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薪酬体系研究

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薪酬体系研究

康满红[1]2004年在《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薪酬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薪酬管理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化叁项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企业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企业薪酬制度已成为提高和调动员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强大动力。由于多年来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企业薪酬体制的发展一直落后与企业的发展。为此,我们急需从理论上对分配制度的改革加以说明和论证,使企业既把提高薪酬水平作为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又把降低薪酬成本作为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力。所以如何设计一套符合企业特点,特别是国有企业特点的薪酬体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论文紧密结合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的客观实际,在对薪酬和激励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对影响企业员工薪酬分配的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对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员工薪酬体系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同工不同酬、收入不能体现实际贡献、缺乏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等问题;以理论为指导,结合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实际情况,论文主要从薪酬体系目标、原则及策略的建立、岗位评价、岗位归级、薪酬方案的设计等方面对构建企业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员工的薪酬体系进行了研究;论文最后探讨了公司薪酬方案实施的配套措施。论文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对于同类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张颖[2]2018年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各类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农户脱贫增收、优化配置乡村治理资源、促进乡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有效载体。伴随着我国市场农业政策的深化,在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制度核心、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扶持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由最初数量的激增逐步过渡到数量、质量共同提升的阶段,但仍有部分合作社存在着管理不民主、财务制度不健全、益贫功能弱化等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服务社员为经营宗旨,兼具“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需要通过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履行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要继续深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改革,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合作社社会责任问题显得日益重要。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社会责任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本所有制的企业,而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的研究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联结“资本(出资)”和“劳动(惠顾)”双重因素的混合所有制组织形式,理清其社会责任范畴、评价和影响因素等问题对于促进合作社社会责任的履行、实现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回顾国内外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的来源、范畴、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比较、维度和内容等进行分析,梳理理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其次,在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以种植类合作社为例,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基于陕西、山西、河南的调研数据,对407家样本合作社社会责任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对应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讨论不同类型合作社社会责任水平的差异性。然后,从理事长、社员、组织和外部制度环境四个层面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总体水平和各维度水平的影响因素。最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农民合作社社会责任对合作社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和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并检验社会资本在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是指在一定社会时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现自身发展基本目标的同时,对其利益相关者所负有的保护和促进其利益实现的责任。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可以基于自愿或非自愿、不以“牺牲经济利益”为前提、不能单凭是否“圆满完成”社会责任目标来判断合作社的社会责任水平。在内容上,合作社社会责任不仅包括超出法律和自身职责在内的“行善”,也包括法律以及自身本质属性所规定的义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着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责任的“底线”及其实现方式不同、社会责任主体与对象特征不同、社会责任区域性特征不同等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的“底线”是保证社员以最低成本获得最佳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在坚守“民主管理”和资本报酬有限的基础上提高社员的经济收益。(2)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是一个包含哲学原则、行为过程、价值观以及结果的综合指标体系。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总体水平较差,且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不同。样本合作社社会责任总体平均水平为0.2521,70.52%的样本合作社社会责任总体水平分布在0.06~0.35区间。各维度社会责任水平的排名依次为:社员、社区、消费者、商业伙伴、自然环境、雇员、政府和债权人。(3)聚类分析将合作社社会责任划分为高、中、低叁个等级。不同社会责任等级的合作社具有不同的组织特征。企业带动型合作社社会责任水平明显高于能人带动型合作社;非粮食类合作社社会责任水平明显高于粮食类合作社。合作社社会责任总体水平随着示范等级、成立年限、社员规模和固定资产规模的提升而提升;但并不是经营面积越大,合作社社会责任表现就越好;合作社各维度社会责任水平对不同变量特征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并不是所有维度社会责任水平都随着示范等级的上升、成立年限的累积以及规模的扩大而稳步提升。(4)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总体水平受社长对合作社社会责任认可度、社长个人慈善捐赠金额、社长薪酬、社长社会职务经历、社员管理参与度、沟通积极性、大股东之间的亲属关系、机构完善程度、财务公开次数、净资产收益率、固定资产规模、外部信贷融资、资金扶持、科技引导、经管引导以及区域内提供同类服务合作社数量的正向影响;受社员退社能力、区域内提供同类服务企业数量的负向影响。从不同类型合作社来看,各层面因素对不同产业、经营模式和示范等级的合作社社会责任总体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从各维度社会责任来看,合作社不同维度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因素不同。社长薪酬、社长社会职务经历、股权集中度、区域内提供同类服务的合作社数量以及经营模式这五个变量对不同维度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互相矛盾,即在促进某些维度社会责任水平提升的同时会造成其他一个或多个维度社会责任水平的下降。(5)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资本在合作社社会责任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从合作社绩效的不同维度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对合作社经济绩效没有直接影响,但是能够通过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间接的促进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对社员满意度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并且通过内部资本、外部资本和经济绩效间接的提升社员满意度。政府部门应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政策导向下,完善合作社社会责任履行的制度环境;加强对核心社员的监督与激励,强化普通社员的合作权能;提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注重内外部社会资本的积累;重视合作社教育与宣导,提升社员素质;加快产学研对接,创新多主体协作模式,多方借力提升合作社社会责任履行的能力和表现。

