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绍日本几种重要的史学杂志(论文文献综述)
刁春辉[1](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项祎[2](2021)在《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历史贡献》文中认为王子云先生是我国倡导西北艺术文物考古第一人。由他发起并建议当时国民政府批准组建了中国首个官方艺术文物考古团体: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所以说,他是中国美术考古事业的拓荒者;同时他也是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的先行者,是提议建立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人。他也是中国编写中国雕塑艺术通史的第一人,经三十年不懈努力终成不朽着作《中国雕塑艺术史》!本文分五部分论述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首先论述王子云先生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背景,既是概述王子云先生的学术转折也是对于他研究中国古代雕塑的背景和目的的一种分析。首先王子云先生是从新文化运动思潮中走出的具有求变思想的艺术青年,他是艺术实践者出身,经历过私塾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学习、西画学习,到欧洲又学习了雕塑艺术。在海外游学的经历使他具备了中西视野,也了解到民族艺术文化遗存流失海外的现状。同时王子云先生在开始对中国古代雕塑研究是处于国难当头时期的一种文化自觉,对于中国古代民族艺术的一种保护和调查的一种文化责任。为此他呈书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的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一大壮举,这个历时四年跨越五省的考察团对于民族文化调查保护艺术遗存意义重大,对于那些至今已经无存的艺术文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也是王子云先生考察研究的巨大成就。进入到雕塑史研究的考察部分,同时也是王子云先生考察研究思想体系的一个形成过程。王子云先生在考察中的考察方法既具有他自身的审美解读,也有结合田野考察的方法和文化比较学的眼光,他的考察方法除了对于艺术文物的测量、记录、拍摄,还采用了临摹、速写、拓印、模铸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王子云先生整体性的考察意识下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绘制全景图像的研究方法,既在整体上将大型美术遗迹的全貌予以展现,同时在局部上将差异也予以体现,同时他将大型美术遗迹的时代特性定格在了他考察的时代。全景图像既能转化为将300华里的唐陵尽收一图,也能将东西长1680米的莫高窟绘于一卷,将这种大景观大气氛展现出来,开全景美术遗迹考察研究方法的先河。王子云先生的全景图绘制不仅使用了美术写生的这种方式,同时也借助了测绘测量的方式来予以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王子云先生所采用的C编号与石彰如先生所采用的C编号是完全相同的,仅是对于耳洞没有呈现。王子云先生在敦煌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王子云先生最早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建立敦煌研究院,使得敦煌莫高窟这个文化宝库结束了百年来遭受劫掠盗抢的状况,收归由国家管理。我在重走王子云先生考察之路的过程中,对王子云先生考察的部分古代雕塑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2019年对克孜尔石窟的实地考察,寻找全图角度拍摄。许多珍贵遗迹正是由王子云先生当时的记录,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如:唐定陵因受时代破坏大量石刻已无存,王子云的唐定陵照片和图像绘制成为了后人研究的珍贵资料。进入到论述王子云先生对于中国雕塑艺术史研究,同时也是王子云雕塑史研究精神核心和学术理念的建立,他的研究方法具有其个人特色,因为他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它的实际考察所获得的一手资料之上的,他将散落在中国大地的雕塑遗存进行分期、风格归纳,以及分类研究。以借鉴西方雕塑史研究的方法来选择研究材料。研究视野上将“雕”和“塑”的艺术遗存都归纳到雕塑艺术范畴中,雕就是只要是经过刀工雕琢的这种艺术,比如说线刻画、画像石、石刻线画,以及塑造成型的一些有起伏造型的艺术,比如说瓦当艺术都归纳在了雕塑艺术中,拓宽了雕塑研究的视野,将民间的这种艺术品和官方的艺术品都放在了一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同时王子云先生的中国雕塑史研究是多层面的,对于雕塑的技法层面、表现层面、立意层面都分别做了研究。将中国传统美术史中被忽略的雕塑艺术与中国绘画、书法等作审美对应,使雕塑艺术获得同等的学术地位。我们通过对王子云先生对中国雕塑史观点的梳理,发现王子云先生对于中国古代雕塑起源做了这种认识和判断,对于中国古代雕塑本土化民族化的节点做了一个梳理,同时很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古代雕塑所受的各方面的外来影响做了深入的剖析。第三章最后谈到王子云先生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贡献,首先是王子云先生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奠基性贡献,有了王子云先生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研究框架,后继者可以延续雕塑史的研究工作,同时王子云先生提升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学术地位,开辟了中国雕塑研究的理论体系,不仅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等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精神建立了一种审美共鸣,最终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做到一个理论化的评述,形成了他的不朽之作《中国雕塑艺术史》。本文谈到王子云先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研究影响多个学科,他的考察践行影响到中国美术考古学科的建立。他的美术史研究方式推动了美术史学的现代转型。