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晓立[1]2004年在《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规模及业绩研究》文中提出信息技术作为产业化程度最高的一种高技术，它的发展是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的。我国股票市场自创立以来的十几年里，从1990年上市的飞乐股份到2004年5月发行的四创电子，已培育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产业的上市公司，其中不乏业绩优秀、成长性良好的行业代表。本文在对这一板块完整界定的前提下，从规模及业绩的角度切入，展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研究。 信息产业经济学理论是辨析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范围的基础。该理论由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创设，是一门系统研究信息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结构与构成、分布与成长等内容的独立的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 由于信息及其相关技术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概念需要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理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同样也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出了详细的该板块上市公司目录。 在界定完成的信息技术板块范围之内，参照股市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式，本文建立了以广义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数量为应变量，以该产业增加值为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所取的时间截面为1992——2000年。考察发现，模型中的两个变量存在显着的计量经济学意义。就宏观层面而言，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股市对信息技术企业上市融资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狭义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它们基本上可以看作高技术企业，其典型特征应该是高风险、高回报。然而，利用70家该类公司2003年中报16个财务指标所建立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分类研究结果表明，在微观层面，大部分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明显。在本文所归纳的四种类型的公司中，没有一家达到“盈利扩张”的理想经营状态。导致业绩下滑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企业自身的因素，也有近年来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减缓的因素。
李雅菲[2]2018年在《相对绩效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两权分离在我国企业中的推广加深了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如何准确评价管理层在其任期内的真实业绩水平日益成为公司所有者关注的焦点。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相对绩效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使用可以有效过滤外部不确定性对于评价高管业绩的影响,使企业所有者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高管业绩水平。然而,相对绩效在公司中的使用多少会受到各类内外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使用成本。特别是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相对绩效评价体系不能直接套用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相对绩效评价理论的大致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的基础上,以我国沪深两市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使用AnaAlbuquerque(2009,2012)构建的实证检验模型,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和同行业绩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使用会计指标时,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存在确定高管薪酬时使用相对绩效的证据,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与同行业绩呈负相关关系。使用市场指标时则仅支持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存在正向关系。本文也探讨了相对绩效在国有与非国有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中的使用情况,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更可能使用到相对绩效。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
郑昳[3]2016年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指出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引领人类步入了信息技术的时代。它的到来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成为提高国内外经济水平的主导产业,承载着经济发展的重担。作为公司的掌舵人,高管薪酬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问题,所有者委托高管人员管理公司,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但两者的目标存在差异性。通过制定一套有效的薪酬方案,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梳理国内外高管薪酬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入手,以国内外研究成果中的不足和局限为重点,对信息技术行业的特征、信息技术行业高管薪酬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对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提出完善高管薪酬制度的对策建议。本文以2012年一2014年信息技术行业沪、深两地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对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研究公司业绩、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所在地区、高管年龄以及高管学历八个变量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影响。然后,借助SPSS软件对信息技术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在地分别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在业绩高,规模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能够获得更高的薪酬。2、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并未起到实质的作用,表明国内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还需要加强。3、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得到负相关关系,并且关系不显着,说明国内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上面,未起到良好的效果,应加大持股比例。4、高级管理人员在年龄与学历影响因素方面,年龄与薪酬呈显着负相关,学历与薪酬呈显着正相关,说明公司更加青睐于拥有更高学历,相对年轻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容易获得公司更高的薪酬。
黄翔[4]2008年在《基于理财行为的农业上市公司业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生存发展值得关注,在发展环境逐渐改善的背景下,其业绩究竟如何,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多元化经营、现金持有等理财行为是否合理,对其业绩影响如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求证,试图通过选取沪深两市17家A股农林牧渔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其2004～2006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立论依据、研究思路、方法及内容、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对农业上市公司及其业绩、理财行为进行界定,阐述了本研究所选用的样本公司,并依据相关理论来分析农业上市公司理财行为对其业绩的影响,为下文的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用因子分析法评价农业上市公司的业绩。介绍了农业上市公司业绩评价指标的选取思路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农业上市公司业绩评价体系;说明本研究所选用的评价方法;选用样本公司2004-2006年各财务指标的叁年平均数,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叁年平均综合业绩进行评价,得出样本中各公司业绩的得分,并根据结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存在较大差异。第四部分实证分析农业上市公司各项理财行为与业绩的关系。以通过业绩评价得到的各样本公司业绩的得分来衡量农业上市公司的综合业绩,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来初步确认农业上市公司理财行为与其业绩的关系,然后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进一步地测定农业上市公司理财行为对其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其业绩之间具有不显着的叁次函数关系,其资产负债率应该存在着一个目标优化区间,这个优化区间可能为24.90%～58.90%;其多元化经营对其业绩的影响是不显着的,但仅从实证分析的系数来看,农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行为与其业绩呈微弱的负相关;其货币资金占比与其业绩之间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五部分提出基于优化理财行为的业绩改善措施。认为应通过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深化发展主业和适度相关多元化经营相结合的投资决策、适度提高现金持有比例来改善农业上市公司的业绩。
