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帆[1]2003年在《华侨华人认同与中国——一种建构主义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侨华人介入国际关系始于19世纪末期，从此在国际体系、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华侨华人叁个层次上发生一系列互动和建构。一方面，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国和华侨华人居住国政治的发展，作为外部性因素建构华侨华人认同；另一方面，华侨华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看法构成其认同的内部性因素，而且其本身的存在成为影响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关系的一个因素，叁者共同演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一命题。自90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国际环境日益改善，其与周边及华侨华人居住国之间关系的呈良性发展态势，从此将在区域层次上，即中国、华侨华人居住国，及华侨华人之间展开互动。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变因，华侨华人因素将一直持续存在。
王斌[2]2016年在《华文教育对中华认同的促进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华文教育对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意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国新疆周边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接壤,地处亚洲中部,历史上新疆居民与相邻国家的居民一直互有往来和迁徙,因此现如今在中亚地区存在着大量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随着华文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华裔选择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经过对新疆师范大学华文教育基地华侨华人学生的实证研究,分析新疆籍少数民族华裔留学生接受华文教育前后的中华认同差异,发现华文教育对其中华认同会造成一定影响,其受影响而产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华文教育传播方式、华文教育时间和学生汉语水平等。根据研究分析结果,提出了有效提升新疆籍少数民族华裔中华认同的华文教育相关对策:完善文化教学课程设置;加强培养教师专业技能;借助中国少数民族学生给予帮助;发挥经济积极影响带动作用和全方位开展校园中华文化活动建设,旨在服务于华文教育的长期发展与中华认同的构建。
赖映虹[3]2012年在《泰国华人身份属性及认同对中国软实力建构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华侨华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他们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未来，他们也将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对泰国华人社会以及泰国华人与中国的互动进行研究，从而对中国软实力的建构提出启示。通过对泰国华人社会的考察发现，泰国华人社会是存在的，并且泰国华人具有叁种身份属性，即“传统性”、“适应性”和“现代性”。泰国华人并非被“同化”而是主动“融入”泰国社会。通过对泰国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过程的研究可以发现，泰国华人与中国并未形成过真正的“集体认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双方没有建构或者没有按照顺序建构彼此间影响“集体认同”的重要变量，即：经济相互依赖，政治约束性，文化同质性和共同命运。本文的研究给中国软实力的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泰国华人的认同并非是基于政治规范下的国家认同，而是基于经济规范下的阶层认同；二、“集体认同”主变量的缺失会导致华侨华人与中国在集体认同上的“缺失”，且“集体认同”主变量没有按照一定顺序进行建构更会对华人和中国双方都带来损害。
高跃[4]2016年在《文学视阈下战后菲律宾华侨华人认同的变迁》文中指出作为移民,华侨华人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者,更是文化上的迁徙者,置身于异域空间和异质文化中,文化的冲突和身份的失落常令他们困惑不已。可以说,认同,是困扰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问题;认同研究,是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以往的研究多从政治或文化的视角展开,研究方法及资料多借助纯理论框架的建构并佐以社会学调查资料的剖析。本文则尝试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观察,运用菲律宾华文文学中有关“认同”的书写,从不同时期菲华文学对自我、乡愁(故乡家国)、他者(住在国国民)的不同表达的解析中,梳理出战后菲律宾华侨华人认同变迁的脉络。全文分叁个时期展开论述:一、从1946年菲律宾共和国独立到1975年中菲建交:战后初期,赴菲华侨移民未久,对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并抱有强烈的落叶归根的心理。独立后的菲律宾在政治上亲美亲台,断绝了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导致在菲华侨形成了“海外孤儿”的心理;经济上推行民族主义的“菲化”政策,对华侨经济的排斥和打击使华侨生存面临困境,强化了其作为流寓者的苦难感和漂泊无依,也使得华侨认同进一步系于祖国而与菲律宾疏离。表现在菲华文学作品中,这一时期有关华侨的“自我的表述”往往是无所依傍的“出外人”、菲化下挣扎求生的底层人;对乡愁的书写则因为在异域的受伤与失落而蒙上了温暖的色调甚至染上了理想化色彩,体现了游子思念故乡并渴望回归的心理;“他者”则多为一些行为或道德有所缺失的负面形象,这种对立式的描写体现了华侨与住在国社会及国民的距离感及抗拒心理。总之,这一时期菲华的典型形象即为“浮萍”,无根的苦难强化了其回归的心理,其政治及文化认同都指向中国。二、从1975年中菲建交到2000年:1975年中菲建交以后,华侨大量成批归化入籍,“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从“华侨”到“华人”,政治认同实现了转变,文化认同则进入了一个痛苦的调整期。表现在菲华文学作品中,这一时期有关华侨的“自我的表述”不乏被撕扯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夹缝人”;对乡愁的书写则随着国籍身份的转变,从真情实景的故乡怀旧转变为概念化书写、家国同构的文化乡愁;而对“他者”的描写也不再是一概脸谱式的负面人物,而出现了一些正面形象,甚至也有作者以同化式的描写,塑造了一些具有“华人化”特点的菲律宾人物。