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刘秀红[1]2003年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妇女为自身解放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通过争取妇女就业权、教育权和选举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地位;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从原来的家务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社会劳动者。工业革命为英国妇女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石,是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但是,一战前,由于英国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很深,所以英国女权运动并没有使妇女获得选举权。 一战的爆发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英国作为一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受其影响颇大。战争使大量英国男子离开原先的工作岗位而参战,一贯被视为弱者的妇女接替男子,参与大量战时工作,一方面妇女作为家庭支柱,承担稳定社会的重任;另一方面妇女广泛就业,直接参加战时经济和社会事务,她们在社会各个领域内都显示了非凡的能力,为英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社会经济地位,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发展,而且使英国社会对妇女的传统偏见有所削弱,经过一战的冲击、影响,英国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 由此可见,一战推动了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展示了国际因素,特别是作为一种交往方式的现代战争,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有重要的作用。

孙长斌[2]2014年在《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在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等社会主要方面都经历了连续不断的震撼和改造。这种震撼和改造增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在因素成长的动力。这种动力的来源集中生成于1914-1924年这十年时间,在这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最具能量的事物。它的能量不仅表现于战争使世界出现的有利于中国发生革命的种种变化,还表现于对战后世界的持续作用。这种变化的累积成就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因素的成长,直至大革命的发生,最终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升级提供了充分条件,社会矛盾激化之后必然朝着矛盾的解决方向前进,这就是革命的方向。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有着辩证的矛盾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的世界格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思潮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事件。如十月革命的发生;民族国家的稳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企图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理性主义的再思考和思维的发散式倾向给人类个体思想空间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拓展。世界格局的最新发展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本身从总体上提供了必要的外因条件。无论是国际经济环境因战争而发生的变化,中国对战争的介入,还是战争催生文化思想的传播,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必不可少的外因条件。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论来说,国际因素作为外因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国际因素通过作用于国内因素而使国内社会事物发生变化。在本文中,国际因素并不总是处于外因地位,理由是:其一,由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列强有时能够成为直接主宰中国的力量并发生直接的作用,即国际因素直接改变国内社会事物,即成为矛盾同一体的两个方面。其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却有着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而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是世界性的,它与国际因素相生相伴;其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形成和施行并不仅仅针对国内的封建军阀,而是反帝、反封建。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国际因素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时可以作为外因,有时可以作为同一矛盾内的两个方面而存在。同样,国内因素也并非全部处于内因地位,当它作为外部因素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它就成为了外因。对于上述国内国际因素地位的理解应立足于本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畴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而不是中国现代史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中国社会整体都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一战的影响和作用这个中心努力作出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一,一战及战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众所周知,一战期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工业门类和工业品使用范围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比例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资本的触角在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延伸,资本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大幅增强。