贾素云[3]2017年在《孙吴县化肥销售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化肥是保障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物资,化肥市场的良性发展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是农业大国,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发展大省,是我国粮仓。本文通过对孙吴县实地调查与资料收集所掌握的信息进行系统的整合和分析,从实际阐述了孙吴县化肥市场销售的现状,深入分析了孙吴县化肥销售现状背后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和建议,期望能够对孙吴县化肥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参考。本文研究过程中,首先,运用查阅文献法,深入分析近些年来化肥市场研究的内容和理论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运用市场调查的方法,深入孙吴县经销商和农民,搜集县域内化肥销售的情况和主要品牌销售量,通过数据分析,说明孙吴县化肥销售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再次,运用了举例分析法,对世界上主要的化肥市场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总结出我国化肥发展可以借鉴的经验。最后,运用了规范分析法,提出推动孙吴县化肥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当前孙吴县化肥销售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化肥货源供需失衡;(2)优质肥料价格过高;(3)经销厂家谋利造假;(4)化肥品牌同质严重;(5)小农思想便宜优先;(6)化肥市场营销落后。针对孙吴县化肥发展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一些建议和对策:(1)改进创效营销模式;(2)开展农民化肥知识培训;(3)加强化肥品牌推广宣传;(4)发挥政府在化肥销售中的作用。

高远[4]2013年在《BB肥销售势头对冲传统大肥》文中研究表明本期嘉宾:陕西农科化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雅民受年初至今这波降价潮的影响,农户在化肥上的相对投入量有所增加,因此陕西全省的化肥销量并未下降,以陕西农科为例,其上半年的销售量将近40万吨,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但是农资行业整体利润下降,不少公司处于保本经营甚至亏损状态。

张鹏[5]2017年在《金正大公司化肥营销策略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发展环境发生剧烈变化:首先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农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其次城镇化使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土地流转带来规模化种植,国家鼓励农民职业化,加大土地承包支持力度;再次国家近几年也越来越重视施用化肥对农产品和环境产生的影响;第四我国一直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把解决“叁农”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化肥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国际化肥市场竞争激烈,国内市场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产品发展不足,行业集中度较低,传统营销理念远不能适应当前市场发展需要,化肥企业如何在今后的竞争中继续保持发展优势,如何生产市场需求的产品、制定适合农资市场新形势下的营销策略,是每一个企业面临的重大任务。本文以金正大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市场营销理论对公司面临的营销环境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公司在新形势下营销策略进行优化。首先,本文详细阐述了国内外相关市场营销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从多个方面分析金正大公司营销现状及面临的营销问题;第叁,从公司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分析,主要运用PEST分析法和SWOT分析法等分析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自身的优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对公司营销环境有了充分的认识;第四,对金正大公司营销策略,从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四个方面提出营销优化,并从组织人员、制度、技术和服务四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从而确保营销策略有效实施。通过本文研究,希望金正大公司在今后的发展中,提出有创新性、可操作性的营销策略,提高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任步学[6]2014年在《基于“大荔模式”的陕西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及农业资源利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分析了美、日、以、澳等发达国家农业推广体系的经验,解读了中央对当前农业推广体系的政策要求,认为行之有效的农业推广体系应具备易于普遍推行、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服务组织多元化、服务形式社会化、服务内容多样化和服务质量高等6个特点。研究以上述6个特点为依据,对陕西的大荔模式、平利模式、专家大院模式、大学试验示范基地模式、农业科技会员制模式及资源利用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大荔模式”通过以企业为主建立平台、构建农资农技双连锁叁级网络等措施,整合了各种资源要素,促进了研究区内土壤,水、肥等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解决了农业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是陕西目前最好的农业推广模式之一。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该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农技推广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破解技物结合难题、提升科技对农业发展贡献率等方面均有成功之处,是一种值得广泛推行的农业推广模式。本研究还针对其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政府监管,维护市场良性有序发展;不断充实“大荔模式”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提高专家团队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各层次专家在农业科技服务中的作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多元投入体系等意见建议。

