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经济与企业变革(论文文献综述)
黄文武[1](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李小丽[2](2020)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专业博士学位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博士学位,具有和哲学博士学位同等的水平和地位,旨在通过群组形式的课程学习和对专业实践问题的研究,培养能够对专业知识和实践做出独创性贡献的高层次专业人员。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轫于1992年,至今历经了三代的转型发展,形成了以职业性为主导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传统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文以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教育史的学科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梳理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剖析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归纳其发展演进的主要特点,从而为改进和完善我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提供经验借鉴。英国最早的博士学位教育可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博士学位教育是神学、医学、法学三科的专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1917年哲学博士学位制度的引入,标志着英国现代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哲学博士学位教育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主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步伐加快,学术之外的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和哲学博士学位并行的应用型博士学位成为大势所趋。1992年,布里斯托尔大学设立了英国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一般把1992年至2000年的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称为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和哲学博士学位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学位命名方式的不同和模块化课程的引入。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因模仿哲学博士学位教育而与之大体趋同,其价值取向仍以学术性为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进入21世纪,职业专业化的深入发展、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及新工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都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对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也逐渐形成共识。2000年召开的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进行了构建,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至第二代。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其中“混合课程”的实施密切了大学、专业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档案包式的成果组合使学习评价更为灵活而综合。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不再以研究训练为中心,而是更加关注职业生活和专业实践,其职业性、实践性明显增强,但也存在大学和工作场所结合不够紧密以及导师指导不足等问题。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英国“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达成肯定性共识,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迈向第三代。此后,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联系日益紧密,加之受“普职融合”理念、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重点关注学生在工作场所开展实践和研究,强调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批判性反思不断改进实践,进而解决复杂的专业实际问题。其主要特点为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批判性反思贯穿始终以及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鲜明的职业性为主导、学术性和职业性相融合的特征。目前,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主要存在内涵认识分歧、缺乏单列的评价标准以及专业设置过细过多等问题,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演进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革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市场和大学三方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二是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三是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在此基础上,就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权力博弈、价值取向、模式变迁等重大问题,运用高等教育学中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观、高等教育系统整合论等有关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借鉴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经验教训,我国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地位,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跨机构联合培养机制,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张金艳[3](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邵阳子[4](2019)在《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周期性衰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表面上看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实则是存量技术及其相应经济形态支撑力减弱的结果。寻找支撑未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成为当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由高速回落至中高速,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孱弱。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拐点”,随着传统动能的减弱,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与改造升级传统动能结合起来,换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促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现有国内外关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广受认可的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实证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基于新经济发展视角,探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研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从“新经济”和“经济结构”的相关文献出发,对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前三次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梳理,来分析新经济的发展和演化历程。可以看到历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是在重大技术创新以及支撑力的推动下,催生出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组织,从而改变经济形态的性质,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中占核心地位的经济结构也会反映当时经济形态的特征。基于计量经济学等多种实证模型,重点研究了新经济发展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机制。本文基于ITIF构建的“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和财新网构建的“中国新经济指数”,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官方统计机构对我国新经济具体形态的阐述,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开放经济、绿色经济、创新经济和活力经济六大方面构建了“中国新经济发展指数(CNEI)”,并基于PPCA法,对2003年至2016年我国31省(市、自治区)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基于Theil指数和Moore指数,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变迁速度进行了评价;基于SRA,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TFP进行了测量。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的CNEI、THI、MI和TFP数据,分析了新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信贷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机制,重点研究新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作用。与此同时,分析了新经济在我国几种典型业态的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相关论题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和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重视创新投入,扶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促进我国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挖掘内部经济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硬着陆”。
