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士[1]2013年在《郭嵩焘洋务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洋务运动,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由仿造西方枪炮和船舰开始,进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而进行的一场自强运动。当大多数士大夫固守华夷之辨而对西方深闭固拒时,对湖湘理学有深厚研究的湘军首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把洋务当做当时之急务,治国平天下之一大端。曾国藩和郭嵩焘把湖湘学派所强调的“义理与事功”并重的特征给予充分的发挥,把军国大事都列为格物之范畴和外王之事业中。由于曾国藩去世较早,于洋务理论尚无太多的探讨。郭嵩焘的后半生几乎与洋务运动相始终,并且以理论思维见长。郭嵩焘对洋务倾尽心血,他的洋务观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深入探讨,是一个本末兼有的自强理论体系。郭嵩焘的洋务观与湘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发挥湘学的创新精神,把王夫之的“天下惟器”、“道丽于器”的哲学观与晚清现实相结合,提出了在“西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的情况下,改变为政之道。基于此,他不是仅对晚清之诸多衰败现象进行肤浅的批判,而是穿越历史,从晚晴回溯到叁代,对专制制度下,扭曲的教育、经济、政治进行了究根问底的剖析。他作为第一位出使英法的大使,以开放胸怀和寻求破解自强之道难题的问题意识,对西方的教育、经济、政党制度和科学技术、人心风俗,做了相对深入的考察。对比中西,郭嵩焘在理论上初步完成了,像中国这样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如何走向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他提出了叁个为本的自强计划,那就是：人心风俗为本,工商为本,政教为本。具体在各个领域,他提出了融合中西的改良方案。在教育领域他提出了,把传统经典与西方科技现结合的教育方法,改变数千年来,读书只为利禄的畸形做法,把读书与做人义理和事功相结合,为营造良好的人心风俗做准备。在经济方面,他对专制王朝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辛辣批判,指出了这种政策的虚伪性,结合对西方的考察,他提出了经济自由、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措施,对李鸿章和张之洞所推行的官督商办经济模式予以反驳。在政治制度方面,他对英国的君民相维系的政党和议会制度很是赞赏,对英国的法律所要求的人人平等,尤为羡慕。同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所宣扬的以德治国提出质疑,认为纯粹的德治是不可靠的。希望学习西方,并发挥中国传统中曾存在的国政公之臣庶的优良传统。但他并不急于倡导在中国实行议会制度,而是强调用叁百年时间陶铸人心风俗。在对外交往方面,他最早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和平外交思想,已经走出天朝的天下观念,竭力主张对西方国家要以平等的观念对待,放弃已经无用的华夷观念,建立诚信、平等、和平的外交原则,发挥传统中善待远人的优良作风,继承传统中重视邦交的开阔包容风度。在洋务派和守旧派的争论中,他对守旧派的顽固立场予以痛斥,也对洋务派的迷信炮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政教为本,制造炮舰为末。他的富民理想、经济自由主张和政治改良思想,对早期改良派有比较大的影响,可以算是早期改良派的先驱。他对西学的接纳,对中学的反思,为近代新学的早期建构有着不也可替代的影响。
方莉[2]2017年在《论郭嵩焘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和思考》文中指出郭嵩焘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之中。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氏在历史中拥有独特地位,起到独特作用。出使英法,使他有机会实地深入考察西方社会。通过考察,郭嵩焘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思想更趋先进,见解日趋深邃,更使他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郭嵩焘从儒家传统视角出发,并结合多元的道器观和求真务实的知行观,考察西方政治制度。他主要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文官制度等。在此过程中,他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古代中国传统的议事、朋党、党争、司法、选官等现象和制度相比较,批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向往西方“君民兼主国政”的政治制度。他将俄国和日本定为向西方社会学习的榜样,激励中国向泰西学习。虽然,郭嵩焘歆羡西方政治制度,但他并未明确提出直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他认为中国虚骄之气盛行、人心风俗败坏,无法直接进行政治制度改良。要想实现政治改良,必须先从人心风俗入手,改善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西洋归国后,郭氏隐居湖南,主张改革教育、实行禁烟,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以期实现挽回人心风俗的重任。晚年郭嵩焘虽然远离庙堂,但其心仍在庙堂之上,时刻关心国家时局。特立独行的思想,使郭嵩焘一生受尽打击。与同时代人相比,郭嵩焘的思想超越洋务派,并为早期维新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政”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郭嵩焘没能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思想仍具有保守性。他仍旧是中国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向往儒家的叁代之治,并基于儒家理想视角肯定西方政治制度,郭氏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统治。出使英法期间,由于知识的局限以及英人有意识反复宣传,使他对西洋产生崇拜的心理,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缺乏正确认识。郭嵩焘一生都在苦苦追寻一条能够融合中西,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以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通过融合中西以实现强国之梦的历史使命,并不是郭嵩焘等人所能完成的,但郭氏引领的融合中西文化的道路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
