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黎[1]2003年在《从经济哲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西方经济哲学和科技哲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经济哲学思想的指导，而经济哲学的发展又离不开科技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哲学观点，从马克思社会经济五形态及叁形态理论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历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以及国有企业中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的第1章阐述经济学的发展从来离不开哲学思想的引导，马克思本人就是世界公认的将经济学和哲学互动研究的大师，他的一生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本论文的第2章，着重阐述了科技哲学的发展对经济哲学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必须联系西方科技哲学的研究成果及思想发展进程，并将其应用到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解决中。 论文的第3章，笔者为了说明马克思社会五形态和叁形态理论形成的理论依据专门截取了封建社会这一典型历史阶段，将亚细亚和西欧两种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对比。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是从西欧生产方式中得出的，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是根据亚洲生产方式的特点提出的，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五形态理论是唯一正确的，也决不能轻视和误解社会经济叁形态说。在第3章的最后，笔者根据马克思的叁形态和五形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五形态理论中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初级阶段，和叁形态理论中商品经济阶段中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及在人的发展形态上处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过渡阶段。 论文的第4章，笔者在前面理论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在当前应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主体如何在加入WTO以后调整角色以及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如何完善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高学栋[2]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针对这一课题，本论文试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尤其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观察和思考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本质特征和未来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旨在论证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和发展之现实的可能性和伟大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交往方式一体化过程，是人类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而展开的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历史过程必然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因此，一方面，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共同参与奠基和创造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人类不同文明、民族或国家参与这一过程的途径或方式又是迥然相异的。围绕全球化与东方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几代伟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思考和探索，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导师的思想影响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所选择的一条符合东方国情的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东方人民积极应对西方列强剥削与压迫的挑战，抓住历史机遇、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与经济上的繁荣富强，创造性地参与全球化、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单极主导的格局，变被动为主动。 现实的全球化从起源上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所开启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全球化的凸显。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方面超越了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发展，亚细亚文明逐渐衰落、东方国家由先进变落后、东方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陷于被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过程。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乃至全球化与产品的私有化，随着全球化而不断外化，由此激起了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证明，共产主义全球化必将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对全球化的继承，从而在全球真正实现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的高度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视角无疑是宏观的。他们于晚年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带有国有制基因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着天然的对抗性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却存在相似性。东方落后国家是否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倾 注大量心血所思考的课题。马克思曾预言东方落后国家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但前提条件是东西方革命互补，也就是说，通过全球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东 方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劈开一道“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全球化可 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东西方革命的互 补性日渐渺茫，在此意义上，恩格斯于马克思之后忠告东方人民不要贸然投入“国 家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矛盾激化使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抓住 了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晚年、毛泽东早年所 思考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包含经济全球化的维度。他们已认识到，在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能的，但又是长期的和曲折的。换言之，经济 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必然是辩证统一的。 然而，“左”倾建国思路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一方面把全 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体化而加以拒绝;另一方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 主义而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在这种“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主义国 家逐渐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列宁晚年、毛泽东早年关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 的思考，从而脱离了全球化的大趋势，于二十世纪末叶相继出现了衰退。邓小平 于二十世纪80年代在总结全球化与东方古代文明、与东方落后国家，特别是， 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毅然决然在中华大地实行全面的 改革开放，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 的主旨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历史环境”下为了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必须对内全面改 革，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对外全面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的一 切肯定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市场经济、股份制、政治文明等等，为人类早日实 现共产主义全球化做出较大贡献。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 力。 人类历史了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
董泽[3]2015年在《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成立以来,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重心。面对新常态,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条件的分析,概括出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内容,进而阐述了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本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提出了本文的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之后对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详细的描述,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除了绪论,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市场经济思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析,阐述了市场经济的分类和特点,并对一些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分别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产生、50年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解析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然后通过现实来源、理论来源分析了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起源与形成；最后阐述了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第叁部分,分析了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阐述了列宁、斯大林的市场经济思想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以及毛泽东的市场经济思想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十八大以来已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第四部分,分别从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新视角和方法论,为正确理解全球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供了指导思想叁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思想联系实际和归纳总结的方法。创新点方面,有观点创新、思想创新以及实践创新叁个方面。在观点创新方面,提出马克思是有市场经济思想的,摒弃了很多人认为的马克思是反市场的这一观点；思想创新方面,分析得出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市场经济思想,批判了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专利的谬论；实践创新方面,分析并论述了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对我国现阶段新常态下的当代价值。
