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1]2016年在《基于可持续性的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设计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物,是城市集约化、有机化、立体化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社会发展沧桑巨变、经济活力释放、城市空间全面更新,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理念引发对城市环境与生态问题的反思。我国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建设发展取得飞跃性进展,但对它的可持续性状况研究刚刚起步,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迫切课题。阐述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跌宕变化的发展历程,揭示现阶段其可持续发展态势及面临主要问题。在对可持续发展观念、思想来源和现实契机提炼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结合国情、研究对象特质、全生命周期等叁个切入点,提出设计策略四项基本原则(整体协调、灵活适应、集约适宜、开放原则)。构建起以可持续设计内涵为主线,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经络,清晰、严谨的基本理论体系,为深入研究基于可持续性的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设计策略奠定基础。不同设计阶段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同,可持续设计策略主要分为叁个层面:设计前期可持续策略、设计阶段可持续策略、可持续设计操作指引。设计前期可持续策略重点关注宏观的基于城市的总体定位、基于常态需求的规模定位、基于协同共存的功能组合等不同层面策略,为建设决策提供科学支持。设计阶段可持续策略重点关注城市互动策略、要素引导策略、空间组织策略和交通整合策略研究。四个层次环环递进,共同形成一套具体合理的可持续设计策略方法,为今后该领域的设计提供有益借鉴与引导。将策略提出的核心部分和结论转换为设计操作指引与依据。以开发建设时序为轴,通过构建各阶段影响因素矩阵和细化设计操作指引,首次建构一个科学、实用、动态的理论与指导实践的指引模式,在设计策略应用目标和实践之间建立起桥梁。研究的具体意义在于将前两个阶段的设计策略系统化、操作化的过程,得出的成果用于指导设计过程准则。探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宽广的宏观视野。针对现状,综合研究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研究提出设计原则,制定可持续设计策略;从实践角度,针对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建构设计操作指引体系。建筑的生成途径是新陈代谢的动态进阶过程,与城市发展互动引导。建立可持续城市发展观,坚持渐进方式,“因项施策、施之有据、建之有理”,为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可持续发展提供立论之本,为深入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回应。
石永林[2]2006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化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并向多方面渗透。城市建设已由单纯的追求环境优美转向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以健康、高效、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呼声。但是目前还没有统一规范的生态城市建设方法或指南。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城市生态学为基础理论,以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论文是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的《哈尔滨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研究》项目基础上而完成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的研究与建设现状,指出了当前国内外在生态城市各主要研究领域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阐述了建设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重大意义。介绍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包括城市生态学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内涵,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原则,阐明了进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分析现有城市发展模式缺陷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构造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概念模型,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系统分为社会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四个子系统。根据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运行理论,对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系统运行进行了定义,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空间和时间运行体系。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概念模型指导下,研究了该系统的信息反馈机制、平衡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及驱动力机制。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依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复合系统的内容,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系统的目标分成四部分,社会生态可持续、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生态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综合评价法和生态足迹法进行了有益的改进,为进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分析和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哈尔滨市为对象进行了实例分析,对哈尔滨市与其
李建伟[3]2012年在《空间扩张视角的大中城市新区生长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城市新区是城市旧城区之外规划新建的一个具有系统整体性和功能独立性的开发建设地区,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形式。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近20多年来城市新区在空间要素积聚与扩散和空间格局重构转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城市新区开发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显现。因此,分析与总结城市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探寻城市新区的发展规律,对于科学引导和管控城市空间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大中城市空间扩张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城市新区空间生长的分析与模拟,对城市新区形成的动力机制,城市新区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城市空间规模扩张和城市功能完善提升等方面的作用特征进行研究,提出了设立城市新区最佳时机的“反波浪”理论模式、城市新区区位选址的基本流程、城市新区规模预测的计算模型、城市新区功能定位的方法体系以及相应的调控模式。本文形成的主要结论包括：(1)城市新区多因开发区建设而设立并发展壮大,政策保障、土地财政、基本活动、多元主体和外商投资是影响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增长极理论,可将城市新区划分为孕育初创期、快速成长期和稳定成熟期叁个发展阶段；依据城市新区成长动力及实现途径的不同,又可将其划分为开发区重构型、重大项目推动型和乡镇整合发展型叁种发展模式。目前,城市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主导,管理混乱;遍地开花,浪费资源：贪大求高,不切实际；产居分离,功能单一。(2)建立了新区开发与旧城改造的空间相互竞争模型,认为政府行为、市场作用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新区和旧城这两种空间扩张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城市新区形成的最佳时机,即城市空间突变式扩张时机与城市空间扩张速率和入口—城市扩张弹性指数之间具有强相关性,与经济—城市扩张弹性指数之间的联系性不强。当城市空间扩张速率和人口—城市扩张弹性指数处于上升增长状态时,就有必要通过设立城市新区来缓解压力(降低城市空间扩张速率或者减小人口—城市扩张弹性指数),并且每次压力反弹的时间不断缩短,强度不断增强,表现为“反波浪”的发展模式。(3)城市新区一般集中分布在11-14km左右的范围内,多依托既有建成区和交通线发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新区与母城间的距离逐渐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情景分析法的城市新区区位选址的基本流程,即：城市空间结构背景分析→因素识别→情景模拟→测试评价→确定战略,旨在解决在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演变不确定前提下的新区选址问题。(4)通过对城市新区空间效益综合评价,认为城市新区空间效益的高低与政府政策、城市等级、空间距离、立地条件和设立时间等因素密切相关。进而试探性地提出8-20km2的空间规模阈值,并认为最大上限也不宜超过城市现有规模。在明确母城用地规模总量和评价同类新区发展潜力(建立城市新区发展潜力定量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新区空间规模的理论计算模型,并认为城市规划是导致新区面积过大的一个主要原因。(5)基于城市新区与母城功能之间关联背景、理念、互动和要素的分析,提出了“区域—城市—场地”叁位一体的城市新区功能定位方法体系,并将城市新区功能配置可以理解为求解外溢功能和新兴功能的过程：确定城市新区发展的主导功能；在主导功能确定的基础上,配置城市新区发展所必须配置的基础功能；确定主导功能与基本功能的区位偏好、发展可能性与发展内涵。(6)针对城市新区形成、发展和演变中的问题,从管理、空间、规模和功能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调控措施。
