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100081
摘要：如果穷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贫困问题，是否就能够“穷则思变，变则通”？贫穷文化是否存在，它是一种心态上的禁锢还是穷人在阶级分明，高度个体化和经济迅速膨胀之后的回应。
关键词：贫穷文化；底层；反思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士（OscarLewis）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他曾在这本著作中言明，“贫穷”是一种次生文化，这种文化会传承和循环，长期生长于贫穷文化里的人深陷于丧失教育、缺乏支援的境地，因此他们很难跳出这个文化圈。贫穷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维护”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诸如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等等。此种类型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对其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贫困本身也得以在此文化的制约和保护下不断延续。这样的结论令人沮丧，这些出身在贫穷且家庭养育背景特殊的孩子，真如刘易士所说，会陷入某种“文化怪圈”而一辈子无法“翻身”吗？或许是他的结论让太多持乐观态度的学者无法接受，因此也长期颇受学界争议，以至于如今已经鲜有人会提及这本著作。但在很多关于贫穷的观点已经过时不再被人们提及的今天，贫穷依旧是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整体都绕不开的主题，学者孜孜不倦地探寻贫穷的本质及根源乃至解决之道。当下，人们总是无可避免地相信数据的精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将很多社会现象同文化关联。大数据固然有其不可替代之优点，但同时我们也应不断反思统计分析模式之文化盲点。再读这册封尘已久的著作会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乏善可陈，甚至书中很多观点值得我们解读和反思。
一、“贫穷文化”是什么？
“要了解’贫穷人的文化’，必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习，设身在他们的困难和希望之中。”这是作者在书中颇具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宣言。他用民族志微观细腻的笔触演叙了不同背景的五个墨西哥贫穷家庭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个人心态等方面，可以说是家庭研究的微观切片。要想理解刘易士所说的“贫穷文化”，我们首先必须先理解“贫穷”的意涵，贫穷的经济生活特征再现了穷人阶层现实环境的压力，他们的生活态度、道德价值与生命经验的累积，以及维持生存的必要妥协和适应等复杂因素。主流社会价值长期以他者的文化和道德标准，为经济匮乏者设置贫穷标签，由此形塑出无法摆脱的刻板印象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创伤。刘易士虽然认为“贫穷文化”是一种次生文化，长期处于这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往往态度消极、自曝自弃，终身难以跳脱出这种文化圈。并强调这种贫穷文化会沿家系世代传承。但他同时指出贫穷文化正是处于边缘位置的贫穷人们，在此一生活价值体系中所采取的适应方式和反应。
二、反对“贫穷文化”存在的声音
刘易士探索微观的社会环境因素，涉及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如果能把他一些零散的结论整理一下，可概括为：贫民养育的儿童于六七岁时便感受到自己是没有用的人，本身语言表达能力发展迟缓，伴随强烈的不自信，不善与外界沟通，士气低落，很少有人具备向上的竞争力，久而久之便会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加上祖辈父辈大多教育程度低，子女很容易出现自我贬抑的倾向，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受挫能力较弱。最终，无法摆脱贫穷的命运，导致贫穷的循环。但是，很多有关的研究并没有证明贫穷文化的存在：大部分的贫民地区仍然充满着挣扎的朝气，积极采取不同的方法，如建立学校、商店等等，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状况。有一些学者指出所谓“贫穷文化”皆因数代生活于恶劣环境并且没有资源去改变而形成，并非儿童在家庭教育中自然形成的。（莫泰基，1993，29页）值得提出的是，拓展教育对社会广大人群是有利的，但英、美等西方国家在60、70年代大量拓展教育之后，并没有解决贫穷的问题。虽然有少部分底层人士会通过教育进入中产阶级或上层，但底下层的贫困问题仍然存在。简而言之，这些学者的论点，会将贫困的问题归咎于个人的不积极工作，或遇上不幸的事故。其解决的方法亦是针对个人，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在制造贫困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社会福利太好也不见得能够解决贫穷，梅里（Murray，1984）认为福利太好反而会让享受福利的人群产生一种“依赖文化”（dependencyculture），一些长期失业者、单亲母亲、未婚妈妈，他们并不急于寻找工作，反而安于领取救济金。
