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文[1]2015年在《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正在逐渐凸显,反映到收入分配领域,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虚拟经济行业包括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除此以外的行业都为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除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以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的划分为背景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能够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改善行业间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同时,地区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较大的差异。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地区排序与之相同。在实体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整体行业收入差距的排序与之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差距也最大,且远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是拉大全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剔除垄断行业的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显着大于虚拟经济行业与全部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表明虚拟经济行业垄断特征对加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垄断性实体经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表明,无论是否存在行业垄断,其他虚拟经济行业特征导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都存在,并有所扩大。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报酬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的原因有叁种可能性,一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比实体经济行业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二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租金(利润)让渡,叁是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平均化存在制度障碍。这叁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虚拟经济行业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均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劳动收入比低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资本劳动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的利润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整体表现为：进一步扩大居民间收入差距,导致经济资源配置向虚拟经济行业集中,引发投机性投资需求和社会不满情绪增长,并引起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和就业率下降。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存在地区差异,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导致投资“脱实向虚”,反而更好地促进了实体经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这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非越小越好,也非越大越好。对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和中国香港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分析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行业特征差别的必然结果,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变动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水平相对小于发展中国家。此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小且更趋于稳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大且变动幅度更大。综上所述,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共同结果,需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从人力资本政策、垄断管制政策、要素市场政策、金融引导政策和产业调整政策等多个政策层面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最终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
安睿[2]2003年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提出收入分配不仅反映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而且对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多层次全方面的扩大上。本文侧重于制度变迁角度从分配制度变迁、住房制度改革、国家政策倾斜和制度缺陷四个层次分析了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深层原因，提出了对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整体设计及相关建议，强调发挥政府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以消除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不合理的人为因素。
田卫民[3]2009年在《最优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致力于估计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因为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而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为代表的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是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今天在增长率上的细小差别会在未来转变为经济活动水平的巨大差异。但只有当经济增长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时,它才能转化为一种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本文在阐明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理由,界定研究对象之后,综述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史中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追溯与分析,构成本文研究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起点与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国民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以经济增长为视角研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常认为要素和主体收入以及国民收入的使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存在一个最优值。如果该项收入或使用规模超过最优值,规模的进一步增加就会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模型表述的主要思想是按贡献分配,即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决定了该要素应取得的收入份额。为了从单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引出一般结论,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把它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跨国计量估计依据的基本假说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出现在各国之间具有充分的一致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分配在生产、分配和使用过程中产生一致的变化型式。论文收集了包括约150个国家、17年间11个变量的2万多个观察数据,度量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变迁过程。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最优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劳动占国民收入的57.38%,资本占国民收入的42.80%;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6.92%,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9.93%,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53.26%;消费占国民收入的71.29%,其中政府消费占国民收入的18.64%,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52.90%。投资占国民收入的23.58%。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供了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理论依据。劳动和资本是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中无法被这两种生产要素说明的残差,通常被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但残差越大,意味着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解释能力就越差。本文在测量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估计了中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按照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52-2004年间我国劳动者报酬应占国民收入的53.57%,资本收入应占国民收入的46.43%。而对2006年我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估计表明,劳动对增加值的贡献为56.23%,资本对增加值的贡献为38.24%。收入分配理论十分关注分配主体在最终分配格局中的收入格局。各经济主体的收入既为该主体按一定国民经济战略和计划配置资源提供物质保障,同时还是激励该主体经济效率所需的物质手段。本文在测算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上,估计了中国最优的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由各变量的边际产出弹性值,得出最优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为59.50%,最优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为17.72%,最优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为22.78%。消费需求稳定增长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以前,我国政府强力抑制消费以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消费率长期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20多个百分点,2004年中国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但中国1952-2006年的经验数据表明,我国当前最优消费率为72.30%,最优投资率为28.18%。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偏离了最优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严重向资本倾斜,劳动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在再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严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份额逐年减少;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中,国民收入严重向投资倾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小。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居于核心地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则是全部国民收入分配的关键。本文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劳动份额、失业率、银行存款利率、通货膨胀、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均对居民收入份额有着大小不同的影响。为了促进居民收入份额增长,必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分配中的作用,以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满足劳动者的合理利益要求,调整劳资相对份额;继续推进金融深化,让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大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控制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