姜策[4]2016年在《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了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沈阳经济区地处全国“五横五纵”交通大通道、地处东北亚腹地、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交通要道以及连接亚欧大通道出海口的重要区位优势突显出来。因此,沈阳经济区为实现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发展目标,就必须借助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交通区位优势,积极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为有效承接产业梯次转移,接受高新技术辐射,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经过“十二五”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沈阳经济区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09年增加了50%。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沈阳经济区实施了交通同城化、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和港口等一大批改扩建工程及1小时交通圈的建设工程,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如今,沈阳经济区已步入“十叁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为了适应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得不深思：沈阳经济区的交通一体化建设是否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是否有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与交通管理信息服务?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就有必要对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研究。只有清楚了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明确现阶段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才会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十叁五”交通发展规划,才会根据目前发展程度与存在的制约因素,采取符合实际的有力措施,促进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促进其与经济更加协调发展,从而促进沈阳经济区国民经济向着更高目标更快更好地发展。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分析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了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相关战略；第叁部分,实证研究了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发展现状、交通一体化发展程度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水平评价、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第四部分,在前面分析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五部分,比较分析了国内外成熟城市圈及邻近城市群的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历程并总结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第六部分,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加快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发展、促进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中,通过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综合模糊分析法、DEA效率分析法、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数理统计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发展的指标数据、宏观规划与微观现象进行了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发展程度较好,区域经济处于不断增长中；二是交通一体化的运行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处于运行良好状态；叁是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与优质协调关系还有一定差距；四是交通一体化综合运输体系还没有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发挥不够。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结合沈阳经济区的发展现状及全国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与全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内容,提出今后沈阳经济区加快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海港资源,加快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强与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二是整合空港资源,打造东北亚国际航空枢纽；叁是加快铁路运输一体化步伐；四是积极推进公路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五是重点推进多式联运的综合运输通道建设。促进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一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交通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定位；二是加强规划引领,编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叁是继续推进体制创新,建立一体化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四是完善投资机制,拓展融资渠道,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交通一体化发展投融资模式；五是加快智能交通一体化建设,以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六是发展绿色低碳交通一体化,促进沈阳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
袁玮[5]2015年在《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下的大学科技园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己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共同选择。“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导方针。因此,与创新密切相关的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蓬勃发展,大学科技园区的规划和设计已成为当代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科学前沿。本文以研究世界大学科技园区的空间规划发展历程为切入点,研究方法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路,将大学科技园的规划建设现象放在当下我国城市转型与重构的背景下,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对知识时代的规划和设计策略的探讨,以及对南京大学科技园区建设发展的现实问题的梳理、分析和比较,寻找在转型过程中城市以及科技园区发展的主要矛盾及相应对策。论文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概括总结了国内外大学科技园区空间规划发展的过程和特点,以及科技园区的相关概念、发展规律和研究理论,论述了大学科技园区规划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第二部分：介绍了“知识城市”的概念和特征,从创新网络、产业发展、区位等方面概括论述了大学科技园与知识城市之间的关联；第叁部分：概括总结了大学科技园区以及研发创新类建筑的整合设计策略,通过案例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园区规划、建筑设计对创新空间发展的影响及相互作用,指出协作创新空间、非正式空间是此类建筑设计的关注点；第四部分：针对南京地区当前空间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寻找目前南京地区大学科技园区空间规划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在转型期以政策失衡为特征的大规模的“科技地产”开发给南京的创新环境和社会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规划自身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建筑设计由于观念认识的不足,与城市发展的要求适应度降低,南京城市以及大学科技园区的规划与设计急需进行合理的思考和安排；第五部分：基于南京高新技术研发空间的发展规划存在问题的研究分析,依照南京新一轮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在借鉴国内外大学科技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将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纳入区域和城市的范畴进行研究；二是城市空间规划应该对城市发展的多种可能有回应；叁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文化空间既有区别有联系,城市空间规划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良好的物质实体环境,为上述空间的发展提供保障；四是建设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需要重视城市文化的保护,重视创新文化氛围的创造。五是重视研发类建筑整合设计的对策和方法的研究。