总之,这一时期菲华的典型形象即为纠结于两种法律身份、两种文化背景之间,寻根的“夹缝人”,政治认同转向了菲律宾,文化认同仍指向中国。叁、2000以来的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融合观念在菲华社会广泛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华裔新生代的成长,融合已成为华社共识。接近主流族群并与其文化进行对话,菲华的文化认同也日益倾向菲律宾。表现在菲华文学作品中,这一时期有关华侨的“自我的表述”更多的是“我是菲律宾人”扎根于斯的坦然;对乡愁的书写已不再局限于祖籍国中国,作为第二故乡,菲律宾成为了华人的第二种“乡愁”;而对“他者”形象的描绘则更加真实生动,嵌入了华人融入式的诉求,菲律宾人成为了“家人”和朋友。总之,这一时期菲华的典型形象即为落地生根且生生不息的“蒲公英”,政治认同转向了菲律宾,文化认同也开始转向吸纳了中华文化元素的主流文化。总的来说,通过考察菲华文学作品中对于自我、乡愁和“他者”的书写,我们可以大致清晰地梳理出战后菲律宾华侨华人认同变迁的脉络:战后初期的华侨,仿佛漂泊无依的浮萍,渴望“落叶归根”于中国;中菲建交后从“华侨”过渡为“华人”的“夹缝人”,挣扎于两种文化之间,认同迷茫;21世纪以后,在族群融合的大背景下,华人就像“落地生根”的蒲公英,认同转向菲律宾。
王九龙[5]2016年在《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取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国家为案例,分析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本文对东南亚排华的分析不再拘泥于个别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而是采用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架构,指出战后东南亚华人所面临的大的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此种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就是东南亚原住民要建构自己的支配地位,并在种族支配主义的框架下建构新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框架中,排华是华人所面临的必然宿命。本文对于东南亚排华问题提出一个阐释逻辑,那就是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为了自己族群的尊严和荣誉,和为了洗刷殖民地时代所遭受的屈辱,他们在战后纷纷要建立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而此,也是东南亚各国排华的最大动因。原住民群体建构种族支配地位的愿望与华人在经济上尤其是私人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华人必然遭到排斥。同时,战后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建构统一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本文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本身就是基于种族支配主义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多数群体或支配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压迫、强制同化、排斥等政策。为此,本文也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传统模式或西方模式之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马来西亚和印尼在战后均沿着西方传统的路径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要实现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统一教育体系的建立。在此种情境之下,排华也是必然的主题,华人文化必然受到政府文化政策的压制。但是,东南亚华人的少数族群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在困境中对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国家式民族国家建构。同时,种族等级制在其中起着反抗同化的机制。本文还对原住民始终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原因和排华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作了分析。
陈晓宏[6]2013年在《战后中泰关系视域下的泰国华人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冷战形势下，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泰两国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泰国华侨华人面临着复杂且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以后，更多华侨加入了泰国国籍，实现了政治认同的转变。自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稳步发展，华人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华人更加主动、更加广泛地参与当地政治生活。政治认同起着支配作用，随着泰国华人政治认同转向泰国，其文化认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比具有稳定性，泰国华人的文化认同具有既认同当地文化又认同华人文化的特点。因此，处理好华人问题对于两国及两国关系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以华人认同的相关理论为指导，采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相关知识和方法，以中泰两国关系为背景，对泰国华人社会及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对泰国华人的认同变化与中泰两国关系的互动进行分析，更加深刻地认识泰国华人社会，有助于妥善处理华人问题，正确发挥华人社会在增进中泰两国关系中的纽带作用。
