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典维[1]2003年在《论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走向与政府新作用》文中研究说明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掀起了重重波澜,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革命,而且在政治领域引发了诸多嬗变。本文主要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的走向及其崛起对政府作用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的既有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论述我国政府在知识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努力方向和应予确定的战略策略。 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传统,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依据,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对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走向及政府新作用进行全方位分析,为在实践中制定符合知识经济发展要求与中国国情的知识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政府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中如何转变作用模式和发挥职能作用作出理论探讨。 本文由导论、正文与结语组成,正文分四章。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主要针对知识经济怀疑论,着重论述知识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分析它作为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所独有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在制度、模式层面上所固有的新特点,分析美国经济近年的跌宕并没有逆转知识经济活力与前景的原由,进而提出知识经济发展同样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历史机遇与神圣使命,这不仅是贯彻落实“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不仅是过去丧失发展机遇这一沉痛教训的现实呼唤,而且是我国政府面临的迫切课题。 第一章: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走向与政府作用新要求。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分析知识经济“创造了新的政治学”的依据与体现,同时根据知识经济的内生规律,提出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新型作用,进而阐述知识经济发展呼唤新型政府作用模式,即职能配置合理化的新型责任政府;能与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的新型效能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新型法治政府;杜绝“权力市场化”的新型硬性政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政府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历史使命。 第二章:我国政府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改革与战略策略。根据历史与现实状况,正视自身缺陷与不足,明确改革与发挥作用的原则,确定符合国情的战略策略,并找准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政府才能有效服务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政府围绕有效作用于知识经济发展这一主题而进行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须坚持政府干
葛秋萍[2]2005年在《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研究》文中认为从哲学立场看,知识资本所定义的“知识”,常常是多种不同领域知识的聚合,本文侧重于探讨以增加社会生产力总量为目的、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价值含量最高的创新知识,在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与在适当环境支持下的获益模式。本文在对外显知识( codified knowledge )和内隐知识( tacitknowledge)进一步细分之后发现,知识这种无形要素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通过内、外机制的转化完成了知识资本化过程:知识分别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这叁大生产要素相结合为设备资本、知识产权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了组织的内转化;个体和群体的知识通过由人到文件再到人、或由人到人转化为组织资本,组织资本通过多种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完成了知识资本的外跃迁,将知识资本潜在的价值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指出,知识资本化的实质,是在风险投资管理的框架下,将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转变为现实价值的过程。它是一个充分利用难以计量的软价值资源向可计量的硬价值资源转化的过程,是从知识发现的“知”到技术实践的“行”的转化过程。由于知识资本化是对未来价值的获取,其风险性难以把握,精于其中某一环节而疏于其它环节,都可能影响知识资本化的最终结果。知识资本化与企业盈利增值,存在手段与目标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高技术含量的不同企业中,知识资本化的程度和获益程度是不同的,企业既可能因完善的知识资本转化和管理而获利增值,也可能出现知识减值。在企业这个知识资本转化的最重要场所,政府必须思考怎样从制度层面来培育知识资本化的能力和环境,实现知识从概念到产品的结合政策。
崔爱林[3]2011年在《二战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二次大战后澳大利亚开始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教育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高等教育就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期则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把高等教育视为宏观经济改革和未来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逐渐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主要倡导者。本论文对二战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分阶段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力求探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和职能等的影响,并试图思考高等教育发展中政府、大学、市场等之间的关系。本论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原因和意义,对论文中核心概念以及研究阶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以及创新点,陈述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框架。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内容,本部分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发展以时间为序分为四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双重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此期间,联邦政府成立各种委员会,对第叁级教育的许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并出台相关政策,本章重点阐述了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有重大影响的叁大报告。第二章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联邦政府着力进行调整,颁布了一系列旨在调整的政策报告,《康甘报告》的出台以及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的建立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也对第叁级教育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道金斯改革,其间颁布的两个高等教育政策报告则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里程碑,从此很多高教机构开始合并,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方式也进行了变革,联邦政府随后又颁布的《高等教育贡献计划》则使改革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第叁章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此时期联邦政府政策的关注重点是高等教育质量,联邦政府成立了各种质量保障机构,出台了很多关于质量保障的政策,如《高等教育:90年代的质量与多样化》、《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知识与创新:研究与研究培训政策》等,这些政策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与稳步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第四章论述了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未来之路——面向信息经济的高等教育行动计划》两个报告,并对全球经济危机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第叁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五章和结语,第五章对影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全球化、经济学理论、国际组织和英国的影响等方面对其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其次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角色演变、高等教育职能的变化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市场化等方面对其内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在结语部分,从总体上概括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发展的特征,揭示了未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王雁[4]2005年在《创业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变革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最近二十多年来,大学的作用和活动范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为了响应大学内外各种重要力量的影响,美国一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型大学正在调整其传统的职能,一种新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日渐崛起。