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烈祝贺都江堰水利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董事长彭述明致辞（论文文献综述）
郭川[1]（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认为“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陈尧[2]（2011）在《TPO卷材和接缝的物理性能测试》文中认为前言目前,单层屋面卷材的市场份额呈持续增长态势,TPO卷材作为行之有效的单层屋面材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通常,生产商不会对已经很成熟的产品在提高性能方面下功夫,而更热衷于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相反,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增大市场份额,新产品往往有一个性能不断提高的过程。TPO卷材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自从引入市场
本刊编辑部,王银凤,张庆伟,姜莹[3]（2009）在《2008科学中国人（第七届）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文中提出2008年是极为不寻常的一年。年初的雪灾,5·12汶川大地震,我们共同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神七的完美升空,我们举国欢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对未来充满斗志;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我们从未失去信心;每一个大事件中,都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身影,都有他们突出的贡献,也有他们无私的奉献……2008年谁在科技创新路取得了成就,谁推动科学技术产业不断升级?让《科学中国人》为您一一揭晓!
蔡尚伟[4]（2003）在《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文化与报业”的研究是一项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城市文化与报业”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化城市文化研究与发展传媒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若干对新、旧城市关系中的经典代表——重庆、成都为实证考察的对象，还会对区域传播学与比较大众传播学的发展有所启迪。由于前人几乎没有在本领域有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在相关研究相当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全新的学术尝试。 本文包括《前言》、《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以身份意识为中心》、结语共六部分。 《前言》主要对本项研究的意义、学术背景、研究方法、相关文献及研究难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第一章《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对重庆、成都的现代化进程及这个进程中的报业发展的轮廓进行了一次勾勒，揭示出政治、经济条件对报业发展以及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并且力争恰如其分地对城市文化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宏观的梳理。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两个城市重庆、成都曲折而多维的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漫长过程。特别是重庆，由一个四川东部的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逐渐跃升为整个四川的物流中心，经济辐射能力逐渐扩展到整个四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后来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共和国时期的西南大区所在地、中央直辖市，以后又随着大区的撤消恢复为省辖市，到1997年终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的城市发展可谓波澜壮阔曲折动人，相反，成都的地位一直相对稳定，作为多年的四川的政治中心，汉文化在西南的聚集中心，它以历史文化之都的形象稳定地成为重庆关注、排斥、疏离、超越的对象。两个城市的关系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影响二者发展的直接的背景性因素，二者在共同的城市现代化的路途上互相观望互相调整，最终互相促进了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宏观线索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地传媒的发展。本章分为“近现代传媒的诞生与早期重庆、成都的城市现代化 （1897—1 937）”、“抗战开始后重庆城市的变化与报业的发展 （1937—1949）”、“在政治风云中的城市及纯政治性报纸（1949—1978）”、“改革开放后成都的发展与报业的辉煌”、“重庆的直辖与报业的勇猛精进”等几个部分，按照成都、重庆城市发展的进程及两座城市报业发展的进程分阶段进行了考察。 第二章《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对重要的城市文化形态文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文学是作为报纸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报纸给了文学生长发育的空间。从早期重庆成都的报纸开始，就给文学提供了众多的园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于四川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重庆成为首都，自然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重庆、成都报纸的文学园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建国以后成都重庆报纸的文学园地也一度十分发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的纯文学在报纸上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报时代的“群众”副刊文学是对传统党报文学的改进，而以华西都市报为龙头，推进了市民副刊文学的发展，成都商报的报刊文学向大众文化的方向走得更远，传统的文学在报纸上渐渐身影模糊，彻底大众化后的报纸副刊文学存在着式微与泛化的双重走向。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成都重庆的报纸培育了大量的作家及诗人的成长，其中不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量级人物如李劫人、流沙河等。当然，报纸也培养了大批的文学作者，对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抗战时期报纸援助贫病作家为典型，也可以看出报界帮助文学界的光荣传统。而由于非常时期的历史错误，报纸也曾给作家带来灾祸，当然，严格说来，报纸在其中也是受害者。作为双向关系的另一面，一百余年来，作家、诗人进入重庆成都的报界，也给两座城市的报纸不断带来生机，促进了报纸的发展。报纸与文学潮流的关系也十分紧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多家报纸参与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讨论、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及与“战国派”的论争等，对当时的文学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在现代成都、重庆城市文化史中占据独特地位的知青文学潮，它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于报纸的推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章《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对在现代文化机构中处于中枢地位的大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考察。大学的发展对城市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学为报纸提供了一个由数量众多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市民所构成的报业市场，这是报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成都重庆地区大学与报纸的紧密关系从早期报纸《渝报》、《蜀学报》与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的经典关系就开始了。民国时期，成都、重庆的大学生参与报纸的情况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学生报纸对改良?
