的综合负债水平和政府可用于还债的各类资产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对全国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评估。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我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资产负债率尚且适度,而在或有负债和综合债务层次上却都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财政风险。(2)从债务构成看,隐性及或有债务风险要远远大于直接显性债务。(3)从债务主体看,地方债务风险大于中央债务风险。(4)而从动态的角度看,政府债务仍然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在规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政府或有债务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防范或有债务风险的经验做法和对我国的启示。财政创新与风险控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或有债务(特别是政府担保)是一种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财政支持手段,要想提高这种财政杠杆的融资效率,规避或有债务造成的财政(公共)风险,就必须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1)构建防范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制度路径。包括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深化国企改革,建立风险与利益的对称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处理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步骤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粮食流通体制,逐步消化亏损挂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分类化解债务风险。(2)建立化解或有债务风险的的管理系统。包括完善政府担保机制;披露政府或有负债信息;实施或有负债的预算管理;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或有债务风险;建立或有负债的风险储备金制度。(3)探索预警或有债务风险的技术检测方法。一是运用风险概率、保险精算、计量经济模型、或有权益分析等技术探讨量化或有债务的方法;二是尝试建立综合债务口径的财政风险预警和监测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基础数据库、宏观总量指标、微观预警指标、风险预期指标和政府承受能力指标。
王沫[8]2007年在《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成因分析及其风险防范》文中提出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是财政风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基于某些特定事件的发生而带来的政府支出责任。从本质上讲,它本身并不是“债务”,而只是可能的债务,具有隐匿性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总量难以把握和财政风险难以预计,对我国地方财政的稳健运行和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本文首先从界定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和财政风险入手,对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成因与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按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管理的内在逻辑顺序,从叁个方面提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防范的建议对策:一是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框架;二是建立合理、科学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叁是建立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
许友传[9]2018年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文中研究表明在或有债务不确定触发地方政府代偿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行了模型刻画,给出了两类债务违约概率的显示解及其估计方法。基于地方政府报告的显性债务和审计署的有关公告等,本文对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规模进行了结构性分解和估算,多视角估计了不同久期(或平均债务到期时间)下的两类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状态,同时对比分析了其变动趋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形态是或有债务的不确定触发,在部分时段内,地方政府的结构性代偿压力明显较大,但债券置换等旨在拉长债务久期的政策设计有助于缓释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风险边界,降低地方政府的结构性代偿压力。本文用具体数字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状况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地方政府债务久期之伸缩与其代偿压力之间的定量关系。
刘园园[10]2010年在《地方政府财政或有债务风险探析》文中提出地方政府财政或有债务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一直没有引起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当前,全球正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动荡：公共财政债务危机。中国也不例外,地方政府财政或有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未来财政危机的导火索。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或有债务风险为研究对象,按照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思路,对地方政府财政或有债务风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风险识别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研问卷,以调研所得数据和网络数据为基础,对浙江省地方政府财政或有债务情况从规模和结构两方面做了详细的调研分析,这有助于加深对现状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当前热点话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作了详细介绍,并对其进行了压力测试,测试结论较悲观,这对决策者应有较好的警示作用。风险量化篇：借鉴金融风险管理领域前沿分析方法—实物期权理论,对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担保、地方金融机构隐性存款保险、地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地方养老金收益担保这四大领域财政或有债务的量化公式进行了详细推导,剖析了影响因素,并就化解这四方面财政或有债务风险提出建议。风险管理篇：运用金融财务风险预警领域前沿的AHP—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尝试构建了地方政府财政综合债务风险预警模型,并以浙江省68个样本点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跟调研结果基本吻合,显现了该预警模型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还积极探索了其他风险防范和化解之策。
参考文献：
[1]. 隐性或有负债视角下的主权债务风险研究[D]. 黄亦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
[2]. 我国政府债务的计量及披露问题研究[D]. 郭敏华. 沈阳大学. 2012
[3].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D]. 武倩. 苏州大学. 2007
[4]. 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D]. 王丽. 河北经贸大学. 2005
[5]. 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D]. 万炜漪. 浙江大学. 2007
[6].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D]. 邵伟钰. 苏州大学. 2003
[7]. 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D]. 张海星.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8]. 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成因分析及其风险防范[D]. 王沫. 苏州大学. 2007
[9].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J]. 许友传. 统计研究. 2018
[10]. 地方政府财政或有债务风险探析[D]. 刘园园. 浙江大学. 2010
标签：财政与税收论文; 证券论文; 会计论文; 或有债务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或有负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主权债务论文; 负债融资论文; 风险模型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