江建君[7]2012年在《JH农化公司营销渠道优化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在这个以营销渠道为制胜点的今天,企业也逐步关注到营销渠道的重要性。现在,我国国内共有1000多家化肥企业。有的企业有自己的营销渠道,有的企业通过与经销商形成战略联盟构建营销渠道。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需要构建不同的营销渠道。反观现在的化肥市场,氮肥饱和、磷肥过剩、钾肥缺乏的情况下,尿素和复合肥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化肥市场出现了低迷现象。这对各个化肥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企业间营销渠道的竞争更加激烈。在需求低迷,产能过剩的情况下,JH公司如何继续在原有市场站稳脚跟并开拓新市场增加影响力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梳理中国化肥工业发展历程和我国化肥市场流通体制的变革过程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化肥行业营销渠道现状并对现有的常见营销渠道模式进行了描述和比较。接下来,根据JH公司的发展状况和化肥产品情况以及化肥产品的营销渠道的发展现状,采用波特五力模型和SWOT分析法,分别对JH公司在化肥行业的竞争力进行分析。文章的最后对JH公司的营销渠道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文章的研究建立在对JH公司的市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导JH公司的营销渠道的优化。对同行业的渠道优化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霍生平[8]2011年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中生态农民的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发展要求农民从依赖石化农资农技的“石化农民”向运用两型农业生产技术的“生态农民”嬗变。农民素质形态的演进可归纳叁个阶段,即传统自然农业中的“自然农民”、石化农业中的“石化农民”、两型农业中的“生态农民”。生态农民素质因子可解析为两型农业的生态知识、生态意识及生态行为,由此可建立生态农民素质结构模型。通过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可研究影响生态农民素质因子水平的各种因素,从中发现生态农民因子生成规律及其育化特点。生态农民素质育化的方式有:第一,生态知识的学习。即环境自适应和“干中学”,教育宣传和信息传播,农技培训,农技推广服务;第二,生态意识的引导。通过激活环境福利需求提高生态敏感性,通过生态伦理教育唤起生态责任感,通过生态市场需求、生态补偿机制诱导生态价值观;第叁,生态行为的塑就。政府生态监管塑造浅层生态行为,生态政策和生态服务支持深层生态行为。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现存以下问题:违背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常规现象较普遍;两型农业生产体系配套技术运用欠缺;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系统构建面临困难。为此,促进农民实践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的措施涵盖叁个层面:第一,通过编码性知识教育培训传递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常规知识,通过政府生态监督塑造浅层行为;第二,提供教育培训、技术推广、生态补偿政策等促使应用两型农业生产体系配套技术;第叁,通过提供情境嵌入性知识的教育培训、技术服务、生态补偿政策等支持构建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系统。政府、农户、农民自治组织、涉农社会机构、涉农企业等共同形成生态农民培育主体的多元合作体系,应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选择恰当组织结构形式和运行模式,基于生态链、价值链、供应链、知识流的思路,并借助合作契约、重复博弈、学习和实践共同体等机制对合作体系进行优化和维系。可建立有关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评价生态农民素质的因子及其综合水平;绘制二维曲线图、叁维动态图描述生态农民素质群体分布特点;设置一系列指标评价生态农民培育绩效。未来生态农民队伍将分化为生态农业工、生态农业主。生态农业工应按两栖农业工与全职农业工、短期农业工与长期农业工、本地农业工与外地农业工采取分类雇佣策略;生态农业主的“生态经济人”经营品质开发,需要政府培养和扶持机制、生态农业主自我生成和自我甄别机制、生态经营激励和约束机制。生态农民队伍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分叁个阶段逐步形成。

