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埈（BAEK, JOON）[1]2017年在《关于中韩小学德育课程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该篇论文主要研究目的是中韩两国小学德育课程及教科书,通过比较来看出两国对教育课程的理解,从而可以促进两国的相互发展。中韩两国虽然近代以后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两国都长时间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在文化和传统教育思想等多个方面、尤其在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理念的德育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因此,本论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两国最新课改之后的德育课程为研究对象,进行小学德育课程及教科书内容分析。以下是两国小学德育课程比较的研究成果。一、德育课程都在两国的教育制度、学时编制方面占有相当的比重。二、韩国的小学德育课程的目的是培养自律和综合的人,中国则是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公民,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似点。叁、在教科书内容体系上,韩国小学“道德”教科书根据“价值关系扩大法”,依次设定了“作为道德主体的我”“我们-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民族-地球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和“自然-超自然存在之间的关系”4个领域。而中国的“品德与社会”则是根据“环境扩大法”从自我开始到世界,依次设定了我、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的故乡、国家、世界6个范围。四、分析了中韩小学德育课程及教科书的异同点,比较分析了两国的特征。五、以中韩小学德育课程及教科书的特征为基础,分析了能够相互借鉴的地方。
王慧[2]2016年在《乡村伦理的价值回归：农村小学德育课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传统乡村的德育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传统乡村文化与乡村伦理的传承与发展。农村学校作为乡村教育的重要场所,其对传承与发展传统乡村伦理的作用十分重要。目前而言,农村学校德育不仅未能有效融入乡村伦理教育,反而其教育内容和价值导向远离农村生活实际。这不但影响乡村文化与伦理价值的传承,更影响农村学校德育实施的有效性。乡村伦理是农村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石,是农村学校德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农村学校德育课程更贴近农村生活、还原乡村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基于乡村伦理探讨农村学校德育课程建设与实施的相关问题具有时代与文化价值。研究农村学校德育课程中乡村伦理的价值凸显和价值重建,对德育课程和农村学校德育教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结合乡村伦理与农村学校德育课程的历史发展及其相关理论,在关注新课程改革成效的前提下,确定农村小学德育课程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以重建乡村伦理的德育课程价值为解决对策,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分析。通过对德育教材的文本分析、基于乡村伦理的农村小学德育课程的实施情况以及德育课程主体的乡村伦理观念的调查,呈现出农村学校德育课程主体的乡村伦理意识情况和农村学校德育课程教材中的乡村伦理蕴含,总结出基于乡村伦理的农村德育课程的叁点问题：德育课程主体存在乡村伦理观念的道德冲突、德育教材内容缺少乡村伦理价值的合理呈现、德育课程实施忽视乡村伦理教育的有效渗透,并进一步辩证思考其深层原因。最后,借鉴国外农村德育课程开展乡村伦理教育的经验与启示,提出农村小学德育课程中乡村伦理价值回归的理性思考。依据德育课程的乡村伦理建构,从完善国家德育教材、开发乡村伦理课程、提升农村教师课程开发能力、完善德育课程实施与教学、丰富德育活动与学科渗透等五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并且探寻来自国家、乡村社会和乡村家庭对农村学校开展乡村伦理教育的外在保障策略。最终促进农村德育课程与乡村伦理的互动创生,为农村德育课程注入新鲜活力,从而推进新农村的道德建设。
朴珍[3]2013年在《中韩小学道德教育课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人类进入新的时代,人们对传统学校教育反思的结果是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学校教育应立足于人的健康生命的塑造和人格的培养,而道德教育是构成、主宰、凝聚和支撑整个生命成长进而获得幸福人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良好的学校道德教育体系与方式,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正确方向起着决定的作用。中韩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国家,虽然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也有差异,教育方面也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都有重视道德礼仪教育的传统。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在道德教育方面可比性很强。中韩学校道德教育在发展和演进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都值得两国学校道德教育工作者互相进行分析与思考、吸收与借鉴。为两国当代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提供经验。本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内容是中韩两国小学道德教育课程比较与分析,包括其道德教育课程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的比较与分析。并结合中韩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本人研究的结果来论述中韩道德教育的优劣之处、现存问题及未来发展。本研究论文大体上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从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综述、研究的意义、方法及相关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中韩两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中韩小学道德教育课程的演变及特点,然后对中韩两国小学道德教育课程做出概括。第叁部分到第六部分是文章的重点部分,主要对中韩两国小学道德教育课程做出针对性的比较和考察,大体上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量,即中韩两国小学道德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评价体系,并对各相关方面的异同点作出归纳、剖析和梳理。主要通过对中韩两国小学道德教育课程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提出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两国小学道德教育有价值、可供参考的建议。第七部分是结束语。对中韩两国的道德教育现状及本研究做出概括总结。
