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反倾销案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案件,因果关系,争端,贸易,商报,紧固件,市场经济地位。
反倾销案件论文文献综述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1]（2019）在《农产品反倾销案件立案后如何开展调查取证》一文中研究指出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商务部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反倾销立案申请书和有关证据之日起60天内，要对申请人资格、申请书内容及所附证据等进行审查，然后做出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的决定。如果决定立案，在立案公告发布之前，应当通知有关出口国或地区政府，以便被诉(本文来源于《农民日报》期刊2019-08-20）
胡静[2]（2018）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反倾销案件应对》一文中研究指出一、背景2016年8月24日,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KADI)发布公告称,应其国内产业申请,对原产于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在重点抽样调查企业清单中,国内多家大型生产企业赫然在列。2017年4月19日,印度商工部反倾销与联合关税局(DGTR)发布公告,称应印度国内产业申请,决定对自中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秘鲁进口的腈纶发起反倾销调查。目前,此两项反倾销调查均已有定论。其中,聚酯切片(本文来源于《金山企业管理》期刊2018年04期）
侯菁,彭剑波[3]（2018）在《中国进口反倾销案件的国别与行业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高速发展的贸易大国,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与日俱增,但国外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倾销现象也频繁发生。本文结合中国1997~2017年21年间进口反倾销案例,分别从国别、行业两个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进口反倾销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主要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少,且立案谨慎,实施率相对较高;不同行业间分布却差异显着,主要以化工产品为主,且涉及同一税则号产品曾先后发起两次甚至叁次反倾销立案调查。为此,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反倾销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本文来源于《对外经贸实务》期刊2018年07期）
刘玉洁[4]（2018）在《WTO框架下反倾销案件因果关系认定及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WTO框架下反倾销案件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入世前后曾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如今中国已经入世17年,这一问题似乎已是“时过境迁”。但随着2016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热议,中国在WTO反倾销案件中的应对又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市场经济地位”不同,因果关系的认定中,中国并不是问题的焦点,但作为倾销构成的叁大要件之一,同样影响着中国最终倾销责任的承担。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在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上缠斗不休,不如积极寻求其他可行之道,而因果关系恰恰是笔者认为的具有很大操作空间的部分。此外,从2017年下半年至今,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调查频发,特别是反倾销调查,必须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而因果关系的认定,自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一直停滞不前,面对目前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中国必须重新关注反倾销问题,而因果关系是中国未来可以在反倾销案件上重点发挥作用的内容。首先,单从法条规定本身来看,GATT1994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第3.5条只是说明了倾销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需要具备联系,而这种联系的证明依赖调查当局自身的分析。至于这种联系是怎样一种联系,紧密度的要求有多高,其他因素是否会影响这种联系……条文并没有做任何说明。尽管WTO对于该条文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仍未回答上述问题。其次,对于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学界主要有两大争议:一是《反倾销协定》第3.5条规定的因果关系究竟是一般因果关系还是主要因果关系;二是对其他因素的非归因性排除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标准。对于第一个争议,无论是从文本内容还是从WTO几轮回合谈判的过程来看,都无法将其认定为严格意义上的主要因果关系标准;但若将其视为一般因果关系,目前的立法又要求调查当局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又不符合一般因果关系的定义。而从案件裁判角度考虑,目前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即调查当局必须证明倾销和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且其他因素不会打破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此时就涉及到第二个争议点——非归因性。目前条文和案例裁决均未明确说明非归因性认定的具体方法,只是要求调查当局能够履行第3.5条的义务即可,具体方法则由调查当局自行确定。这种个案裁量的方法固然是“建设性模糊”理论背景的产物,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DSU长效发展和提高裁判案件效率的角度来看,终究不是长久之道,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DSB的裁决结果欠缺统一性和公信力。再次,通过分析不同的案例我们发现,目前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DSB的裁决呈现出不同的类型,有的是避重就轻,通过将案件中涉及到的两个重要的相关因素认定为本身就不属于需要排除的因素,进而实现非归因性的判定;有的从根本上否定存在倾销及损害后果,也就不必去认定二者的因果关系;有的则是通过程序审查回避实质性的判定;当然也有的直接明确“不得以任何重要方式对损害结果造成重要影响,即使造成影响,也不得打破因果链”,正式为DSB审理该类案件提供了范本。总体而言,WTO采用了一种折中的认定标准,体现了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博弈结果。一方面,其并未像主要因果关系那样具体确定倾销行为在损害结果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考察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未仅仅依据建立倾销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直接认定倾销行为的成立进而采取反倾销措施。至于非归因性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非归因性问题的认定才是因果关系认定的核心,对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在WTO层面通过新一轮回合谈判确定具体标准,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并不具有实践性,但其可以通过官方解释确定这一认定标准:继续延续目前的个案裁定原则,将具体认定方法交给各国自行确定,这符合实践发展的需求,也不会对现行体系造成太大冲击,可以提高各成员方的接受度。其次,WTO可以制定官方解释,一是明确“已知因素”的认定标准,即调查当局并没有使相关因素成为“已知”的义务,相关利益方应在申诉方将案件提交调查当局后、调查当局正式立案审查前使得这些因素成为“已知”,逾期提交的已知因素不仅无法获得调查当局的认可,也不会在之后案件提交到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时被认可。二是确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定该非归因性方法是否恰当的标准。