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华（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党校，山东济宁272100）
一
历史有时迷雾重重，对置身于其中的每个卑微的个体来说，许多真相是无法看清的。无法说清具体的原因，总之是以“人民”的名义，成千上万的青年或主动或被迫放逐到农村，这就是六十年代开始的所谓“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运动。无数热血青年响应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怀着理想主义的狂热和苦行僧般的虔诚，准备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施展一番作为。可是，城市与农村、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们对神圣的革命大失所望，精神上无不经历着强烈的震荡。
世界上没有具有永久效力的致幻剂，迷惘中的狂热与虔诚一旦接触到冰冷坚硬的现实，就迅速地烟消云散了。为了在心智上、情感上超越现实，他们选择了创作，写作就成了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赫尔岑说：“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论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于是，地下文学悄然兴起。许多知识青年偷偷地创作并互相传看，渐渐形成了一些文学团体，其中最有名的是“白洋淀诗群”。
二
白洋淀诗群的诗人们，骨子里都曾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徒和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大都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或追随革命的中高级革命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严格正规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优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以社会的主人翁自居；从父辈那儿沾染的胜利者的情绪，又使他们充满未来接班人的豪迈，他们的心灵世界里，只有对主义的真诚信仰和对领袖的迷狂式崇拜。突如其来的流放使他们出人意料地成了主流社会的弃儿，他们成了被离弃、被遗忘的一群。农村的艰苦生活，使他们对社会、人生也有了另一种体认。这一切使他们从迷信与狂热中迅速苏醒过来，走上了怀疑与反叛之路。
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又一群出走者。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群出走者，第一群是“五四”一代，那一代知识分子毅然从传统中出走，从西学中盗取民族现代化的火种，彻底打破了旧的纲常礼教对民族精神的窒息，使我们民族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白洋淀诗群的创作以及他们创作中对生活、价值、理想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出走。
出走并不是简单的一蹴而就的行动，这里面有一个痛苦的心理转化的过程。前文说过，他们中的多数人曾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狂热信仰者，这在他们的诗作中也有反映。但冷酷的现实不断把他们从理想主义的狂热中撼醒，因为现实的苦难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掉的。苦难就如同弥漫的烟，充满了他们整个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生活再也不是纯净的天空，再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苦难固然使他们痛苦，也使他们成熟，并宣告与自我的单纯和迷信的诀别，从此，一切都必须经过大脑的判断，都必须受到理性的评判，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扛起了饱受迷信践踏的理性大旗，一场伟大的出走开始了。
挣脱了迷信的束缚，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曾被亵渎的理性的耻辱被彻底洗刷，那曾光辉耀眼的太阳陨落，供奉在信仰圣殿里的偶像被击得粉碎。可以说，在这里，白洋淀诗人们已与“五四”接轨了，潜藏于他们意识最深层的启蒙意识，终于被现实的苦难激活了，在不觉中，人们已与“五四”站在同一高度。站在理性的高度上，他们重新观照一切。对于现代迷信对文明的戕害，对人性的扼杀，他们给以尖锐的揭露和嘲讽。诗人们无情地揭示出革命圣旗下的污秽、残忍和血腥。革命仅仅是人民争取自由的手段，绝不是最终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雨果才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丢掉目的，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
当权威与偶像被理性的巨斧劈倒的时候，他的对立面———个性便站立起来了。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让天性不受任何羁绊的束缚，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获得人生应有的光彩，是他们最强烈的呼声。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个体无条件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个体是渺小的、可有可无的，因而在集体主义话语中，个体只是工具，是手段，这样个体的人被异化了，失去了显示自己的权力。而这里，诗人则大声宣布自己作为人的权力，这无疑是那黑暗专制年代里的一篇《人权宣言》。在此，人复归为人，不再是主义的工具，不再是匍匐在地的偶像崇拜者，他有清醒的判断力，有坚强的理性，他明了自己的权力，也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他们走出主义的牢狱之时，专制的大厦就已摇摇欲坠了。
三
值得注意的是，站在信仰废墟上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中有不少人受过存在主义的影响，历经过离弃、放逐、屈辱，但绝大多数依然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的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理想主义已化作他们的血肉，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此理想主义已不同于彼理想主义。如果说知青前的理想主义指向的是阶级意识、历史的必然意志等乌托邦话语的话，此时的理想主义则具有伦理的意义，是对正义善良的信仰，对正义必伸、善良必胜的信心。这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意义就被剥离出来了，这无疑是一次回归，从黑格尔、马克思回归到中国传统。这种剥离了意识形态意义的理想主义，既成就了他们，也限制了他们。它一方面作为精神力量支撑他们度过生活的艰难与精神的危机，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他们深究世界的步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也是契机，当精神危机来临的时候，也正是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时候。但伦理化的理想主义却回避危机，拒绝深究，这固然使他们躲过了一场精神分裂的灾难，却也埋下了又一次堕入简单亲信———狂热———失望而精神虚脱的怪圈的种子。他们面临的是一座崭新而又强固的价值堡垒，而且他们又都曾是这价值大厦的幸福的居民们，是在明白自己受了大厦内供奉的偶像的欺骗与愚弄，由受益者变成了受害者后，才知道，他们所依傍的金碧辉煌的神殿，竟是由专制、黑暗、迷信的砖石累成的。为了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实现生命的价值，他们由怀疑而后走向了反叛之路，他们的出走是被欺骗与愚弄后的愤懑，以及愤懑后的精神虚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