刘亭亭[4]2005年在《小学隐性道德教育课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杜威的“附带学习”、克伯屈的“附学习”和杰克逊的“隐性课程”等对隐性课程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入,隐性课程的道德教育功能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人们从隐性课程和道德教育课程进一步演化出“隐性道德教育课程”。中国社会的转型,给学校道德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课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显性道德教育课程在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对学生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道德行为的影响方面存在欠缺。而隐性道德教育课程可以较为灵活地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施以内隐的、动态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显性道德教育课程之不足,成为完整道德教育课程体系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本论文立足于小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构建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结合国内外隐性道德教育课程的研究成果,以及陕西榆林志慧学校对隐性道德教育课程的实践探索,努力对小学隐性道德教育课程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本论文分为六大部分。引言和第一、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小学隐性道德教育课程提出的时代背景、内涵、功能和特点,以及借鉴的基础理论。第叁部分从班集体气氛、校园文化、教师人格、教与学的方式、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六个方面阐述了小学隐性道德教育课程的基本构成。第四部分则对小学隐性道德教育课程发展中的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如课程目标问题、课程发展原则问题、课程决策机制问题和课程设计的方法问题等进行了阐述。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个案研究部分。个案研究的对象是陕西榆林志慧学校,这所学校在隐性道德教育课程的实践与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成效和问题,虽然带有个性特色,但也反映了许多共性的方面,对于我国其他小学推行隐性道德教育课程提供了借鉴。
金姬月[5]2007年在《中韩两国小学德育课程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德育在学校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对小学生的道德教育，对其行为规范的养成和正确人生观的树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世纪之交，各国都在强化中小学的道德教育，但在实践中又很难取得实效。因而，有必要对他国的道德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比较研究，提高本国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中韩两国同属东方文化圈，都有重视道德礼仪教育的传统，在道德教育方面可比性很强。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中韩两国道德教育课程的比较研究，为我国的小学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中韩两国小学德育课程的演变过程、德育课程目标、德育课程内容、德育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启示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中韩两国的小学道德教育课程在各自的小学课程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在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合格公民、尤其在培养一国公民的民族精神方面起着其它课程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小学道德教育课程的地位和作用，搞好小学道德教育课程建设，更好地发挥德育课程的功能。第二，德育课程目标从偏重灌输政治思想意识，转变为重视“生活化”、多层次的目标。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更新观念，与世界接轨，适时调整、补充和丰富我们的德育内涵，使我们的教育对象成为更全面的人。第叁，中韩两国的小学德育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多样，德育课程内容的呈现方式从高深理论的罗列向通俗化、趣味化发展。我们应努力做到将与学生的生活有密切关联的内容、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以及具有通俗性、趣味性的内容呈现给学生，以提高德育的实效性。第四，中韩两国的小学德育课程评价都在向重视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评价主体的多元性以及“过程性”的评价发展。中国应该进一步重视德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要重视道德实践能力的评价，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育德作用，切实地提高德育课程的实效性。
李晓蕾[6]2006年在《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综述》文中指出通过对德育课程的研究更好地促进德育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对我国现有德育课程研究的综述,总结已有德育课程研究的成果,知晓现有德育课程研究的水平,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发展的趋势,以促进我国德育课程研究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德育课程内涵及基本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对德育课程的理解,德育能否作为一门学科开设的争论,德育课程的特点分析及德育课程的分类研究等等。 第二部分,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德育课程改革的趋势。在新课程观的影响下,我国的德育课程正在从重视“知识掌握”向注重“学生体验”转变,我国当前的德育课程改革呈现新的走向,这些对教师的角色定位、教学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叁部分,从叁种德育课程类型的角度探析了我国德育课程体系构建的问题。在大德育课程的理念下,我国学科性德育课程、活动性德育课程、隐性德育课程在德育课程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地位、特色和优势,也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地方。 第四部分,提出了当前我国德育课程改革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教师德育课程观的转变,各种德育课程形态的整合,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德育课程的评价等。 第五部分,概括提出了我国德育课程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我国德育课程研究所呈现的趋势。
