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景春[1]2003年在《培养健康的国有资本人格的伦理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它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主导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它承担着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引导其它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重大责任。这些作用的充分发挥，取决于国有资本质的提高和量的增长，而国有资本质的提高和量的增长，需要大批对国有资本铁心负责、把国有资本的价值追求溶入自己生命意识的人，国有资本需要人格化。近年来，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益低下，是由于国有资本人格不健全造成的。因此，国有资本人格化对改变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积极的意义。 国有资本既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增值自身、又有资本的特殊属性即生产关系的属性。国有资本既追求集体利益又追求个人利益。这决定了国有资本人格的两重性：既有求利本性又有道德本性。国有资本人格化的难点是如何使国有资本的职能承担者如管理者、经营者、工人的人格达到“道德人”人格和“经济人”人格的和谐统一。 国有资本人格化的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1)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使所有者在位；(2)培养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溶入自己生命意识的管理者、经营者和生产者。 国有资本人格化与私有资本人格化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私有资本人格化是自然而然的，它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和被动性；国有资本人格化则是一个自觉自为的过程，它立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更着眼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巨大的推动作用，国有资本人格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道德文化建设相伴而行，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有资本人格化要从制度安排和道德建设两个向度来进行。制度安排方面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激励约束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道德建设方面应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导向，继承中西方先进文化，坚持义利并举、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创新的道德原则。制度安排是培养健康的国有资本人格的必要的外在约束、道德规范是健康的国有资本人格的内在支撑，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为国有资本人格的健全提供良好的机制。
苗玉宁[2]2014年在《独立学院管理伦理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分支,有关生命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教育伦理学逐步发展起来,其研究视域也从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研究逐步转向教育总体的道德性质、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以及教育的各个局部和各种要素的伦理矛盾及其道德实践。随着管理学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管理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当关注人性、关注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越来越成为管理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趋势时,以伦理道德为调节手段处理人际间关系的伦理学研究思想与方法也必然越来越成为管理学研究的新视域和新方法。管理与伦理的结合已然成为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现代管理发展的伦理化趋势,推动了教育管理理念的更新。教育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理想性和超越性,而伦理是对社会理想和人的崇高价值的追求,这种精神正是教育管理所追求的。为此,提倡教育管理的伦理调节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独立学院管理伦理是指独立学院管理者在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从人本的角度出发,在尊重人性、弘扬人道的基础上,借助道德的手段与力量协调独立学院内、外部的各种关系与冲突,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促进独立学院及相关主体的和谐健康发展为目标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本研究以影响独立学院管理伦理的特殊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为研究对象,期望从伦理追问的角度探索独立学院管理的新思维、新方法。伦理追问是一种道德关怀,是从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角度分析和探究事物,从而对事物进行伦理审视和价值判断,旨在厘清高校教育管理一般伦理意义上的独立学院特殊管理伦理问题,以此探索独立学院管理伦理的价值取向与建构。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一是理论论证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通过对伦理学、教育学、教育伦理学、管理学和管理伦理思想与方法等基础理论的递进研究,在教育价值与伦理价值趋同的基础上,以批判的立场追问大学教育的时代价值,对当代大学管理的伦理审视和社会责任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二是实证研究的方法。以独立学院为研究对象,在时下多元文化价值共生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对独立学院相关利益主体基于伦理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综合理论与知识指导下的调查研究,从体制认知、机制评价、组织氛围、员工态度、劳动关系、学生收益等方面获得资料,进而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独立学院的管理现状做出价值判断。叁是系统分析的方法。在理论梳理、实证研究和制度解析的基础上,运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求解独立学院管理伦理的价值取向。实证研究在全国选择5所独立学院为被调查样本单位,针对相关利益群体设计4套调查问卷,总设问114题,在5个被调查单位随机抽样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92份,总有效回收率90.5%。从伦理的角度对调查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独立学院办学的教育公益性质疑；独立学院董事会的价值导向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独立学院全额收费与自负盈亏运行机制的合理性；独立学院办学理念的教育价值追求；独立学院教师的离职倾向；学生对独立学院的整体认同度偏低等问题。