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颋璐[1]2013年在《传媒行业出境劳务人员的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365/24,这个数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意味着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工作时间,就是大多数媒体人的工作时间表,这个行业的辛苦与压力可以说都浓缩在了这个数字中。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工作都会感到沉重的压力,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会让这些压力变成病因。长此以往容易使人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最终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心理问题,直接威胁到人的身心健康。本文以澳门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的形式,对传媒行业的出境务工人员进行心理问题的专项调查,客观描述了其产生的心理问题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从宏观、中观及微观叁个方面进行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法及建议。通过深度观察澳门媒体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状态,分析其产生心理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媒体人及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视角来观察总结澳门媒体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希望能为这个群体提供关怀与帮助,力求以创新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澳门媒体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问题。本文采取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参与观察及文献研究等方法,对调查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心理承受能力差、情绪容易激动；过度疲劳导致的心理失衡；朋友圈狭小、相对单一；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自制力弱、人际关系差；职业倦怠,对工作与生活失去激情等。心理问题的主要成因：1,工作性质原因。媒体工作节奏快、任务重、劳动强度大及高危险和高度紧张的工作性质,使得大多数媒体工作者缺乏必要的放松和休息,直接导致其神经紧张及身体疾病的产生。2,工作环境原因。境外媒体工作竞争激烈,各家媒体定位及价值观念皆有不同,作为生长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工作者需不断调整及适应境外媒体的工作环境及思维方式。境外的媒体行业及社会环境都对其原有的思维及工作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学习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稍弱就会产生不自信、焦虑等多种负面情绪。3,自身原因。媒体工作人员每天接触各类人物及事件,需要极丰富的知识面,知识结构较单一的人员很难开展工作,从而增加了自身的工作压力。同样也是面对各种正面、负面的新闻消息,尤其是负面消息的报道和挖掘会对媒体工作人员身心产生负面影响,且缺乏有效的排解渠道及生命安全保障,让部分专线记者往往神经紧张。解决问题的建议：落实政策层面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保障,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监管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作用；利用澳门本地相对单一的社会结构及社团优势推广社会工作方法在解决心理问题上的运用；用工单位积极开展员工心理辅导、优化行业环境、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出境务工人员自身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积极参与自助与互助等各类活动。媒体人每天关注着全世界发生的各种人物和事件,但其自身的生存状态、心理健康却鲜有人关心,如常年处于体力和精力上的透支,就极易产生心理及生理问题。对于在境外媒体务工的“外来劳工”来说,没有内地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养老生育保险,却有着比内地更激烈更残酷的竞争及生存压力。拿着比本地劳工低廉的薪水,却干着多出数倍的工作。诸如此类的不公平待遇,都让这个外来务工群体尤其是高素质的媒体行业的外来务工人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进而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归纳与研究,能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数据和典型案例,为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何乃柱[2]2013年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各种社会冲突迭起,社区成为了新时期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聚焦点。社会工作如何立足于社区回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民族社会工作的系统性研究还很薄弱,民族社会工作在中国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国内民族社区中开展的社会工作实践还比较少,有关社会工作应用于民族社区的研究(即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还较为单薄、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以民族社区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工作如何应用于民族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是一次探索性尝试。本文以建构主义、证据为本和行动研究为研究范式,采用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参与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开展了系列的探讨：一是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相互关系进行界定,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简评。