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道平[1]2015年在《论科学精神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之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近现代以来,科学精神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探讨话题,根本原因是科学精神对科学事业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科学不仅包含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创新,也包含科学精神的弘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厘清科学精神的内涵与特征、要素与表现、结构与功能等问题以及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联,对于繁荣科学文化和发展科学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今时代,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深刻交融,科学已体现为一种社会建制体系,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科学精神贯穿于科学体系的全过程,它是科学的灵魂,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内化在科学主体的科学意识中,渗透在科学研究方法中,凝结在科学思想体系中。在综合分析中外学者关于科学精神概念基础上,本文将科学精神的现代解释定义为：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以理性精神追求真理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规范,是质疑、实证、创新、自由、平等、包容等科学态度和精神气质凝结在人的意识和行为层面的精神面貌。科学精神作为追求真理的思想源泉,本文不仅在狭义上研究了科学系统的科学精神,还在广义上探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智能发展中的科学精神。科学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科学精神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引领和智力支撑作用。科学精神具有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是源自于科学探索活动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气质和坚定信念,现代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认识层次的理性精神、功能层次的创新精神和价值层次的人文精神,其实质是求真、求善、求美的和谐统一。所以,科学精神的社会功能包括为科学探索提供原动力、为人类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发展人文精神与先进文化。本文认为科学精神与社会进步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首先,科学精神直接影响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发展观念；其次,科学精神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赋予了人类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实现了人类文化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最后,科学精神通过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和智力素质,其目的和归宿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培育与普及。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和科学精神属于外发型的,因此,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影响具有特殊性。首先,科学精神在中国逐步传播,引导了科学方法的启蒙和科学观念的革新。其次,随着西方科学的植入,科学精神推动了科学本土化的实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科学体制下的科学成就和精神气质是难能可贵的,“科学救国”、“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思想,是符合中国社会实情的,是理性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正是如此,中国社会进步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特别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建立、生产力标准的确立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精神在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发挥了进步引领作用。科学精神在中国传播与孕育已取得了基本成效,但在总体上是缺乏科学精神的,特别是科学研究中科学精神普遍失范,在公民素养、科学管理、学校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科学精神缺失现象。近现代中国,由于科学精神的缺失而阻碍社会进步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最为突出的就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科学政治化的畸形发展。科学精神缺失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又有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性,既有现实社会的功利性,又有制度体系的不合理性。科学精神的形成与培育并非一蹴而就,是有其自身的条件和规律的,需要科学主体、文化环境、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培育条件。本文尝试从理论上提出塑造科学精神的构建逻辑。同时,客观分析有利于培育科学精神的现实条件,比如,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规模发展和全社会共同愿景等,都是当前培育科学精神的有利因素。弘扬和培育科学精神,需要正确恰当的方法和途径。本文提出了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变革科学教育模式、构建完善的科学制度规范体系、增强科学普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科学家群体加强修养和自我约束、营造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条件等培育途径,对如何培育科学精神的具体方式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最后,本文把弘扬科学精神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紧密结合,强调培养和普及科学精神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重申科学精神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也是反映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和生动实践。