同时,王子云先生的着作以及他的考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美术教育,特别是中国雕塑教育。最后部分谈到王子云雕塑史研究的当代延伸,虽然王子云先生离开我们已有近三十年,但王子云相关学术研究活动及研讨陆续在开展中,有西安美术学院的“纪念王子云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广东美术馆“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1940—1945年)纪念展览”、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云开华藏——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馆藏王子云作品及文献展”以及西安美术学院的“王子云艺术奖”和王子云艺术研究院,继承和发扬王子云先生的学术精神,同时也是对进一步推进王子云学术研究搭建交流和探讨的平台。在总结王子云先生对中国雕塑艺术研究的成就主要分为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王子云先生对于中国雕塑艺术实物遗存的考察调查以及保护的成就,这使得这些之前没有进入中国古代文人视野的雕塑艺术,获得了学术地位,获得了保护,获得了认识,第二大方面就是王子云先生中国雕塑艺术大脸谱的谱写和构建成就。时至今日,虽然很多学者一直在呼吁重视中国雕塑史学这个学科。从今天的各种着作和研究成果来看,王子云先生对中国古代雕塑史的研究仍是最为系统全面的学术成果。
郭琦洋[3](2021)在《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文中研究指明1933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及其前身的《中国建筑学》讲义是乐嘉藻一生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凝结和表达。由于该研究贯穿一生,而其一生(1868—1944)恰又处于近代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段,因此这一漫长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复杂面貌,或可称为“层累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最终呈现的文本入手,对这一“层累的过程”进行拆解分析,探究其发展脉络和复杂面貌的成因。研究发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其对于“建筑、建筑学、建筑史”三者的概念不断认知和对相应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过程,而这也是乐嘉藻与其后以梁思成等学人为代表的建筑史研究最大的不同所在——梁思成等人首先掌握高度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随后自觉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中。其次,这一过程的形成有赖于两方面的力量——其一是中国传统、内源的力,其二是西方、外来的力。两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首先有了乐嘉藻复杂的社会经历及角色,进而影响其建筑史研究。因此无论是乐嘉藻其人亦或其建筑史研究,均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中西杂揉、传统现代交织的“半旧”面貌。最后,乐嘉藻建筑史研究呈现出的复杂性恰能折射出建筑学(或建筑史)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本土转化、落地生根的过程,因此对于乐嘉藻的个案研究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可对如今的建筑史和学科史研究有所助益。
张重洲[4](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丁斯甘[5](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指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陈婷[6](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顾王乐[7](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指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黄文镐(Hawong Moon Ho)[8](2020)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关注佛教初传到十世纪之间,中国对朝鲜半岛佛教与建筑文化的影响,研究的素材包括寺院遗址、宗教文物和历史典籍,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论文通过考据、计量、比较等历史研究方法,共分六个章节展开详细的讨论。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韩国佛教史和佛教建筑史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使用的历史观念和方法。第二章通过坟墓壁画及考古遗址介绍了初传时期朝鲜半岛本土的建筑风貌及形式特征,并阐明了佛教初传与当时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章系统盘点了朝鲜古三国在用佛教强化王权的前提下所营建的寺院和佛塔。第四章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梳理了朝鲜半岛对中国佛教建筑文化的学习和挪用。第五章讨论了统一新罗时期典型三层塔和双塔伽蓝模式的起源。第六章顺着宗派和宗谱的线索,探明了留学僧的求学轨迹,并纠正了韩国佛教界对八角塔起源的固有认识。论文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佛教最初传播到朝鲜半岛并非文化的自发流动,而是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结盟需要。2、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路径除了经由中国大陆外,也经由中亚和蒙古高原。3、古三国时期营建的所有佛教寺院和佛教理论都是王室和贵族强化统治的手段。4、芬皇寺模砖石塔及慈恩寺塔源自天竺佛陀伽耶精舍大塔。5、古三国时期的“三堂一塔”源自北朝盛行的三尊立佛上设塔的青州形制。6、新罗曾模拟长安城+终南山的“长安模式”改造自己的王京和南山。7、华严学的兴盛催生出新罗独特的三层石塔和双塔伽蓝布局。8、新罗留学僧求禅轨迹依次为湘赣西堂·马祖和福建雪峰。9、韩国八角僧塔不是朝鲜半岛的特有形制,它的原型来自于中国南宗,江西杨岐寺的乘广禅师塔为实证。