二是初步梳理了社会工作在国内外民族社区的发展史和实践史。叁是立足于中国城市基层民族社区的现实处境,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城市散杂居社区民族工作、如何介入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困境群体的社区照顾服务。四是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探讨了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时的文化敏感问题,分析了社会工作如何在基层民族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五是立足于民族社区,建构民族社会工作的哲学思想、价值观、伦理规范、理论、知识和实务体系等。六是探讨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多民族情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文末,笔者还基于田野调查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当社会工作遇到少数民族时,民族社会工作就出现了。民族社会工作是应用社会工作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协助少数民族个体、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解决各种问题的、专业的助人活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是指社区里的民族社会工作,也就是社会工作在民族社区中的应用。2.国外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其实践和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原住民和移民中的少数族裔,反压迫、反歧视、民族敏感是其主要视角。研究成果集中于英美两国,多为宏大叙事,缺乏系统的、基于社区的深度研究,且许多成果尚未翻译到国内。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被认为是国内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起点,但至今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尚未进入主流视野、研究队伍薄弱,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概念和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系统的和实操性的成果,立足于某一具体的民族社区的研究更少。3.民族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主要是社会工作而非民族学。遵照国外社会工作的传统和基于社会工作实践视角,本文认为广义上的民族社区如城乡民族聚居社区、少数民族散杂居社区及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也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对象。4.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工作最早是由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于1909年借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处于发展加速期。西方社会工作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有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包括民政等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从事的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工作等。助人自助的目标、长期性的助人活动、接受过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培训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活动的重要标准。5.民族社会工作主要面对的是发展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本土民族社区的多个实践个案的研究认为,社会工作可以成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乃至统战工作的新力量；社会工作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穆斯林长者服务等方面可大有作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是社会工作介入重大灾害救援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民族文化作为地方性知识可以被社会工作充分利用于开展基层社区治理。6.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社区社会工作亦是如此。西方社会工作、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民间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本土实践等都是中国社会工作营养来源。多源流性是中国社会工作结构的重要特点。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区域文化的差别等使社会工作针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民族社区应用时,必须面对多重的实务系统。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社会工作体系在中国情境下急需进行本土性的、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建构。7.中西方国家社会文化土壤的差异、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要求、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嵌入式发展现状等使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化成为必然,并需处理好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关系。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具有多元性。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的民族社区可能面临多次本土化的任务,并以服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为重要目标,对民族社会工作教育也提出了诸多要求。
