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豫韬[1]2004年在《青年女性便鞋设计健康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鞋作为一种日常用品，处在“衣、食、住、行”中衣和行的交叉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代替人体的脚直接与地面相接触的部位。青年女性作为流行市场的中坚力量，通常在追求流行美的同时忽略了健康。本文以便鞋作为研究对象，以保持人可持续性发展的健康为方向，对比过去鞋类设计所产生的健康方面和不利健康的方面，对符合人体健康性的足部保护用品设计产生启示，解除对流行式样的盲目跟随，以健康为目的，对便鞋设计中的健康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首先，提出问题。人类通过了长久历史的进化获得直立并通过双支承面移动的能力；但在便利的现代环境中，双足在各种保护中缺乏锻炼、逐步退化。现代社会潮流时尚的飞速发展，让人们急于跟随各种不同的潮流，漠视自身健康的基础生理需要。 其次，分析问题。从文明之初的裹脚皮，到现代社会琳琅满目的各种产品，鞋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穿着物品。本文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对健康的因素进行采集：1) 认识足部的生理特征；2) 观察足部的相关运动；3) 通过对历史中出现的健康与不健康的鞋类的归纳。 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提倡合适是美。鞋利用材料，采用制鞋工艺，按照式样成型。因而，文章从下面叁个方面进行健康因素的分析：制鞋材料、制鞋工艺与鞋的式样。具体应用到设计中，通过对上述叁个方面的关注，进行了便鞋的设计。
陶格斯[2]2010年在《多重力量作用下的乡村日常生活》文中研究指明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各地区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发展并不平衡,这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有关农村社会变迁原因的研究也成为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制度、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技术等。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以单一因素解释乡村社会变迁原因的研究居多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复杂化,任何单一因素说都不能充分解释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近年从整体的观点,用多维视角观察、认识、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即采用这种多维分析框架尝试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原因。本文的田野调查点选择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原因在于乌兰察布市农村在建国60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较之自治区东部和西部盟市,发展的步伐仍显缓慢而且发展亦不平衡。因而,探究其因找出影响该地区发展的因素对于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本文以村民日常生活为研究视角,按时间变化的顺序,以多种力量的作用(国家力量、市场力量、乡村传统文化习俗、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等)为线索,以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乡村社会村民日常生活世界,诸如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传统文化习俗的60年追述、解剖、透视,观察村落中居民与社区、市场、国家的互动,阐释乡村社会的变迁、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村落个案研究来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逻辑,而不是寻求一种推理性的命题。据此,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论述选题意义,回顾相关研究成果,说明研究内容和方法,并简要介绍调查点概况。第二章从人口、婚姻、家庭叁个维度描述和分析村民日常生活的变迁及其原因,指出建国以来人口婚姻家庭的变化主要是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影响所致。第叁章围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分析国家、技术和大众传媒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影响。