姚宇华[5](2017)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文中认为大学组织自中世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形成了不同的组织模式。随着大学组织不断发展,大学组织逐步由一个封闭性系统成为一个开放性系统。大学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性或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需遵循外部逻辑和内部逻辑,其中外部逻辑须通过内部逻辑发挥作用。外部逻辑主要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相关,内部逻辑则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相关。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工业社会变迁,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Ⅱ逐步兴起和发展。作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回应,论文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进行研究。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遵循提出问题、构建分析框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和结论的研究思路。运用文献研究法、理想类型法、历史研究法、组织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需要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动力或原因进行分析。依据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和系统与权变组织理论,论文构建了“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组织模式”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就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动力而言,外部社会环境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内部驱动力。外部环境作为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须通过知识生产模式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就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的协同演化方式而言,主要存在自组织的协同演化和他组织的协同演化两种方式。论文以此为分析框架,对国外大学组织模式的历史变迁、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变革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以历史研究法、理想类型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进行了考察。从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看,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相继产生和形成了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T-u型)、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R-U型)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E-U型)三种经典的大学组织模式。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原因或动力看,外部动力表现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中世纪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等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内部动力表现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相继产生和发展了知识生产模式0、知识生产模式Ⅰ和知识生产模式Ⅱ等三种知识生产形式。总的来说,在西方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是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对麻省理工学院(MIT)组织模式变革进行了个案分析。研究表明:MIT自创建以来,在组织模式上先后产生和发展了工程技术学院组织模式、理工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等三种组织模式。通过对其变革动力进行的分析表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内在动力。总的来说,在美国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MIT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通过对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特征与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历史变迁而言,自清末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相继经历了近代大学组织模式、现代大学组织模式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等发展阶段。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而言,主要表现为断裂性和稳定性、移植性和模仿性以及强制性和激进式并重的变革方式等。通过国际和历史比较分析,我国当代大学组织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组织行动者地位不平等、组织目标外部逻辑彰显、组织技术适切性较为缺乏、组织结构科层化以及组织权力分配不均衡等。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殊性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和知识生产两个层面。在社会层面,我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相互交织的社会发展路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以及程度和层次较低的现代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在知识生产层面,在独特社会形态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力规划的知识生产模式,具有理性主义知识观缺失、知识生产体制化滞后及知识型结构模式失衡等特征。总的来说,在我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他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基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综合借鉴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经验,对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未来的变革,论文从策略和模式设计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策略而言,应从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等层面采取相应策略。同时,在当今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I向模式II转型的背景下,论文从组织行动者、组织目标、组织技术、组织结构和组织权力等要素对未来我国大学组织模式设计进行了初步探讨。从组织行动者来看,应处理好大学外部行动者和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应从“政事一体化”走向“政事分开”,改进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提升社会参与水平;制定和落实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和保障教师地位及提升学生地位等。从组织目标来看,应加强各种目标之间的融合性、平衡目标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提升目标的多样性和个性等。对组织技术而言,应实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推进学科、专业和课程一体化建设;革新教学方法以及优化管理技术等。在组织结构上,应分别对行政组织结构和学术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对于行政组织结构来说,应建立一种“学校—学院—系”三级的组织结构形式,重点是对学校层次的机构设置进行改革,建立由多元主体组成的大学治理委员会作为大学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学术组织结构而言,应在对政府层面的学科分类目录进行相应调整的前提下,借鉴西方一流大学学院设置经验,重视学科属性差异性。在学院设置上,建构一种由基础性学科和实用性学科学院组成的学院结构。同时应加大跨学科组织的建设和整合力度。就组织权力而言,应坚持以“善治”为指导的权力分配目标、自治和共治统一的权力分配原则和集权与分权统一的权力分配方式以及建构一种“纵向分权”的权力分配模式。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关注了大学组织的“外适应”和“内适应”问题。在大学组织的分析视角上,实现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整合。因此对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来说,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顾剑秀[6](2015)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承担着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现代意义上的博士生教育开始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早期博士生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大学教授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至今,大部分人同样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方向应该是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职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道路被描述成"线性的管道"(liner pipeline)。那些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博士则被看作是"管道的泄露"(leakage from the desired pipeline)。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博士学位获得者不再局限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们也开始进入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管理部门,从事专业领域的技术研发和高级管理工作,博士生就业道路逐渐多元化。但当前博士生培养还是按照传统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方式,博士就业的现实与博士生教育培养未来的大学教授这一传统目标出现了较大的偏离。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当前博士生培养模式是与知识生产模式1相适应的,遵循传统质量观,以培养学科传承者、知识创造者为目标。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博士质量观的多元化,当前博士生培养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使得博士生培养与质量问题已不再是学科共同体内部的事情,而是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所以,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出发研究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将有助于促进博士生培养与博士生职业发展需求的链接,调适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矛盾,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当前我国博士学位类型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专业学位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博士生教育在学位类型结构上回应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那么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所面临的的问题使得现有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也应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所以,本文主要聚焦于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进行研究。首先分析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矛盾,为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提供现实诉求。