付璐[9](2020)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人类健康需要依靠多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然而东西方医学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医在西传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阻碍。在此背景下,回溯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挖掘其影响因素,或可为当今医学交流的相关政策制定、模式构建等提供一些史学意义上的启示。本文选择《本草纲目》传欧史作为研究切入点,原因在于此书在欧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且评价较高,是中医西传的一个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对《本草纲目》传欧史加以阐述和解析,或可加深人们对东西方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本草纲目》系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一部本草学巨着,于1593年刻成、1596年发行,最迟在1604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并于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19世纪期间,诸多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引用、研究及评价。20世纪以来,《本草纲目》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如1953年,莫斯科大学将李时珍像镶嵌在该校大礼堂;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书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成书4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围绕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贯穿17-21世纪,跨越了欧洲多国,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时期的流传特点不同,故值得对其传欧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以《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目录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实地考察3种方式,收集17世纪至今的多种专着、论文、信件、手稿、政策文件、照片、画册、标本等珍贵资料;采用传统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本书从17世纪至今在欧洲多国的流传过程及欧洲读者对本书的收集、翻译、引用、研究和评价;此外,本文运用接受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指导,挖掘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及阻力因素;同时,借鉴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从知识的收集、分析、传播及应用四个阶段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欧的全过程。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本文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奥地利8国17家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22种38部,对其馆藏地、书号、版本信息及特征进行论述。特别是法国所藏3种《本草纲目》彩绘本,本文对其药图来源进行考证后,认为彩绘本所绘816幅药图系参考《本草纲目》钱蔚起刻本所附药图上色而成,并在个别细节处进行了增补、删减和修饰。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本文阐述了 4种英文、法文译本的主要内容、体例以及翻译特点。其中,18世纪由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所编写的手稿“《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由法国27位传教士联合供稿、并由杜赫德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专设一章翻译《本草纲目》的前言部分及16种药物,该书在欧洲流传甚广,对《本草纲目》传欧影响较大。20世纪英国学者伊博恩联合北京博物学会诸位学者编纂的8种着作,涉猎《本草纲目》所载植物、矿物及动物药,内容全面。至21世纪,由中国学者罗希文所译《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BencaoGangmu)》,是世界上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从内容到体例还原度都非常较高。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本文将其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阐释这些中国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的梳理,可以认为: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新鲜(猎奇)”和“实用(需求)”,而阻力则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此外,本文在“《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一章中厘清了《本草纲目》传欧研究中的3个常见争议性问题:一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关于中药的两种着作《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皆非《本草纲目》的外文节译本,但卜弥格在《单味药》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丹砂及龙骨的条文。