施灵美[7]2016年在《小学语文教材中隐性课程分析研究》文中指出隐性课程是指教育者通过教育环境和学习环境影响,以非计划或非公开的、有意或无意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教育经验的总和。我国隐性课程的研究共经历了叁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在西方从最早提出隐性课程概念之后,隐性课程的研究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出现了多种相关理论。从已有的理论中综合梳理,得出了关于隐性课程理论分析的九个维度的框架。以“九维度分析法”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发现在其隐性课程方面存在如下问题:爱国主义内容窄化、生态教育内容片面化、地方特色内容薄弱化、城乡认知内容偏向化、道德教育内容过度社会化、价值观教育内容过度集体化、性别认知教育内容男性化。小学语文教材隐性课程的设计要以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伴并行,隐性课程存在于教育的所有范围,隐性课程需要教师增强反省意识,隐性课程实施要基于开放的教育情境等理念作为指导,体现教材隐性课程的内隐性、普遍性、深刻持久性、两极性特征,发挥隐性课程完善知识体系、提升审美能力、锻炼思维品质、发展人文素养的功能。小学语文教材隐性课程的设计主要从物质形态系统、文本系统、插图系统展开,以阅读资料包增加隐性课程的载体,更好的发挥隐性课程的正面教育影响。
赵颖霞[8]2016年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国学教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教育文化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教育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传统国学教育成为了变革的对象和内容。而中小学国学教育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嬗动也发生了重要改革,传统的修身教育演变为公民教育,读经讲经转变为国文、国语教育。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讲读背诵转变为“儿童本位”的形象化教育形式。晚清,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改革派,面对晚清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改革策略。“中”即“中学”,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则是指“西学”即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中体西用”改革策略的提出,表明洋务派已感知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并试图以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方式解决危机。而清政府则于清末厉行“新政”改革,虽然依然奉行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中体西用”指导原则,但已尝试以西学教育模式改革传统国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建构了包括中小学在内的近代学制,将教育的近代化改革扩展至基础教育层面;中小学实行分科教育,中国教育史上国学教育首次被课程化,被分设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历史、地理等科目。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儿童国学教育虽然失去了传统的综合教育模式,但通过不同的国学教育科目被继续传承。民国初期,基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的思想倾向,各种西方教育思潮,尤其是欧美教育思潮开始逐渐深入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随着民国政府宣布清朝学部所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激进改革措施的出台,中小学国学教育由固守传统、模仿改良,迅速转向摒弃传统、激进转型。修身教育转变为公民道德教育,国文教育取代读经讲经,中小学国学教育发生了实质性变革。1915年至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近现代教育的新进程,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迎合了中国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小学国学教育强调以儿童兴趣、儿童社会生活、儿童活动为中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国文科演变为国语科并成为中小学国学教育的核心。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统一管理和控制,在叁民主义教育宗旨指导下,国民道德教育成为了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主旋律。公民教育强调国民道德观念的培育和行为的养成,强调培养儿童互助团结的精神,养成儿童爱国爱群观念;国民道德教育也成为了中小学国语教育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中华”、“游中山陵记”、“黄花冈”、“游泰山记”、“林则徐”、“孔庙和孔林”等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小学国语课本中普遍的内容。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教育的统一管理与控制,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宗旨,并制定了“叁育并进;文武合一;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以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精粹,以立民族自信”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的调整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权危机的特殊时期,尤其注重突出加强中小学的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成为这一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基于战时的特殊状况,着重强调抗战、民族精神教育以及教育与根据地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小学国学教育形式生动活泼,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已知到未知等儿童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内容与根据地抗日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突出抗日教育和生产劳动、生活等实践教育。同时,基于抗战的需要,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国学教育也将传播革命真理,激发中小学民族、爱国意识和人民革命的情怀放在重要地位,呈现教育性与实践性、政治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特征。
李广[9]2008年在《中日小学语文课程价值取向跨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文课程不仅在学生学习语文基础知识、形成语文素养、了解一般科学文化、提高智力、丰富情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语文课程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也同样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以中日小学语文课程为研究对象,以课程价值取向为研究主题,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视角,通过对中日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教科书内容的文本解读、中日小学生语文阅读反应及主题作文倾向性的调查与测试分析,揭示了中日小学语文课程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深层文化原因。全文由导言、结语及正文六章共八部分组成,各部分概要如下:导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意义追寻。本部分主要陈述了本研究缘起的个体诱因及国内外背景。