通过对江苏省八所高校1700名三年级及以上学术型脱产博士生发放就业期望调查问卷,实证调查了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期望,运用二元和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从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及博士生培养情况四方面分析了博士生就业期望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博士生就业期望、人力资本以及博士生培养情况三方面实证分析了博士生对博士生培养的满意度评价。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博士生从读博前到接受调查期间的职业类型期望没有发生改变,博士生读博动机、学校层次、学科以及博士生培养过程显着影响博士生就业期望。博士生就业期望、学科、奖学金获得情况、参加国际会议情况以及博士生培养过程显着影响博士生对博士生培养满意度的评价。博士生对博士生培养鼓励他们职业选择多元化并帮助他们做好从事非学术职业准备的满意度较低。除了培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样本博士生认为博士生培养还需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交流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但当前博士生培养还无法满足他们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需求。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博士用人单位,并运用质性数据分析方法分析访谈资料,分析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使得社会对博士毕业生的质量衡量标准越来越多元化,用人单位对现有模式培养出来的博士毕业生质量存在质疑。其次,根据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理论为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建构理论框架。通过对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大学职能及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以及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三者间逻辑关系的梳理,回答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博士生培养模式为何变革以及如何变革的问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大学职能及其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大学经历着由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再到后现代大学的演变。大学在知识生产中扮演的角色、知识生产职能、生产理念、生产科学观、生产的合法化基础以及生产方式都发生着变化。博士生教育不仅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更是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学职能及其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下的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从培养目标、培养的价值取向、培养主体、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到培养评价都有不同的特征。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要求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从"封闭培养"模式向"开放培养"模式转变,从以"学术为本"模式向以"市场为导向"模式转变,从以"基础先行"模式向以"应用为驱动"模式转变,从以"学科为本"的院系模式向以"跨学科为本"的项目模式转变。接着,分析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美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变革的实践发展,为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提供经验借鉴。通过在美国C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参加C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专业一系列博士生课程,访谈C大学教师及博士生,搜集关于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第一手资料,分析美国博士生培养理念与制度及其博士生培养变革的实践发展。研究发现,美国博士生教育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市场在博士教育招生、博士生就业以及资助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虽然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在美国发展迅速,但美国仍然以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为主。美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具有多元化的培养理念与目标,包括课程、考试和论文在内的结构化的培养程序,包括研究生院制度、灵活的导师制度、委员会制度以及助教和助研制度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培养制度。美国博士生教育通过机构和专业认证、大学内部各专业常规评估、有美国国家研究中心(NRC)举行的博士项目质量全国性评价以及博士学位获得者职业发展调查等方面确保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为解决学术型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多种问题,美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的培养内容因毕业生就业类型的多元化而逐渐发生变化,如调整博士培养计划、拓宽博士生职业准备等新举措。学术界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学术型博士生教育的变革措施,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整合计划、重构博士生教育计划、灵活多变的博士生计划以及培养未来教师计划。最后,在前几部分研究的基础上为我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提出方案。通过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要素进行分析,提出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的学术型博士生培养应具备多元化的培养理念与目标、结构化培养过程,并通过校企、校所联合培养以及跨学科等方式培养博士生。博士生培养实行论文指导委员会制度、实践型的助教和助研制度、严格的筛选制度。博士生培养的评价应该结合产品视角与过程视角,不仅对博士生学术成果进行评价,也要对博士生学术训练过程进行评价;不仅注重学术团体对博士生学米能力的评价,也要注重非学术团体对博士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评价。通过构建旨在调节博士生培养标准化与市场化水平的博士生培养模式(C-I模式,Combined-Integrated Model)、促进博士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校准的博士生培养模式(LMA模式,Labor Market Alignment Model)以及促进博士生培养与博士生职业发展连接的博士生培养模式(PDET模式,Planning-Developing-Educating-TrainingModel),调适学术型博士生培养目标,创新培养制度,促进学术型博士生教育满足社会需求。
李培凤[7](2015)在《基于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动协同创新、集聚创新要素、整合创新资源、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已成为世界各国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效果、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选择。担负知识创新与发展使命的大学,日益发展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与产业、政府三螺旋协同创新的耦合程度,决定着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也决定着大学知识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高度重视。大学与产业、政府等不同创新主体的关系,由原来浅层次的松散合作关系,向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关系转变,意味着大学-产业-政府之间新的结构-功能体的重塑,必然对大学传统的办学理念、发展模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提出严竣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引领的第二次学术革命浪潮开启了创业型大学的新范式,促进大学在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增强核心能力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主动与产业、政府开展实质性协同创新,建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提高了大学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承接能力和渗透能力,优化了创新生态系统的体制机制。创业型大学的新范式,已成为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的世界性趋势,对世界各国大学组织变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的大学正在深化综合改革的十字路口,发展路径的正确选择,对大学快速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一方面是大学科研经费持续增长、研究人员大幅增加、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一直比较低,另一方面是大学陷入传统“象牙塔”发展模式的“锁定”状态中,无法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抑制了科技资源、创新要素的集群化整合。我国大学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已迫在眉睫。本研究以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理论为基础,从创业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创业型大学的内涵与阶段特征阐释、大学与其他创新主体的静态耦合结构与动态演化趋势分析等几个方面,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变革的路径是什么?大学融入创新生态系统需要进行哪些变革?我国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变革的薄弱环节是什么?如何开启我国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变革的新路径?为了透彻地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首先从大学形成背景、思想基础、制度规范、实践探索与传播等几个方面,对两次学术革命进行了纵向的历史分析,以充分说明第二次学术革命浪潮开启的大学进化发展,不是“演变”而是“革命”其次,深入研究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结构-功能体中,创业型大学的内涵、特征、发展阶段以及矛盾冲突等。再其次,我们用三螺旋互信息算法定量测度了协同创新的耦合效应,比较分析了我国大学融入创新生态系统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同时用演化博弈论,探索了博弈参与方的动态演化趋势,发现协同创新和松散合作都可能成为演化稳定策略。大学要在三螺旋协同创新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必须重视博弈参与方的初始条件,通过政策调控、激励、体制机制完善等方式,引导学研方与企业方更积极主动地采取协同创新策略。最后,针对静态耦合结构分析和动态演化趋势分析发现的问题,对我国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变革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在深入的解析与研究过程中,本研究体现出如下三个创新点:1、研究主题定位上的创新:从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结构功能体有机建构的视角,深入探讨大学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以适应知识跨界协同创新的新要求。2、研究内容深化上的创新:根据大学成果转化的深化过程和大学融入三螺旋创新体系的协同程度,勾勒出了向创业型大学深化发展的三阶段模型。3、研究方法运用上的创新:采用三螺旋互信息算法、演化博弈论,从静态耦合结构和动态演化趋势两个方面,深入探索我国大学融入创新生态系统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挖掘推动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的政策环境、激励机制等初始条件。通过以上研究与分析,我们得出四个有价值的结论:1、与政府、产业界开展实质性协同创新是向创业型大学变革的路径选择。2、协同创新是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动态关系中占优的演化稳定策略。3、加快协同创新步伐,探索向创业型大学变革的新路径,是我国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的现实选择。4、重视政府作用发挥,促进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行。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对我国大学现有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进行深入分析,探索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为我国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变革,深度融入三螺旋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提供有力依据。