与此同时针对建议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张引[6]2015年在《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耦合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8%。然而过去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城市规模无序扩张,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过快,资源利用粗放低效,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较弱,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等等。可见,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但发展质量不高。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要求而言,必须改变过去城镇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随后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是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而言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区域发展关系从不协调向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城市发展与乡村繁荣和谐的发展道路,是以人为本、兼顾公平、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由于目前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尚未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框架,也鲜有系统地研究各影响要素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和内在关系相关成果。因此,有必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体系,以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影响城镇化质量的要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揭示各影响要素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针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问题,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基于对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的回顾,以及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比较,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着力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质量测度和影响因素耦合问题;采用定量分析方法(AHP层次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以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为主要测度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间序列、空间截面上进行测量和比较;通过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主要影响因素的耦合匹配关系,总结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构建。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主要观点,借鉴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东部沿海和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验,归纳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围绕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辨析评价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维度的构成依据、测度方法,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组成和耦合关系,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系统和质量测度系统,为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相互关系提供理论支撑。(2)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基于对新型城镇化本质和发展质量的理解,建立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叁角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方法(ahp)和计算机数据拟合分析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纵向测评;基于重庆市区县数据进行区县城镇化质量测度,以分析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并对城镇化质量的水平-效率比进行分析;采用面板统计数据,在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层面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横向比较。(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其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分析。基于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六维系统的分析,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重庆市人口要素、土地资源、产业经济、生态承载力、城镇体系、区域发展关系等影响因素时间、空间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结合影响因素特征研判各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机制。(1)分析重庆市人口在时间上的发展趋势、供需状况、未来预测,人口的空间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2)分析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在时间上与土地利用结构、供需趋势特征,在空间上的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归纳土地利用、配置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机制;(3)分析重庆市产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状况、产业经济的空间分异,以及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特征,分析产业经济优化的可行性;(4)分析重庆市城镇体系结构、空间特征和空间优化策略;(5)构建城乡统筹测量指标体系并分析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在县域层面的状况,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状况;(6)分析重庆市生态承载力现状和生态赤字发展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和可持续能力,以及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水平;(7)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人口、产业、土地、生态环境四要素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和格局,探索其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协调性和区域发展差异性。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主要观点:(1)新型城镇化质量是由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要求下的资源利用效率、空间优化程度、发展要素匹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发展协同性的总称;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主要特征有内涵式、集约式、和谐性、合理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质量是以内涵特征为核心,以人口要素、产业经济、土地资源、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影响因素为要素支撑的六维结构有机系统。系统功能包括: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空间改造、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质量由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共同构成,相互影响。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模型包括发展水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社会发展质量、城镇体系格局、区域发展关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两部分内容。