第四章从日常交往活动的层面,依次描述和分析血缘交往、地缘交往和族际交往的变化,认为市场化和生产方式两个因素对乡村社会交往活动的变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五章在前述叁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对影响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变迁的多种因素逐一进行分析,并对各章的结论给予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对未来发展进行反思。通过上述对山区村落日常生活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乡村社会的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影响社会变迁的诸因素发挥的作用程度和方向不同。外来科技、观念的渗入等因素只能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起到暂时的作用,而要使作用持久就有赖于政府长期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有赖于政府引导推动变迁者自觉参与,使外生力量真正转换成为该地区自身的内省力量。因此,由政府充当计划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变迁的时效性和权威性,这一点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特别是对缺乏成熟的自生变量的内蒙古中部农村而言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动员乡村内部的组织性力量,发挥其共同体精神和凝聚力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内驱动力。
李小均[3]2005年在《纳博科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对俄语文学和英语文学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其创作具有跨文学和跨文化的特性,因此对于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也不无重大的参考意义。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纳博科夫研究还存在太多的空白领域,对纳博科夫形象的认识也有待深入研究。本论文即从比较的视角着眼,通过考察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竭力勾勒、凸现一个被忽略的纳博科夫形象,那就是,作为自由主义反讽者的纳博科夫。 作为自由主义的反讽者,纳博科夫站在拯救与逍遥的相切点上,抱持的惟一信念就是“残酷是人类最坏的行为”。除此信念之外,他不再相信任何宏大的观念和体系。表面上看,他全部的写作都在反复书写“残酷”,实质上是在探询如何才能不残酷。纳博科夫通过多方面的探讨,认定惟有“好奇、善良、温柔、狂喜”的完美结合才能避免残酷,否则任何一种因素的缺席都必将导致残酷的莅临。 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由八章组成。这八章可以分成叁个部分。第一章构成了论文的第一部分。从语言、生活和文化叁方面勾勒出纳博科夫这一偶然的独特个体,正是由于其独特性和偶然性,因此无法将之具体的归类,归于某种语言、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的范畴,也正是因为此,纳博科夫才不相信有任何“超越时间与机缘”的“核心信念与欲望”,从而成为彻底的反讽者。第二、叁、四章构成了本论文的第二部分。笔者将从纳博科夫的理论文字中逐步考察他对媚俗、个体和记忆的看法与书写。作为独特的自由主义者,必然以媚俗为首敌,这是第二章的主题;在一个充斥着媚俗的世界,个体何为将成为第叁章关注的焦点;第四章则从记忆的角度考察自由个体身份的建构与确证。本论文的第叁部分是作品分析,由第五、六、七、八章构成,分别解读纳博科夫在《从左边佩带的勋带》、《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四部作品中折射出的“自由主义反讽”的倾向,看他如何对残酷进行书写,以唤起人们对如何才能不残酷的思考。
杨蕾[4]2013年在《古代戏曲色彩考论》文中认为色彩作为大自然与人类生活相通的意象集合，基于人类生理构造和生活环境方面的共性对色彩的感受，无论是对于单一色彩还是色彩组合，大多数人的感受存有共同的倾向，色彩这种共性的感受与共同的倾向，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认知背景下固化为一种社会观念，并形成本民族特有的色彩内涵。古代戏曲融汇传统色彩的文化语言，将其推衍为戏曲艺人与受众群体间对话的有效工具，并赋予其多重表现功能，成为我们了解民族文化内涵及戏曲演出形态的一个窗口。本文以古代戏曲舞台色彩为研究对象，上编叁章内容以文献考证及文物考古等手段梳理戏曲舞台色彩演进轨迹及视觉呈现，并结合戏曲发展形态探讨色彩与演出间的内在关联。在戏曲漫长的孕育期，色彩作为视觉符号活跃在各类扮饰表演的角色造型中，并随着扮演者地位的变化及戏剧形态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及选择范畴。从先秦时期巫傩仪礼的扮饰演出中所展现出对自然色彩的崇尚，到两汉乐舞百戏及俳优装扮中对五行色彩的遵守，直至隋唐戏弄歌舞戏及科白戏中角色表演中以生活常色为依据的色彩重构，戏曲演出中色彩成为人物造型及扮饰表演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宋元演剧过程中，脚色行当制的初建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独立的戏剧品格与演出形态，成为古代戏曲成熟的标志；而且为诸多泛戏剧形态走向成熟戏曲提供了借鉴效法的路径及方式，成为传统戏曲舞台组织及色彩扮饰的核心内涵。