刘易士显然意识到他的贫穷文化学术会招致学术界的诸多质疑。因此他从发表这一学术观点开始就多次开宗明义：他的理论旨趣是用深入的民族志描述细腻地及亲切地演叙（narrate）穷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寻常日子、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忧患与怨愤，以及他们的期盼与欢愉。他无意高度抽象地普同化（generalize）穷人的文化，他曾不止一次言明：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已然尝试理解贫穷以及与其相伴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化，或者更佳精确来说，作为一种自有结构和理路的次文化，作为一种沿家系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他甚至质疑同期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一派的社区研究。他们不断追求高度普同化的抽象文化模式来理解现实，论证一套全然单向性的现代化理论模式。也因此，他坚持不把他的民族志写作进行抽空理脉的普同化。他集中家庭个案研究的目的是要冲破常见但空洞的普同化理论模式，改为观察较为细小的单位，寻找更为坚实的民族志知识，探究个体怎样与社会制度接壤，观察他们的生活与行为，从而通晓穷人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早在1959年，在他的首部贫穷文化中，他指出：在描绘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是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具体个人，而不是像“文化模式”研究报告中所暗示的那种平均化的、典型化的人。从对一些特定家庭作深入探讨的一个文化，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制度对个人意味着什么。这将有助于我们超越形式与结构，而进入人类生活的真相之中。对家庭作完整的研究，如同在“文化的极端概念”的鸿沟上架上一座桥梁，使我们同时见到文化和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关联。①
到了1964年，刘易士应用穷人子女的自述来演叙穷人的生活故事，他的目的也是旨在阐明在贫穷家庭中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成员又有什么不同的声音、不同感受，这一群人又具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基于长年的研究以及不断的田野观察，他最终还有力地指出抽象文化理论根本无法提供充分理解的重大缺失。1966年他再次申明自己的研究要旨：我不满一些文化模式的概念固有的高度抽象化，这令我从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转向深入的家庭研究。在我看来，那些在抽象层面的文化模式上描绘的生活方式忽视了我们关切的某些核心与精髓，这就是非常个别的人们。在那些整体性文化的描述中几乎是无可避免地忽略习惯上和行为上的可变性幅度；因此可能导致全然过于轻易地过渡建构一些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亦倾向忽视根本的人们相似性。（1966，页xv）
套用现有的理论语言或概念工具来说，刘易士的贫穷文化学说明显反对往往毫不显著的宏大论述（grandnarrative）；强调特定脉络分析（context－specificanalysis）的必要性，正试发生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事物，探讨其间多重的真实意义，包括人们的鲜活经验与有血有肉的故事，以及其可见相近也有所迥异的地方。总而言之，他的理论立场跟RaymondWillian（1958）提出的文化研究纲领：要研究文化就要看生活中的寻常（ordinary），在可见可知可触可感的领域中理解事物的意理，颇有共通之处。他的取向亦接近CliffGreetz（1973）提出的厚度描述（thickdescription）理论，要用足以诠释出多义性的记述，摒弃单一的，只会把事物同质化的单一文化概念。仔细来说，刘易士清楚理解到贫穷由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数量问题，可以任意进行先验性（aprior）分析。同时，贫穷只会出现于充满阶级矛盾和内部不安的现代社会中，而并不存在于原初的社区或其他不以物质发展为主的社会。正如另一名人类学家MarshallSahlins（1968），曾指出，原初社会（primitivesociety）是丰裕的（affluent）。纵使那些社会中人们拥有的物质数量和科技水平不及现代人们那么多，可是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只有少量的物质要求，反而保障他们一生内心丰盈，不会失衡。反观现代世界呢？在不断创造大量物质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大量无法企及的物质需求。结果，人性中“心如欲壑，厚土难填”的一面被无限放大，生活反而陷入摆脱不掉的“匮乏”，总觉得还不够。Sahlins曾写道：“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很少的物件，但他们并不穷。贫穷无法用物质数量衡量。贫穷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是阶级之间一种为人怨愤的区分。”（1999，39页）。刘易士也曾有过类似的论断：“穷人的生活不是枯燥乏味的。他们有自己的人情关系，同时也有浓烈的个人感，他们也有改善生活的愿望，面对众多难题时也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1964，xii页）。由上，我们可以说刘易士贫穷文化学说的精要之处正是在于他对穷人生活的理解没有常见中产阶级常把物质直接等同福祉，拥有东西等同拥有存在意义和自我价值，这是拜物主义的误点。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将贫穷问题化约至贫穷线。相反，从一开始，他就彻底洞悉到穷人也有声音，有自我，有主体身份，他们并非徒具无助无望的异化存在，或是一种被动的客体存在。面对贫困的生活境况，他们也许会感到挫折，蒙受创伤，或是自惭形秽，颓废自弃，或是满腹牢骚，愤世嫉俗，或是心存怒气，力求上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有生活创造力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将学界对“贫穷文化”的批评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缺乏可靠可信的实证证据支持；二、在谈贫穷的“文化”时，将“文化”与“结构”混为一谈，忽视了导致贫穷的结构性因素；三、正是因为对“文化”与“结构”的混淆，将一种特有的“穷人文化”视为穷人无法脱贫、向上流动的原因，也是“谴责受害者”的。
