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1]2003年在《南诏宗教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宗教，是一种包容性最广的最复杂的文化现象。在宗教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它在存续和弘扬民族文化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是其他的文化要素所无法替代的。宗教对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渗入，使其至今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以有关史籍中的南诏时期云南宗教方面的资料为源泉，通过逻辑推理和分别论证等研究方法，试图对南诏时期云南宗教文化的特点和影响作初步的分析和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南诏文化的特性，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更好地来看待今天云南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云南自古就是一个民族众多的省份，也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信仰的地区。南诏时期统一政权的建立，为云南多种文化的定向积淀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使南诏文化成为多民族、多特质、多元素的区域文化。宗教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也表现出了多元性和开放性。本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具体论述了南诏时期宗教文化的多元性的表现。主要有在云南宗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的传入和佛教各派别不同的发展，东汉时即已传入的道教和早已存在的各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状况，以及儒学的传播情况。第二部分则论述了南诏宗教文化的另一特点：宗教文化的开放性。分别从对外来宗教的宽容，南诏统治者对先进文化的积极心态和多种特色宗教建筑的修建叁方面体现出来。第叁部分从当时南诏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和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南诏文化呈现的良好的发展趋势，论述了南诏时期宗教文化的两大特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它们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南诏文化的发展，给云南的宗教文化史带来了诸多的影响。南诏时期，是云南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对南诏时期宗教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云南宗教文化的过去，从而克服宗教中的不利因素，发挥有利因素，积极引导各种宗教适应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云南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对南诏时期云南宗教文化状况的论述甚为粗浅，还有许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入，遗漏乃至错谬之处不可避免，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王银红[2]2016年在《基于地域文化的旅游景区视觉形象设计研究》文中指出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对提高国民素质、传播地域文化、推动和谐经济建设有积极的作用。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业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面临着各个旅游景区视觉形象设计相互抄袭、模仿、甚至复制,致使景区间风格越来越相似,忽视了地域文化在旅游景区形象设计中的作用,以致景区文化性缺失,游客体验的下降。本论文提出地域文化运用于旅游景区视觉形象设计中,论述了地域文化与旅游景区的关系,进而分析国内外旅游景区视觉形象设计中的应用分析,调研了大理现存的景区大理蝴蝶泉、大理叁塔寺、大理地质公园从而分析景区视觉形象存在的优缺点,最后以大理南曼陀宫·垒翠园旅游景区为例,充分利用大理国时期的地域文化,发掘大理国的园林特点,民族特色和宗教文化等地域性文化的精髓,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提炼构成垒翠园景区视觉形象基础设计(景区标志、景区吉祥物),旅游景区视觉形象应用设计(景区广告、景区纪念品、景区导向标识、),景区服务人员视觉形象(景区服务人员表情视觉形象、景区服务人员姿态视觉形象、景区服务人员衣着视觉形象)以及基于大数据之下互联网为媒介进行推广和营销做视觉设计,最后一章提出地域文化在旅游景区形象设计中构建和举措,力求改变目前大理旅游业视觉形象设计的现状。
和建梅[3]2016年在《当代丽江塔城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史学注重对民族关系的研究,而民族文化关系又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塔城历史悠久,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中国西南史上名声煊赫,纳西族和藏族文化早就在此发生交流。当代塔城纳西族既是有名的“东巴文化之乡”,同时也是丽江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有远近闻名的达来寺和塔城白塔,藏传佛教活动丰富,藏文化盛行。塔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以纳西族和藏族为主体的纳、藏、汉、傈僳、白等多个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这里。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得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研究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本论文通过分析田野调查资料,结合史料,梳理了塔城的历史、塔城纳西族与藏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史以及当代塔城的民族与分布现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宗教、婚姻家庭和语言叁个方面来展现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和特点。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对形成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关系的原因加以分析,并结合塔城地区的现状,提出塔城纳藏文化关系中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后通过对当代塔城纳藏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全面展现当代塔城地区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存在着和谐共生的关系,且具有双向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由于纳西族和藏族相近的族源关系,战争与随之而来的民族迁徙和纳西族木氏土司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等历史原因,当代塔城地区纳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殊地理环境关系,以及在长时间的族际通婚下所形成的多元民族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现代语境下纳西族和藏族文化转型的需要等现实原因,是形成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和谐共生关系的主要原因。当代纳西族和藏族和谐共生的文化关系,对藏族和纳西族之间的民族团结,纳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通过开发塔城地区特色旅游民族文化从而提高塔城地区纳西族和藏族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分五个章节对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状况开展研究论述,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田野点塔城乡概况和主要的民族及其分布特点,第二章,回顾了纳西族和藏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历史,并对发生在塔城地区的纳藏民族交往历史进行简单描述,由此构筑当代塔城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形成的历史背景;第叁、四章中,分别从宗教、婚姻家庭和语言的角度展现当代塔城的纳藏文化关系;第五章,对当代纳藏文化关系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其特点,从历史、地理与现实的角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提出纳藏和谐共生的文化关系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与意义。
