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1]2003年在《工业产品形态注入人文精神的理论构架研究》文中指出人类通过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联系而获得财富或创造价值。设计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的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行为之一。它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再加以实现。是以过去将功能的满足进一步上升到了对人们的文化与精神关怀。旨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增加产品的文化价值的根本所在，它的领域涉及人类一切有目的活动是将某种观念实体化的过程，而把思想意图表示成可视的形体和环境，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设计艺术即有的自然科学特征，又有人文学科色彩的综合性。它具有“人文性”。本文是从研究形态要素出发，分析工业设计中的形态所体现的人文性、文化性、美学思想来传递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 工业设计，凭借工业手段的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以及装饰以及的品质和资格特征。今天产品不再是简单的物件，它被打上了文化传统和时代的烙印，所有设计动力和构思都来自于他们生活的文化。通过对产品形态的人文精神的注入，使产品具有时代性，从而让产品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及精神意识的发展变化，产品的形态有了不是的面貌。我们必须从哲学和造型的关系，从人类的视觉现象的感觉关系，去寻找从“物”到“人化”的演变。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设计师的创造感受，判断及造型能力呢，要想达到此目的，我必须科学地研究形态。了解形态是由哪些要素组成，其形成方法又有那些规律。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它是实物，同时又是给人看的视沉形象。所以，为了获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须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以物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上来，借鉴形态美学，行为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手段，吸收文化符号文化符号学的文化观，文艺符号学的情感观。研究人如何感知形态的，以及对工业设计形态的运用，将形态美学原理运用于具体的设计领域，并以大量生动详实的例证，以期构筑出设计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冯爱琳[2]2015年在《走向城市的生活美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美学是近年来极富话语张力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美学都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生活领域,以实现美学的“生活论”转向。生活美学既有深厚的西方资源,也有悠久的本土传统,这是生活美学得以展开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尽管生活美学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和丰富的话语张力,但是由于其涵盖面实在广泛,很容易被质疑为空洞无物,或缺乏现实针对性。为此,本论文将生活美学的考察范围限定于城市,这也是当前生活美学最富有活力的场域。论文的写作意图是,关注城市生活的现实,试图构建一种真正属于城市的生活地形学。审城市之美,重点是审视城市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象。城市生活美学最应当引起关注的,与其说是制度、器物等物质层面的东西,不如说是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现代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因为归根结底制度、器物等物质层面的东西——西美尔将其称作客观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或者说是受制于人的。本论文的基本思路是,将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相结合,聚焦于城市生活经验,特别关注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真实的生存体验。论文具体考察了城市生活美学理论视阈中的城市与空间、城市与身体、城市与现代性等领域呈现出的互动关系。基于此,本论文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内容展开如下:第一章着力分析生活美学的基本理论路向,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理论、马克思的“现实生活”理论构成了西方生活美学资源,而儒家与道家则构成了生活美学的本土资源。这也正是当下中国讨论生活美学问题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前提所在。第二章择取了文学、电影等各种文化元素,历时性地探讨了城市语境下的空间建构,从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文艺运动,文学的中心经历了由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逐步加剧。革命胜利之后,文艺的中心重新回到城市,重新掌控城市的新政权面临着如何改造城市生活逻辑,如何把多元化的城市空间改造为整齐划一、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空间。因此,第二节以反特片这一建国初年最能反映城市空间的类型片为例,认为反特片构建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城市空间。第叁节以各阶段的城市文本为例分析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历时性演进,并指出女性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认为女红是女性用以反抗日常生活、言说自我的主要工具。本节旨在说明,从上世纪初开始,城市空间经历了自由、规训、再自由的过程,城市空间也正是在多重力量的规训中呈现出其错综复杂的面孔。第叁章着重考察城市语境下的身体生产,第一节围绕空间、性别、身体叁者的关系着重分析女性身体美学。指出女性种种的身体话语实践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下给当代中国的道德生活带来极大的挑战,也给女性的解放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二节择取马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为审美个案,探讨电视传媒中的身体奇观,指出电视媒体映照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复杂脉络,它为公众提供了具有潜在文化意义和身体快感的话语结构。本章旨在说明,城市生活中充斥着的身体奇观,是分析城市生活美学的一个复杂文本,也是大众文化批评的重要资源。对身体的控制和放纵,清晰地呈现了意识形态在其中运作的路径。第四章从视觉主义的角度探讨城市与现代性之间的互证关系。第一节从西美尔的核心概念“速度”、“距离”入手,分析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特征;第二节从街道与流浪汉引入城市观察的一个视角;第叁节分析城市现代生活中的怀旧现象,指出怀旧是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中无法回避的历史境遇;第四节择取新感觉派、张爱玲和沈从文的个案,剖析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旨在说明城市生活经验成就了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学形态,文学与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超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系。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城市意识和城市形态参与建构大众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文学中的城市是现代城市文化身份的重要建构者,是现代城市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总之,本论文试图通过大量的城市生活细节来勾勒城市生活美学的脉络,勾勒具有丰富生活触觉的城市文化地形学。尽管美学的经典话语一直都离不开对“美”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等永恒论题的讨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美”的本体论问题的追问就是美学唯一合法有效的理论话语。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现实中,美学只有建构双驾马车——在对美学本体问题持续关注的同时不断关注、贴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为生活树立敬畏之心、游闲之心,才能将美学引向涅盘之境。城市生活美学是一个未竟的工程,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关注和努力。