二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博士毕业论文并非以《本草纲目》为研究对象,但他年轻时很可能在奥布瓦修道院见过《本草纲目》彩绘本,并为了阅读彩色植物图旁的汉文去学习汉语,终成为一位着名汉学家。三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三大着作《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共出现8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表述,8条相关引文中有5条可能引自《本草纲目》,主要为对家鸡和金鱼相关资料的引述。其余3条可能来自《中国纪要》转引《齐民要术》对养羊法的记载。达尔文可能误认为此8条引文出自同一种“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即《本草纲目》。最后,本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本草纲目》知识的传欧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个阶段:从知识收集来看,欧洲人通过购买、赠送、掠夺等方式,收集了《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及相关的药物标本;随后对《本草纲目》中的知识进行了筛选、翻译、引用、研究;通过论着、会议、展览等传播方式,将《本草纲目》的相关知识展示给其他欧洲学者;同时从资源获取、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角度实现了知识的应用。有关本文的创新点,笔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讨:新材料:本文收集、补充了一些前人论述中未载的史料。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本草纲目》明清版本、相关绘本、剪贴画册、学者手稿等多种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收集了 5种与《本草纲目》相关的药图绘本及剪贴画册。其中的3种彩绘《本草纲目》药图,迄今学界知之不多,尤其珍贵。本文将其中的图像与《本草纲目》多种版本的药图逐幅进行对比,详细分析其绘图特点,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欧洲学者获取《本草纲目》药图的背景及意义,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本草纲目》图像传欧的某些缺失。对前人虽有提及、但未做深入研究的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其特点与价值。如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译稿、法国汉学家毕瓯及化学家布朗涅尔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化验分析、英国药理学家汉伯里对《本草纲目》的研究等,都是前人相关研究中鲜少涉及或研究较浅的珍贵资料。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欧洲学者论着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特点及其对《本草纲目》传欧的意义,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观点:对《本草纲目》西传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本文在详细考证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着作是否为最早的《本草纲目》西文节译本?”“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毕业论文是否为欧洲史上最早的以《本草纲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是否盛赞《本草纲目》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追本溯源,厘清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并基于文献证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视角:本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学上亦有所创新。本文在传统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接受理论及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试图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本草纲目》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教育部[10](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二、介绍日本几种重要的史学杂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介绍日本几种重要的史学杂志(论文提纲范文)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六、创新点说明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一、性理为本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三、国性与天下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一、四帝天下 |
二、五帝天下 |
三、二帝天下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三、学校与选举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二、天子之礼 |
三、《王制》之冢宰 |
四、《王制》之司空 |
五、《王制》之司马 |
六、《王制》之司徒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一、官政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三、为民政治 |
四、审慎政治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五、帝制五官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二、冢宰之变 |