三、关注底层穷人
刘易士曾在《贫穷文化》中写道：我认为人类学家在现代世界中有一个新的职责，就是要做几乎占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低度开发国家中农民及市民的研究员和报告员......传统上，人类学家都去到世界偏僻遥远的角落，去探讨对我们文明很少影响的原始文明，成为前文字民族的研究者和代言人。于是，这就造成了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现象－－拜人类学家努力所赐，我们对新几内亚一些总共只有500人的孤立文化的了解程度远超过对于印度，墨西哥等其他低度开发国家里百万乡村居民生活的了解；而印度，墨西哥这些低度开发国家，却注定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②
从《贫穷文化》问世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他的作品无论怎样发展下去，与已故的刘易士已无太大关系，但我们如何解读他的著作却关乎现实，毕竟贫穷依旧是社会当下所面临的难题。回归眼下的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两种看似对立的心态：一方面，我们“笑贫”；另一方面，我们也“仇富”，甚至对“大家都穷”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抱有某种浪漫化的回忆。“笑贫”与“仇富”看似矛盾的存在，折射的不仅是我国社会愈发严重的贫富差距，同时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某种焦虑与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既是对向上流动通路受限的沮丧，也是对向下流动的恐惧与紧张。于是，在这样的特有环境下重新思考“笑贫”、思考“贫穷文化”，便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还记得老师第一次推荐我看这本书时也是有些犹豫的，她是社会学者，关注贫困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却质疑刘易斯民族志演叙的研究方法，甚至说这本书早已过时。先不论他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科学标准，有一点读后的感受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书中某些观点值得我们再次解读、反思和诠释。读《贫穷文化》会让人不禁开始思考贫穷到底是什么？贫穷真的有标准吗？我们如何看待贫困？这类提问不仅涉及经济拮据或充裕的状态，同时影射了城市核心价值与边缘生命经验二者不同的文化观点与生活态度。刘易士的研究与诠释，在某种层面提醒我们，贫穷文化并不尽然是我们定势思维中那种负面且乏善可陈的东西，它具备自身有利的调试功能，并且提供穷人得以继续生存的环境。贫穷不再纯粹是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它更像是某种划分阶级的堡垒。对于基本条件不足的贫困家庭来说，物质与医疗等硬件基础支援只是初步的，厘清不同社群之间的人们如何相处和看待彼此的姿态才是打破文化创伤和文化壁垒的途径。
参考文献：
[1]Bourdieu，Pierre.（1992）.Aninvitationofreflexive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2]Cheung，S.K.（1996）.Thesubcultureofpoverty：AcasestudyofacageapartmentinHongKong.HongKong：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unpublishedM.Phil.thesis）
[3]Greertz，Cilfford.（1973）.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Selectedessays.NewYork：BasicBooks.
Harrington，Michael.（1962）.TheotherAmerica：PovertyinUnitedStates.BaltimoreMaryland：PenguinBooks.
[4]Lewis，Oscar.（1959）.Fivefamilies：Mexicancasestudiesinthecultureofpoverty.NewYork：BasicBooks.
[5]Lewis，Oscar.（1960）.Tepoztlan：VillageinMexico.NewYork：Holt，Rinehart&Winston.
[6]Lewis，Oscar.（1964）.ThechildrenofSanchez：AutobiographiesofaMexicanfamily.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
[7]Lewis，Oscar.（1966）.LaVida：PuertoRicanfamilyinthecultureofpoverty.NewYork：RandomHouse.
[8]Lewis，Oscar：《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4月。
注释：
①Lewis，Oscar：《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4月，第109-110页。
②Lewis，Oscar：《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4月，第107-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