二、热烈祝贺都江堰水利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董事长彭述明致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热烈祝贺都江堰水利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董事长彭述明致辞（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2）TPO卷材和接缝的物理性能测试（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方法概述 |
| 断裂强度 |
| 层压粘结强度 |
| 焊接强度 |
| T型剥离试验 |
| 接缝的抗剪强度 |
| 撕裂强度 |
| 网格布上的厚度 |
| 结论 |
（4）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城市文化与报业”研究的意义 |
| 1、城市化及城市研究、城市文化研究的意义 |
| 2、“城市文化与传媒”研究的价值 |
| 二、为何选取两个城市? |
| 1、成渝两市城市文化与报业的代表性 |
| 2、对于发展“区域传播学”与“比较传播学”的意义 |
| 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及难度 |
| 1、综合研究：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
| 2、在思辩与实证之间倾向后者 |
| 3、文献综述 |
| 4、研究难度 |
| 第一章 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 |
| 第一节 近现代传媒的诞生与早期重庆、成都的城市现代化(1897——1937) |
| 一、新潮中的重庆、成都近代化与近代报纸的诞生 |
| 二、重庆、成都在曲折中的发展与现代报纸的全面开花 |
| 第二节 抗战开始后重庆城市的变化与报业的发展(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重庆城市的突变 |
| 二、陪都时代重庆报业的异常繁荣 |
| 三、陪都报业对重庆现代化及本土报业的深远影响 |
| 第三节 在政治风云中的城市及纯政治性报纸(1949——1978) |
| 一、解放后报纸性质的统一 |
| 二、纯政治性报纸对城市化的曲折影响 |
| 三、城市工业化——后来报纸发展的基础之一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成都的发展与报业的辉煌 |
| 一、城市的初步发展与晚报的黄金时代 |
| 二、城市的大发展与都市报时代的到来 |
| 三、成都的报业竞争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五节 重庆的直辖与报业的勇猛精进 |
| 一、重庆直辖与城市发展 |
| 二、直辖后重庆报业的重大变化 |
| 三、重庆报业的局限性与未来空间 |
| 第二章 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 |
| 第一节 作为文学园地的报纸 |
| 一、早期重庆成都报纸的文学园地 |
| 二、抗战以后重庆成都报纸文学园地的繁荣 |
| 三、建国后成都重庆报纸的文学园地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成都重庆的报刊文学 |
| 一、晚报时代与“群众”副刊文学 |
| 二、都市报时代与市民副刊文学 |
| 三、报纸副刊文学的彻底大众化及式微与泛化 |
| 第三节 报纸与文学界的关系 |
| 一、报纸培养现代作家 |
| 二、报界帮助文学界 |
| 三、非常时期：报纸给作家带来不幸 |
| 四、作家诗人进入报界，给报纸带来生机 |
| 第四节 报纸与文学潮流 |
| 第三章 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 |
| 第一节 经典关系：从尊经书院与《渝报》、《蜀学报》开始 |
| 第二节 成都、重庆的大学生与报纸 |
| 一、在校大学生从事报纸工作 |
| 二、成都重庆的大学毕业生服务于两地报界乃至全国报界 |
| 第三节 大学教师与报纸 |
| 一、民国大学教师参与报纸工作的普遍性 |
| 二、大学教师参与报纸的精英文化背景 |
| 第四节 大学的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成都重庆的报业发展 |
| 一、民国时期重庆成都的大学新闻教育与研究 |
| 二、建国后成都重庆的新闻教育与研究 |
| 第五节 报纸对大学的注视与介入 |
| 一、大学作为报纸的重要传播资源和传播内容 |
| 二、报纸对大学的影响 |
| 第四章 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以身份意识为中心 |
| 第一节 重庆、成都城市意识的发展在报纸上的体现 |
| 一、早期报纸上的城市意识 |
| 二、重庆独立意识的萌芽 |
| 三、建市以后重庆、成都城市意识的发展 |
| 四、陪都时代重庆成都报纸上的城市意识 |
| 五、重庆直辖后城市意识的爆发 |
| 第二节 报纸与重庆城市文化身份 |
| 一、报纸对重庆文化的认知及重庆报纸的“文化焦虑” |
| 二、报纸对重庆文化的大力建构 |
| 第三节 成都报纸对“历史文化”的守望与反思 |
| 一、杨森“新政”拆城与报纸的反应 |
| 二、“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皇城的消失与报纸的无力 |
| 三、成都报纸保护城市文化的努力 |
| 四、报纸对城市文化的大反思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工作 |
| 声明 |
| 后记 |
四、热烈祝贺都江堰水利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董事长彭述明致辞（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2]TPO卷材和接缝的物理性能测试[J]. 陈尧. 中国建筑防水, 2011(12)
- [3]2008科学中国人（第七届）年度人物颁奖盛典[J]. 本刊编辑部,王银凤,张庆伟,姜莹. 科学中国人, 2009(08)
- [4]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D]. 蔡尚伟. 四川大学, 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