熊春林[3]2007年在《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在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汇日趋激烈、洋务运动兴起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籍官员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当时着名的理学大家，以经邦济世为己任，对如何培养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人才的观点和看法，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舆论和思想准备，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正式启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论文首先分析了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在两次鸦片战争的阵阵炮声中，政治经济业已衰朽的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岌岌可危。一场为实现“自强”与“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全国兴起，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然而传统人才难以适从。晚清封建文化教育已经衰废，难以发挥维护封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更不可能对抗国门被强迫打开后西方文化教育的挑战。依仗军功发迹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湘籍封建大吏，更能感受时局的艰难，他们将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兼容并包的开明风格、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等湖湘文化的精髓融入洋务教育实践中，从而形成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论文随后分析、概括了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在对传统文教的反思与批判、西方文教的关注与认识基础上，极力倡导、引入西学，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重视培养、任用洋务人才，提出更新教学内容，改革科举制度等主张；强调建立、扩大新式学校，仿效西方制定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课程设置与各种规章制度；竭力提倡留学教育，为中国留学教育的实施、扩大作了较充分的理论论证与舆论准备，并对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等等。论文重点论述了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影响。与传统教育思想和其他洋务教育思想相比，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更凸显的基本特点为：义理为体，洋务为用是核心思想；务实济世，自强御侮是基本目的；技艺为主，功利明显是价值取向。这些特点不仅透露出近代湖湘文化的优秀特质和不足之处，而且也是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对近代湖湘文化反作用的具体表现。正是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这种进步与保守交织的特点决定其对后世教育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积极意义：在教育方针、教育目标、教学方式等方面冲破了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坚冰”，并适应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消极影响：表现出严重的教育功利化倾向，透露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心态，为近现代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埋下了祸根。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孟化[4]2003年在《郭嵩焘的文化思想》文中提出郭嵩焘文化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其形成和发展与郭嵩焘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有一变迁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叁个阶段来考察：接触西学以前为早期，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以出使国外为一界限，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是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入的过程。这叁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之间有着前后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内容上看，其文化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哲学基础、人文教化、中西学术思想、人心风俗以及政治文化思想这几个方面。本文试从以上纵横两方向结合来对其文化思想进行梳理，以求能准确的把握其思想。 在未接触洋务之前，郭嵩焘走的是传统士大夫之路，潜心于经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对传统文化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有着自己的见解。及至接触洋务接触西学后，郭嵩焘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继承了王夫之的“道器观”，将之改造为以文化为内涵的“道器观”，作为中西方文化认识的哲学基础。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由“本末论”到“道器多元论”的过程。1875年郭嵩焘首次提出西方立国“有本有末”，但当时其对西方文化认识尚比较肤浅。在出使英国后，郭嵩焘亲身接触到西方文化，通过不断的考察，他对西方文化的内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西方有道，中国无道。