甄阿敏[5]2015年在《高管层股票期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人才是企业最重要也是最具竞争力的战略资源，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会采取各种激励手段，期待经营者与其“同心同德”。在各种激励方式中，股票期权激励应用最广，而高层管理者也成为最重要的激励对象。然而，在股权激励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高层管理者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采取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票期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研究。希望能对健全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完善信息技术产业相关信息披露和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展给出若干新思路。实证研究中，选取2009～2013年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信息技术产业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产业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显着正相关；被激励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显着正相关；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则为不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研究结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建议：完善高管层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考核标准，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建立经理人市场，加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本文的创新点是，从整体上将股票期权激励的影响划分为股票期权激励程度和股票期权激励环境的影响，并在样本选取的行业和时间等方面更加严谨，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李黎[6]2013年在《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新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产业的地位不容置疑。“始终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不仅是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顺应人类发展的需要。因而新能源产业加快了上市步伐，在发展过程中，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国创新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日益突出。现代社会是人才与科技并重的社会，在管理水平与产业技术竞争差异越发缩小的今天，人才竞争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突出，高级管理人才也成为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完成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资源，其在现代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有效地对新能源产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激励、规范管理者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以合理的薪酬吸引人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选取最近叁年的新能源类上市公司统计数据为研究对象，用管理学、经济学和统计原理，通过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方法，递进式地全面分析上市公司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的相关关系。本文阐述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介绍相关理论概述，把这作为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论述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新能源产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现状，完整的掌握目前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的总体框架，依此建立假设，选取样本和数据并确立指标、为实证研究构建模型，进而借助SPSS19.0等工具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到研究结果，并在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上的基础上，提出高层管理者薪酬激励以提高企业绩效的建议。
王改芝[7]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经营业绩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资产结构最终体现为各种类型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以及各种资产间的比例关系。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等原因,上市公司筹资后再投资的资产结构失衡与资产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凸显;经营业绩的好坏影响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并决定其能否持续发展。那么资产结构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如何?两者之间是否相关?相关程度如何?目前仅有较少文章对此进行研究。因此探讨资产结构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沪深两市非金融行业2002-2006年上市公司的6525个数据样本为研究对象,将资产结构突破会计意义上的“资产”,文章中把资产重新划分为产能性资产、周转性资产和消耗性资产;经营业绩指标主要采用营业收入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叁个财务指标。然后构建资产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多元回归模型,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产结构对营业收入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因会计年度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程度的相关性,有时有有时无,影响方向时正时负;资产结构对总资产报酬率有显着影响;产能性资产、总资产规模对经营业绩总体影响为正,但有些行业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有时会出现负方向影响;周转性资产和消耗性资产对经营业绩影响为负;销售增长率对经营业绩没有显着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能性资产投资效率具有持久性,周转性资产投资效率不高,消耗性资产投资的效果显现具有滞后性。文章旨在通过对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经营业绩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资产结构状况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营者、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政策建议。
吕晓军[8]2015年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创伤,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重要战略,加大对战略性领域的投入,尤其是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力争抢占新一轮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各国经验表明,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因此,技术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驱动力。由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与外溢效应,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使得私人企业研发普遍存在不足。为矫正这种“市场失灵”导致的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各国政府普遍采用政府补贴政策,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因此,政府补贴成为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手段。我国政府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政策,其中财政补贴资金已成为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然而,在政府补贴规模不断放大的同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及创新效率仍然较低,甚至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仅依靠加大政府补贴资金的投入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是行不通的,还必须有效的发挥政府补贴资金的引导作用。政府补贴如何有效的发挥杠杆作用,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成为理论界必须关注的内容。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发现,政府补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效果仍然未有形成一致的判断。