本研究经过理论准备、调查研究,从学校教育共同体的各个侧面基本把握了独立学院目前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并从中梳理出具有价值排序和道德选择的伦理学问题。就独立学院管理与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梳理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变迁与基本经验,分析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难点,从伦理的视角进行制度价值判断。运用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以及公共管理理论的学理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从七个方面提出独立学院管理伦理的相关价值命题,以期为独立学院的发展提出基于伦理价值判断的管理路径选择。第一,独立学院教育管理的伦理价值。独立学院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体系,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责任,在其教学管理中必须贯彻教育公益性的原则。第二,独立学院大学管理的伦理思想。独立学院大学伦理品性集中体现在：独立学院主体价值的人本伦理精神；独立学院经营理念的自主伦理精神；独立学院应用思想的求真伦理精神。第叁,独立学院组织管理的伦理秩序。独立学院自身组织的特殊性产生了不同于公办高校的组织伦理冲突。应以组织伦理之维从组织使命、权力机制、教学模式、教育共同体、和谐秩序等方面建构独立学院组织管理的伦理秩序。第四,独立学院经营管理的伦理规范。独立学院运行机制是市场法则的必然。兼顾高等教育的教育性、社会性和经济性是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坚持教育性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育人第一的教育宗旨；坚持社会性就是要坚持以质量为根本,突出教育的社会效应,突出民生收益和国家收益；坚持经济性就是要坚持经营办学,实现基于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自身办学的经济收益。第五,独立学院人际利益的伦理调节。正确认识独立学院的叁种利益关系：独立学院与教职工的伦理关系是在显性契约形式下的价值同盟；独立学院与学生的伦理关系是基于供需关系的利益共同体；教师与学生的伦理关系是由独白走向平等对话的理念转换。第六,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伦理实践。充分发挥独立学院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优势,在以应用型人才为方向的目标定位、以增加学生收益为根本的目标定位、以办学特色为竞争力的目标定位、以文化促进力为内涵的教师培养机制定位的结合上,探求转型发展中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理性定位。第七,独立学院管理制度的伦理环境。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典型的先产生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路径模式。从管理伦理的角度,审视行政立法,应把规范独立学院外部制度环境的重点放在教育公益性、利益均衡性和价值公平性叁个方面。同时,对进一步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规范行政伦理行为提出了对策建议。
张力[3]2005年在《法人独立财产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论文要旨与基本线索 (一) 论文要旨 这是一个崇尚私权神圣、个人独立与自由的时代,是一个“经济人”充斥生产力发展第一线的时代。但人们又往往不是以自然人的主体人格独当一面,而是以某个团体人格中的参加者、控制者或别的什么内部人的身份,在那个团体面具的后面表达着意志。法人,作为古老而常新的民事主体制度,在最近200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甚至与公司制度一道,被认为是在近代远胜蒸汽机与电力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力量。是什么原因使法人制度拥有这样的力量?即使将视角仅仅局限于我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也会发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企业法人如何拥有独立的财产,如何拥有更加独立的财产,一直都是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济效率水平的财产制度基础来看待的。无论这一追求本身是否正确,都回答了前面的问题:法人制度的“力量”,来源于法人对财产的拥有。但这力量的聚集过程,却既不是社会主义民法的发现,也不是资本主义民法的创造,而是一脉相传于法人制度的历史渊源的。或者可以说,“法人是为了财产而活”。在没有灵魂的法人那里,法人的独立财产就是法人存在的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民法学界关于法人与其财产之间关系的讨论,长期以来存在纵、横两个向度上的局限:纵向上说,欠缺历史的积淀,似乎法人与财产的联姻仅仅与社会主义民法历史同岁;从横向上看,缺乏统辖法人全部范畴的纲领之论。这些局限性反映了民法学关于法人制度的纯粹工具化理解的习惯性思考,认为法人不过是替代多数当事人,简化交易手段的拟制人格,法人的财产性权利,无外为适应对外便捷交往而取得的,与自然人之权利无性质差异的平等权利。总之,法人不过是与自然人民法地位平等的普通人格而已。 本文认同关于法人人格与法人财产权利的交易性功能,但却认为,这仅仅是法人与其财产之关系论中浅表的一层含义。如果我们进入法人与其财产的制度关系史将会发现,在团体人格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中,财产制度一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团体人格的产生是团体财产制度发展的结果,团体人格类型演变也是通过团体财产制度的变化而实现。团体财产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无非是要将“为财产而活”的法人的“生命”,限制在为法人成员与社会公众牟利,或至少无害的限度以内的安全机制。考察法人财产制度,法人制度之长处与弊端便可一目了然,调整法人财产制度,则可进一步使法人制度趋利而避害,推动民法现代化与社会化。 (二) 基本线索 既然是针对传统法人财产制度研究的弱点而为补充,本文就必须在纵横两个向度上有所突破:横向上看,本文将含盖主要的法人类型。与自然人相比,法人类型多种多样,所以本文仅以历史与现实作用显着之法人基本类型为主。纵向上看,对法人财产制度的历史研究自不可少。为此本文遵循由历史考察而入功能解析的基本研究路径:除导论以外,分为上、下两编及结束语。上编——历史论,包含第一至四章,对法人独立财