刘春雷[8](2013)在《高等教育视野中的企业大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萌发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西方企业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尤其在信息化与全球化两大潮流的合力推动下,其功能、结构、特点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根植于企业生产实践但却相对独立于传统高等教育系统的各具特色的企业大学,在其逐渐发展、完善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探索出各自的成功之道。然而,不同的企业组织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在的行业各异,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土壤各不相同,因此具体企业大学的成功之道显然难以推广和效仿;同时,企业大学是基于母体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应运而生的,具有实践先于研究的特点,由此导致了对企业大学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如火如荼的企业大学实践。近年来,国外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对企业大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遗憾的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至今对企业大学知之甚少。这不仅影响到企业大学在我国的健康发展,而且使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和研究不能及时吸取企业大学的许多独特经验和有价值的理念,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尤其是与现代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联系与合作。本论文是从高等教育视角开展的企业大学研究。论文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深入研究了企业大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通过研究企业大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企业大学的总体发展规律与趋势以及企业大学产生发展的内外驱动因素。基于实践调研并结合典型案例,全面分析现代企业大学的发展现状,从企业大学的内外关系、运营模式、产品认证到服务范围、存在形式、所属组织的规模属性,较全面地分析归纳了现代企业大学的共性特征,分析阐述企业大学的组织性质和组织运行逻辑,并分析探讨了企业大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二,从高等教育的视角开展了企业大学与相关高教机构、企业大学与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论文着重比较分析了企业大学与传统大学、行业性大学及商学院、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教育公司等高教机构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深入剖析了企业大学的组织性质和组织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大学与高等教育、大学、学习型组织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与界定。论文认为,企业大学主要从事在职成人继续教育,其高端属于高等职业教育范畴,其产生发展源自母体企业对知识要素及专业化知识生产服务的内在需求。企业大学由母体企业出资创办并运营管理,是隶属于母体企业并服务于母体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核心业务的新型专业化多功能的知识生产服务组织。企业大学提供的知识生产服务是以生产实践逻辑为基础,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学科专业逻辑,同时又是与母体企业的生产实践相融合,是其它高教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企业大学以求善求用的知识观为指导;以发展企业学习能力、增长企业智慧为使命;以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服务为支撑:以全员全面全程学习为基础;以服务发展战略为核心;以改善工作绩效为导向;以最优化最大化知识效能为宗旨;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第三,从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着眼,探讨了企业大学的价值及其对高等教育多元化创新发展的启示。论文概括了企业大学对现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企业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领域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边界;其二,企业大学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效能化、多元化、信息化、国际化,由此促进了大学体制、机制的创新;其三,企业大学将信息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注入高等教育的文化理念之中。从高等教育视角深入研究企业大学的发展规律、共性特征、组织性质及组织运行逻辑,能对企业大学实践予以科学指导,遵循企业大学的客观规律来设计、创办、运营、管理、建设、发展企业大学,预测企业大学的发展趋势,科学评价企业大学并引导企业大学的健康发展。从高等教育视角深入开展企业大学研究,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的时代需要。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创业型大学、高等教育公司、企业大学的崛起和迅猛发展,表明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如何在科技创新要素、人力资本要素等知识要素的开发、生产上发挥关键作用?借鉴企业大学的经营之道、成功之道,遵循人力资本开发和知识创新的客观规律,加强与企业创新实践的联系,参与建立企业大学联盟、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有助于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大学应用类专业的发展。
刘叶[9](2010)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管理上转型的路径》文中研究表明这是一项关于华中科技大学应对变化的环境而进行路径变革的案例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华中科技大学应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特有策略以及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中是此种反应方式,进而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大学应对学术资本主义的主要反应方式。这不仅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和对中国大学特有发展方式的理解,而且为同类高校走出困境提供决策参考以及引领同类大学的发展。研究通过持续的面对面访谈、实地考察以及史料的整理与收集获得丰富的资料。研究借助于大量的一手资料,包括访谈所获口述资料、校史、校报、档案资料、科技产业年鉴、会议文件、个人传记、教育统计年鉴等内部资料成功建立案例研究的理论假设和提出问题。通过进一步的校史描述与分析,研究证实了华中科技大学确为通过创业管理路径的选择建设一流大学的反应策略成功应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新要求。继而通过理论归纳与构建,顺利建立源自于该案例的管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以沃里克大学为例佐证了该理论模型,继而推广之,延伸到一系列大学的解释范畴。通过对华中科技大学的案例研究以及双案例检验,本研究获得了一些有别于已有研究的新发现。首先,欧美大学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在新时期的变革经验告诉我们,变革是应对变化的唯一选择。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本来就是一部管理变革史。从管理学的视角透视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史,清楚发现,华中科技大学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面对社会转型及时变革的结果。就是因为在不同的转型期,华中科技大学及时通过传统管理向创新管理的变迁、进而由创新管理向创业管理的转型,使得华中科技大学由组创起步迅速走向学术积累,继而迅速迈入跨越发展期。其次,变革路径的选择依赖于传统文化与历史传统。唯有对文化传统的守望与超越方可适应性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化将会是变革路径抉择的永久制衡力量。最后,华中科技大学在新的时期勇敢迎接挑战,视问题为机遇,通过以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团队、创业价值和创业文化这五个核心要素协同下的创业管理变革实现了创业转型。这所创业型大学的建立是一种通过管理变革的路径实现的,在其致力于转型的过程中,紧紧以抓住创业机会为核心,因为这是华中科技大学追求卓越的秘笈;以创造性整合创业资源为基础,因为这是华中科技大学把握发展机遇的前提;始终根据开发机会为导向动态性组建创业团队,因为这是华中科技大学实现卓越的组织保证;始终以创业价值为主导,因为这是华中科技大学追求卓越的内驱力;始终以形成创业文化为目的,因为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保持卓越的精神共契。总体上,华中科技大学的转型折射出中国大学管理思维与行动方式由“有多少钱做多少事”的传统管理方式向“办多少事找多少钱”的创业管理思维模式的变迁。华中科技大学的变革道路说明从创业管理变革的路径来建立创业型大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况且,双案例复制的结果也证实了高校创业管理理论模型的解释力。
李贺[10](2006)在《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组织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知识作为战略性资源在组织资源中居于核心地位,组织竞争向全球化趋势发展。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正在日益成为当代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本文针对知识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组织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在对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与评述的基础上,对基于知识管理的组织创新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以知识管理——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为研究主线,在对知识管理、组织学习、组织创新及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知识管理、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之间的互动作用机理;建构了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企业组织创新相关性概念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完成了知识管理对企业组织创新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确定了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模式与途径;设计了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绩效评价体系,并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知识经济与企业变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与企业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1. 关于创新创业时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审视 |