三、天子之变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六、小结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二、皇制六官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总论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总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历史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学术界对王子云先生历史贡献的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
一、关于王子云的重点文献综述 |
二、对王子云学术研究的角度 |
第二节 本文题旨思路、内容、方法及研究框架 |
一、题旨思路与研究内容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第一章 从实践到研究——王子云从事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转折 |
第一节 王子云研究雕塑艺术的基本历程 |
一、从学习到执教 |
二、从悠游到探究 |
三、从笔记到着述 |
第二节 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研究思想的发轫 |
一、王子云学术研究的基点 |
二、王子云雕塑史研究学术思想的建构 |
三、王子云教育背景在雕塑史研究中的作用 |
四、自动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 |
第二章 从长安到雅典——王子云中国雕塑考察研究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王子云全景式考察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意识 |
一、风格独创的大型美术古迹全景式绘制的研究方法 |
二、考察中的全景图像绘制举例 |
三、绘制全景图像方法的践行成果及成果 |
第二节 王子云考察研究整体性考证方法 |
一、甘肃敦煌莫高窟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二、新疆克孜尔石窟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三、甘肃麦积山石窟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四、陕西汉唐陵墓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五、王子云对古代遗迹整体性全景研究途径的意义 |
第三节 立足于中西比较体系的考察研究方法 |
一、王子云独具文化比较的学术眼光 |
二、对中国古代雕塑考察中的审美解读 |
三、王子云对中国古代雕塑独具卓识的考察研究结论 |
第四节 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研究中的田野调查的体系建构 |
一、考察中实物与理论的互证体系 |
二、理论与考察实践中所构建的互涉体系 |
三、学术研究资料收集的多样化体系 |
第五节 王子云中国古代雕塑考察成果和成就 |
一、王子云考察发掘、发现成果述略 |
二、王子云促成完善西北文物系统的积累和研究 |
三、王子云唤起国人对艺术遗产的重视和保护意识 |
第三章 从重构到重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 |
第一节 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视角 |
一、梳理中国雕塑史的发展线索 |
二、王子云在中国雕塑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梳理 |
第二节 王子云雕塑史研究中的审美视角 |
一、王子云雕塑美学观的中国古代雕塑多层面研究 |
二、王子云寻求中国雕塑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对应 |
第三节 王子云雕塑史研究中的学术观点梳理 |
一、对中国雕塑艺术起源和发展节点的认识 |
二、对中国雕塑艺术本土化、民族化节点的辨析 |
三、对中国雕塑艺术所受到外来影响的剖析 |
第四节 王子云中国古代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
一、王子云对中国雕塑史中重点史迹的研究贡献 |
二、王子云雕塑史研究在中国传统美术史视野下的学术贡献 |
三、王子云雕塑史研究在现代美术史视野下的学术贡献 |
第四章 从感性到理性——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的延伸 |
第一节 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与中国美术考古 |
一、王子云的考察践行结果对中国美术考古的影响 |
二、王子云与美术考古新学科创立的关系 |
第二节 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与中国美术史学 |
一、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推动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
二、王子云拓宽了中国美术史学学术视野的认识论启示 |
三、王子云雕塑史研究方法对现代美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第三节 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对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影响 |
一、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开辟了美术考古与美术教育研究 |
二、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对高等美术教育的深远影响 |
第五章 从自觉梳理到弘扬光大——研究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成果的当代意义 |
第一节 王子云雕塑史研究的学术高度 |
一、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中挖掘本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
二、王子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了雕塑研究的学术落脚点 |
三、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的关系 |
第二节 王子云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 |