段治文[2]2004年在《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文中研究指明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的研究，而对科学文化史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史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尝试突破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力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依据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的体制建构以及科学文化观念变迁等叁个层次，对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历程进行新的观照。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无序、散漫和缺乏目标的状态，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文在探讨中国近代科技的源起及其历史文化缺陷基础上，分叁个阶段按叁个层次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科技建制以及科学文化观的变迁。其中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具有新意的探索：比如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及政策环境上，文章系统分析了建国以来叁代领导集体的视野和重要探索；在科技发展建制上，文章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当代中国科学体制经历了叁个阶段的演进，这就是建国初期新体制的建立、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式“大科学”体制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上，文章第一次揭示了科技大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两次历史性合流的过程；在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上，文章更是首次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观经历了“人民科学观”、政治化科学观以及理性化科学观叁种形态的历史转换，等等。 通过对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文化思考，本文认为：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成全社会的共识，深入人心，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那种不重视科学以致反科学的老路上去。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目前中国不仅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民众科学素养状况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制约因素；而且在如何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更是存在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探索中国本土科学技术发展的出路，推动中国原创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等，仍是今日中国的严峻课题。 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的融合，以营造科技发展的良好的战略与文化环境；而且要实现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以构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更要通过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冲破传统的制约科学发展的文化观念，以铸造面向未来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国民。这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科学文化发展方面的必由之路。
赵伟力[3]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进程,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当前,党情国情世情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科技已然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找寻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科技现代化的“秘钥”,对于科技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甚至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现代化提供可以借鉴参考的“中国方案”,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技现代化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特殊模式,并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开掘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试图构建起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为双重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文章的切入点,从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社会境遇和现实动力出发,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为思想主线,以中国科技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注重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注重科技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自身等方面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而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首先,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从逻辑上厘清“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在理论上明确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在源流关系。其次,从社会境遇和历史条件出发,具体识别并概括推动科技现代化的现实动力、基本内容、时代特性、主要成就、特殊模式和总体特征。最后,总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现实意义,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所谓“第四次科技革命”现实境遇下所可能面临的历史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这一研究框架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科技发展观作为切入点,试图避开一般的经验性“自然思维”(胡塞尔)单一向度,把“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看作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推动科技理论现代化、科技实践现代化的综合历史进程。从科学技术本质论、发展观、人才观及动力论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科技理论现代化,从科技体制、科技规划、科技人才及科技成果等方面论述科技实践现代化。显然,当且仅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论域时,才能克服研究当中可能存在的盲目性、片面性,才能更为深入地揭示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主要矛盾,更为全面地把握科技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其次,在对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质性研究基础上,初步勾勒出一个相对普遍的量性变量体系与观测点指标体系模型,力图达到理性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模型的相互支撑。通过数据图表的分析和对比来客观地、深入地论证中国科技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科学及民生等方面的成就。这样,既可避免主观臆断而导致的缺乏说服力,凸显出文章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必要性,又可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分析科技现代化“秘钥”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凸显的历史主义意识出发,着力彰显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科技史普遍意义,从历史比较中揭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实践性特质。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及实践为分析视域,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并从主体性、集约性、效用性及人文性四个方面系统呈现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特殊模式的总体特征。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动力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而形成了彰显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因其实践哲学取向贴切时代精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与推动科技现代化迈向新境界。