否定了当时的“西学中源”说，提出“道器多元论”。郭嵩焘全面考察了西方文化，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在人文教化方面，郭嵩焘批判中国重虚的学风，赞赏西方重实的教育方针；提倡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他主张容实学与中国的道德教育之中，在科举制上，相应的实行实学也可求仕。在中西学术思想方面，郭嵩焘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颇深，而且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颇为关注，并有一定的见解。他在中国提倡向西方全面学习，在西方则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人心风俗方面，他对中国的旧习进行了剖析，并详细考察了西方的风俗体系，提出借鉴西方之俗改造中国虚骄之气的新观点，为近代国民性改造引进了新思路。在中西文化理想方面，郭嵩焘敏锐的看到其在政治实践中凸现的是“德治”与“法治”本质上的差异。经过比较，他发现“圣人之治”较之西方民主政治“犹有歉者”，从客观上指出了西方法治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主张向西方借鉴“法治”。 郭嵩焘主张平等的看待西方，力倡既要通晓洋情，又要了解中国国情，既不可盲目照搬，又不可固步自封，应在实事求是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文化。 不可否认，郭嵩焘的中西方文化思想还不够成熟，在一些理论构架上还有矛盾之处。但其文化思想在理论上站到了新的高度，在当时罕有其匹，在一些具体论述上，多有闪光之处。
王俊桥[5]2014年在《晚年郭嵩焘研究》文中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从湘军建功而崭露头角,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而随后的叁年出使经历,使他有机会走出国门,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思想更趋先进,见解日渐深邃,也使其以更加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当时中国社会。出任公使成为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逐步抛弃传统观念,与西方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一次尝试。而他出任公使的叁年经历了种种的打击和挫折,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苦楚,使其不得已引身自退。本文研究把郭嵩焘的晚年界定于他自1879年出使归来后归隐湖南家乡,直至1891年病逝这段时期。郭嵩焘正式退出政治舞台后,并非像一般赋闲官员那样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身在江湖,而心仍停留在庙堂之上,时刻关心国家时局。他并没有因来自于社会、政治的压力而屈服,仍坚持己见,建言献策,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和博大的政治胸襟。内忧外患的时局在刺激着他,如其所言“乐岁民生凋敝甚,纷坛时局益芒然。”他的心犹如“古井波澜,有搅其中,辙激而动。”儒家士大夫的担当和忧患意识使得举办教育和畅谈洋务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所在。郭氏以在野的绅士先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并恢复湘水校经堂,编纂湘阴县图志。这段时期他经历了中法战争、琉球之废以及铁路论争等大的事件,与官绅的交往也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和所经历的事件对他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都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晚年郭嵩焘的研究,我们既可深入了解其晚年的思想与境况,在观照其一生中,把握其人生轨迹及思想发展脉络,从而给郭嵩焘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亦可以其个案来管窥洋务派知识分子坎坷的心路历程,以折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同时为研究湖南近代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正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首先介绍郭嵩焘生平的关键节点,使其本人原貌得以重现,再现其人生发展的历程,说明其早年的经历对其晚年的所思所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论述了洋务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深入分析了洋务思想形成的渊源,既有对湖湘哲学的吸收与发挥,也有对王夫之学术精神的发扬及道器观、历史观的继承。第二章交待了19世纪后半期晚清湖南社会的整体状况,展现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绅士的社会心态,官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郭嵩焘在长沙的洋务宣传活动与各阶层的交往,以印证郭氏的长期活动对湖南维新运动的酝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叁章和第四章。教育和洋务是他晚年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教育方面,郭嵩焘首先指出了晚清湖南书院教育官学化色彩越发浓厚,沦落为科举的附庸,深刻揭露了传统教育的弊端,郭氏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倡导实学。在实学精神的引导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郭嵩焘的教育实践加快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向近代教育方式的转化,为湖南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先导性作用,推动了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洋务方面,郭氏的外交思想、铁路思想、贤人政治思想以及治河思想都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洋务思想。