一、《中国雕塑艺术史》的学术价值 |
二、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及其他理论着作综述 |
三、王子云对中国古代雕塑所处环境和民俗写生作品举要 |
第三节 对王子云先生学术成就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
一、王子云相关学术研究活动及研讨概述 |
二、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的后继效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王子云着述一览表 |
王子云学术年表 |
附表1 敦煌莫高窟考察及洞窟编号一览表 |
附表2 四川重庆地区汉阙研究对比表 |
附表3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汉唐陵墓考察成果表 |
致谢 |
(3)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选题缘起 |
文献综述 |
思路与结构 |
第一章 乐嘉藻的身份变化与建筑史研究的成果 |
第一节 乐嘉藻——“传统文人”以外 |
一.士阶层的变化 |
二.从准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
三.乐嘉藻与严氏父子 |
第二节 从《中国建筑学》讲义到《中国建筑史》 |
第三节 梁思成的质疑与乐嘉藻的回应 |
第二章 建筑观念的变化 |
第一节 从文本到观念 |
第二节 民国前——建筑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
一.实用主义的“设计”与文人审美 |
二.承自传统的建筑观念 |
第三节 民国后——关注建筑科学性、艺术性与民族性 |
一.对于形式与结构的关注 |
二.对建筑文化性的重视 |
三.新观念的来源——“他者”目光的延续 |
第三章 学科观念的混杂 |
第一节 为什么是《中国“建筑学”》讲义 |
一.现代意义的“建筑学”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学” |
三.移植与转化——从“学问”到“学科” |
第二节 《中国建筑史》——新旧史法的融合与跨学科借鉴 |
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建筑史”的两种发展轨迹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史” |
三.新史学——艺术史——建筑史 |
第四章 昙花一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在历史中的沉浮 |
第一节 乐嘉藻与梁思成的交错时空 |
一.错位的时空 |
二.专才与通才 |
三.激进与保守 |
第二节 选择与淘汰——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一.权威意识与现代化的需要 |
二.群体性“失语”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第三节 相关反思 |
一.建筑史层面 |
二.建筑学科史和建筑史学史层面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讲义原有内容在《中国建筑史》中的变化 |
附录二 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缪 |
致谢 |
(4)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小结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小结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小结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小结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一、“Tibet”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第一章 《经世》创办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持续深化 |
一、日军进侵华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二、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华北危局 |
第二节 中国的蓄力与抗战 |
一、中国军民局部的自发抗战 |
二、一二九爱国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三、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和解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近代文人论政 |
一、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二、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 |
第二章 《经世》概览 |
第一节 《经世》的创办和沿革 |
一、萧一山其人 |
二、《经世》的创办 |
三、《经世》的沿革 |
第二节 《经世》的选题与稿件情况 |
一、《经世》的选题 |
二、稿件与栏目 |
第三节 《经世》作者群 |
一、从“文化重镇”河南大学说起 |
二、《经世》的主要编者和作者 |
第三章 《经世》对中国民众的抗战宣传 |
第一节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 |
一、日本侵华谬论 |
二、用事实揭穿日本侵略战争本质 |
三、从国际法角度揭露日军暴行 |
第二节 树立抗战必胜信心 |
一、由民族精神谈抗战必胜 |
二、树立蒋介石权威,强化抗战领导 |
三、颂扬前线战果与抗日英雄 |
第三节 宣传抗战到底与持久抗战 |
一、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
二、宣传持久抗战 |
第四章 《经世》对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 |
第一节 《经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
一、力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
二、战费筹集需增税和举债 |
三、后方开发与经济建设 |
第二节 《经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讨论 |
一、对宪政基本概念的理解 |
二、围绕国民参政会的讨论 |
第五章 《经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应对 |
第一节 争取中立国支持抗战 |