胡杰容[3]2018年在《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模式与特点》文中指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严重的社会痼疾。为了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澳门建立了司法管辖范围内未成人社会保护制度和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成立了司法、行政和社会叁大系统分工负责的组织体系,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采取多元化的预防与矫正措施。澳门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防治,形成了一种司法—社会模式。在防治主体上,强调社会系统的参与;在防治理念上,强调社会控制;在防治手段上,强调社区处遇。这一模式具有共责性、专业化、突出预防的特点。
宋慧宇, 王姗姗[4]2014年在《港澳校园安全保障机制及对内地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校园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群体的利益,相对于内地青少年权益保护制度刚刚起步的状况,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校园安全保障方面处于世界比较先进水平,校园危机处理、学校和外展社会工作、校园健康保障、心理辅导及支援、预防学生自杀等机制都比较完善有效。从总体来看,港澳校园安全立法系统且详尽,多位一体无缝隙衔接保障,突显人性化的全人发展理念,社会公益力量占重要地位等特点都值得内地学习和借鉴。
澳门老年人心理健康调查课题组[5]2000年在《澳门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文中认为在诸多的不良心理健康症状中,抑郁是在老年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负性情绪,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症状群之一。鉴于澳门地区目前尚未有关于本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研究结果,我们参照中国国内有关的研究成果,选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中心(1977)制定的抑郁量表CES—D对澳门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水平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在澳门不同地区,以意识清晰,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有从事一般体育活动
何嘉莉[6]2004年在《澳门社会工作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文中认为社会发展、科技的突飞猛进，竞争渐趋激烈，形成许多心理压力与危机，导致人们心理健康问题愈来愈突出；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追求高的生活质素的过程中对健康的概念，有新的认识，即健康是包括身、心的健康，因而心理健康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及重视。因现今社会经济下滑、生活压力加大，产生很多问题，故此，社会工作者渐渐被社会人士有所认知及关注，寄予厚望，而社会工作者服务范畴相当广泛，包括：外展服务、学校、家庭、社会福利等等，其工作具特殊性及专业性，一方面要面对求助者的需要，帮助他们，另一方面也面对工作单位及社会的要求，专业的操守及发挥，社会道德的规范，在它们之间如何能取得协调，在互惠的基础上怎样取得平衡，这形成很多工作压力、心理压力与危机，如处理不适当，会导致精神障碍与心理疾病的出现，影响身、心健康，而且社会工作是面对人的工作，故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极为重要，如果社会工作者本身、心都不健康，怎样去帮助人，如何达至社会工作的理念、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故社会工作者能够心理健康，不仅有利于社会，也利于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人生发展，也利于社会选拔专门人才，因此我们相信，社会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心理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澳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已到达有阳性症状的边缘值，尤其是女性的心理健康已到达警戒线，可能有阳性症状；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优于国内大学生，劣于国内常模。又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与其心理应付方式有相关性，尤期是直接、间接、逃避方式为高度相关性。本澳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与其性格没有显着性相关，只有其性格为神经质者最为相关。
刘明[7]2016年在《城市独居老人精神慰藉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现代社会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型,独居老人正成为越来越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普遍存在身体健康、生活及精神等不同层面的需要,多数独居老人渴望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慰藉,这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与关注。本研究以延吉市樱花社区的15位独居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围绕“独居老人的精神慰藉”这一主题,笔者借助调查问卷、访谈、观察等不同形式获得第相应信息,深入了解该社区独居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状况,其中主要侧重精神需求缺失方面的资料搜集,并利用访谈法,全面、客观地搜集调查对象的有效信息。其次,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对本研究的主题进行原因分析,主要探求该社区内15位独居老人精神慰藉需求缺失的主要原因,为以后的社工介入做准备。再者笔者考虑到个体及服务对象、社区的发展状况,通过小组工作的形式融入到社区工作中,与此同时使用恰当使用社工的专业知识、技巧和方法,力求引导服务对象反思自我、寻求优势资源和实现自我成长。最后,主要采用访谈法、行动研究和比较分析法,对社工的介入进行效果评估,并得出本研究的结论。为解决该问题,本研究建议:一方面要引导独居老人走出家门,适当进行社会交往和参与集体活动,由此确保老人无论在身体亦或者精神层面均能拥有较高的健康水平,同时国家及社会也需承担一定职责,健全相应设施确保独居老人能拥有相应的交流场所,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由此逐步增强独居老人的生活水平,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工作角度描述城市独居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的基本状态,尝试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进行介入,以期从一种新的视角和介入方法帮助缓解城市独居老人精神需求缺失的现状,并探讨社会工作介入该主题的可行性以及引起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广泛关注。