2. 对高等教育整体改革的再思考 |
3. 对“双一流”建设的反思 |
(二)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实践意义 |
二、 研究现状 |
(一)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
1.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整体性概述 |
2.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类型研究的述评 |
(二) 关于大学革新的相关研究 |
三、 基本概念 |
(一)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
(二) 大学革新 |
四、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一) 研究目标 |
(二) 研究内容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五、 研究方法 |
(一) 方法论基础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大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企业家精神 |
一、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构建 |
二、 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 |
三、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中世纪大学 |
第二节 现代大学的创立与企业家精神 |
一、 现代大学的早期发展 |
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
三、 后洪堡时代现代大学的持续变革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企业家精神 |
一、 科研的兴盛与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的确立 |
二、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改革 |
三、 走向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 |
第四节 创业型大学的繁荣与企业家精神 |
一、 创业型大学中的商业性企业家精神 |
二、 制度性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学革新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技术变革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
二、 教育技术革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三、 外部技术环境变革与大学的企业家精神 |
第二节 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企业家精神 |
二、 大学多重制度逻辑整合中的企业家精神 |
第三节 大学范式革命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范式与大学范式革命 |
二、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
三、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范式革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学革新需要何种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哈珀的企业家精神与芝加哥大学的创建 |
二、 艾略特的企业家精神与哈佛大学的转型 |
三、 蔡元培的企业家精神与北京大学的再造 |
四、 特曼的企业家精神与斯坦福大学的崛起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二、 香港科技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全球性知识企业”的塑造 |
第三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美国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积聚 |
二、 以色列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国度中的大学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大学革新 |
第一节 以企业家精神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 |
一、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建设中“学术创业”的兴起 |
二、 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统筹 |
三、 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整合 |
第二节 以企业家精神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 |
一、 企业家精神助推学科-专业-产业链创建 |
二、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协同治理 |
三、 大学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
第三节 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 |
一、 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
二、 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
三、 为创新创业而治理: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
第四节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一、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内涵及其演进 |
二、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
三、 以企业家精神协同推进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双一流”建设 |
第一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提升政府政策运行效能:政策工具的动态整合 |
二、 掌舵而不是划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的“府-学”关系重塑 |
三、 建设创新创业型国家:创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四、 重塑高等教育系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五、 塑造企业家式政府角色:从官僚主义行为转向企业家行为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
二、 以商业性企业家精神塑造新型“产-学”关系,增强大学资源创生能力 |
三、 社会性企业家精神助推社会创业实践,突出大学社会责任感意识 |
四、 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自我建构与革新,实现组织创新创业范式转型 |
第三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以企业家思维代替排名思维,促进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 |
二、 整合组织领导中的多重企业家角色,扩展大学社会关系网络 |
三、 创建组织特色发展模式,形成大学独特竞争优势 |
四、 科学制定组织战略规划,形塑大学未来发展愿景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一、 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 |
二、 创新之处、研究反思与展望 |
(一) 创新之处 |
(二) 研究反思与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致谢 |
(2)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三)文献述评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一)主要分期依据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六、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1992—2000)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一、英国传统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与困境 |
二、知识经济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驱动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倒逼英国博士学位教育多样化 |
四、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强力推动 |
五、对美、澳等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学习借鉴 |
第二节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一、英国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计划的探索 |
二、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四所大学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立 |
三、“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四、案例:金斯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项目 |
第三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勃兴 |
一、项目数量和学科领域快速增加 |
二、在教育等五个学科领域分布最为集中 |
三、新学科和子学科不断涌现 |
四、从主要由“老大学”开办向全国辐射 |
第四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一、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二、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三、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第二章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兴起(2000-2004) |
第一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一、产业结构变迁和职业专业化的推动 |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影响 |
三、三螺旋理论的引入 |
四、新工党政府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
第二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一、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的建构 |
二、伦敦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的率先转型 |
三、“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四、案例:利物浦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 |
第三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扩张 |
一、数量规模持续扩大 |
二、学科专业领域加速拓展 |
三、“新大学”直追“老大学” |