李萍昌[4]2003年在《关于科学观的初步考察》文中指出本文从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分类、科学哲学、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精神等五个方面来考察西方（主要是英美两国）学术中人心目中的“科学观”。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解读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在西方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以及科学史家的中文译着。解读的目的，是想对西方的学术传统获得一些“同情的了解”，为减少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做些力所能及的努力。在解读西方学术着作的同时，本论文也试图结合我国学人的独特视角做一些初步的比较研究，如在科学的定义问题一节中关于我国物理学定义教学中的本质主义倾向问题，关于科学哲学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对科学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以及在科学的“精神”一节中对波普尔与吴国盛这两位中外科学哲学家的“科学精神”观所做的比较。整个考察的工作，定位为一种“科学教育中国化的基础研究”。其根本的宗旨，是为“正在崛起的教育研究领域”——中国科学教育研究——做些“观念层面”的基础研究工作。
黄晓[5]2010年在《体现科学本质的科学教学》文中研究说明科学本质是科学素养的核心内涵之一,如何提升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已成为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伴随着科学本质的提出与研究,HPS得以提出与引以关注,并彰显于提升科学本质研究过程中。但是,尽管科学本质与HPS的提出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国内(大陆)学界对其关注与研究较少,表现为对如何提升学生科学本质系统研究的缺失,表现为对如何基于HPS视角提升科学本质理解研究的漠然。因此,本论文将研究聚焦于如何提升学生的科学本质理解之问题,通过追溯国际关于科学本质研究的脉络与方法,梳理了以HPS视角提升学生科学本质理解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基础。厘清了科学哲学与科学本质、科学史与科学本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本质及HPS、STS、SSI与科学本质的关系,考察了各国科学教育课程标准(纲要、指引)与科学教材中呈现的科学本质与HPS,为本研究开展的可能性提供证据。继而系统地阐述了科学本质目标的表述、科学教学内容的HPS架构、科学本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科学教师利用其科学本质理解与科学本质学科教学知识实现科学本质概念的教学转换。本论文共分六章展开研究：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体现科学本质的科学教学——基于HPS的视角”这一课题的背景、意义与论文框架。第二章追溯了国际科学本质研究的历史,梳理了科学本质研究的四大方面,即科学本质内涵的界定与研究；促进科学本质理解的教学策略之研究；HPS促进学生科学本质理解之研究；学生科学本质理解之评价与实证研究。阐释了HPS促进学生科学本质理解的研究状况,为当前国内(大陆)的相关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从而明晰本研究的路径。第叁章从科学史的典型主题与科学本质的特定要义两个层面阐述了科学史有助于科学本质理解。以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映射了科学本质内涵的演变与发展,概括了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及科学本质教学寓意。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探析了科学本质的内涵(特别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指出了科学大战的根源在于科学观的差异。基于科学史的发展进路及应用于科学教育改革之反思,在梳理HPS与STS教育、SSI的关系中明晰科学本质理解的多维视角。第四章通过分析各国科学教育文件中的HPS与科学本质,借以第叁届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调查分析结果与各学者对科学教材的HPS分析,阐述各国科学教材中的HPS与科学本质,为基于HPS视角的科学本质教学开展提供可能性支持。第五章主要涉及科学本质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基于对科学史与科学本质不同学段之需求分析,指出当前科学本质教学目标预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具体的案例明确科学本质教学目标的显性表述与HPS分析。对于科学本质教学内容,提出从两方面进行HPS架构,可以是针对科学本质的特定要义(科学的相对性、科学定律与科学理论的区分),寻找教材中与其对应的主题内容提出架构；也可以是选择教材中某一主题(例如元素周期表与周期律),提出该主题的HPS架构,呈现科学本质要义。第六章主要涉及科学本质教学过程,分别从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两个层面阐述。结合具体实例,从理论基础、目标、实现条件、操作程序等提出了科学本质教学的“科学-探究”教学模式与基于实验辐射发展的教学模式。继而,提出了融入HPS开展科学本质教学的教学方法,包括历史个案研究方法(以单摆为例)、“历史-探究”方法(以卢瑟福原子核式结构与光的折射为例)、类比方法(以卢瑟福原子核式结构为例)。因而,第五章与第六章的论述构成了整个科学本质教学。有效科学本质教学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教师对科学本质概念的转化。科学教师的科学本质观与科学本质学科教学知识是完成这一转化的必要条件。因而,第七章基于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几种典型观点,建构了科学本质学科教学知识,指出科学教师的科学本质观是关键部分之一,也是当前科学教师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缺失。继而基于HPS的方法,以“科学思想史”的教学与科学本质的明示进行了实践论证,一方面视为教师获取科学本质概念转化能力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作为基于HPS视角促进科学本质理解的力证。结语基于对论文研究结果的总结,提出了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也是对本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赵冬[6]2005年在《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持续探讨的重点论题之一,然而对此论题,从本土化的角度来加以系统性的解释,还是少有鲜见的。本文鉴于目前的这种研究情况,采用社会学、内部主义、微观分析的方法,试图“回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去对中国近代科学演进的历程做出新的解释。 本文首先对目前中国科学近代化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考察视角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以往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在借鉴过去研究成果和吸取新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几个重要观点,并进一步说明了运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科学的本土化问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其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西方科学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引起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中国本土知识精英阶层对外来科学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从而说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并被中国本土社会所认同和接纳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曲折的选择过程,但无论这一过程怎样艰难,中国社会内部还是逐渐培育形成了一个推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特殊群体,是他们的自觉行动决定了后来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路向; 第叁,从观念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分析了一种在历史上能够更加准确、更为有效地表达一般社会思想及其动向、最能反映时代思想观念与精神面貌的精英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通过“将思想当作观念化了的社会、将社会当作物质化了的思想”的研究方式,客观评价