人物装扮不再以巫觋倡优的“演员”角度来进行色彩选择，而是转向以“脚色”的分工来进行参演人员的色彩扮饰。宋金杂剧不仅突破了以“演员”身份为依据的五色正间及附加的尊卑意识范畴，实现了正间色彩的杂糅与汇通；南戏演出以“穿插诸伎”及“角色串扮”的搬演风格，在色彩选择上通过对民间风俗及视觉习惯的深层融汇来展现脚色特征及戏剧冲突，形成具有浓重民间意味、观演之间互相认同的色彩传达符号，使得观众和演员之间建立起无障碍的交流渠道，极大强化了戏曲演出中受众群体的地位及观演互动的良性循环。元代杂剧不仅形成一本四折的文本范式、曲牌联套的音乐体制，而且逐步确立相应的舞台表演程序及人物扮饰与色彩选择的相关规范。戏曲表演最终回归到以“舞台”为中心的视听感受及故事叙述上来。色彩运用及造型设计与舞台布景的贯穿融汇，不仅构成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虚拟时空，而且以视觉符号组建新型的舞台秩序与时空关系，形成符合民族审美习惯、适应虚拟时空、相对独立的戏曲舞台色彩体系。明清戏曲舞台演出形制的成熟，不仅使得观演习惯由欣赏剧本的故事情节转移到了赏玩舞台的表演技艺，而且将色彩从以“脚色”个体扮饰及人物造型的塑造转向“舞台”整体视觉秩序及审美风格的建构上，将戏曲色彩扮饰所营造的视觉形式超脱于剧目内容及道德评价之上，进行相对独立的韵味赏玩与美感体验。明清宫廷演剧以精巧华丽的视觉秩序重建着舞台上虚拟时空、转变着杂剧演出的舞美风格，将视觉上的美感体验及层次序列推向受众群体，形成具有强烈唯美主义的舞台着色倾向。四大声腔的勃兴在演出舞台上开创了以南曲为主的传奇时代，无论是厅台楼阁中精雅细腻的昆山雅调还是庙社草台上粗犷火爆的弋阳诸腔，在不同的唱腔风格、表演形制以及受众群体的影响下在舞台上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着色原则与搭配依据，不仅给风格迥异的腔调剧种带来了营造舞台秩序的组织法则，而且为戏曲舞台色彩程式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宫廷大戏则以明清传奇舞台演出为基础，吸纳融汇不同声腔剧种间的着色原则，适合大场景及复杂剧情铺垫的内廷演剧需要，并在人物扮饰及景物造型上形成舞台色彩的妆扮规范与法则，使得戏曲舞台以特定的色彩程式来营构视觉秩序与时空场景。无论是泛戏剧形态下以“演”为中心的个人扮饰，还是宋元演剧中以“脚色”为核心的人物装扮，乃至明清戏曲演出中以“舞台”为依据的视觉呈现，色彩演进伴随着戏曲本体的发展成熟经历了由简到繁、从无序到有序、由写实到写意、从客观模仿到主观重组，成为戏曲舞台视觉秩序营造的重要手段。同时，色彩选择也无可回避地受制于戏曲本体之外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展示出强烈的舞台表现功能、庞杂的民俗约定成份、厚重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深厚的古典美学意蕴。下编四章内容分别从表演学、民俗学、文化学及美学视角进行分层解析，试图阐释古代戏曲色彩演进的介入因素与生态环境。从表演学上看戏曲色彩具有情感性、饰美性、符号性的舞台功能及表现特征，通过这些功能特征获取舞台视觉上的观演互动与心理认同，并营造出美仑美奂的写意幻景及井然有序的符号体系。从民俗意义上看无论是驱鬼逐疫还是迎神祭祖，色彩作为原始信仰的符号构成不仅隐喻着观演之间对神灵先祖的敬畏与礼赞，而且饱含着从自然现实世界到舞台虚幻之境的情感体验及心灵宣泄。从乐天悯人的色彩狂欢到趋吉避祸的色彩文饰，色彩以岁令时节的民间习俗调节着舞台上的表演情绪及视觉感应。由民族传统的色彩崇拜到地域风尚的色彩选择，不同民族及地域间的色彩习惯不仅使得戏曲在人物扮饰中呈现出绚烂多彩的舞台效果，而且成为不同剧种间最具别异特征的标识符号。从文化视角上看戏曲色彩以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及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来建构舞台秩序；以“绘事后素”、以色明礼的儒家色彩观及“知白守黑”、“以色证道”的道家色彩理论来营造色彩意象；以忠奸善恶的色彩象征及谱系秩序的色彩比附来关联色彩的道德评判。同时，将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色彩符号投射到戏曲舞台的着色规范上来，形成与五色叁统相匹配和正间色彩相对应的视觉秩序。从美学角度上看戏曲色彩存在着“意”与“象”、“简”与“繁”、“雅”与“俗”之间的表现与转换，无论是“离形得似”与“随类赋彩”的色彩营造，还是“单纯的张力”与“繁缛的夸饰”之间的色彩传达，乃至是“雅而能俗”及“俗而化雅”的色彩认同，戏曲色彩以古典美学为统摄组织着舞台视觉的美感呈现及着色依据。戏曲作为以“演”为核心的人物扮饰活动，舞台色彩不仅凝聚着戏曲各种形态下的视觉形式与观演习惯，同时也折射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色彩传统与民间禁忌。
参考文献：
[1]. 青年女性便鞋设计健康因素分析[D]. 冯豫韬. 江南大学. 2004
[2]. 多重力量作用下的乡村日常生活[D]. 陶格斯.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3]. 纳博科夫研究[D]. 李小均. 复旦大学. 2005
[4]. 古代戏曲色彩考论[D]. 杨蕾. 河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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