陈婉菲[4]2014年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特征表现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居民部门收入所得份额偏低，而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所得份额偏高，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使我国的经济运行不仅出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现状，而且阻碍了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调节好政府、企业、居民部门叁者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才能进一步缓解我国当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困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本文前叁章节基于最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资金流量表的统计体系，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现状及其原因。分析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部门过度倾斜，居民部门收入分配被挤占的格局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并不协调。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体现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叁者分配关系的不平衡，也体现在各部门内部收入结构上。第四章主要是对我国与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和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关系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发现两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居民劳动报酬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收入占GDP比重较低，企业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大并且逐年上升，政府生产税净额和经常转移净收入增长较快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最后，根据第叁章、第四章探讨得出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本文分别从政府、企业和居民层面考虑，提出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对策建议。
陈宗胜, 高玉伟[5]2015年在《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及橄榄形格局的实现条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正在从"金字塔形"转变为"葫芦形",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苗头,近期不可能很快实现"橄榄形"格局";橄榄形"的实现条件至少包括较高的收入水平、较低的分配差别"、钟形"人口/收入分布结构等;目前须摆脱"葫芦形"分配趋势,加快转变为"宝塔形"格局,才能跳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阶段并实现"橄榄形"。为此必须持续提高发展水平,同时加大分配体制改革,形成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配格局。
王静[6]2008年在《河北省国民收入分配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准确掌握当前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资金流量表和地区分项目生产总值为基础,测算河北省1996-2003年间的要素分配格局和主体分配格局,分析其变化规律及产生原因,着力分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相应提出一些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够为人们比较准确的判断河北省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提供参考。河北省的要素分配格局和主体分配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在要素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份额较发达国家低且呈下降趋势,资本收入份额较发达国家高且呈上升趋势；在主体分配格局中,政府和企业所得比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居民所得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按照同样的方法测算出了同期全国的要素分配格局和主体分配格局,将河北省的两种分配格局与之进行比较,发现河北省的收入分配更倾向于资本,更倾向于企业,论文重点分析了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目前河北省的分配格局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应完善相关政策,改善分配结构,重点提高劳动收入,提高居民部门收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常兴华, 李伟[7]2012年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测算结果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得增长较快,政府所得次之,居民所得增长较慢;再分配格局中,由于各种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快速增加使政府所得份额上升明显,企业在再分配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继续呈下降趋势。各主体内部分配结构的变化特点是:政府部门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激增;企业部门内部垄断行业利润增加大于竞争性行业,利润向少数行业集中;居民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且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居民部门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针对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应适当调整我国国民收入主体分配格局,强化再分配机制,平衡政府、企业和居民主体间分配关系,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有机结合起来。
"当前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研究"课题组, 施发启, 张琦[8]2015年在《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是收入分配关系中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具有宏观和全局的特性,也可将其称为宏观收入分配。搞清这叁者收入分配的现状、问题及成因,是制定各项收入分配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本课题根据第叁次经济普查修订后的实物资金流量表,分析1992—2012年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成因,并对2013—2014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估算,探讨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改善我国宏观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建议。
陈虹君[9]2007年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收入分配不仅反映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而且对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差距相对扩大的现象。本文以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理论为指导，以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为主线，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汲取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前沿成果，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和现状，分析其成因，依据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提出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策略。本研究通过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分析认为，失业率、社会保障状况、产业结构和GDP的增长率与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密切相关；通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分析得出结论，大部分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相一致，少数省份则发生偏离。这些结论在提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策略给我们启示，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有助于我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余文鑫[10]2006年在《居民市场主体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居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居民扮演着要素所有者、要素供给者、消费者、投资者等多种市场角色，是融多种经济行为于一体的市场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框架的发育成熟，中国居民逐渐以独立的市场主体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运行的全过程，特别是居民作为生产要素的提供主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再生产环节的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此为基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交换范围扩大、居民分配格局变化、居民消费快速升级、居民投资勃然兴起，居民经济问题已成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经济过程最终体现为人的经济行为过程。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而现代经济学提出，经济学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从现有的经济理论研究来看，政府和企业两个经济主体引起了经济学家长期和持续的研究，但居民这一主体及其行为特征在理论界尚未深入挖掘。在现行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中，多是集中于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的阐释，仅仅把居民视为被动的消费者，对消费者行为独立进行分析，并没有从完整而独立的市场主体角度去理解居民这个微观主体，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也忽视了居民主体的积极而能动的作用。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居民作为市场运行的主体地位日益凸现，行为效应更加突出，居民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行为迅速地在实物经济领域和金融经济领域中扩展开来，居民消费和投资行为对我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相应要求合理高效的经济运行机制。居民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仅从经济运行上要求效益高的要素使用方式，而且从动力结构上推动要素扩张进程，从而为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及合理的增长方式奠定坚实的基础。从微观机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在机制看，必须深入分析居民的要素供给、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和投资行为及其影响。 从市场经济的一般主体来看，通常认为有叁个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叁大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是明确的，受传统经济影响，主体之间的关系出现越位甚至是错位。比如，经济主体并不等同于市场主体，有人把政府也看成市场主体，这就是出于对市场主体的一种误解。因此各个经济主体在国民经
参考文献：
[1].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曹文文. 武汉大学. 2015
[2].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安睿. 河北大学. 2003
[3]. 最优国民收入分配研究[D]. 田卫民. 南开大学. 2009
[4].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陈婉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4
[5]. 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及橄榄形格局的实现条件[J]. 陈宗胜, 高玉伟. 经济学家. 2015
[6]. 河北省国民收入分配实证研究[D]. 王静. 石家庄铁道学院. 2008
[7].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J].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常兴华, 李伟. 经济研究参考. 2012
[8]. 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研究[J]. "当前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研究"课题组, 施发启, 张琦. 调研世界. 2015
[9].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陈虹君. 江苏大学. 2007
[10]. 居民市场主体论[D]. 余文鑫.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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