郭氏的和平外交思想的超前性使其洋务思想迥异于其他人士；循序渐进的铁路思想体现了他在冷静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贤人政治思想体现了他始终处于保守与开新的矛盾统一体中；既尊重规律又重视实践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他已具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这些思想都是他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作为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但总体来看,他的洋务思想始终限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第叁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结论在充分挖掘材料,基本理论分析基础上给予了郭嵩焘恰当的历史定位,指出他是一位洋务派思想家、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和特立独行之人。郭嵩焘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单薄到厚重的演进轨迹。他的思想趋于返本和开新之间,并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基本特征。郭嵩焘终其一生都力图在中西、古今之间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转型时代背景下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以走中西相融合的实现路径寻求强国之梦。在中西文化颉颃中完成文化现代化历史使命并不是郭嵩焘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任务,但他所引领的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道路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和发扬。
王思思[6]2013年在《论郭嵩焘的道器观》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的时代背景下，道器、体用等复为热门的话题，究其原因无非是怎样对待东西文明以及如何寻求抵御外侮的方法，这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而此时随着国门的被打开，西学东渐的脚步不断地加快，在文化领域内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的矛盾也更尖锐，冲突也更剧烈。在此背景下，郭嵩焘时刻关注着“洋患”，积极投身到种种社会实践中，并不断地总结着处理洋务的经验、教训，为其道器观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他的欧洲之行，使他的道器观从直观、感性认识层面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这是其道器观发生转变的重要转折点。郭嵩焘在继承批判传统“道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时代内涵的新的道器观——道器多元论，即西方道器兼备，世界是“道器多元”的。郭嵩焘的道器多元论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其对夷夏之辨的认识，使他的夷夏观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而且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指出被广大士大夫阶级称为“夷狄”的西方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文明，因而他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制度。由此，郭嵩焘提出了极具特色的御夷之道，即以理制胜，以礼相待。因而，郭嵩焘的道器多元论带有很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成为郭嵩焘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通过与中国传统的道器观、洋务派的道器观和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道器观点比较，概括、归纳出郭嵩焘道器观的主要特征为突破性、超越性和超前性。郭嵩焘的道器观具有着开启民智的启蒙意义，对当时情况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对现代社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郭嵩焘的道器观具有着不彻底性和过分拔高西方文明的倾向。
邹芬[7]2006年在《郭嵩焘对国际法的认识及运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他于1876年出使英国,成为中国首任常驻外国使臣。郭嵩焘的出使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际法是郭嵩焘在出使前后用于与洋人交涉,维护国家利益的武器之一,研究郭嵩焘如何认识、运用国际法的问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晚清中国的外交状况和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形成情况,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国际法正广泛地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研究这一问题既具学术价值,更具现实意义。郭嵩焘与国际法的接触分为出使前与出使期间两个阶段。出使前,郭嵩焘与国际法的接触主要体现在对国际法着作的学习和运用方面;出使期间,郭嵩焘通过与国际法学者、传播者和国际机构、组织的频繁接触,深入了对国际法的认识。郭嵩焘具有近代国家观念和国家主权意识,他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与中国同样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认为传统的夷夏之分,是以文化而非地理为标准的。郭嵩焘对国际法的基本看法有叁点:1、国际法有“存立小国之义”;2、国际法具有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3、对国际法在实践运用中表现出的强权性具有初步认识。对于近代国家交往间的诸多具体问题,如领事裁判权、关税、派驻领事和不平等条约等,郭嵩焘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出使英法期间,郭嵩焘运用国际法知识处理了诸多事情,如交涉喀什噶尔事件、交涉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件、倡禁鸦片等,这些事情的处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郭嵩焘的国家观念及国家主权意识。