李留义[4]2016年在《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人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进入了物质丰裕的工业化时代,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但人们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忘记了“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背叛”了自然,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自然界正逐步“报复”人类,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时代问题,把人类逼近了灭亡的边缘。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抑或改变自己(作为某个个人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抑或注定要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含义,重新审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拯救、善待自然和消解生态危机成为当下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若要消解生态危机,就无法回避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已成为我们生存其中的时代境域,并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性,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在给我们带来物质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的悲剧。从本质上说,现代性是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彰显着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品质;从存在的支柱上,现代性以主体性原则为思想支撑,以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是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从开放的视角,现代性又是多元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所构建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实现形式。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是现代性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的社会表现形式。同时,本文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个范畴,尽管人们对其语义的界定还不太明晰,但在事实上,它的提出反映了现代性发展的未来指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引发生态危机的一种思考,它成为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愿景,并为人们所重视,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一项“事业”,它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扬弃,能够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危机与现代性有着一种不解之缘。生态危机并不是根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从最本真的意义上讲,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内涵有人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人类对自由和进步的向往,呈现了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价值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是人类目前“尚未完成的事业”。而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实现形式,背弃了现代性最初的、为人类预设的自由与解放的社会理想,把人们带入了“新”的压迫与奴役之中,凸显了现代性的危机,使人类统治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所“控制”,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泯灭,也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只是表明人们实现价值理想的形式和路径发生了偏差。只有真正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才能发挥出现代性的内在潜能,才能摆脱现代性的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依托,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哲学支撑,以不断膨胀的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的现代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现实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曾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观,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生态问题。因此,我们在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使现代性回归其“本真”,并实现一种自我的提升,具体通过以下路径来完成:一是坚持实践原则和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化革新,以此来超越主体形而上学;二是瓦解资本逻辑;叁是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构建一种新现代性的过程中,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处于现代性的包围之中,并且遭遇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具体来看,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优先发展经济,疏于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以致加剧了环境污染,致使生态恶化。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人们要生存,社会要发展,要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以,必然产生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若要解决这一矛盾,消解生态危机,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建构中国现代性,实行“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的文明之路,建设美丽中国,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吴永辉[5]2014年在《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allseitige Produktion der ganzen Erde〈Sch pfungen derMenschen〉）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原理。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为主线，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分析为基础，从中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结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生产的全面化、多样化日益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对于人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这方面的现实和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它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也是如此。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了：私有财产是如何在工业和工业财富的形式上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且如何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①。同时也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自始就把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劳动与人类自身的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并且把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看做不过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③；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④。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①。我国学术界以往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多系分别从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角度来进行的“马克思全球化问题研究”和“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研究”及“总体生产思想研究”等。本文则旨在从马克思主义的叁个组成部分的统一上，并且把“全球化”和“全面生产”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加以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和展开。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厘清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明确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理论内涵以及在马克思的思想整体中的理论地位，为完整把握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理论视点。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特别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考察，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和内容，并且从中得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结论。本文在研究上主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方法，在叙述上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同时注重文本考证、理论发掘与阐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一是绪论，主要阐述现阶段研究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意义；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二是探讨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质；叁是探讨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四是分析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理论前提；五是分析理论的形成过程；六是分析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启示，七是概括理论在当代的演变，以及理论的当代价值；八是结束语，指出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刚刚开启的历史实践课题。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发展是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历史前提。正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促成了马克思早年思想的转变和批判对象的转变，同时也是马克思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结论的重要依据。第二，全球全面生产理论来源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但是绝不仅仅是以上叁个部分。马克思对包括古希腊哲学在内的的整个欧洲文化的研究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都是其思想的重要理论前提。第叁，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叁个历史阶段：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的全球全面生产思想的初创期、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形成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为基础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成熟期。第四，认识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内涵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全面”生产和世界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全面生产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五，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只能沦为空谈，脱离了理论的实践只会导致实践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在当代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从经济哲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D]. 唐黎. 武汉科技大学. 2003
[2]. 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D]. 高学栋. 复旦大学. 2004
[3]. 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研究[D]. 董泽.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4]. 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研究[D]. 李留义.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5]. 马克思的全球全面生产理论研究[D]. 吴永辉. 河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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