(2)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6年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加快,增幅较大;在空间截面上从西向东、从都市区到外围区域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比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从横向比较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的结果看,重庆市和其它4个中心城市比较起来依然差距明显,个别指标值重庆市要高于其它中心城市,显示出重庆市发展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从发展水平效率比来看存在明显反差,1996-2009年之比超过50%,其中2005-2006年高达100%以上,2010-2014年之比平均35.5%,显示2009年之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增长超过效率提高,该时期城镇化质量提升动力主要依靠发展水平增长拉动,2009年以来主要依靠发展效率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并将成为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各影响因素耦合分析结果显示:(1)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总体发展较快,发展速度和城镇化率提升较显着,但人口城镇化结构存在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较低、城乡分布不合理的特征,在空间上也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更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城市发展新区比渝东北、渝东南地区高;人口主要向西部地区、都市区流动,东部地区区域中西城市和中小城镇人口聚集能力弱,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范围>0.650,处于人口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2)重庆市土地供应总量以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为主,占新增用地的52%以上,土地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潜力大于需求总量,结余占需求总量超过40%,都市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土地需求量最多,二者总计超过全市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总量的3/4,远高于东部两翼地区;从空间上看,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和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层级空间落差特征,耦合分析显示,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与土地要素耦合度呈“外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0.640,处于土地要素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3)重庆市gdp总量一直保持较高增速,预计2020年将超过23000亿元,2030年将达到50000亿元;重庆市工业化率在2012年已达45.2%,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是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叁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但不太显着;从空间上看,区县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和产业经济发展各有差异,大体上分为4个聚类;从耦合分析来看,县域城镇化质量与产业经济耦合度分布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450 黄志红[7]2016年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文中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城市,涵盖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其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年末总人口1.21亿人,分别占全国的3.3%、8.8%和8.8%,经济总量于长叁角、京津冀、珠叁角之后居第四位,赣鄂湘叁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集聚地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都是叁省的人口密集区域,分别承载了各省经济总量的60%以上,面临着经济增长与人口、环境的多重压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共同诉求,赣鄂湘叁省要在“生态共同体”共建共享的理念下,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从过去的局部问题提升为“生态共同体”的全局问题,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统计计量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理论,总结描述了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现状,构建了城市群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座城市为分析对象,通过从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生态效率提高和环境质量改善等四个维度分别对生态文明各主要领域的发展水平做出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评价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协同发展研究,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考核评价的政策建议。本文选题来自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主要从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评价体系和政策措施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一系列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得出以下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第一章,绪论。主要是从研究的背景、意义和方法展开说明,然后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具体要求出发,以城市和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生态效率、环境质量以及综合评价研究等领域对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评述了相关研究进展和生态文明相关理论基础。最后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论文的写作框架以及论文可能存在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研究。从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目的和意义出发,结合国家和地区宏观政策,针对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叁中、四中、五中全会等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行分析,明确了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具体要求,并针对性地提出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其中包括以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评价、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城市群环境质量评价等评价维度。并对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方法进行总结,形成了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内容和维度框架和方法体系。第叁章,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状况以及生态区分布、环境质量、地质环境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分析,并通过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进行梳理,对现有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改进,从经济社会集聚、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等叁个角度,构建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从而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现状较好,该地区水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类型多样,金属矿产资源禀赋较好；森林覆盖率较高,湖泊面积广阔,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大气环境质量区域差异明显。(2)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社会集聚、资源承载与环境承载力的差异显着,总体来看,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大城市的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相对较低,资源环境约束更强；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优于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各个城市需从各自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劣势和短板出发,确定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提升路径。第四章,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评价研究。从宏观层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进行了全面的现状描述,通过分析指出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梳理了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相关评价指标,并以“叁生”空间理论为指导,选择城市群内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叁个角度构建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行评价,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方向提供参考。