目前国内外的学者主要从公司治理、企业规模、市场需求、企业研发投入的类型、行业特征、政策效果的时间滞后等方面来研究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杠杆作用,尚未构建出以政府补贴为代表的公共研发政策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由于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经济状况、市场基础和创新能力等基础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各产业的产业基础存在较大的差异,产业间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各不相同,甚至企业之间公司治理水平差异较大,均可能对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杠杆作用产生影响。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基于微观企业样本研究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首先将宏观制度环境、中观市场结构及微观的公司治理纳入同一框架下,构建研究政府补贴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然后利用该理论框架,考察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的行业及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政府补贴发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杠杆作用的理论机理,这将有助于构建公共研发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最终形成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实证检验了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的行业及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发现,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激励作用越显着；产品市场竞争越弱的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效果越好；股权越分散的企业,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促进效果越好。因此,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必须具有针对性,需考虑各地区制度环境、各行业市场结构以及各企业公司治理的差异。此外,需要利用多样化和灵活化的方式增加政府补贴,来引导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推进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育龙头企业,优化市场结构；优化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使政府补贴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第二,实证检验了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的行业及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发现,政府补贴难以有效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的行业及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效率均不具有显着性影响。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不能依靠政府补贴数额的增加,需要完善补贴的相关制度：健全补贴对象的筛选机制；改革科技评估和评审体制；建立和完善政府补贴的信息披露制度；探索建立政府补贴的退出机制；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信用机制。
卢山[9]2015年在《上市公司在信息产业的并购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并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信息产业的并购,包括信息产业的内部整合和传统产业跨界信息产业。本文在对国内外并购动机理论和并购绩效研究方法、实证结论进行了查阅和研究后,对我国上市公司在信息产业的并购动因和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首先整理了2010-2014年我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现状及信息产业并购情况,并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信息产业进行并购的动因,从资本市场政策、参与者、产业环境及公司战略等四个角度予以解释,认为这一现象是四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10-2011年上市公司在信息产业的54个并购事件作为样本,综合运用事件研究法、财务指标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用t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了实证结果、考察了上市公司因素及交易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结合市场因素、产业因素、公司因素及具体案例对结果予以更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上市公司在并购前后的短期市场表现显着优于同行业其他公司,而在并购前后的中长期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都显着弱于同行业其他公司;通过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当上市公司为国企时,中长期指标显着上升;当并购交易采用股权支付时,市场表现指标显着上升;当公司资金状况更好时,短期市场表现和经营效率指标显着上升;并购类型对绩效指标的影响并不一致,纵向并购和长期市场表现负相关、横向并购和现金流指标负相关。
张锦珂[10]2010年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企业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股东和高管之间存在着目标冲突的现象,建立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国内关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针对全部上市公司的研究,很少针对具体的行业进行单独的研究。魏刚等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同行业之间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有差别的,因此,本文选取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进行针对性的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对人才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其他传统行业,因此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显得更为重要。首先,本文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12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2008年的截面数据和1998~2008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较为显着的正相关性,这说明了目前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薪酬已经与企业绩效挂钩;另外,分析中也表明企业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企业绩效更为有力,这就说明了目前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薪酬激励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同时分析中还发现在长期中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存在显着的正相关性,这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股权激励会对高管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其次,在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之后,本文又采用1998~2008年的混合截面数据进一步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长期中高管薪酬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绩效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本文认为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影响较小的原因可能有叁点:第一,高管薪酬存在“刚性”;第二,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敏感度或者弹性太低;第叁,高管对货币薪酬的需求已经基本满足,需要对其提供新的激励。最后,本文结合分析结论,对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制约机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规模及业绩研究[D]. 文晓立.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2]. 相对绩效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研究[D]. 李雅菲. 北方工业大学. 2018
[3].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研究[D]. 郑昳. 天津科技大学. 2016
[4]. 基于理财行为的农业上市公司业绩研究[D]. 黄翔. 福建农林大学. 2008
[5]. 高管层股票期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D]. 甄阿敏. 河北经贸大学. 2015
[6]. 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D]. 李黎.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3
[7].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经营业绩实证分析[D]. 王改芝.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8]. 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吕晓军. 武汉大学. 2015
[9]. 上市公司在信息产业的并购绩效研究[D]. 卢山.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10].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张锦珂. 华东交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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