WTO官方解释应规定非归因性判定义务成为强制性义务,即只要调查当局认为倾销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具备因果关系,就必须进行非归因性分析,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排除并非要确定倾销行为的影响程度,而旨在说明其他因素并未切断这种因果关系链,且不会在后期反倾销措施采取过程中给被申诉方造成额外的负担,承担更多的反倾销税。至于具体认定方法,则由各当事国自行确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仅针对双方就这一认定方法的争议进行个案裁决。至于对中国的影响,笔者个人认为:中国首先应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从目前国内立法和商务部的裁决案例来看,国内立法过于简单,甚至尚未将因果关系的认定单独划出一部分加以说明,而是将其和损害判定混在一起规定,难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具体案件的裁决报告分析相对较为粗糙,难以获得各方的认可。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反倾销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鉴于一般因果关系和主要因果关系在中国作为申诉方和应诉方时的影响不同,笔者也分别进行了分析——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主要因果关系对中国似乎更加有利,可以避免其他国家以及DSU对中国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以及征收反倾销税;但是就未来中国需要不断主动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趋势而言,一般因果关系未尝不是中国未来在反倾销案件裁决中可以着重关注的途径。当然,中国也应该不断完善立法,建立完备的反倾销调查规则,特别是在因果关系认定上,与其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缠斗不休,不如开辟新的方向;对于非归因性的具体方法,中国可以尝试通过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分门别类地确定具体标准,既可以提高该标准的可操作性,又可以灵活高效的处理相关行业和企业在具体案件裁决中的问题;此外,商务部作为贸易救济的调查当局,也应该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努力撰写出结构完整、内容充实、说理清晰、逻辑严谨的裁决报告,增强报告的说服力和权威性,降低案件被诉至DSB的概率;最后,中国可以尝试在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中推广自身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体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本文来源于《华东政法大学》期刊2018-04-13）
孙志贤,林发勤,李冰杰[5]（2017）在《反倾销的贸易抑制效应——基于印度对中国反倾销案件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印度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在近20年中愈演愈烈,案例数量超越美国和欧盟,居首位。这种大规模的反倾销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产生贸易抑制效应?本文将印度近年来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及数据系统梳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剔除实验前差异,从而更客观地衡量反倾销产生的真实贸易抑制效应。在中印反倾销问题上采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尚属首次。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印度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效应不显着,终裁反倾销税的抑制效应显着存在,同时这种抑制效应基于不同商品表现出较强的个体差异性和时间效应。建议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应根据不同行业反倾销效应的不同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本文来源于《宏观经济研究》期刊2017年08期）
陈光,王晓[6]（2017）在《赢得辛苦 胜得利落》一文中研究指出十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成长？据商务部公布的情况，紧固件贸易争端影响了中国对欧出口9亿美元、200多家企业、就业人口数万人。在紧固件案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过程中，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在不同的战线上为了维护共同的公平贸易目标持续出击，并发挥了各自应有的(本文来源于《国际商报》期刊2017-07-12）
王晓,陈光[7]（2017）在《赢得辛苦 胜得利落》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什么要坚持漫长的WTO诉讼？从2007年欧委会对中国紧固件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到中国企业在欧盟法院最终胜诉，前后时间跨度达十年。在这十年里，有七年的时间都是在履行WTO框架下的争端解决程序——从2009年中方提出磋商请求，到随后的原(本文来源于《国际商报》期刊2017-07-11）
陈光,王晓[8]（2017）在《赢得辛苦 胜得利落》一文中研究指出悬而未决的“替代国”问题关于紧固件案，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即“替代国”。众所周知，欧盟迄今为止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长期以来，在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中，欧委会并不采用中国企业的数据，而选取印度、土耳其甚至美国等第叁国企业数据来确(本文来源于《国际商报》期刊2017-07-06）
陈光,王晓[9]（2017）在《赢得辛苦 胜得利落》一文中研究指出开栏语紧固件案是中方在世贸组织（WTO）起诉欧盟滥用替代国做法并获得体制性胜利的第一案。从2007年欧委会对中国紧固件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到2016年WTO上诉机构发布最终报告，紧固件案史无前例地走完了反倾销法及WTO贸易争端的几乎所(本文来源于《国际商报》期刊2017-07-05）
范丽敏,钱颜[10]（2017）在《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名至更要实归》一文中研究指出“此次反倾销案件对我国企业来说是个新契机。”商务部相关人员在日前召开的阿根廷对华卫浴陶瓷反倾销案件应对协调会上表示。近年来，阿根廷对华发起多次反倾销调查，2016年发起的案件数量更是居南美国家之首。尽管阿根廷政府从2004年起就宣布承认中国的市(本文来源于《中国贸易报》期刊2017-06-29）
反倾销案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一、背景2016年8月24日,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KADI)发布公告称,应其国内产业申请,对原产于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在重点抽样调查企业清单中,国内多家大型生产企业赫然在列。2017年4月19日,印度商工部反倾销与联合关税局(DGTR)发布公告,称应印度国内产业申请,决定对自中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秘鲁进口的腈纶发起反倾销调查。目前,此两项反倾销调查均已有定论。其中,聚酯切片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反倾销案件论文参考文献
[1].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农产品反倾销案件立案后如何开展调查取证[N].农民日报.2019
[2].胡静.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反倾销案件应对[J].金山企业管理.2018
[3].侯菁,彭剑波.中国进口反倾销案件的国别与行业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8
[4].刘玉洁.WTO框架下反倾销案件因果关系认定及对中国的影响[D].华东政法大学.2018
[5].孙志贤,林发勤,李冰杰.反倾销的贸易抑制效应——基于印度对中国反倾销案件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7
[6].陈光,王晓.赢得辛苦胜得利落[N].国际商报.2017
[7].王晓,陈光.赢得辛苦胜得利落[N].国际商报.2017
[8].陈光,王晓.赢得辛苦胜得利落[N].国际商报.2017
[9].陈光,王晓.赢得辛苦胜得利落[N].国际商报.2017
[10].范丽敏,钱颜.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名至更要实归[N].中国贸易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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