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华(1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山西太原030012）
【中图分类号】R24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5085(2009)25-0260-03
《黄帝内经》首先提出了“治未病”思想，其理论研究可谓是中医预防医学思想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古代整体观念和自然观念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此后，历代医家对中医学“治未病”思想不断发挥，使其成为中医养生保健的主导思想和防治疾病的重要原则。而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等预防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整体观念、自然观念、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都是中医学“治未病”理论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现将研究概况介绍如下：
1“治未病”思想源流
1.1“治未病”思想的萌芽
“治未病”这种防患于未然、预防为主的思想早在《内经》之前已有萌芽，如春秋时代的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曰:“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思想，影响到医学界，被引申发展成为《内经》“治未病”的思想。《易经》、《孙子兵法》、《淮南子》等书籍也蕴涵着大量“治未病”的思想。如《周易》云:“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反映了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军事著作，就其哲学思想的内涵来看，也包含有“治未病”的思想。如《孙子兵法·九变》指出：“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体现了兵家“有备无患”的战略指导思想，与后来《内经》“上工治未病”的指导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淮南子·人间训》提醒世人：“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又告诫人们说：“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蕴含的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治未病”思想确能启迪后学[1]。
1.2“治未病”思想的提出
《内经》首先提出治未病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告诫医生和患者，不仅要进行有效治疗疾病，更应重视防患于未然，即“未病先防”。《内经》还强调治病过程中注意防微杜渐，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又如《灵枢·玉版》还以战争和痈疽的发生为例，解释为何要“治未病”：“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战争的形成、兵民的教化及痈疽的产生、脓血的积聚，都有一个积微至著的量变过程，循道的圣人在痈疽尚未形成之时就加以治疗，而离道的愚者则遭其已成之害。所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治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即“既病防变”。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体现了中医防重于治的观点，亦是防治疾病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治疗原则，生动地体现了先秦汉初朴素辩证法的精华，是古代辩证法在医学领域里成功的运用。《内经》中出现“治未病”一词的，还有二篇：一是《素问·刺热篇》所述：“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此处所谓“未发”，实际上是已经有先兆小疾存在，即疾病早期症状较少且又较轻的阶段，类似于唐代孙思邈所说的“欲病”，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发现，早期诊治无疑起着关键性作用；二是《灵枢·逆顺》篇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两篇均强调在疾病发作之先，把握时机，予以治疗，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2]。
1.3“治未病”思想的发展
后世医家对治未病思想的发展，汉代张仲景对于治未病理论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创造性的提出了“既病防变”的措施。关于“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经典表述，成为后世医家治疗肝病必然遵循且行之有效的法则。晋·葛洪《肘后方》还述及了艾叶重灸住室，可防止传染疾病蔓延。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寒冷地区用灸法预防小儿惊风的民间习俗。唐代大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于无事之前，不迫于即逝之后。”并且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他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反复告诫人们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所以，到了唐代中医“治未病”理论已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元、明时期多推崇艾灸治未病，亦是对《内经》“治未病”理论的延伸。如《丹溪心法》“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养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明代，对艾灸神阙防病保健，延年益寿的运用十分广泛，在《医学入门》、《类经图翼》、《医学汇言》中对此有具体描述。清代名医叶天士对于既病防变研究较之前人更有深入，他在《温热论》中指出，对于温热病控制其发展变化的积极措施“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并应根据病人体质采取不同的原则及方药，以防传变。这种辨体质、防传变的用药方法，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3]。其后的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亦多次提出保津液、防伤阴，与叶天士“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相一致，充实了“治未病”思想的内涵。
总之，通过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源流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预防思想，强调防患于未然。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健康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医治未病理论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未来医学的发展与进步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2“治未病”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目前，“治未病”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如下几个方面：
2.1对“治未病”内涵的认识
徐氏[4]认为《内经》“治未病”理论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治未病”是指治疗疾病的早期状态。广义“治未病”主要包括治其未生，防患未然；治其未成，防微杜渐；治其未传，防护于先；治其未发，把握时机；瘥后调摄，防其复发；用药精当，勿使过用。