创业型大学以发展高科技、开拓新产业为使命,承担了发展国家和区域经济、建立工作机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创业”的新作用。毫无疑问,揭示美国创业型大学的价值理念、结构和功能以及其成长过程、发展机制和制度安排,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围绕创业型大学的“创业”这一显着特征,对创业型大学从历史、环境、流程、机制、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主要工作包括:以埃兹科维茨的定义为基础,借鉴克拉克等其他学者的阐释,界定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并揭示了它的实质与内涵;分析了创业型大学的教学、研究与创业的职能体系;探讨了创业型大学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实证分析得出创业型大学的典型特征及基准;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985工程大学”提出了发展改革的政策建议。 本文由六章构成,各章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绪论。本章提出“创业型大学”研究的必要性及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概要地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及方法;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创业型大学”及其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文献综述,为后面界定“创业型大学”打下基础。 第二章,主要从大学的历史发展角度,阐述了两次学术革命与大学的两次转型。相应地,两次学术革命也先后孕育和造就了两种新的大学模式: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第二次学术革命同样也带来了科学研究内涵的转变,即学术型科学与创业型科学的分化。 第叁章,首先分析了半个世纪来创业型大学发生、发展的四个阶段;继而从熊彼特和德鲁克两位经济学、管理学大师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入手,在比较分
肖泽圣[5]2005年在《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研究》文中认为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的关键期。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往往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党和国家为适应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注重激发社会活力,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有具体可行的手段和途径。本文力图从生态化技术创新这一实践性比较强的途径来研究和谐社会的构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用生态化技术创新从社会、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来厘清其与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使技术创新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同时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寻求可行的实现途径。文章在剖析了传统技术创新由于自身的缺陷导致与和谐社会的背离的基础上,论证了生态化技术创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措施。主要从树立正确的技术创新观、以绿色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构建国家和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谐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同时,通过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丰富和发展技术创新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供了具体、可借鉴的途径。
郭春甫[6]2010年在《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社区警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的冲击、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公民社会的兴起,政府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环境。这种快速发展与多元化的环境,导致了权力分散、组织边界模糊等现象,产生了各种横跨不同领域的网络。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网络”,传统的等级制政府模式已不能满足这一复杂而快速变革的时代需求,靠命令与控制程序、刻板的工作限制以及内向的组织文化联系起来的严格的官僚制度,尤其不适宜处理那些常常要超越组织界限的复杂问题。相较于官僚制而言,网络治理理论对各级政府间、各机构间、公私部门间的合作网络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作为信息时代政府治理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网络绩效。但在实际运行中不同网络产生的绩效并不相同。网络绩效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网络结构不同。因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网络绩效?作为对问题的回答,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在网络治理过程中,关键要素构成不同的网络结构,在运行中对网络绩效产生影响。网络结构包括信任、网络参与者数量、目标认同及网络核心能力等四个关键要素。这四个要素的分布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网络结构。由于网络结构是静态存在的,只有网络运行起来才能够观察到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关系模式及支持要素,因此,通过引入中介变量——网络运行,形成的网络治理关系式为：网络结构通过影响网络运行来最终影响网络绩效。本文以社区警务为分析对象,以重庆市为样本,通过实证方法对上述网络治理的分析框架予以检验。研究发现：社区警务网络存在官方行动者与非官方行动者两种类型。由于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不同,产生合作型模式与行政主导型模式两种主要的关系模式。这两种关系模式都有自身独特的结构要素,即信任、参与者数量、目标认同及网络核心能力。资源、信息、工作制度与价值观则构成了网络结构的支持要素。在网络运行过程中,两种模式在网络启动、网络维护及网络监控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导致了两种模式的网络绩效存在显着差异。由此,可以证明“网络结构-网络运行-网络绩效”的假设关系式成立。本文共分为五章,逻辑结构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侧重于提出研究的问题；对与该问题有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的分析对象进行阐释；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设计。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框架分析部分。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描述了网络治理的兴起的缘由,并析出社会网络分析、资源依赖理论及社会交换理论的合理内核作为网络治理的理论支撑。同时,在分析借鉴西方网络治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本文建构的网络治理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设。第叁章、第四章是本文的案例研究部分。第叁章对社区警务网络结构进行了剖析,分别研究了社区警务网络中网络行动者的构成与作用、网络结构的构成要素、关系特点以及社区警务网络结构的支持要素。第四章则论述了动态情景下的社区警务网络结构——社区警务网络的运行。网络结构通过影响网络运行,来影响网络绩效。网络运行包括启动、整合与控制。网络的启动涉及到建立规范与构建网络。通过目标的认同、资源的整合、行为的协调来对网络进行整合以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网络也存在责任及效率问题,因此,必要的监督和控制对于网络目标的达成非常有必要。对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贯穿在案例研究之中。第五章对选定样本的社区警务网络绩效进行定量分析。本章在对合作型模式与行政主导型模式比较的基础上,考察网络、组织及个体叁个层面的绩效。根据社区警务网络结构中的信任、网络参与者数量、目标认同及网络核心能力四个关键要素在运行中的不同,对影响两种模式绩效差异的要素进行了剖析。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的分析思路及假设验证,指出本文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论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走向与政府新作用[D]. 蔡典维. 山东大学. 2003
[2]. 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研究[D]. 葛秋萍. 清华大学. 2005
[3]. 二战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D]. 崔爱林. 河北大学. 2011
[4]. 创业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变革的研究[D]. 王雁. 浙江大学. 2005
[5]. 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研究[D]. 肖泽圣. 湖南大学. 2005
[6]. 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社区警务研究[D]. 郭春甫. 武汉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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