樊成友[7]2017年在《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信息时代,随着各种媒体的蓬勃发展,人际沟通与交往在加深,人们对媒体呈现的媒介形象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地参与建构,这种变化对媒体来说是一大挑战。《山东侨报》是一家对外传播媒体,立足山东,面向全球,涉侨涉外报道是其一大鲜明特色。该报对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的建构直接影响着受众对海外山东人的认知与解读。建构一个立体的、多元的、充满时代特征的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对于增进沟通,消除隔阂,促进山东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的研究不可忽视且不容缺位。在此前提下,笔者选取2007年至2016年《山东侨报》中所有以山东籍华侨华人为主题的报道文本共计356篇,以此为研究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讨《山东侨报》是如何建构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的。首先选取报纸媒介形象构建的基本要素进行类目取值,结合人物报道话语分析,呈现该报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的基本特征。其次,通过分析报道的类型、主题、态度和角度等问题,梳理该报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的建构方式,进而呈现该报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内涵,并进一步探究《山东侨报》通过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塑造而实现的对外传播策略和对外传播效果。
蒋炳庆[8]2017年在《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马来西亚依然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重任。历史的、深入的分析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既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也可以为我们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相当的参考和借鉴。选题在对民族国家建构相关的概念界定基础上,根据具体国情从族群利益博弈的视角,对东姑·拉赫曼到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梳理,对其间不同时间段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状况进行了相应的定性描述。同时,选题剖析了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制约性因素,并就日后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选题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由来和意义,对国内外学界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阐释选题的创新之处与不足,分析选题的研究方法,阐释选题相关的基本概念,梳理学界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分析影响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因素和介绍论文的大体结构。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二战结束前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奠基。该章主要分析当今马来西亚以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等为主的族群结构的形成,以及英国殖民统治对日后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第二章主要介绍二战后马来亚争取独立以及东姑·拉赫曼执政期间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主权独立、疆域定型和延续至今的国家制度体系的确立,是二战结束后到“5.13事件”期间,马来亚(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成果。此间,马来族与其它族群,特别是马来族与华族间的利益博弈,马来亚(马来西亚)政府总体上选择的是一种“妥协式同化”民族国家建构路径,从而使得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显得相对平稳,国家建构平稳推进。第叁章主要介绍“5.13事件”后到1990年马哈蒂尔宣布“新经济政策”结束期间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5.13”事件是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转折点。掌握政权的马来族精英利用此次事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教措施,在族群利益的博弈中进一步强化了马来族的优势地位,确立了马来人主导的“威权政治体制”。此间,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选择的是“威权主导下的同化”路径。马来人主导的政府虽极力推行文教等方面的同化措施,但收效甚微。第四章主要介绍马哈蒂尔主政下政府采取“小开放政策”期间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小开放”政策的推行以及“小开放”局面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哈蒂尔基于对族群利益博弈的认知,调整民族国家建构路径的产物。马哈蒂尔宣布“新经济政策”终结和提出了“2020年宏愿”后选择的此种具有开放和包容特征的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对缓解马来族与其它族群间的利益冲突,维系主导族群与其他族群的稳定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不过,直到马哈蒂尔下台,乃至现在,马来西亚族群的整合和民族的建构依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质性进展。结语部分主要是在前面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总结全文,分析了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总体状况,阐释了制约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特别是民族建构深入推进的因素,并就马来西亚今后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黄婉玮[9]2012年在《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讨论马来西亚华人在马中关系进程中对决策者的影响程度。华人的主体性是本文的论述重点。从近年的选举结果可见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出现了型态的转变,执政55年的国阵政府正面对提倡跨种族的在野党一民联的挑战,主流华人社会里更期望国家出现两线制的政治型态。马来西亚政府方面,应对性作出各种调整,包括取消一些限制法令,以一系列国家转型计划缓和人民的不满。在外交方面,马来西亚持续与中国紧密发展双边关系。所有的决策过程依然是以马来人为核心的领导阶层带领,华人仍旧扮演中间桥梁的角色。但是,马来西亚近年的政治变化催生了跨族群的华人意识,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参与提高,华人的政治选择成为国阵政府和民联在野党的成败关键之一。有鉴于此,华人各种角色和反应也随之受到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提醒马来西亚华人在提高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应认清其主体特征,以期在未来东亚文化社会的建构中,其主体性不因区域文化的整合而受边缘化。