颜峰[4]2012年在《论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耻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文明意识,也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预警机制。耻德作为基于否定性价值基础上的内在精神活动和道德约束力量,既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人的基本情感构成,也是“类存在物”人的本质实现和推己及人的意志超越,是人与动物鲜明的旗帜分野,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更是人类社会在奔涌历史长河中弦歌不绝、川流不息的动力源泉。本文主要从心理和社会两纬度揭示耻德的本质内涵及价值意义：第一,耻德是人生存本质和生活本质所共有的先验禀赋,是塑造人本体以及建立与整个宇宙循环系统依归联系的德性力量,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公共理性”和“重迭共识”,是当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诉求。第二,原有耻德体系遭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而摇摇欲坠,在新体系难以瞬时建立且完善的耻德真空背景下,个体行为充满不确定性,团体行为缺乏道德指引性,社会公共行为丧失和谐性,褪去朴素原始的道德外衣,耻德内核在工业和后工业化文明的蚕食鲸吞下已变得岌岌可危。面对耻德的现实窘境,本文从耻的诠释和生成及耻的心理机制入手,确定耻德自律和他律的向善倾向,并从物质基础、认知结构、情感表现、意志行动等四方面勾勒耻的心理机制,并进行结构论证,反思耻德形成的内在机理。从耻阂影响、耻的觉知内容、耻之滥等四领域刻画评估当代耻伦理,并进行内容印证,力图揭示现代性不成熟耻德结构紊乱、规范式微,以及当下耻德由于与传统断裂、文化趋魅和远离现实生活导致人们的行为屡屡突破社会底线的内外因素。提出耻德的重建必须突破功利化耻德裂变、全球化耻德疏离、虚拟化耻德杂芜、智力化耻德丧失等困境。以此为切入点试图建立洽合耻德原发方位、价值涵摄、现实诉求的伦理和制度架构,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耻德内容体系、运行体系和保障体系,实现耻德力量的重新规制和耻德文化的复兴勃发,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提供合理建议和理性思考。
张志兵[5]2017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伦理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财富伦理是指国家、社会、个人对于财富所持的价值观念和态度,以及在各种因为财富而导致的社会关系中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它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国家层面的财富伦理、社会层面的财富伦理、个人的财富道德修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财富领域的具体践行。它的目的是要通过确立财富伦理规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引导,使国家、社会、个人按照社会主义财富伦理的要求从事财富创造、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并协调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创造了极为丰裕充沛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了国富民富不协调、社会财富心态失衡、个人道德修养缺失等失范现象,其解决途径就是要进行财富伦理建设。加强财富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破解当代社会财富问题的现实要求,是一个必要而且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伦理建设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财富道德观念,西方文明的财富伦理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财富伦理的精神,都是其借鉴和批判继承的思想理论资源。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伦理建设确立了方向和指导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伦理建设的目标分为叁个层次:在国家层面,基本目标是确保制度正义,倡导体面劳动,追求富强幸福;在社会层面,基本目标是和谐协调,信用社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个人层面,基本目标是使每个人都具有勤勉敬业的创富精神,培育人的发展能力,培育起见利思义、乐于奉献的奉献精神。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伦理建设中,必须遵守人本性、层次性、互利性等叁条基本原则,遵循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等叁个基本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伦理,就是要按照上述目标、原则和要求,构建当代中国财富伦理规范并付诸实践。在国家层面,其具体规范是节用裕民俭以治国、生产分配公平正义、民富为先藏富于民;在社会层面,其具体规范是以富为荣、以德致富、友善互助;在个人层面,其具体规范是凭良心创造财富、按理性消费财富、存仁慈回馈社会。要落实这些具体规范,要求在国家层面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科学的财富伦理制度;在社会层面培育先进的财富伦理文化、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在个人层面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财富伦理品质。
沈克印[6]2011年在《当代中国体育经济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在大力发展体育经济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等道德精神,还带来了一些体育经济伦理问题。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是德治经济。建立和完善体育市场,既要强调市场的规则,又要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背景下,借鉴经济伦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探索体育经济伦理的基本理论,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和微观个体叁个层面来研究体育经济伦理问题,对于丰富体育伦理学和体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规范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跨学科研究视域,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案例分析法、描述与规范法、逻辑分析法等多研究方法,对体育经济伦理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同时对当代中国所凸显的体育经济伦理问题进行了实践研究,研究认为：(1)体育经济伦理是在体育经济领域中所形成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以及协调利益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经济与道德内在关联的思想资源、体育经济中“经济人”的伦理属性以及经济伦理介入体育领域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是体育经济伦理提出的重要依据。体育经济伦理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交叉性、投入的功利性和依附性、运作的实践性和规范性、产出的缓慢性和持久性等特征。体育经济伦理分为关系结构、现象结构和层次结构。体育经济伦理具有认识与评价、教育与改造、调节与整合、激励与升华等功能。体育经济伦理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具有重要的人本价值,可以影响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规范体育经济行为。(2)当代中国体育经济领域凸显的伦理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在体育经济政策中的伦理困境、体育产业组织的不道德现象以及体育经济个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和体育消费自由与道德责任问题。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体育经济领域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体育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缺失。