蔡雅红[8]2009年在《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旅行是了解异域的最直接的方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探索西方的旅行,并且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游记翔实记录了中国人对异域的了解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本文是以清政府派驻英国的第一位大使——郭嵩焘的游记为材料,主要运用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了解清朝驻外使节对西方的探索,也进一步考察中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及对自身文化的思考和认识。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导言部分介绍了郭嵩焘其人及其使西的历程,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状况,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从多个侧面分析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具体分为国民形象、政治形象、科教形象、民俗形象四个方面。通过梳理郭嵩焘对西方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科技教育及社会风俗四个方面的论述,探讨郭嵩焘如何建构一个“政俗皆美”的英国形象。第二章《郭嵩焘笔下英国形象的文化探寻》首先分析了郭嵩焘出使前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变化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对英国的介绍。明晰这一阶段中国的世界观念和对英国的认识,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考察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对郭嵩焘的影响,探讨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对英国的知识建构当中。其次,分析郭嵩焘是怎样通过英国形象来反思自身文化,进一步揭示英国形象的文化意义。结语部分对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进行总结归纳,分析形象背后所折射的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
王俊桥[9]2016年在《省思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郭嵩焘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嵩焘是晚清着名的思想家、外交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嵩焘研究自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回顾新世纪以来的研究现状,总结分析出研究有叁大特点: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角度新颖独特,呈现多学科交叉互补研究的新态势;二、研究方法上较多采取了比较分析法;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得学术性探讨大大多于政治性阐释,视野开阔,论证充分。在此基础上,展望研究趋势:一、回归研读郭嵩焘着作原创文本,吸收新史料,步入研究新阶段;二、以现代化史观为导引,挖掘新内涵,开拓研究新领域;叁、加强跨学科、跨专业研究,采用新方法,打开研究新局面;四、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研究,找准新角度,提升研究新高度。
刘斌[10]2007年在《走向世界与回归传统》文中研究表明郭嵩焘与刘锡鸿作为传统士大夫淫浸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又作为晚清首任驻外正副公使而走出国门考察西方文明,但他们之间的思想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本文依据其经历分叁个阶段探讨他们的思想之异同:出使前,出使期间和回国后。第一部分主要比较他们的吏治思想、商贾思想及外交思想。通过比较显示,郭刘思想在持节出使前就已经存在相当分歧,他们的分歧并不是简单的直线背向运动——一个走向世界,一个回归传统,而是“之”字型的曲线运动,只是他们的运动方向是既定的:一个世界,一个是传统。第二部分主要比较他们对西方政体、商贸、科技、国际外交的认识与思考。“变”,是郭嵩焘和刘锡鸿走向世界后,思想世界的共同特点,但在同样的境遇下,“变”的程度却仍有相当差距,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思想分歧再次拉开。第叁部分主要比较了郭刘对铁路的问题的态度,同时分析了他们的其它晚年思想。最后,本文对全文作了总结: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郭刘的思想分歧凸显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所做出的两种不同的回应:走向世界或回归传统。这也是中国传统士人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郭刘思想分歧的典型意义也就在这里。
参考文献：
[1]. 郭嵩焘洋务观研究[D]. 李新士. 南开大学. 2013
[2]. 论郭嵩焘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和思考[D]. 方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7
[3].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研究[D]. 熊春林.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4]. 郭嵩焘的文化思想[D]. 孟化. 安徽大学. 2003
[5]. 晚年郭嵩焘研究[D]. 王俊桥. 南开大学. 2014
[6]. 论郭嵩焘的道器观[D]. 王思思. 湘潭大学. 2013
[7]. 郭嵩焘对国际法的认识及运用[D]. 邹芬. 湖南大学. 2006
[8]. 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D]. 蔡雅红.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9]. 省思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郭嵩焘研究回顾与展望[J]. 王俊桥. 湖湘论坛. 2016
[10]. 走向世界与回归传统[D]. 刘斌. 湘潭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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