简春喜[4]2014年在《南诏、大理国道教研究》文中指出道教产生于东汉末期,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涉及包括文学、艺术,岁时风俗等诸方面。我国云南地区临近道教发源地——成都大邑鹤鸣山,深受道教影响。南诏、大理国,是先后统治云南的两个独立的、连续的政权,是云南历史上的一段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时期。研究这个时期的道教主要有叁点考虑,一是：全面展示南诏、大理国道教的状况；二是：揭示南诏、大理国道教的特色；叁是：丰富云南道教甚至宗教研究。为此本文主要从叁个层面来着手加以探讨,分别是“南诏、大理国道教的基本状况”、“南诏、大理国道教的传入及发展”及“南诏、大理国道教的影响”。在“南诏、大理国道教的基本状况”中,本文分别从主要宫观、派别、道教科仪、道士、道教影响等层面来呈现当时道教的一个整体面貌。而通过“南诏、大理国道教的传入及发展”,我们又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时的道教。本文专门探讨了南诏、大理国时期道教传入云南的路径,认为当时道教主要是通过云南与内地的交往而传入的。文中对佛、道关系的论述,既展现了佛、道相互斗争又彼此融合的关系,又描绘出了道教的一个发展历程,即南诏前期发展兴盛,地位优于佛教,后期发展受到佛教阻碍,地位下降。文中对南诏、大理国道教发展原因的叙述,主要是从统治者推崇这一角度展开。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与道教发展的关系,可以说是统治者重视则道教盛,统治者排斥则道教衰。
徐写秋[5]2007年在《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历史发展态势》文中认为“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历史发展态势”在标明地域的同时，再加以“民族”一词，自然就应尊重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的现实，本文侧重于汉族以外的各民族。讨论的时限，上起远古，下迄近现代，绵延数千年。由于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同一历史时空中，或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所以对数千年间的历史分期在体例上按照时间的流序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近现代。文化渊源的多元性，带来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这仅是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与之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体化，即对中华文化的趋同倾向。云南民族文化是非稳定的复合体，其内部的诸多不同因素，处于互相依存而又各自消长的关系之中。一体化的实质，就是驱动云南民族文化对内地的认同，从而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之中。本文将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历史发展态势的结构框架，置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大历史背景之内，实事求是地从纵向的历时性联系、横向的多元文化的互相渗透中，去揭示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发展规律。远古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发生，贯穿于整个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民间工艺从无到有的妊育期，艰难的生存环境不可能产生疏离于实用性的人造物。人类的审美要求，只能潜存于品类少而形状简陋的旧石器中。新石器时期，由于生产水平低下，尚未有纯观赏性的艺术品。最具观赏性的岩画，也仅是巫师法术活动的构成部分，带有浓厚的神秘性和功利性。但这一时期物质载体稍多，人们的审美潜求便能通过磨制石器、陶器的造型和装饰而得到一定满足。它们在制作工艺、艺术规律、礼俗文化等诸多方面，为铜铸艺术的出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上古时期便是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史上的青铜时代。这一时期，贫富分化演变为阶级对立，王侯的生活日益奢靡，于是出现了专为满足君长需要的作坊，催生了众多的高明匠师，其艺术水平远非石器时代所能比拟。虽然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群中出现了与秦文化、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虚构和幻想中的动物造型，但不能因为细节的小同而否定云南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云南青铜文化以其特有的写实性风格在祖国的青铜文化遗产中独树一帜。中古时期，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中原文化与云南地方文化的融合与日俱增；南诏破成都，数万名工将来到云南，对提高云南的民族手工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加之佛教艺术的崛起使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主体渐与内地接轨，由原先青铜艺术一枝独秀演变为多种艺术形式并存。近古时期，文化多元发展倾向加剧，至使南诏、大理以来佛教艺术的光彩稍显黯淡，儒、佛、道叁教并存，喇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传入，外来人为宗教与本地原始宗教互相融合，出现了宗教意识的渗透与反渗透及其相关的审美意识的杂糅现象，形成了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特殊的多样统一的风格。与此同时，明朝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大量移民的涌入为云南带来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此外，昆明逐渐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此为契机，滇西、滇南发展步伐加快，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多元格局初具规模。近现代，由于各民族文化艺术和科技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一方面，工艺类别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而增多或者细化，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相互仿习而使各自原有的特色蜕变，相互渐自近同起来。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渐渐的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本文遵循“通古今之变”的初衷，尝试从中华文化的宏观角度去把握，试图通过阐述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发展历程，探索其规律性。
董秀团[6]2004年在《现代化语境下边疆民族的文化发展机制——以云南大理白族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波及边疆民族地区 ,对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其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做出适应性发展和调适。云南大理地区的白族文化一直以来既具有开放的姿态同时又保持着传统的特色 ,这与其文化机制一方面辩证吸收、取舍外来文化 ,另一方面又顽强地沿承着自身文化之根的发展进程不无关系。白族文化的发展机制对其他边疆民族的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亦具有借鉴意义。
王毅[7]2008年在《大理民族文化特质与大学精神构建研究》文中提出开放、融和、机变、自强是大理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它与当代大学的时代精神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和互融性。大理学院在20多年的办学育人历程中,将大理民族文化精髓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逐步形成了"融和自强、德化精进"的大理学院精神,并已经成为学校校园文化的核心,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办学育人特色。
参考文献：
[1]. 南诏宗教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D]. 徐梅. 云南师范大学. 2003
[2]. 基于地域文化的旅游景区视觉形象设计研究[D]. 王银红. 云南艺术学院. 2016
[3]. 当代丽江塔城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研究[D]. 和建梅. 西南大学. 2016
[4]. 南诏、大理国道教研究[D]. 简春喜. 云南大学. 2014
[5]. 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历史发展态势[D]. 徐写秋. 昆明理工大学. 2007
[6]. 现代化语境下边疆民族的文化发展机制——以云南大理白族为例[J]. 董秀团. 民族艺术研究. 2004
[7]. 大理民族文化特质与大学精神构建研究[J]. 王毅. 大理学院学报.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