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评价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两横叁纵多极”为主体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基本奠定了“一圈七区七带”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切实加强,已经形成“四屏两带四区”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但同时,也存在诸如经济与人口布局失衡,区域发展不协调加剧：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区域差异较大；城镇空间扩张加剧,城市生态功能降低等影响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状态的问题。(2)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评价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处于动态调整中,各地区波动明显且差异显着；整体来看,环鄱阳湖城市群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开发格局优于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需从各自国土空间开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对国土空间开发方向作出调整,共同促进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第五章,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研究。从生态效率的内涵出发,总结了现有生态效率评价指标,选择经济类、资源类、环境影响类等叁大类指标构建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中的超效率DEA模型,结合Malmquist指数,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进行动静态评价与分析,揭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以及动态演化规律。最后,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结果显示,整体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生态效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叁省会城市生态效率最高,表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增长呈正弦增长态势,技术进步是促进生态效率增长的主导因素。(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与研发强度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产生积极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则是负向的,城镇化率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并不显着。第六章,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质量评价研究。梳理了代表性的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在对其总结和启示下引入生态建设类指标,构建由环境基础、污染负荷类以及生态建设等叁个维度组成的城市群环境质量评价体系,选择熵权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展开实证研究。最后,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质量评价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综合环境质量存在地区差异,环鄱阳湖城市群环境质量水平明显优于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2)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分析,认为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质量的原因主要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环保投入的不足。第七章,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与协同发展研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生态效率、环境质量等四个方面的评价结果为基础,加权计算得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2009-2013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得分,并以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各系统的协同发展状况进行了等级划分,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较低的结论。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与协同发展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较低,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高于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大部分城市,如仙桃、天门、孝感、宜昌、潜江、荆州、荆门、襄阳、鄂州、娄底、常德、株洲、湘潭、益阳、衡阳、长沙等16个城市均处于低低聚集区,武汉五年及平均状况均处于高低聚集区,说明武汉城市圈内部呈现出明显的重心偏移和极化态势。岳阳、黄冈、黄石、咸宁等地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在地理空间上处于明显的过渡带。这四座城市始终处于低高聚集区,说明这些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的潜力巨大。(3)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评价结果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性普遍偏低。环鄱阳湖城市群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性略高于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所有地区亟需通过城市群协同发展,充分做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生态效率提高、环境质量改善相协调,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第八章,从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加强生态文明考评维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包括：要构建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体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依托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升城市群生态效率；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改善环境质量；共建科学完备的生态文明政绩考评体系。(2)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考评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快考核评价立法进程,形成监督和考评体系；完善资源环境生态统计监测体系；加大考评评价研究力度,为地方生态文明建设考评提供参考。第九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提炼和总结了论文所展开的相关研究结论,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与未来工作提出科学导向,指出本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有待完善的问题,并对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提出展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结合我国城市和城市群地区资源环境问题的现状,改进了前人关于城市和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分项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方法,形成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体系。2.运用建立的上述分项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方法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生态效率以及环境质量等四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此外,运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分析。3.针对分项和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对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提出了政策建议。 陈岚[8]2010年在《基于生态准则的成都城市形态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城市发展正面临着生态危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其形态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城市的生态调节功能趋于脆弱。在此背景下,以成都为实证的城市形态可持续发展研究,无疑对四川乃至西部地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现代平原城市的形态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路。在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形态的动态性出发,综合运用生态学、形态学、环境学、人文社会学、经济学、景观学、系统论等多学科理论以及相关的比较分析法、计量法、归纳法、假设演绎法、叁维空间虚拟等方法,试图初步建立起有关城市形态分析的理论框架与科学评价体系。本文对城市形态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并立足自然与社会环境,系统地分析成都城市形态演变的生态进程及其演变规律和动力机制。继而,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计算成都城市形态的紧凑度,分析空间发展制约,动态掌握空间形态扩展趋势,并比较研究几种典型形态发展模式的优劣,以探讨成都城市形态模式的合理性选择。