第四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一、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二、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三、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第三章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2004至今) |
第一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一、工作场所学习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 |
二、“普职融合”理念的影响日益深刻 |
三、博洛尼亚进程的持续推动 |
四、2004年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一、2004年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的召开 |
二、密德萨斯大学“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实践 |
三、“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四、案例:索尔福德大学建筑环境专业博士项目 |
第三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 |
一、数量规模从大幅扩张到平稳增加 |
二、学科专业领域更趋细化 |
三、学科领域分布明显不均衡 |
四、“新大学”专业博士项目数超过“老大学” |
五、入学和完成人数状况 |
第四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一、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二、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三、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第四章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演进特点及启示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演进特点 |
一、变革动力:三方主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 |
二、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 |
三、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 |
第二节 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历史发展的追问与反思 |
一、哲学的视角: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 |
二、权力的博弈:基于高等教育系统整合理论的分析 |
三、探讨的中心: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
第三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一、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地位 |
二、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 |
三、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 |
四、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 |
五、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4)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结构安排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
一、文献回顾 |
(一)新经济的概念界定 |
(二)新经济的具体形态 |
(三)新经济的深入思考 |
(四)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 |
二、国内外文献述评 |
三、理论分析 |
(一)经济形态的界定 |
(二)新经济内在的产生机制 |
(三)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的内在联系 |
第三章 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 |
一、新经济的发展与演化历程 |
(一)技术突变与演进 |
(二)组织模式变革 |
(三)经济结构演化 |
(四)小结 |
二、本轮新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冲击 |
(一)兴起的背景 |
(二)技术演进的过程 |
(三)组织和结构的变迁 |
第四章 新经济对经济结构演化的催化作用 |
一、全球视角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 |
(一)经济结构变化一般机理 |
(二)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 |
(三)新经济推动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化发展 |
二、中国新经济与经济结构发展评价 |
(一)中国新经济指数评价 |
(二)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测量 |
(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量 |
三、新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二)实证模型设计 |
(三)实证分析 |
四、新经济冲击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趋势 |
第五章 新经济的典型业态及对策建议 |
一、新经济典型业态的表现与效应 |
(一)跨境电子商务 |
(二)互联网金融 |
(三)共享经济 |
二、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附录F |
(5)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述及展望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2.1.1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
2.1.2 大学组织模式变革 |
2.2 理论基础 |
2.2.1 知识生产模式理论 |
2.2.2 知识社会学理论 |
2.2.3 系统与权变组织理论 |
2.3 分析框架 |
2.3.1 大学组织分析内部和外部视角的整合 |
2.3.2 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 |
2.3.3 知识生产模式演变及分析维度 |
2.3.4 大学菱形组织模式的构建 |
2.3.5 分析框架:“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组织模式”协同演化模型 |
3 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历史考察 |
3.1 知识生产模式0与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的形成 |
3.1.1 中世纪社会的产生与变迁 |
3.1.2 知识生产模式0的特征与变革 |
3.1.3 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的形成与变革(T-U型) |
3.2 知识生产模式Ⅰ与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的构建 |
3.2.1 工业社会的产生与变迁 |
3.2.2 第一次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模式Ⅰ的形成与发展 |
3.2.3 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的构建与变革(R-U型) |
3.3 知识生产模式Ⅰ与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探索 |
3.3.1 转变中的景观:知识价值社会的变迁 |
3.3.2 第二次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模式Ⅱ的产生与发展 |
3.3.3 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的探索(E-U型) |
4 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分析: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 |
4.1 工程技术学院组织模式产生与变革 |
4.1.1 组织行动者 |
4.1.2 组织目标 |
4.1.3 组织技术 |
4.1.4 组织结构 |
4.1.5 组织权力 |
4.2 理工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形成与变革 |
4.2.1 组织行动者 |
4.2.2 组织目标 |
4.2.3 组织技术 |
4.2.4 组织结构 |
4.2.5 组织权力 |
4.3 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与探索 |
4.3.1 组织行动者 |
4.3.2 组织目标 |
4.3.3 组织技术 |
4.3.4 组织结构 |
4.3.5 组织权力 |
4.4 MIT组织模式变革的案例分析 |
4.4.1 社会变迁下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
4.4.2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关系 |
5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特殊性分析 |
5.1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历史透视 |
5.1.1 近代大学组织模式产生与变革 |
5.1.2 现代大学组织模式形成与变革 |
5.1.3 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与发展 |
5.2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
5.2.1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 |
5.2.2 中国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 |
5.3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殊性的原因分析 |
5.3.1 社会层面:独特的社会形态 |
5.3.2 知识生产层面:政治权力规划下的知识生产模式 |
6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审思 |
6.1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策略 |
6.1.1 社会层面:构建以“善治”为目标的“治理型”社会 |
6.1.2 知识生产层面:重构知识生产模式 |
6.1.3 大学组织层面:优化变革理念与方式 |
6.2 中国未来大学组织模式的具体设计 |
6.2.1 组织行动者 |
6.2.2 组织目标 |
6.2.3 组织技术 |
6.2.4 组织结构 |
6.2.5 组织权力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 |
1.3.1 关于博士质量与博士生教育变革的研究 |
1.3.2 关于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研究 |
1.3.3 关于博士生就业的研究 |
1.3.4 关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对博士生培养模式影响的研究 |
1.3.5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资料 |
1.5.1 问卷调研对象 |
1.5.2 访谈对象 |
1.6 研究内容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7.1 可能的创新 |
1.7.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知识生产模式 |
2.1.2 博士生培养模式 |
2.1.3 学术职业.非学术职业 |
2.2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理论 |
2.2.1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理论的发展 |
2.2.2 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理论 |
2.3 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相关理论 |
2.3.1 组织变革理论 |
2.3.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4 职业生涯发展理论 |
2.4.1 金斯伯格职业生涯发展三段论 |
2.4.2 格林豪斯职业生涯发展五段论 |
2.4.3 舒伯职业生涯发展五段论 |
2.4.4 施恩职业生涯发展九段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分析 |
3.1 我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规模与博士毕业生就业现状 |