华强[9]2018年在《新形势下的农产品营销模式及环境分析》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陕西荔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依托县乡村叁级服务体系建立起的农资农副连锁营销模式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未实现规模化前农产品销售渠道不通畅;⑵开发农产品新市场能力欠佳,宣传推广乏力;⑶农产品营销与农资产品的营销属于两个领域,吸纳人才和管理人才有挑战;⑷农资人的思维方式在“互联网+营销模式”的探索上具有局限性。本文结合农户和服务企业对相关农产品营销模式的需求,针对我国农资营销企业服务现状展开调查研究,根据农资公司对该地区农户的服务情况,运用实地考察、问卷调研等方法获取资料,并通过SWOT分析方法对产业环境进行了定性分析、利用AHP层次分析和IPA四分图分析方法等数学模型对相关影响因子矢量化处理后进行定量分析,在农业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管理学等相关理论思想的指导下,阐述了新型农产品营销模式应用的可行性和成功性。通过对陕西荔民公司营销模式的经营实践研究,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农业流通环节本身就包含了农资产品的流通和农副产品的流通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农资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农资销售、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叁方面只有系统全盘考虑才能彼此保障。通过“农资农技双连锁、农资农副双流通”的运营模式,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农产品营销模式,可以持续有效的解决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及城市所需的健康农产品供应问题。

张鹏飞[10]2016年在《土地托管组织运行机制与运行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托管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土地托管模式若想获得推广,重要前提是土地托管组织可以正常运转。因此,研究土地托管组织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土地托管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制度的背景下,广泛吸收土地托管相关领域学科研究成果,运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等方法,将土地托管组织的运行机制研究分为生成机制、维持机制、保障机制、变异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其中,生成机制是土地托管组织运行机制的前提,维持机制是运行机制的核心、保障机制是运行机制的重要条件,变异机制是运行机制的终结。生成机制、维持机制、保障机制是土地托管组织运行机制的正向机制,变异机制则是其负向机制,四者相互作用,互为一体,共同推动土地托管组织正常运转。对于土地托管组织运行效果的研究,本文在广泛吸收土地托管组织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托管发展较为成熟的邹平、汶上、嘉祥等地的托管组织,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了实地调研,获取了土地托管组织相关运行数据。在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对构成土地托管组织的叁种主要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分别选取一家具有代表性的土地托管组织进行运行效果分析,对其经营成本、收益、利润进行估算,并对叁种组织形式的经营特性和运行成果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最后,对利润、运行效率、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的比较结果进行解释,并总结叁种形式各自的特性和优劣势。本文以土地托管组织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为研究重点,以土地托管组织的新视角,对土地托管组织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土地托管组织拥有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和较为可观的运行收益,同时也迎合了我国现有土地制度下农户的切实需求。一方面,土地托管解决了我国农民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土地托管组织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并且提高托管农户的比较收益,并有效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土地托管是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创新,土地服务形式创新,其与土地流转相比,更符合我国农户对于土地的复杂心理,更迎合广大农户的实际需求,并且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意义重大,值得国家大力推广。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推广过程中政府应因地制宜,选择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模式,不可一概而论。目前,土地托管在法律保障、政策促进以及风险防范等方面有较多问题,亟待政府促进解决。

参考文献:

[1]. 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薪酬体系研究[D]. 康满红. 西安理工大学. 2004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研究[D]. 张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

[3]. 孙吴县化肥销售现状与对策研究[D]. 贾素云. 吉林大学. 2017

[4]. BB肥销售势头对冲传统大肥[J]. 高远. 中国农资. 2013

[5]. 金正大公司化肥营销策略优化研究[D]. 张鹏. 兰州理工大学. 2017

[6]. 基于“大荔模式”的陕西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及农业资源利用研究[D]. 任步学. 山西农业大学. 2014

[7]. JH农化公司营销渠道优化策略研究[D]. 江建君. 电子科技大学. 2012

[8].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中生态农民的培育研究[D]. 霍生平. 湖南农业大学. 2011

[9]. 新形势下的农产品营销模式及环境分析[D]. 华强. 甘肃农业大学. 2018

[10]. 土地托管组织运行机制与运行效果研究[D]. 张鹏飞.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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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资化肥有限公司薪酬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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