朱丹琼[7]2005年在《科学个案研究与中国科学观的发展》文中指出科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国科学思想的成果。论文从科学内史与外史的角度理解科学思想,并认为随着科学的社会化以及科学知识在人类思维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同时,因为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的侵略下被动地引进科学,这种引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个交流过程远未结束,因此有必要对关于科学一切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 论文以科学哲学作为理论背景,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中国近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历程。这些案例主要有:严复的科学观、胡适的科学观、中西医论争、竺可桢的气象学研究、李俨的中算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两种遗传学的争论、中国的科学共同体的发展等。在严复和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中,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去认识科学,严复从科学与形而上学出发,提出用自然科学的内容与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天道观,胡适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主张普通民众的方法自觉,让他们用科学方式去思考问题,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在中西医的争论中,部分习西医者反对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提出“废止中医”,认为中医学是荒唐怪诞的非科学,中医迫于自救,提出中西医汇通与中医科学化,并从基础理论、病理、疗法等方面替中医辩护。这一案例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科学与非科学划分问题的看法,即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在对竺可桢的气象学研究的案例分析中,我们主要从常规科学的角度分析20世纪30年代科学工作者们对科学的认识。从气象学研究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科学研究者们在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组织方式,这些研究有一套严格的方法和稳定的程序,研究中的描述与说明也完全符合科学的规范,说明此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常规科学。同时,研究者对方法的自觉,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丰富了中国科学观的内容。李俨先生对中国古代算学成就的整理,不仅奠定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基础,也为人们理解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提供了线索。两种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说明科学不仅仅是知识形态、方法论与规范化形态,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当时的学者认识到科学理论之间的争论与评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社会变量的影响,这些社会变量表现为意识形态、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学术权威的作用,但是他们也期望科学评价尽可能客观。一些学者要求科学实验具有可重复性,说明科学理论与科学成果自身的属性最终会决定它的价值,科学与实在绝非不相关的。在科学共同体的研究中,我们呈现了中国科学共同体在20世纪上半叶到建国十年间的发展情形,总结了它们在各个时期的主要形式与特征,并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抗战时期解放区的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来讨论科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同时,对于体现于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也有所涉及。 论文在结论中对中国科学观从“是”与“应当”的层面进行总结,并指出各个案例中体现的科学观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渐进,即对科学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刻的。这种依次渐增的深刻性表现在:在20世纪早期人们从科学与哲学尤其是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角度去认识科学,发展到在具体的层面上区分科学与伪科学,再到从常规科学的范式或者说从科学方法论的层面认识科学,到从科学的内部争论与科学评价的角度以及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层面认识科学。对于中国科学观渐进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历史与科学内史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最后,论文对中国科学观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主要分析中国科学观对中国理论思维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叁个方面,即丰富了中国科学思想的内容,改善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补充了中国的自然哲学的内容,同时也改造了传统的知行观内容。
齐梅[8]2006年在《教育学原理学科科学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师范院校陆续开出教育学原理课程,招收专攻教育学原理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同时也有一批教育学原理着作相继问世。但是,无论所开设的课程,还是教科书和专着,其实都与此前的教育学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它又与教育哲学雷同,讲授的是哲学的原理,而不是科学的原理。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教育学原理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与教育学、教育哲学等学科的边界是什么?是否有可能建构一门科学化的教育学原理学科?本研究正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初步尝试。全文共八章。一至六章通过简短地考察教育学史上学科科学化的追求,倾向于保留大教育学(需经改造)作为一阶学科,主张在现有教育原理和教育学原理成就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定义“教育是人类社会珍贵知识文化资源传承的活动”,构建严谨的经验社会科学性质的教育学原理学科。经验科学(理论)是真实陈述句构成的系统,其本质在于科学方法,即通过假说建构关于所研究事物的简化模型。实践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但任何理论首先必须具有逻辑合法性;同时科学理论应当是可证伪的和形式美的。由于教育是一种可操控的活动过程,所以根据单纯控制论模型导出学科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这些基本概念是教育目的、教育组织、学习系统、教育控制。进而从各基本概念导出学科的主要范畴:认知发展、道德发展、课程,教育制度、教学,学习,考试等。