李永[10]2012年在《排拒与接纳》文中提出一部美国史几乎就是一部移民史。在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在法律上他们曾经作为单一种族受到移民限制,其子女遭受隔离教育政策影响,起初他们被称为“黄祸”,而后又被誉为“模范族裔”,这个族群就是美国华人。1848年淘金热以来,华人几乎都是从旧金山登陆,因而旧金山也就被视为跨越新旧世界的大门,也是当时美国第一大华埠。从文化角度来说,旧金山聚居的华人在异域移植着本民族的文化,并与强势的美国文化相抗衡,华人社会中的中美二元文化矛盾非常突出,中美二元教育的文化影响也给华人子女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此外,1943年废除排华法以前,旧金山种族隔离教育的历史也最具代表性。有鉴于此,本文选择1848年华人淘金移民至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这一时段,通过对旧金山华人延续传统文化的家庭教育、中文学校以及施加美国化影响的公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考察,反映华人子女的文化心态,并以具有典型性的个案研究为佐证,从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中美二元教育对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影响。除引言和结语以外,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从华南到旧金山这一跨太平洋华人社会的历史描述。通过对华人移出地华南和移入地旧金山的社会历史考察,并借用米德“叁喻文化”理论,分析华南社会文化、美国社会文化与旧金山华人社会文化叁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是本文的一个先导性研究,意在从学理上揭示由于文化特性不同所造成的中美不同文化对华人教育活动的影响。第二章：对旧金山华人公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考察。排华期间,由于饱受隔离教育政策的危害,旧金山华人一直为争取平等教育权而斗争。在公立学校内外,华人子女还遭遇到了各种歧视。基于传教与教育的双重目的,针对华人的教会学校在旧金山得到了长足发展,许多华人子女在此接受了英文教育。作为美国的社会机构,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是对少数族裔施加同化影响的主要渠道,在这其中英语学习对华人子女的同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第叁章：对旧金山华人家庭教育与中文学校的考察。华人家庭是华人教育活动得以开展的先决条件,随着旧金山华人社会从分裂家庭走向双亲家庭,华人子女的家庭教育才逐渐走向正常化。父母的教育方式以及对子女的期望直接影响了子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华人父母崇尚教育的传统与二战前的兴学活动,直接促进了旧金山华埠中文学校的发展。中文学校通过民族语言与文化的教育,也激发了华人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感。第二、叁章是实证性基础研究,是本文研究的基石,主要依靠丰富详实的中英文史料,展现土生华人子女的教育经历以及文化冲突下的心理状态,其中包括微观的教育活动描写和典型个案分析。第四章：教育对华人子女文化认同建构作用的分析。在华人子女成长过程中,中美二元教育作为二种文化传递活动,不仅影响了华人子女对待自身、对待华人群体和主流社会的态度,也对他们的文化认同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制于中美复杂的社会因素,教育对文化认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整体上受制于美国社会对华人社会从排拒到接纳的历史过程,其中来自主流社会的态度改变、种族歧视、隔离教育,不仅妨碍了华人教育的正常发展,还导致了华人子女文化认同的代际差别,并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特征。结语：在对1848-1943年间旧金山华人教育史的考察中,笔者发现：排拒与接纳构成了华人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基调；教育对美国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转向起到了关键作用：经历中美二元教育的土生华人,通过理性的分析与认识,从中美文化中吸取养分,构建了“美国华人”的新认同；旧金山华人教育的研究启示在于华文教育应该更多关注华文教学的文化性,文化和合应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华侨华人认同与中国——一种建构主义分析[D]. 代帆. 暨南大学. 2003
[2]. 华文教育对中华认同的促进作用研究[D]. 王斌.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3]. 泰国华人身份属性及认同对中国软实力建构的启示[D]. 赖映虹. 暨南大学. 2012
[4]. 文学视阈下战后菲律宾华侨华人认同的变迁[D]. 高跃. 华侨大学. 2016
[5]. 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D]. 王九龙. 暨南大学. 2016
[6]. 战后中泰关系视域下的泰国华人认同研究[D]. 陈晓宏. 广西民族大学. 2013
[7]. 山东籍华侨华人媒介形象研究[D]. 樊成友. 山东大学. 2017
[8]. 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D]. 蒋炳庆. 云南大学. 2017
[9].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对华政策[D]. 黄婉玮. 浙江大学. 2012
[10]. 排拒与接纳[D]. 李永.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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