另外,尝试初步确立城市形态可持续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数理统计法进行计算分析,对成都城市形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作综合评价,并确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总结当前国内外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同时,通过对比研究,对未来成都城市的用地与人口规模进行假设和演绎,以期建立科学的城市形态发展模型,并且利用软件建模进行空间的虚拟。由此,探索城市形态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成都应发展绿色集约、多核轴向、区域化发展的可持续城市模式,创建具有川西自然景观特色的生态田园绿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生态准则的成都城市形态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策略。 楚芳芳[9]2014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群在全国生产力格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高度敏感地区和重点治理地区,为此迫切需要分析城市群的生态承载状况,判别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态势,寻求解决城市群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措施和对策。根据国内外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城市群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证分析法、时间与空间相结合法、多学科交叉法等,解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的机理,建立复合Logistic发展模型、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模型、生态承载力的指标体系等,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的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和承载状况,使之成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问题描述、系统评价、预测、控制、管理、监测、决策等研究和实践的基础和工具。在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的基础上,根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的模型,用最优结构的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数学计算,把脉和诊断从2000年到2011年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演变态势,判断长株潭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显示长株潭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通过调研、模拟和分析国内外城市群的发展模式,结合长株潭城市群自身历史、现状和机遇,提出长株潭城市群人口、社会、经济、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可选发展模式,探讨具有可操作性的提升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的对策,为长株潭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以生态承载力为核心,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公众、从生产到消费、从理论到实践,有针对性地构架起改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的导向措施、推进路径和对策,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和低碳经济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对于长株潭城市城市群的生态经济规划、区域规划、生态规划、发展战略、国土整治、经济开发等重大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完善和健全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理论体系,丰富了城市群的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理论；针对城市群的生态经济系统特点,将能值分析和生态足迹有机结合,建立起基于能值分析的改进生态足迹模型；根据DPSIR框架和承载机制,模拟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的层次结构,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的五层指标体系,共70个指标,全面反映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的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的内涵；创新性地把生态承载设计理念贯穿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经济规划的过程中；根据长株潭城市群的环境Kuznets曲线,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群的成熟经验,设计跨越式发展曲线,提出长株潭城市群跨越式发展的方法。由于当前社会理论水平的限制,本人知识结构的制约,理论体系、实践操作和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王晓军[10]2016年在《柔性设计模式》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积极探索和建设生态城市的国家之一。生态城市建设肩负着我国对国际社会节能减排的承诺,也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策略和未来城市发展趋势。生态城市设计作为其建设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需要更加深入真正的研究与探讨。本研究所阐述的柔性设计是基于弹性理念的生态城市设计策略,以解决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问题为主要出发点,以适应与灵活的观点研究生态城市设计在解决和理解建设发展问题中的作用,并构建具有可持续特征的策略框架。柔性设计是一种具有灵活性的策略组合,是生态城市设计理论的新思维。柔性设计理念不拘泥于传统生态城市设计的流程或形式约束,将弹性特征与可持续设计行为相结合,针对生态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压力与冲击,与现有的城市设计或规划并行不悖,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城市尺度。本研究包括四个研究部分。主线为贯穿全篇的弹性理念与可持续的生态城市设计方法。四个研究部分分别为:目前生态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弹性理念的研究、生态城市设计的研究和柔性设计策略框架的整合研究。第一部分:阐述了目前我国生态城市发展的问题。基于生态城市的阶段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提出生态城市设计层面的思路转变对策——弹性理论。第二部分:弹性理念的研究为第叁章与第七章的部分章节,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核心——弹性与主题——柔性设计。深入研究了弹性理念的应用范围、本质和相关要素,以及柔性设计的概念、辨析、目标对象、与生态城市的关系及推动力等。第叁部分:生态城市设计的研究包括第四章、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阐述了可持续生态城市设计的要素,生态城市面临的风险及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可持续生态城市设计要素主要包括生态城市的紧凑性、流动性、生态性与本地化等,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对比分析将要素划分为十个可以进行设计的领域。生态城市面临的风险包括作用于生态城市的压力与冲击,压力包括城市化所带来的众多城市问题,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等,冲击包括水循环、废弃物管理、空气污染、能源管理及自然灾害等。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归纳研究,包括指标指引和阈值取值两方面。从环境、社会、经济和资源四类内容“勾勒”出目前普遍认可的生态城市“轮廓”。第四部分:综合以上内容,将弹性理念的特征与可持续的生态城市设计的设计行为灵活整合,构建柔性设计模式框架。在此基础上,回应生态城市发展问题,将柔性设计模式原则对应我国目前生态城市设计与发展的问题,提出适用性及解决方法。本研究由生态系统的弹性引入,从城市设计的弹性给出柔性设计的策略框架,强调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多样性的原则方法去设计生态城市的空间形态。 [1]. 基于可持续性的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设计策略研究[D]. 张伟.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2].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研究[D]. 石永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 [3]. 空间扩张视角的大中城市新区生长机理研究[D]. 李建伟. 西北大学. 2012 [4]. 沈阳经济区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姜策. 辽宁大学. 2016 [5]. 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下的大学科技园研究[D]. 袁玮. 东南大学. 2015 [6].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耦合研究[D]. 张引. 西南大学. 2015 [7].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D]. 黄志红. 中国地质大学. 2016 [8]. 基于生态准则的成都城市形态可持续发展研究[D]. 陈岚. 天津大学. 2010 [9].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研究[D]. 楚芳芳. 中南大学. 2014 [10]. 柔性设计模式[D]. 王晓军. 天津大学. 2016 标签：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中三角论文; 生态文明建设论文; 沈阳经济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环境评价论文; 系统评价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城市设计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国土论文; 农村论文; 生态城市论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