3.1.1 我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规模 |
3.1.2 科技企业的发展与我国学术型博士毕业生就业面向 |
3.2 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与博士生个体就业需求的矛盾分析 |
3.2.1 博士生就业期望及其影响因素 |
3.2.2 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与博士生就业需求的冲突分析 |
3.3 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与用人单位需求的矛盾分析 |
3.3.1 用人单位对毕业博士的质量评价及需求 |
3.3.2 博士毕业生质量供求均衡与矛盾曲线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的理论框架建构 |
4.1 知识经济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 |
4.1.1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原因及条件 |
4.1.2 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 |
4.2 知识经济与新知识生产模式中的大学 |
4.2.1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过程中大学职能的演变 |
4.2.2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过程中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 |
4.3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 |
4.3.1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的条件和需求 |
4.3.2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的理论指导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美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的实践发展 |
5.1 美国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与制度 |
5.1.1 美国博士生教育概况 |
5.1.2 美国博士生培养的理念、制度与过程 |
5.2 美国毕业博士职业发展调查 |
5.2.1 调查背景——美国三次博士学位获得者职业发展调查 |
5.2.2 调查结果——职业发展路径、就业满意度及对博士生教育的回溯与评价 |
5.3 美国博士生教育变革的系列措施 |
5.3.1 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整合计划 |
5.3.2 重构博士生教育计划 |
5.3.3 灵活多变的博士生计划 |
5.3.4 培养未来教师计划 |
5.4 美国博士生培养经验对中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的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知识生产模武转变的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选择 |
6.1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要素分析 |
6.1.1 培养理念与目标 |
6.1.2 培养途径 |
6.1.3 培养制度 |
6.1.4 培养评价 |
6.2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选择 |
6.2.1 C-I模式:促进博士生培养标准化与市场化的二维调适 |
6.2.2 PDET模式:促进博士生培养与博士生职业发展的连接 |
6.2.3 LMA模式:促进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校准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7.1 研究总结 |
7.2 研究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1:博士生就业期望调查问卷 |
附录2:对用人单位的访谈内容部分摘录 |
附录3:对美国博士生导师及博士生访谈内容部分摘录 |
附录4: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目录 |
附录6: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学术会议目录 |
致谢 |
(7)基于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创新点 |
1.4.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1.4.2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三螺旋创新理论 |
2.1 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发展轨迹 |
2.1.1 三螺旋创新理论的提出 |
2.1.2 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发展 |
2.2 三螺旋创新理论的思想与框架 |
2.2.1 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基本思想 |
2.2.2 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分析框架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学发展模式的两次学术革命 |
3.1 相关概念解析 |
3.1.1 模式 |
3.1.2 大学发展模式 |
3.1.3 学术革命 |
3.1.4 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的构成要件 |
3.2 社会大变革与大学生态位的变迁 |
3.2.1 农业经济时代的大学生态位 |
3.2.2 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学生态位 |
3.2.3 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生态位 |
3.3 大学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学术革命 |
3.4 大学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学术革命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创业型大学 |
4.1 创业型大学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
4.1.1 创业型大学的概念界定 |
4.1.2 创业型大学的内涵解析 |
4.1.3 创业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
4.2 创业型大学的发展阶段 |
4.2.1 创业型大学发展阶段模型 |
4.2.2 应用取向科学驱动的研究阶段 |
4.2.3 产品取向应用驱动的技术阶段 |
4.2.4 商业取向市场驱动的创新阶段 |
4.3 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面临的矛盾冲突 |
4.3.1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 |
4.3.2 科学研究的公开性与技术商业化的保密性之间的矛盾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大学-产业-政府协同创新的耦合效应测度 |
5.1 三螺旋协同创新的耦合效应 |
5.1.1 系统耦合 |
5.1.2 耦合效应测度方法 |
5.2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耦合效应的国际比较 |
5.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2.2 三螺旋协同创新耦合效应的国际比较研究 |
5.2.3 不同国家三螺旋耦合关系形成中大学的作用 |
5.3 我国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耦合效应的研究 |
5.3.1 我国科技政策的战略导向和策略选择 |
5.3.2 我国协同创新耦合效应的纵向比较研 |
5.4 我国大学发展模式变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
5.4.1 大学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没有突破 |
5.4.2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依然不健全 |
5.4.3 大学与企业协同创新的机制不畅通 |
5.4.4 促进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大学-产业-政府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
6.1 演化博弈论发展与基本思想 |
6.1.1 演化博弈论的产生与发展 |
6.1.2 演化博弈论的基本思想 |
6.2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
6.2.1 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 |
6.2.2 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
6.2.3 策略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
6.3 基于数值模拟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
6.3.1 NetLogo仿真建模工具 |
6.3.2 数值模拟与仿真分析 |
6.4 博弈参与方选择协同创新策略的初始条件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的对策建议 |
7.1 突破路径依赖以加快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的步伐 |
7.1.1 突破对原有大学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
7.1.2 加快大学发展模式变革步伐 |
7.2 强化创新创业教育以激发师生干事创业的热情 |
7.2.1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
7.2.2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环境 |
7.3 推进跨界协同创新以促进主体之间能量的交换 |
7.3.1 企业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 |
7.3.2 大学坚持推进跨界协同创新 |
7.4 发挥政府作用以构建动态耦合的创新生态系统 |
7.4.1 促进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行 |
7.4.2 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执行力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承诺书 |
(8)高等教育视野中的企业大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源起与研究价值 |
二、研究问题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主要概念界定 |
六、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企业大学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综述 |
第一节 企业大学实践发展 |
一、企业大学的由来 |
二、企业大学实践发展现状 |
三、企业大学实践发展述评 |
第二节 企业大学理论研究 |
一、企业大学研究主体与研究视角 |
二、企业大学理论研究述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企业大学产生发展的历史透析 |
第一节 企业大学发展历程分析 |
一、厂办学校的兴起:20世纪10年代前 |
二、企业大学的萌芽:20世纪10—50年代 |
三、企业大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今 |
四、企业大学总体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
第二节 企业大学产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 |
一、相关概念描述 |
二、企业大学产生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 |
三、企业大学产生发展的外在驱动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内外企业大学现状解析 |
第一节 企业大学实践案例 |
一、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简述 |
二、中国电信学院 |
三、爱立信中国学院 |
四、国美培训中心 |
第二节 企业大学的内部关系 |
一、隶属关系 |
二、组织架构 |
三、共性特征分析 |
第三节 企业大学的外部关系——企业大学联盟 |
一、基于企业大学联盟的教育服务 |
二、企业大学联盟模式 |
三、共性特征分析 |
第四节 企业大学的运营模式 |
一、项目管理模式 |
二、共性特征分析 |
三、筹资模式 |
四、共性特征分析 |