陈文诗[8]2013年在《澳门2009-2010年药物滥用者登记资料的流行病学分析》文中指出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08年的估计：全球15～64岁的人口中,约3.5%至5.7%使用精神神经性作用的物质；2004年全球疾病负担中约有0.7%是因使用可卡因和鸦片类药物等所引起；在一些国家中,使用非法物质而花费的社会开支占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可见药物滥用的广泛性以及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2009年开始实施r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而且进行了几个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特殊的群体,如在学青少年、街头青少年等；此外,研究的样本量较少,采用滚雪球方式的非随机抽样进行,研究方法以横断面描述性研究为主。对于较全面的药物滥用人群情况、滥药的危险因素及滥药模式、总体药物滥用者人数估计的研究尚少见。此外,尽管近年澳门各界对预防药品滥用的积极投入与大力干预,却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与挑战,如跨境用药和人体运毒等。这些都为澳门的防治滥用药品的立法、执法、服务规划与资源等带来严峻的挑战。我们尝试对滥药登记系统中的登记人群作现况、用药危险因素等作了解,并试图估计澳门滥用药物的人数,及探讨政策、资源等问题,以能较整体地为相关的政策作参考。第一部分澳门药物滥用者的现况目的：主要是了解2009年和2010年澳门药物滥用的现况,并估计药物滥用者人数；为制订相关政策和支持提供依据。方法：研究采用横断面描述性研究和理论性流行病学方式。研究对象由社会工作局提供的“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2009(957人次)与2010年度(1058人次)总登记人次。统计中,以滥药人次和人数作统计分析单位,对两年度的人口学特征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推断以卡方检验和方差检验等为主；而多因素分析内,毒品种类使用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用药量的分析则用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独立性较好的药物滥用人数估计,使用捕获再捕获法,对数据独立性欠佳的则采用对数线性模型估计结果：1药物滥用者现况与药物滥用的影响因素1.1药物滥用者平均年龄36.4±14.0岁(最小14.3岁,最大87.6岁。2009年和2010年药物滥用者的平均年龄相似,分别为36.8±14.1岁和36.0±13.9岁)。3/4为男性和4/5为21岁以上,以中国血统占主要(2009年96.2%,2010年95.7%),3/4的只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约半数是在澳门出生、未婚和无业的,他们较多住在澳门北区(2009年39.0%,2010年52.8%)及有犯罪记录(2009年32.2%,2010年38.2%)。1.2滥药情况中,平均首次吸毒年龄为21.8岁；以使用1种毒品为主(2009年81.5%,2010年80.7%)；每次使用以海洛因最多(62.5%,55.5%),其次是氯胺酮(25.5%,31.5%)。使用方法均以肌肉注射(44.7%；38.7%)较多；在家中为主要吸毒地点(47.0%,38.6%)；吸毒原因以朋辈影响(27.1%,30.2%)、减低压力／痛苦／挫败感／苦闷(25.1%,26.6%)和避免药瘾起(17.8%,13.2%)占主要；每月毒品开支中位数2009年约3000澳门元,2010年为1800澳门元。1.3影响药物选用的因素上,2009年居住在南区(风顺堂)的选用麻醉镇痛剂(OR=2.7: 95% CI: 1.1,6.5)和兴奋剂(OR=6.7: 95% CI: 2.0,22.6)较多；居住在中国内地的较多选用兴奋剂(OR=6.4: 95% CI: 1.7, 24.2)。2010年有家人吸毒(OR=5.6: 95% CI: 4.8, 6.7)的较多使用兴奋剂。药物使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为静脉注射(标准化β系数：2009年0.4,2010年0.3)或肌肉注射毒品(2010年标准化β系数为0.9)、每月毒品开支(2009年标准化β系数为0.4)及离婚或分居(2010年标准化β系数为0.3)等。2药物滥用者人数估计2.1两年度的总体估计药物滥用人数为1791人,居民粗滥药率为3.3‰；为两年度平均人数的2.2倍。2.2两年度平均有1061人滥用药物,粗滥药率约为2.0‰(2009年1085人,2.0‰,为该年人数1.6倍；2010年1037人,1.9‰,为该年人数1.1倍)。2.3以年份和性别变量分层,估计得的95%可信区间范围较窄,估计较准确。结论：12009和2010年澳门药物滥用者约3/4以上均为男性,且约4/5是21岁以上的成人；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平均首次吸毒年龄为21.8岁。人口学特征与国际、国内、香港、台湾省等相似；因此应重点针对成年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作为药物滥用的预防与健康教育工作的对象。2药物滥用者虽然仍以使用传统毒品(海洛因)为主,但新型(合成)毒品(如氯胺酮)使用增加；使用地点多较隐蔽,如自家/朋友家；朋辈的影响及精神、心灵缺失等是滥药较突显的原因；每月毒品开支约1800～3000澳门元。3估计两年间滥药人数为1061～1791人,居民粗滥药率约为2.0‰～3.3‰,与其它邻近地区差距不大。第二部分澳门药物滥用者影响因素分析目的：了解2009年和2010年澳门药物滥用者使用药物的影响因素与探讨滥药危险因素模型；为制订相关政策和支持提供依据。方法：研究采用理论性流行病学方式。研究数据由社会工作局提供的“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2009(957人次)与2010年度(1058人次)总登记人次。药物滥用危险因素模型就使用结构线性模型进行拟合与优化。结果：两年度假设模型经优化后(2009年：P=0.189；2010年：P=0.800),表示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契合；并且两年度模型达到适配标准：2009年：RMSEA=0.02<0.05, NFI (0.95)、TLI (0.98)和CFI(0.99)均>0.90,卡方自由度比值(NC)=1.25<2；2010年：RMSEA=0.00<0.05, NFI (0.93)、TLI(1.05)和CFI(1.00)均>0.90,卡方自由度比值(NC)=0.75<2。