一、日本是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
二、呼吁美英等国由中立转向援华作战 |
第二节 激起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 |
一、日本经济难以支撑旷日战争 |
二、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无穷灾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 |
附录Ⅱ.《经世》系列报刊目录 |
《经世》半月刊 |
《经世》战时特刊 |
《经世》季刊 |
《经世》月刊 |
附录 Ⅲ.《经世》系列报刊影印件 |
后记 |
(7)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三、误说字本义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结语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单字索引 |
简称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8)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佛教艺术之建筑 |
1.1.1 “艺术”、“美”之考 |
1.1.2 样式、tectonic、以及物质文化 |
1.2 再考韩国佛教史文献 |
1.2.1 《三国史记》考 |
1.2.2 《三国遗史》考 |
1.3 韩国佛教史学与佛教建筑史学的历程、以及时代区分 |
1.3.1 韩国佛教史的时代区分 |
1.3.2 韩国佛教建筑史 |
1.4 关于宗派以及来华求法僧的先行研究小考 |
1.4.1 宗派 |
1.4.2 求法僧人的研究 |
1.5 佛教复兴时期的历史观-从Benjamin的《These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学习 |
1.6 金堂考 |
1.6.1 现代韩国建筑史界的常用词 |
1.6.2 韩日古文献中金堂以及起源 |
1.6.3 关于金堂之初步结论: |
1.7 着手前言 |
1.7.1 佛教建筑史研究的难点 |
1.7.2 Bilingualism |
第2章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2.1 原始建筑至乐浪建筑 |
2.1.1 原始建筑 |
2.1.2 乐浪文化及建筑的影响 |
2.2 高句丽坟墓壁画与考古遗址 |
2.2.1 高句丽古坟及壁画中的建筑 |
2.2.2 内外层双槽平面 |
2.3 初传与各国公认( 4、5 世纪) |
2.3.1 高句丽 |
2.3.2 百济 |
2.3.3 新罗 |
第3章 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3.1 转轮王小考 |
3.1.1 韩国古三国“全轮圣王”之概念的流通与实现 |
3.2 高句丽七宝行事图与八角佛塔 |
3.2.1 5 世纪高句丽古坟壁画与七宝行事图 |
3.2.2 高句丽八角塔与北凉石塔 |
3.3 百济大通寺、王兴寺及弥勒寺 |
3.3.1 早期百济佛教思想及建筑 |
3.3.2 大通寺考 |
3.3.3 王兴寺 |
3.3.4 弥勒寺 |
3.4 新罗芬皇寺和皇龙寺 |
3.4.1 古新罗中期出现的佛教式王名 |
3.4.2 善德女王和慈藏 |
3.4.3 芬皇寺及皇龙寺塔 |
第4章 法水东流—大乘佛教物质文化的东渐 |
4.1 关于佛教信仰空间的诞生 |
4.1.1 大月氏·贵霜起立的佛教造型 |
4.1.2 寺与伽蓝 |
4.1.3 塔与窣堵波 |
4.2 伽蓝配置 |
4.2.1 东亚佛寺遗址中所见的伽蓝布局的变化 |
4.2.2 品字形塔堂配置的背景考 |
4.3 立刹及九层佛塔 |
4.3.1 舍利信仰与造塔 |
4.3.2 方形塔 |
4.3.3 7 世纪在海东流行的九层木塔 |
4.3.4 高层砖塔的出现-芬皇寺石塔 |
4.4 以瓦解释 |
4.4.1 在朝鲜半岛屋瓦的出现与普及 |
4.4.2 中国南朝“瓦作”的受容及传播-大通寺式瓦 |
4.4.3 南朝梁之影响 |
4.5 佛国时期的理想城市“长安” |
4.5.1 新罗人的“长安” |
4.5.2 室罗伐-佛教传入及王京的变化 |
4.5.3 6-8 世纪“长安模式”的东亚都城 |
第5章 莲花满开—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艺术 |
5.1 留学僧与教学发展 |
5.1.1 7、8 世纪“华严Avata?saka”的流行及影响 |
5.1.2 元晓和新罗华严学的成熟 |
5.1.3 法华在新罗 |
5.1.4 华严十刹考以及初期华严寺院 |
5.2 石塔之国 |
5.2.1 木塔转变石塔 |
5.2.2 百济定林寺石塔 |
5.2.3 统一新罗石塔的典型化 |
5.2.4 三层塔的造塔依所经考 |
5.3 双塔形制 |
5.3.1 对于双塔式伽蓝的先行研究 |
5.3.2 新罗双塔式伽蓝遗址的现况与分布 |
5.3.3 7、8 世纪在东亚流行的双塔形制及新罗的特点 |
5.3.4 统一新罗双塔形制起源说考 |
5.4 佛国寺与石佛寺 |
5.4.1 关于佛国寺与石窟寺的先学研究成就 |
5.4.2 统一新罗时期的佛国寺 |
5.4.3 由朝鲜时期至今的佛国寺 |
5.4.4 解读佛国寺设计概念 |
5.4.5 石窟寺石室设计 |
5.5 释迦塔及多宝塔 |
5.5.1 韩国庆州多宝塔形象起源小考 |
5.5.2 西石塔及无垢净光塔 |
第6章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6.1 宗派化的禅宗历史与其物质文化 |
6.1.1 派别 |
6.1.2 宗谱与“立塔树碑”僧塔的出现 |
6.2 在唐僧塔形制的演变 |
6.2.1 长安地区的早期僧塔 |
6.2.2 中国式葬礼传统与单层禅宗墓塔 |
6.2.3 神会以后-湘赣地区的僧塔 |
6.3 .罗末丽初八角亭形僧塔史的再考 |
6.3.1 来华求禅灯的新罗僧侣 |
6.3.2 迦智山宝林寺-正统禅灯在朝鲜半岛 |
6.3.3 八角亭式僧塔的形制与分布 |
6.3.4 乘广禅师塔及塔碑 |
6.3.5 考辨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 |
6.4 新教理的新式佛寺 |
6.4.1 古佛与露柱 |
6.4.2 新罗末禅寺与湘赣禅寺 |
6.5 五代传灯中心雪峰山 |
6.5.1 唐末五代时期东亚佛教中心—雪峰山门 |
6.5.2 《祖堂集》和南宗禅雪峰系 |
6.5.3 高丽国初期法眼宗的兴起及其寺址 |
6.5.4 雪峰寺之古貌 |
6.6 中国南方建筑文化对韩国古建筑的影响 |
6.6.1 韩国古建筑中可见的中国南方建筑因素 |
6.6.2 航海时代的中韩文化交流线 |
6.7 小结:传灯的物质证据 |
第7章 结论 |
7.1 韩国佛教史及金堂 |
7.2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建筑 |
7.3 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7.4 法水东流 |
7.5 莲花满开 |