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而由于国际资本在华投资规模扩大,中国的工业由低水平的近代层面向现代层面转进,缩短了中国工业与西方工业的差距,以至于到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已能生产万吨级大轮。只有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才得以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主体,而它正是一次大战的衍生结果。没有一次大战,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将会迁延时日,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条件也将另待机遇。虽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其必然性,但一次大战所创造的机遇和条件是必然性到现实性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二,一战及战后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战前的列强对中国实行合力控制政策,由于合力控制造成的竞争,常常不能顾及中国的国力底线进行掠夺。一战中,西方传统强国受到了削弱,美国、日本得到了增强。战后,美国与西欧联手共同限制日本扩张,与日本争霸,同时限制苏俄在东方的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从单纯的被掠夺的对象地位变成既被掠夺又被笼络的对象地位。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影响下,北洋军阀政治也不断地向着愈加反动的方向演进。起先,一战初期,袁世凯逆流而动实行帝制复辟,造成国内外两方面的失败;后来,承接袁世凯假“共和”政治遗产的北洋军阀将国家推向军阀混战的深渊。在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作用下,现代史上意义重大的五四运动得以发动,并引发了中国民主主义意识的高涨。高涨的民主主义意识与封建军阀政治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迹象日益显现。其叁,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一战促成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革命成功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是起始性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的范例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单纯的思想讨论向现实政治转化。它帮助中国适时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并促成了两党的合作。没有苏俄的直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统一战线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都将大大推迟。其四,一战及战后日本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独特的地理关系使中国近现代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受日本的影响。仅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先后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留日学生眼界的拓展,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触动,日本对东北、山东、福建、台湾的侵略等,都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其五,一战及战后老牌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老牌帝国主义忙于一战以及引入中国参战,增强了中国军阀势力,进一步加深了国内政治分裂,以及助长了日本独霸中国企图。战后的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显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强和以经济侵略为主的策略改变,同时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情绪。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还表现在:战后西方列强回潮东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图谋中国的进程,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北洋政府进一步被弱化,使得南方革命政府有了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被一战削弱了的西方列强必须对抗日本的霸权威胁和苏俄的革命威胁,此时中国实际上迎来了少有的威胁减缓时期。西方由于执行严重的私利原则,在中国很难确定可靠有力的代理人,而苏俄在革命的目标下,很自然地确定了具有革命潜质的南方革命政府,造成中国民主革命派弃美投俄。在这些影响和变化的基础之上,中国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便顺理成章了。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言,无论政治、经济或外交条件的形成,还是对西方价值观念迷信的打破,对民主、科学、进步的现代意识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等,都得益于一战及战后国内国际因素的推动。总之,没有战争的洗礼和塑造,以及大战形成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人民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国倩[3]2017年在《威廉·麦卡杜财政措施研究》文中指出威廉·麦卡杜出生于乔治亚州,从事过律师,创办过铁路公司,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在美国政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论述麦卡杜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面对美国参加一战,为国家赢得战争提供资金保障而实施的财政措施。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包括叁章。本文主要分叁章阐述麦卡杜的财政措施。第一章是麦卡杜实施财政措施的历史背景,先是对麦卡杜本人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包括其早年生涯、步入商界和走向政坛,之后从美国参加“一战”和美国的国内基础来论述麦卡杜实施财政措施的背景。第二章主要论述麦卡杜的财政措施,从麦卡杜进行增加税收、发行自由国债和加大财政支出进行论述;文章的第叁章主要介绍麦卡杜财政措施带来的历史影响,促进美国财政的进一步改革,促进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为二战时期财政部长摩根索的筹资提供借鉴。结论主要是对麦卡杜的财政措施进行评价。