金氏[5]则从“未病”入手探讨“治未病”之内涵。认为“未病”内含有三：其一为未患病的健康状态；其二为邪伏而未发病的状态；其三为疾病进程中邪气将要累及的状态。与之相对，《内经》“治未病”内涵为：一为未病先防，二为将病防发，三为既病防变。
周氏[6]认为“治未病”一是未病先防，治在未病之先，从精神调治、体育锻炼、合理饮食、适时养生、科学用药等方面进行调养，以增强抗病能力，防止疾病发生；二是既病防变，治在发病之初，必须及时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传变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截断病机，及时控制疾病进一步发展；三是除邪务尽，使病愈防复发，体现了《内经》“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预防思想,运用于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彭万年[7]认为所谓“治未病”，不仅体现在无病早防，而且也体现在有病早治、治病防变、已变救急防危等方面，随着医学的发展，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内涵也必将进一步揭示不少疾病也有可能控制在萌芽状态并最终消灭。
2.2“治未病”与亚健康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亚健康人群定义为慢性疲劳综合征[8]。亚健康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第三状态”。往往经系统检查后未发现有疾病，而“病人”自己确实感觉到了躯体和心理上的种种不适。亚健康形成原因复杂而且多不明确，临床表现多样，常见躯体、心理、情感3方面的表现症状。
王琦[9]认为，《素问·序》中“消患于未兆”、“济羸劣以获安”中的“未兆”，即未有显著疾病征兆之时；“羸劣”，即虚损或不太健康，但不一定是有病，这些正是人们所说的亚健康状态。他还认为，中医“治未病”思想对亚健康防治包括两层含义：从健康到亚健康的预防和从亚健康到疾病的预防，即所谓“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同时他还制定出干预亚健康“治未病”四部曲：一、精神调养，二、合理饮食，三、强身健体，四、科学用药。
王超[10]等认为“治未病”的预防学思想为亚健康的干预指明了方向。要预防亚健康状态的出现，人得学习顺应自然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内养正气，增强体质，平日注意身体锻炼，劳逸结合。忌饮食勿过饿过饱，调整心态，内防七情，外避六淫。也应当根据季节的变化调节饮食，增减衣服，防止内外邪气对人体的伤害。
陈润东[11]等认为《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所谓“未病”、“未乱”就是产生疾病前之状态或征兆，是质变成为疾病的量变过程，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亚健康状态。
张丽珍[12]等将“未病”概括为4种状态：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欲病未病态、传病未病态。认为中医学的“未病”不等同于现代医学的“亚健康”。“亚健康”状态与“未病”中的“潜病未病态”和“欲病未病态”的内涵接近，但“未病”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广泛。应该说，“亚健康”是“未病”四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可见，古老的“治未病”理论与现代亚健康的防治不谋而合，为亚健康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2.3“治未病”与养生
中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治已病治未病”。如何“治未病”，其实就是重视养生[13]。养生，古称“摄生”、“道生”、“保生”[14]，其中“生”意为生命、生生不息之意，即通过各种手段调摄保养自身生命，使生命生生不息的意思。一般来说其意义在于通过各种调摄保养，增强自身的体质，提高正气，从而增强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或通过调摄保养，使自身体内阴阳平衡，身心处于一个最佳状态，从而延缓衰老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平时在饮食、起居、情志、修养等诸多方面进行调摄。《内经》认为人的寿命与先天禀赋有关，但后天修养是关键。《素问—上古天真论》则是古人对养生法则的总结。它不仅是《内经》养生观的总体体现，也为整个《内经》防病治病的原则定下了一个基调，即“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而要“治未病”则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这样才能形与神俱而生生不息。用一句话来说，内经的养生观是要“在平时的饮食、起居、情志等方面和于道、阴阳、五行变化之理”[15]。
刘家峰等[16]认为，顺应时气、调摄精神情志、调节饮食、劳逸适度、起居有常、房室养生是《内经》倡导主要养生手段。顺四时，调情志，节饮食，适劳逸可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目的。
蒋力生[17]把中医养生作为一门关于生命自我控制、调节、管理的艺术。中医养生学在尊重生命规律的前提下，达到保养身体、增强体质、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缓衰老乃至延年益寿的目的。其中，增进健康(或曰：治未病)是中医养生的核心主题。
赵阳等[18]认为，在人体，内在气机受到天气引动发生相应变化，春夏季人之阳气亦趋于体表，渐致体表畏热多汗同时体内肠胃多寒，易现水湿不运而出现胃脘痞满、纳谷不馨；秋冬季则人体阳气亦趋里，渐至体表凛寒少汗而体内肠胃积热，易现纳盛消谷、大便秘结，形成外寒而内热之状。《伤寒论·辨脉法》中也提出了相似观点，反映出张仲景对“夏季阳在表胃中寒，冬季阳在里、阴不足而胃中热”这一中医生理现象的认识。因此，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来指导具体的养生模式，应当遵循春夏季扶持人体阳气(养阳)、秋冬季培补人体阴气(养阴)的原则。
2.4“治未病”与临床
王福林[19]认为慢性胃炎中医的主要病机演变过程是：气滞热郁→脾虚阴伤→痰阻血瘀→癌毒,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可以根据病变发生、发展、转化的规律，防微杜渐、既病防变，预先采取辨证治未病，配合养精调神、合理饮食、强身健体、科学用药等各种措施使疾病朝正向逆转。并认为慢性胃炎不同阶段的辨证“治未病”原则是：浅表性炎症气滞热郁防耗气伤阴；萎缩肠化脾虚阴伤防痰阻血瘀；异型增生痰阻血瘀防蕴成癌毒。抓住先机，采取措施，使慢性胃炎：浅表性炎症→萎缩肠化→异型增生→胃癌，这一病变模式朝正向逆转，防患于未然。
沈浪泳[20]在应用《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防治消渴病时发现，通过调理饮食，固护脾胃；调摄精神，七情勿过；起居有常，劳欲适度；运动健身，增强体质；改善体质，调整阴阳偏颇；早期诊治，防止传变等方法指导消渴病的未病先防与既病防变，对降低消渴病易感人群的发病率、控制消渴病患者的病情发展、预防消渴病并发症的发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晓锋等[21]认为，通过临床经验结合中医理论对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脑卒中预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属予脑卒中预防的中医“治未病”范围。通过辨证服用汤剂、辨证中药穴位敷贴、辨证服用中成药等方法,达到中医“治未病”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并取得了可喜的疗效。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治未病”思想的萌芽、提出、发展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源于我国古代哲学，正式提出于《黄帝内经》，对其研究也涉及到中医学及现代医学的多个方面。“治未病”是中医学一贯遵循的医疗理念，这种理念将对医学临床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治疗与预防相结合，以预防为主要手段、保障健康为目的的中医理念始终贯穿在中医药的体系中。在“医改元年”国人纷纷把眼光转到医改的同时，中医药因其“简便廉效”的特点、“治未病”的思想精髓而必然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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