第五节 企业大学的学习项目认证与服务范围 |
一、学习项目认证 |
二、共性特征分析 |
三、服务范围 |
四、共性特征分析 |
第六节 企业大学的存在形式 |
一、实体形式与虚拟形式 |
二、共性特征分析 |
第七节 企业大学所属组织的规模与属性 |
一、组织规模 |
二、组织性质 |
三、共性特征分析 |
第八节 企业大学共性特征分析总结 |
一、组织性质——自助服务 |
二、组织运行逻辑——生产实践逻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企业大学与相关组织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企业大学比较研究的维度 |
第二节 企业大学与提供公共服务的高教机构 |
一、企业大学与传统大学 |
二、企业大学与行业性大学及商学院 |
三、企业大学与高等职业院校 |
第三节 企业大学与提供市场服务的高教机构 |
一、企业大学与高等教育公司 |
二、企业大学与教育培训公司 |
第四节 企业大学与提供自助服务的高教机构 |
一、企业大学与企业培训部门 |
二、企业大学与组织大学 |
第五节 企业大学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企业大学与高等教育 |
二、企业大学与大学 |
三、企业大学与学习型组织 |
四、企业大学的内涵阐释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企业大学对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启示 |
第一节 社会生产实践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
一、社会生产实践促进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生态多样化 |
二、社会生产实践促进了现代高等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 |
三、社会生产实践促进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内容形式、人才培养发生根本变化 |
四、社会生产实践促进了现代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发展环境的完善 |
第二节 企业大学对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启示 |
一、企业大学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边界 |
二、企业大学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效能化、多元化、信息化、国际化与大学体制机制创新 |
三、企业大学将信息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注入高等教育的文化理念中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企业大学深化研究的探讨 |
第一节 企业大学的核心能力与核心价值 |
一、企业大学的核心能力 |
二、企业大学的核心价值 |
第二节 企业大学的职能类型与知识类型 |
一、企业大学的职能类型 |
二、企业大学的知识类型 |
第三节 企业大学的发展模式 |
一、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大学 |
二、参与合作联盟的企业大学 |
三、提供市场服务的企业大学 |
四、企业大学的发展演变 |
第四节 企业大学的评价原则 |
一、创办企业大学是否基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内生实质性需求 |
二、企业大学运行是否遵循企业大学的内在逻辑 |
三、知识生产服务的专业化、制度化水平是评价企业大学的关键指标 |
本章小结 |
总结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创新 |
三、研究局限 |
四、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调研资料 |
A X学院调研报告 |
B X学院访谈纪要 |
附录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9)建立创业型大学:管理上转型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编 缘起与经过:一项关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案例研究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为什么采用案例研究法和研究华中科技大学 |
1.3 假设的提出 |
1.4 调查的过程 |
1.5 研究证据的分析策略和技术 |
1.6 研究的意义 |
1.7 研究综述 |
1.8 研究思路与框架 |
第二编 探索与发现:一段不平凡的创业史 |
2 高校管理转型:从创新管理到创业管理 |
2.1 创新与创新管理 |
2.2 创业与创业管理 |
2.3 战略与战略管理 |
2.4 创新管理、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的关系 |
2.5 高校管理模式变革及其动因 |
2.6 高校创业管理的基本特征与实施策略 |
3 理性审视:华中科技大学的历史发展与管理变革 |
3.1 传统管理:组创起步期(1953-1977) |
3.2 创新管理:学术积累期(1978-1993) |
3.3 创业管理:跨越发展期(1993-2004) |
第三编 创业管理:华中科技大学转型的路径选择 |
4 创业机会:华中科技大学追求卓越的秘笈 |
4.1 何谓"创业机会" |
4.2 巧抓机会:华中科技大学跻身一流大学的行动前提 |
5 创业资源:华中科技大学把握发展机遇的前提 |
5.1 何谓创业资源 |
5.2 丰富资源:华中科技大学实现卓越的物质保障 |
6 创业团队:华中科技大学实现卓越的组织保证 |
6.1 何谓创业团队 |
6.2 卓越团队:华中科技大学创业成功的组织保障 |
7 创业价值:华中科技大学追求卓越的内驱力 |
7.1 何谓创业价值 |
7.2 学术价值:华中科技大学创业的根本动力 |
8 创业文化:华中科技大学保持卓越的精神共契 |
8.1 何谓创业文化 |
8.2 创业文化的形成:华中科技大学创业转型的标志 |
第四编 目标与归宿:创业型大学管理模型构建 |
9 模型构建:建立创业型大学的管理路径 |
9.1 高校创业管理理论框架的形成 |
9.2 高校创业管理理论模型的建立及诠释 |
9.3 理论解释力的拓展:来自沃里克大学的检验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参研的课题 |
(10)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知识管理研究现状 |
1.2.2 组织学习研究现状 |
1.2.3 组织创新研究现状 |
1.3 国内外研究成果比较分析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研究思路 |
本章小结 |
第2章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理论研究 |
2.1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内涵界定 |
2.2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动因 |
2.3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目标 |
2.4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过程 |
2.5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机制 |
2.6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3章 知识管理、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互动作用机理分析 |
3.1 知识管理过程要素的互动作用 |
3.2 知识管理与企业组织学习的互动作用 |
3.2.1 知识管理推进组织学习 |
3.2.2 组织学习整合知识 |
3.3 组织学习与企业组织创新的互动作用 |
3.3.1 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过程的趋同性 |
3.3.2 组织创新保证组织学习的开展 |
3.4 知识管理与企业组织创新之间的互动作用 |
3.4.1 知识管理对企业组织创新的间接作用 |
3.4.2 知识管理对企业组织创新的直接作用 |
3.4.3 企业组织创新对知识管理的作用 |
3.5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
3.6 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企业组织创新相互作用机理 |
本章小结 |
第4章 知识管理对企业组织创新作用机理实证研究 |
4.1 研究假设推演 |
4.1.1 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相关性概念模型设计 |
4.1.2 研究假设 |
4.2 研究设计 |
4.2.1 研究框架 |
4.2.2 变量的定义与衡量 |
4.2.3 研究样本 |
4.3 研究结果 |
4.3.1 样本信度分析 |
4.3.2 研究结果 |
4.4 结论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模式研究 |
5.1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运作原则 |
5.2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协同模式 |
5.2.1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战略创新模式 |
5.2.2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流程再造模式 |
5.2.3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再设计模式 |
5.2.4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文化变革模式 |
5.2.5 基于知识管理的组织创新协同模式 |
5.3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实施途径 |
5.3.1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实施途径 |
5.3.2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实施步骤 |
5.4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案例分析 |
5.4.1 企业背景 |
5.4.2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文化创新 |
5.4.3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创新 |
5.4.4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战略创新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绩效评价 |
6.1 企业组织创新绩效评价的相关理论 |
6.1.1 企业组织创新绩效评价的概念 |
6.1.2 企业组织创新的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
6.1.3 企业组织创新的绩效评价相关理论 |
6.2 基于知识管理的组织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6.2.1 基于知识管理的组织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目标 |
6.2.2 基于知识管理的组织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原则 |
6.2.3 基于知识管理的组织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6.3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绩效评价方法 |
6.4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主要创新点 |
7.3 研究展望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摘要 |
ABSTRACT |
附件1 |
附件2 |
附件3 |
四、知识经济与企业变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D]. 李小丽. 河北大学, 2020(02)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D]. 邵阳子. 河南大学, 2019(05)
- [5]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D]. 姚宇华. 武汉大学, 2017(06)
- [6]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研究[D]. 顾剑秀.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7]基于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研究[D]. 李培凤. 山西大学, 2015(03)
- [8]高等教育视野中的企业大学研究[D]. 刘春雷. 南京大学, 2013(08)
- [9]建立创业型大学:管理上转型的路径[D]. 刘叶. 华中科技大学, 2010(07)
- [10]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组织创新研究[D]. 李贺. 吉林大学,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