7.6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7.7 后续研究 |
参考文献 |
1.绪论 |
2.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3.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4.法水东流 |
5.莲花满开 |
6.“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图片目录 |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
附录 D |
附录 E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中医西传”研究现状 |
“《本草纲目》传欧”研究现状 |
1 前言 |
1.1 研究范围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材料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性 |
2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 |
2.1 法国藏本 |
2.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
2.1.2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所藏 |
2.1.3 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所藏 |
2.1.4 法兰西公学院亚洲协会图书馆所藏 |
2.2 英国藏本 |
2.2.1 大英博物馆所藏 |
2.2.2 Wellcome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 |
2.2.3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 |
2.2.4 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所藏 |
2.3 德国藏本 |
2.3.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 |
2.3.2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 |
2.4 西班牙藏本 |
2.4.1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塞万提斯阅览室所藏 |
2.4.2 西班牙巴厘阿多里德市菲律宾奥斯定会图书馆所藏 |
2.5 俄罗斯藏本 |
2.5.1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 |
2.5.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2.6 梵蒂冈藏本 |
2.7 比利时藏本 |
2.8 奥地利藏本 |
2.9 小结 |
3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 |
3.1 《本草纲目》节译本 |
3.1.1 范德蒙德的金石部药物译稿 |
3.1.2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
3.1.3 伊博恩的研究译着 |
3.2 《本草纲目》全译本 |
3.3 小结 |
4 《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 |
4.1 传入与翻译期(17-18世纪) |
4.1.1 踏上欧洲土地(17世纪) |
4.1.2 翻译的出现(18世纪) |
4.2 研究与评价期(19世纪) |
4.2.1 博物学图鉴的收集(17-19世纪) |
4.2.2 中国药物的鉴定与研究 |
4.2.3 《本草纲目》及中国科学的评价 |
4.3 文化印象构建期(20-21世纪) |
4.3.1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译本 |
4.3.2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研究 |
4.3.3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印象 |
4.4 小结 |
5 《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辨 |
5.1 卜弥格与《本草纲目》——最早的“《本草纲目》译本”之争 |
5.2 雷慕沙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学位论文”之争 |
5.3 达尔文与《本草纲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由来 |
5.4 小结 |
6 《本草纲目》传欧之讨论: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 |
6.1 《本草纲目》的知识收集 |
6.2 《本草纲目》的知识分析 |
6.3 《本草纲目》的知识传播 |
6.4 《本草纲目》的知识应用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欧洲相关藏书机构及资料来源 |
附录2: 欧洲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明清版本录 |
致谢 |
个人简介 |
四、介绍日本几种重要的史学杂志(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2]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历史贡献[D]. 项祎.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3]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D]. 郭琦洋.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4]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6]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8]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D]. 黄文镐(Hawong Moon Ho). 清华大学, 2020(01)
- [9]《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D]. 付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10]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