阐述了本研究的对象、主题、方法、目的与意义,论证了本研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勾勒出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与主体结构。第一章:课程价值取向的文化阐释。本章主要对文化、价值、课程、课程价值取向等关键词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分析,对其本质涵义进行了揭示。尤其是对文化与课程的关系、价值与课程价值取向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本章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历史流变的文化反思。本章对我国古代、近现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课程价值取向特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文化反思。本章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为本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历史与现实依据。第叁章:中日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价值取向比较研究。本章对中日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历史演变、内容结构、目标维度,以及“口语交际”、“阅读”、“写作”等学习领域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课程文件的角度解读了中日两国小学语文课程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原因。第四章:中日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类型与频度分析。本章对中国“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日本“光村版”小学语文教科书课文内容价值取向类型与频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日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异同进行了文化学的阐释。第五章:中日小学生语文阅读反应调查研究。本章以中国“人教版”教科书小学五年级上册中的课文《落花生》、日本“东京版”教科书小学叁年级上册中的课文《小狐狸买手套》两篇课文为调查文本,对中日小学四、五级的学生进行了阅读反应调查研究,并对中日小学生阅读反应的异同进行了跨文化分析。第六章:中日小学生主题作文测试分析。本章以中国“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上册教科书中的作文主题“二十年后回故乡”、日本“光村版”小学六年级下册教科书中的作文主题“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情”为测试主题,对中日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测试,并对测试结果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与讨论。结语:研究的基本结论与后续研究展望。本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1.课程价值取向具有“人为性”与“为人性”;2.现代性是我国小学语文课程价值取向的百年诉求;3.语文课程与民族文化具有相互建构性;4.语文课程价值取向影响个体(民族)精神世界建构;5.中日小学语文课程价值取向的异同为中日课程文化交流奠定基础;6.跨文化研究旨在增强课程文化话语权。在本研究基础上,以下问题领域具有后续研究价值:1.中日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跨文化研究;2.中日小学语文教师关于语文课程文本解读价值取向的调查研究;3.中日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纵向比较研究。就本研究主题的探索而产生了对更多问题的思考,后续研究任重道远。
刘径言[10]2011年在《教师课程领导学校场域与专业基质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具主义取向的课程研究面对复杂的学校教育已凸显其局限性,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以及校本课程开发的兴起,学校课程领导和教师专业发展正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不得不关心的课程问题。特别是新课程改革将课程管理的权力下放,课程领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教师课程领导也成为众望所归。在学校的课程发展过程中,了解教师课程领导的学校场域与专业基质,对于深入理解学校课程发展中的教师发展非常重要。本研究从文化—个人观的视角出发,运用场域的方法论,着重了解教师课程领导的学校场域、教师课程领导的专业基质,并解释教师课程领导行为产生的原因。采用以族志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以E小学和F小学两所学校为分析单位,两位教师课程领导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件分析等方法,呈现了教师课程领导者在专业学习社群中的领导行为,分析了教师课程领导学校场域和专业基质的现状,对其进行解释,并给出相关改进的建议。引言部分主要阐述本研究问题产生的背景,包括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并描述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一章,属于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介绍教师课程领导的相关理论,包括领导学理论、课程领导理论和教师领导理论,并界定相关概念。第二章和第四章分析两所小学E小学和F小学的学校场域,从学校的制度、结构、愿景和文化四个方面来进行描述,并说明两所小学校长领导风格的不同。从场域、惯习和资本叁个方面去探索教师课程领导的学校场域。第叁章和第五章也是本研究的重点,介绍两所小学的教师课程领导的专业基质,具体地包括教师课程领导者的特质、动机,教师课程领导的权力,教师课程领导在专业学习群体中的角色和影响。第六章,是本研究的结论与建议。研究发现,教师课程领导者是教师专业社群发展的启动支点。适合教师课程领导者成长的场域有明显特征,即在学校文化、制度、结构、愿景等方面都能体现出来。在不同的学校文化背景下,教师课程领导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也因此,教师课程领导是一项校本化任务,而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另外,每种教师课程领导行为的产生受到领导动机、学校场域、教师团体关系等学校环境的影响。校长课程领导影响教师课程领导,非正式职位的教师课程领导并不会自发产生,需要学校提供成长的土壤。研究建议创造良好的教师课程领导场域,要注重学校文化的建设,制定激励机制,推进学校课程权力的下移。加强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并关注教师的个人意识,尤其是对自身专业发展和领导的影响,提升教师课程领导的实效。
参考文献：
[1]. 关于中韩小学德育课程的比较研究[D]. 白埈（BAEK, JOON）. 杭州师范大学. 2017
[2]. 乡村伦理的价值回归：农村小学德育课程研究[D]. 王慧. 扬州大学. 2016
[3]. 中韩小学道德教育课程比较研究[D]. 朴珍. 江南大学. 2013
[4]. 小学隐性道德教育课程研究[D]. 刘亭亭. 上海师范大学. 2005
[5]. 中韩两国小学德育课程比较研究[D]. 金姬月. 延边大学. 2007
[6]. 我国德育课程研究综述[D]. 李晓蕾.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7]. 小学语文教材中隐性课程分析研究[D]. 施灵美. 江苏大学. 2016
[8]. 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D]. 赵颖霞. 河北大学. 2016
[9]. 中日小学语文课程价值取向跨文化研究[D]. 李广.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10]. 教师课程领导学校场域与专业基质的个案研究[D]. 刘径言. 东北师范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