其现实原因是：在制度方面上,体育产业相关法律不够完善,制度缺乏创新与法制建设滞后,体育市场中信用制度的缺失；在经济方面上,过度商业化侵蚀着体育领域,个人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生,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在道德方面上,道德教育功能弱化,职业道德水平下降,道德约束和惩罚乏力；在心理方面上,重利轻义的贪婪心理,胆大妄为的侥幸心理,盲目攀比的失衡心理和扭曲的竞争心理。(3)体育经济伦理建设对于构建健康的体育市场秩序、形成个体优秀的道德品质、促使道德转化为一种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在建设过程中应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制度保障与道德教化结合、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相协调、实践性与长期性相结合、个人权益与社会责任并重等原则。主要策略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发展体育产业,夯实制度伦理建设的物质基础；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经济伦理制度化；完善相关体育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提高有效的制度供给,建立培养伦理责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建设伦理型的企业文化；制定道德行为规范；塑造管理者的道德人格；加强员工的道德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加强企业伦理建设。在微观层面,通过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道德评价体系；完善道德激励机制和强化职业道德监督等措施加强个体道德建设。
刘建荣[7]2006年在《当代中国农民道德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农村至今是中国社会的广阔天地,8亿农民在中国社会仍然占绝对多数,且在社会变革中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中国农民在当代社会缺乏自我的组织形式,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更呈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特征,在社会改革开放环境下的利益重新调整的格局中,既缺乏社会利益分配的话语渠道,也缺乏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机制,在社会改革中日益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和经济上的合理利益被不断剥离局面,日益远离社会资源的公平享有,在社会中日益显示出经济上的相对贫困和文化素质上的相对落后,社会地位也日益边缘化。然而,农民所遭受的生活痛苦、所遭遇的社会不公、所罹患的身心灾难,是多么地需要道德伸张,农民在困境中被扭曲的心灵是多么地需要道德抚慰,农民所遭遇的来自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冲突是多么地需要道德调适。 农民道德建设不仅是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冲突在各领域全面凸显,思想道德规范约束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一定真空。农民在矛盾中寻找希望,在冲突中渴望走出困惑。农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和农民的全面发展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本论文立足时代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倡导的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依据,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农民道德现状和道德建设环节进行较为深入而全面系统的理论探索,希望为中国农民道德建设提供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思维理念和思考方法及路径。首先,通过深入全国广大的农民中,进行广泛的实证调查,以典型访谈和问卷的形式,从接受调查的农民全体、
朱庆跃[8]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曹洋[9]2016年在《基于建筑伦理的中国建筑设计协作机制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建筑设计是建筑行业活动的核心环节,围绕其构建的制度体系是行业运转秩序的基础。建筑设计及其实现不仅是建筑设计从业者的主体工作,更是建筑工程各个利益相关方博弈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的建筑设计协作机制尚不完善,各利益主体的价值立场冲突严重,致使本应投入于工程的社会资源蒸发于行业内耗之中。因此,有必要客观审视建筑行业现行制度环境的问题,并对其改进方式提出建议,进而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行业新秩序。西方的经验证明,建筑师的职业天性决定了其作为建设项目的核心角色最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然而,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中国建筑师的业务水平尚无法支撑其新的角色定位,普遍存在的激愤情绪也使其对其他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存在偏见。中国建筑师必须拓展视野并提升自己,才能与新的制度环境相匹配。本文在客观还原中国建筑行业生态的基础上,探讨了行业新秩序的可能性及其概貌,以期增进建筑师对其他利益主体的理解,并正视自身的不足,进而在制度调整和自我提升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建筑行业基于伦理的价值共识和善意的协作氛围。全文分四部分。首先,文章从秩序的概念出发,重新勾勒了作为本文理论支撑的建筑伦理学的学术框架,简要介绍了其中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工具,借此帮助读者建立起观察建筑行业现象的伦理视角。其次,基于大量的访谈调研,文章对建筑活动各相关群体(行政管理方、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使用方)的建筑伦理观和职业困境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由此呈现出建筑行业生态的现实场景。在第叁部分,文章就行业内的一些焦点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各方真实态度的分析,揭示出建筑活动伦理判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并由此引发对问题背后制度根源的思考。在结论部分,文章以西方建筑师负责制为蓝本,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以建筑师为核心的行业新秩序的构想,讨论了其制度支撑,并从伦理学角度进行了合理性证明。最后,文章还对新机制环境下建筑师的自我调整提出了建议。