藤井省叁, 林敏洁[4]2019年在《女主人公的形象转换:从《伤逝》到《倾城之恋》——兼谈萧伯纳的文学影响》文中研究指明鲁迅《伤逝》中的主人公子君曾两次低头,第一次是与涓生同居前在其居室内看到英国诗人雪莱的半身像时,第二次是同居后品味爱的欢愉之际;然而,她并未深入考虑遭恋爱至上主义诗人抛弃而自杀的雪莱前妻的人生以及离家出走女性的经济来源问题,她在同居生活破裂后便离世了。约20年后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则数次低头,这是一位年近中年、没落名门出身且有离婚史的女性为获得安定生活而思索再婚策略。张爱玲展开鲁迅《伤逝》主题之一“女性因婚姻导致的出走”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萧伯纳《心碎的屋》的影响。《心碎的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空袭下的伦敦郊外中产阶级家庭为舞台,描绘了中年已婚者的恋爱游戏以及为了金钱而不顾年龄差距结婚女性的心理准备。鲁迅与萧伯纳于1933年在上海会面,十年后,张爱玲在沦陷期的上海向两位作家学习,创作了名作《倾城之恋》。

罗宇维[5]2019年在《传统的编织与共同体的建构——基于英国国歌确立历史进程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国歌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文化象征,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与民族想象。国歌的创作通常受到具体政治历史事件的影响,但国歌的确立则需要考虑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广包性与内容意涵在政治文化谱系中的绵延度。这种复杂关系在《天佑吾王》成为英国国歌的过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因为符合英国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对模糊不清的“不列颠人”认同的需求,又避免了《不列颠人,向着家园进军》《不列颠万岁》等“民族颂歌”中强烈的战斗情绪和帝国情结,《天佑吾王》才最终成为凝聚英国民族国家认同的纽带,被确立为国歌,沿用至今。

金怡[6]2014年在《上海圣叁一堂与香港圣约翰座堂建筑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近代两座英国圣公会体系主教座堂——上海圣叁一堂和香港圣约翰座堂——为典型案例,通过对两座教堂建造史的梳理,回顾了两者在建造背景、历次改扩建、设计水准和建造技术等方面的异同,由此揭示出两者在教会历史、特别是中华圣公会传教史中的特殊地位和深厚的关联,并从建筑学角度对两堂的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功能用途、室内陈设布局、室外景观风格等进行细致的比较;同时追述19世纪风行英国的哥特复兴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对这两座同时代的中国教堂的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最后结合两堂近期完成的修复工程实例,探讨中国近代教会建筑合理可行的修复方式,强调宗教礼仪对宗教性建筑空间提出的特殊要求应与修建过程中许多技术要求一样得到充分的重视。

钱婉约[7]2002年在《另一种近代模式的探索——冈仓天心思想初论》文中提出我们一般习惯地把福泽谕吉等西化派所代表的近代日本的思想路线,称为日本的近代启蒙之路、文明开化之路。同样地,在中国,以魏源、郑观应、严复以至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也存在着一条不断深入地向西方学习、追随西方近代化的思想探索之路。如果我们把这业已引起中日研究者广为注意的中日近代化之路,称为“西化的近代模式”的话,那么,在这时代主线的背后,是否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近代模式”的探索?存在着不同于“西化模式”的、以尊重东方文化固有价值为前提,立足于东方,对东方近代化道路的

陈敏[8]2017年在《中国传统文化对黑塞与荣格的共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反思中,黑塞与荣格均将目光投向东方,中国文化丰富了他们的思想,补充了他们自我精神发展的理论。那么他们是如何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研究黑塞与荣格思想互动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两者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汉学家卫礼贤的交往以及黑塞与荣格创作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叁个方面来梳理中国文化对黑塞与荣格的影响,从而指出两者产生共鸣的共同思想背景。

蔡骏治, 杨昂[9]2017年在《法律、主权与中国沿海的缉私之战(1928-1937)》文中研究表明1934年10月的某日,中国海关东海关税务司接到线报,山东沿海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人藏匿贵重的走私品。于是东海关税务司派出稽查队调查此事,并证实确有其事。稽查队突击检查了几户人家后,发现了69袋白糖,为了寻找更多赃物,稽查队还检查了边墙,并在另一户人家的后院里发现了另外10袋白糖。此时他们的行动激怒了屋主于光伯,于将一把鱼叉向稽查队员投去,并在试图夺下一位官员的手枪时严重

参考文献:

[1].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D]. 刘秀红. 西北大学. 2003

[2]. 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D]. 孙长斌.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3]. 威廉·麦卡杜财政措施研究[D]. 国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4]. 女主人公的形象转换:从《伤逝》到《倾城之恋》——兼谈萧伯纳的文学影响[J]. 藤井省叁, 林敏洁.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

[5]. 传统的编织与共同体的建构——基于英国国歌确立历史进程的分析[J]. 罗宇维.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

[6]. 上海圣叁一堂与香港圣约翰座堂建筑考[J]. 金怡. 基督教学术. 2014

[7]. 另一种近代模式的探索——冈仓天心思想初论[J]. 钱婉约. 日本学研究. 2002

[8]. 中国传统文化对黑塞与荣格的共同影响[J]. 陈敏.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2017

[9]. 法律、主权与中国沿海的缉私之战(1928-1937)[J]. 蔡骏治, 杨昂. 法律史译评.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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