该部分重点论述范畴的“理论范式”和“设计模式”问题,也就是理论和设计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具体方法。这使得范畴研究与相关学科的边界得以区分。七至八章总结性地讨论了科学文本的语用问题、规律性问题、原创性问题,并提出教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根本解决途径。整个研究表明,建构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社会科学性质的教育学原理学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张培富[9]2006年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的奋斗史。本文通过追溯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化学家共同体内部来讨论化学的体制化问题。贯穿全文的有两条线索: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 从论文结构看,本文由导言、正文六个部分、结束语,及两个重要的附录组成。尽管把关于中国近代留学活动背景的描述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资料的整理放在“附录”部分,但它们却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首先介绍两个附录的内容。 附录Ⅰ,“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走向与化学留学生”。 这部分概况性地阐述了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是在怎样一个社会和留学大背景下出现与发展起来的。从留学时间上看,制度化的留学活动在民国时期形成,化学留学生正是在制度化的留学活动中诞生的。从留学主题来看,正是在多元化主题留学的大潮中,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才成为时代的强音,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正是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的产物。从留学地域上看,欧洲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稳定的留学地域,日本曾经是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是中国近代科学强国杰出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基地,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中坚力量正是留学美国的归国化学家。 附录Ⅱ,“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 《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共收录377名近代化学留学生,这是一份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名录》共分为姓名、生卒年、性别、籍贯及出生地、出国前受教育学校、出国时间、留学国家、国外受教育学校及其他机构、所获最后学位及学校、回国时间、回国后的工作专业及职业、国外学习和国内外工作简况等12个指标与栏目,具有指标分类合理,表格直观有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等特点,相当于一个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小传。
曾丹凤[10]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厘清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相关概念和关系,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思维方式及其演进动力和阶级因素的相关论述,揭示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趋势和动力以及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境遇和作为对中西方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分析,更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具有了理论基础。以自然科学在技术发明和工业生产中的自觉应用为界限,把技术思维方式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类型;把握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一般趋势和态势,并以此为参照系,对比明清至民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演进的不同态势以及1949年以后它在中国的演进态势,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问题由此得以凸显,即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1949年以后呈现出了不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演进态势。其根源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技思想体系(思想领导)、领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技术活动主体开展技术实践活动(组织领导),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不断地向前演进。其中,1949—1976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首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继续发展为第二个形态。尽管期间经历了曲折,而且第叁个形态在中国的兴起也受到了阻碍,但1977—1988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叁个形态开始在中国的兴起。1989—2012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叁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快速发展为第四个形态,而且还具有了伦理意蕴。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四个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孕育着新的形态,伦理意蕴日益浓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技术活动主体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六十多年里,前叁十年,历史性突破与不足并存,后叁十多年,实现历史性转折后取得了重大跨越。同时,这一演进进程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的发展和融合以及中国技术发展态势的转变,助推中国跻身第四个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潮头以及创新型强国前列,还有助于“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论科学精神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之影响[D]. 蒋道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5
[2]. 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D]. 段治文. 浙江大学. 2004
[3].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赵伟力. 西北大学. 2017
[4]. 关于科学观的初步考察[D]. 李萍昌.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5]. 体现科学本质的科学教学[D]. 黄晓.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研究[D]. 赵冬. 山西大学. 2005
[7]. 科学个案研究与中国科学观的发展[D]. 朱丹琼. 西北大学. 2005
[8]. 教育学原理学科科学化问题研究[D]. 齐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9]. 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D]. 张培富. 山西大学. 2006
[1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D]. 曾丹凤.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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