邱琳[10]2010年在《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西方,价值教育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形式。价值教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在公立学校实施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价值教育。其中,英国公立中小学的价值教育颇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其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对中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与西方价值论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价值教育就是价值论为解决价值基础危机、反拨科学主义倾向、应对功利主义教育观、倡导人生意义和价值追求的一种实践尝试。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调查、历史归纳、比较分析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力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坚持客观求实、合理借鉴的原则,对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历史进程和实施现状进行完整、深入的探讨,联系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民族心理,揭示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特征与趋势,剖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以便为我国学校价值教育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背景,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因素的影响。文章首先论述了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经济背景,揭示市场经济在价值导向上对价值教育的现实要求；其次,考察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政治背景,阐明多元民主制度、两党路线政策在学校价值教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最后,剖析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文化背景,透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文化对价值教育的重要影响。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建立在特定的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之上。文章首先从人的存在出发,阐释价值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以及人的价值本性和教化本性,从而确证价值教育的人性论依据；并着重考察价值教育的价值论背景,透视英国教育价值观对价值教育的重要影响；其次,探讨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理论基础,剖析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价值多元论有关价值教育的主要观点,揭示其对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指导作用。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经历了宗教化、世俗化改革和国家化叁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之前,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处于宗教化阶段,以早期宗教教育和古典绅士教育为主要形式；《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政府正式干预公共教育事业,学校价值教育逐步摆脱基督教会的控制,走向世俗化改革；20世纪末,《新国家课程》将专门的价值教育课程纳入国家课程体系,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从此步入国家化阶段。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受到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时代因素的共同影响,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和认知、情意、技能叁个维度确立其目标,依次表现为国家教育目标、学校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依据价值类型的划分来构建其内容,涵盖了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环境价值、健康价值及经济价值等,并将其全面融入各门学科的具体教育内容中。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通过显性的正式课程教学和隐性的学校生活渗透实施,不仅利用公民课,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课,宗教课,以及其它国家课程进行直接的价值传递；还充分借助课外活动、精神关怀、学校风气、教师榜样示范、心理咨询及生涯指导等隐性课程施以间接的价值渗透。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方法,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分为描述性方法和指导性方法；从实践角度考察,则包括直接指导、问题讨论、集体礼拜、圆周时间及角色扮演等具体方法。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深受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影响,在总体上表现出宗教性、多样性、融合性及渐进性特征；并随着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学校课程改革的推进、教育民主思想的传播及网络教学技术的运用,呈现出综合化、统一化、民主化及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在本国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条件和西方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既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种种局限。人本主义、经验主义、隐性课程和后现代主义大都对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产生了正面作用,使之表现出主体性、实践性、渗透性和开放性；而科学主义、相对主义、放任主义和功利主义,则对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其在地位、基础、体系和效果上面临挑战。我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应合理借鉴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优秀经验,在教育内容上,兼顾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在教育原则上,统一个体取向与社会取向；在教育理念上,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教育方法上,融合价值引导与价值商谈。在“功能”、“效用”日益成为人们首要追求的背景下,我国学校的价值教育陷入了“不合时宜”的尴尬境地；价值教育活动本身一定程度的空洞说教和强制灌输也使其效果因受教育者的“虚假”顺服而不断弱化。因此,从哲学生存论和人学目的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阐明价值和教育的关系,将价值教育统摄于人的存在和现实境遇中,合理认识人的价值本性及价值教育的本质,无疑是我们正确把握价值教育内在规定的基础和前提,有利于促进我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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