2009年用药危险因素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假设模型图内,形成滥药“个人因素”构念中,受教育程度(标准化路径系数值：0.70)与职业状况(0.70)两变量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家人有否吸毒(0.4)和婚姻状况(0.22)；此外,造成滥药方面,个人因素对选择毒品类别(0.01)和每月使用数(次,0.04)的影响较小。在毒品因素中,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变量(-0.72)对其影响较明显；其它的影响变量有最近3个月吸毒原因(0.04)和最近3个月吸毒地点(0.06),但其影响程度较低。毒品因素影响选择毒品类别(0.31)和每月使用数(次,-0.31)较个人因素明显。2010年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假设模型内,个人因素构念中家人有否吸毒(0.75)对其影响较大,其次是教育程度(0.48)和职业状况(0.04)；而个人因素对毒品类别的选择(-0.10)和每月使用数(次,0.04)仍较偏低。然而,对毒品因素构念影响较大的测量(显性)变量仍是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0.37),其次顺序为最近3个月吸毒地点(0.16)、吸毒原因(0.08)和吸毒地方(0.01)。同样,毒品因素影响选择毒品类别(0.80)和每月使用次数(-0.35)较个人因素明显。2009年影响“个人因素”潜在变量的显性指标多一项“婚姻状况”变量；2010年影响“毒品因素”潜在变量的显性指标多一项“最近3个月吸毒地方”变量；其余的显性指标和潜在变量两年度皆相同。结论：形成滥药的个人因素中,主要影响因素有家人有否吸毒、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等；而毒品因素主要受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最近3个月吸毒地点和吸毒原因等因素影响,尤其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显得重要。但在构成选用毒品类别及每月使用数中,仍以毒品因素影响为主要,个人因素影响较少。在防治上可针对以上的危险因素作重点的工作安排。第叁部分澳门滥用药物的危险因素模型验证与对策的定性研究目的：是了解药物滥用者其它可能的滥药因素、对用药危险因素模型作评价,及对预防药物滥用作政策性建议。方法：采用扎根理论法；研究对象以非概率抽样中的“综合式抽样”取样方法：对学者以方便抽样法、对行政管理人员及前线工作者用典型个案抽样法,最后共有10位访谈者参与。访谈中使用个人的半结构式访谈及重点访谈法进行；访谈配合录音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其后把录音内容用逐字稿软件誊写成文本,由另一位研究者逐字核对(描述型效度)；最后由二名学者共同分析达成一致性(解释型效度)；分析完成后请研究对象再次审视,保证其真实性(理论型效度)。以内容分析法(文字化、概念化、命题化、图表化和理论化)对内容进行分析。结果：1药物滥用的其它危险因素按病因学说的“叁角模型”：1.1宿主方面,朋辈影响、家庭关系与相处是较为重要的原因。朋辈影响主要透过朋友间的模仿学习、共同相处环境、及朋友间的认同感等形式；其中不乏因受伴侣的带动所致。家庭关系与相处大致可分成“家庭系统完整性”和“发挥监护人角色”,寄养的和离婚后单亲的家庭中,其青少年常出现反社会人格,并易有滥药现象。即使青少年处于较完整的家庭中,但其监护人未能刻尽应有的角色,亦易使青少年有滥药行为。其它有负性情绪、好奇心等。1.2环境可约分为个人、家庭及社会环境叁方面。缺陷家庭的增多使夜间无人在家看管和近年滥药的场所渐转移至家居,形成“隐蔽”的情况。社会上有较多的娱乐博彩场所、贩毒的利润高昂、缺乏足够的健康活动设施、及未能参与正常的消遣活动、未能认识“正常”的朋友。1.3药物因素,部分的滥药者是由抽烟开始,随后转而滥药；提出了控制抽烟的重要性。2药物滥用危险因素模型的正确性及真实性尚可；但影响因素可以转变。3预防滥药政策有5个方向：3.1立法：澳门仍采用自愿性戒毒方式。而国际上对滥药者有不应予刑事化处理,应予他们“自醒”机会的趋势。3.2执法与国际合作：海关部门要防止毒品的流入、包装与销售；国际间对毒品的认定要有共识及对其惩治有相似性,以防止跨境贩毒犯罪。3.3宣传教育与预防：重点人群应为青少年,可考虑及早开展宣教及延伸较长的阶段,并鼓励医生更多的参与,因医生的专业性及说服力较强。3.4研究：能及时了解现况并对相关的措施给予评价和改进。3.5资源与支持主要是依政策和需要而定立,主要用于治疗康复上,让其能重返社会,主方向有：(1)建立自信：互相尊重的态度而不应有歧视；并以分阶段与持续激励的方式进行。(2)给予帮助：给予帮助时应有清晰的指导与完成途径,并应保护滥药的的个人隐私。主要有：学校关心、辅导就业和提供院舍服务。结论：1朋辈影响、家庭关系与相处、抽烟是影响个人滥药较重要的原因。而社会环境的因素有：在家居滥药形成“隐蔽”的情况增多；有较多的娱乐博彩场所、贩毒的利润高昂、缺乏足够的健康活动设施和未能认识“正常”的朋友等。2药物滥用危险因素模型的正确性及真实性尚可；但影响因素可以转变。3预防滥药政策有：立法、执法与国际合作、宣传教育与预防、研究。资源与支持主要用于治疗康复,透过建立自信和给予帮助让其能重返社会。
刘祖云, 徐欢[9]2015年在《澳门的贫困援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文中提出即便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澳门的贫困既表现为绝对贫困,也表现为相对贫困。澳门贫困援助的基本形式是经济援助和住房援助,这两种援助不仅为澳门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内地的贫困救助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 传媒行业出境劳务人员的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D]. 饶颋璐.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2]. 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D]. 何乃柱. 兰州大学. 2013
[3]. 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模式与特点[J]. 胡杰容. 青年探索. 2018
[4]. 港澳校园安全保障机制及对内地的启示[J]. 宋慧宇, 王姗姗.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 澳门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C]. 澳门老年人心理健康调查课题组. 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二）. 2000
[6]. 澳门社会工作心理健康状况调查[D]. 何嘉莉.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7]. 城市独居老人精神慰藉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D]. 刘明. 长春工业大学. 2016
[8]. 澳门2009-2010年药物滥用者登记资料的流行病学分析[D]. 陈文诗. 南方医科大学. 2013
[9]. 澳门的贫困援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J]. 刘祖云, 徐欢.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