王学义[3]2003年在《人口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现代化研究，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选题。在经过充分调查和认真严肃思考的基础上，本研究确立了《人口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架构和内容：（1）导论；（2）人口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3）人口现代化的测试指标体系；（4）人口现代化的生成背景和推进模式；（5）人口现代化的效应表征；（6）人口现代化的制度安排。这几个方面，基本能够涵盖人口现代化的主要方面，具备了作为一种理论系统的基本特征。在导论部分，涉及到叁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口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背景。主要是对人口现代化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价，以及对当代西方人口理论中具有人口现代化逻辑指向部分进行评介；其二，人口现代化研究的人口形势与选题意义。主要概括介绍了世界人口形势和中国人口形势，表明人口现代化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意义之所在；其叁，人口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以及尝试与创新。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论文的基本内容，重点突出了研究的前沿性、探索性和创新性。在理论分析框架部分，内容主要为：（1）框架确立的意义与依据。其中把理论分析框架分为主体理论分析框架和边缘理论分析框架。对人口现代化概念及相关范畴进行了定义或解释；（2）对主体理论分析框架内的内容分别进行了阐释：①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把人口转变论作为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的基本表达；对生育率下降原因进行了综合描述并给出分析模型；提出要利用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过程中的“黄金年龄结构机遇”实现经济起飞和提速；②人口素质现代化。对中外学者关于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对人口素质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关变量以及相关性问题进行了论述，突出了人口素质现代化在人口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③人口结构现代化。对人口结构进行了整体描述；对人口结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及相关变量，以及人口结构现代化的制约因素，给出了回答，其中突出了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结构的现代化；④人口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的涵义及量纲；人口城市化在促进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就业结构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世界人口城市化的总趋势以及“城市病”对人口现代化的制约；⑤生育现代化。对生育现代化概念进行了廓清；把生育理念与生育行为的现代化视为生育现代化的核心，把生育文化现代化作为人口现代化的必要补充。<WP=3>在测度指标体系部分，首先概叙了建立人口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的意义、原则、方法；其次对现有的单项和多项测试指标以及整合性测试指标进行了介绍和评价；第叁，构建了经过数据量化处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新测试指标体系，并给予了7点说明。新测试指标体系由人口现代化四大子系统的指标构成，即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指标，含4个指标；人口素质现代化指标，含6个指标；人口结构现代化指标，含5个指标；逆人口现代化指标，含5个指标（其中3个暂未获得数据）。在生成背景和推进模式部分，内容主要为：（1）人口现代化推进模式的人口转变论解释；（2）人口现代化的自发型内生模式及背景。主要是针对特定背景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经济动因模式；（3）人口现代化的外推型外生模式及背景。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控制动因模式，论文对该模式的合理性问题、整合问题以及应注意的其他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4）人口现代化的混合型模式（内生模式与外生模式相结合）及背景。主要是针对特定背景下后起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经济动因、控制动因合力而为的模式，主要涉及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效应表征部分，在介绍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两大内容：（1）人口现代化的正效应表征与经济社会发展力。涉及到人口现代化效应的一般原理，将人口现代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力集中通过中介性的人口控制力（含生育文化力和政府控制力）、人力资本力（教育资本力、健康资本力）、社会资本力和城市化力表达出来——人口现代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效应经由这几种力量群可以得到基本反映；（2）人口现代化过程伴随的问题与逆经济社会发展力。本文把伴随人口现代化过程产生的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或负作用力称为逆经济社会发展力，其中，主要论述伴随人口现代化过程产生的“城市病”、“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效应。在制度安排部分，主要是论述为人口现代化作出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基本思路，内容主要包括：（1）全面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在概叙西方学者现代化理论五大主流研究方向及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作出了以人口现代化为基础的全面现代化的制度安排；（2）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及系统模型解读，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对人口现代化能力建设的意义，以及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制度安排的说明；（4）优先发展教育的制度安排。论文将刘铮教授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人口现代化的必由之路”<WP=4>命名为“刘铮命题”，对“刘铮命题”进行了概括介绍，并以日本、俄罗斯优先发展教育为例对教育优先发展制度安排提供借鉴和
孟凡东[4]2006年在《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经济文化史观》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以学术史研究方法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历史考察。论文在分析韦伯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内核与困境的基础上，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建设作进一步的探讨。 论文由叁编组成。 第一编梳理韦伯理论及其发展。本编分二章。其中第一章分析韦伯理论和“韦伯命题”。文章认为，尽管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开山之作，但其对中国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考察却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第二章分析韦伯理论的东亚“变形”——贝拉理论。因为贝拉通过对日本现代化精神气质的研究在理论上突破了“韦伯命题”，贝拉对日本德川宗教的研究实际上是对韦伯理论的修正与发展，对其后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编是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学术考察。文章根据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各家学说同韦伯理论的关系，将其分梳为应用、批判和自觉叁派并展开分析。其中第一章考察以金耀基、森岛通夫、山本七平、金日坤等学者为代表的“应用派”；第二章以余英时、杜恂诚等学者为代表的“批判派”作为考察对象；第叁章考察以杜维明、黄俊杰、冯天瑜等学者为代表的“自觉派”。此处旨在通过探析上述叁派学术思想中有关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从其学术发展理路寻求经济文化史观建构的核心内容与方法。 第叁编围绕如何重构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而展开。本编分叁章。第一章探讨如何走出“韦伯命题”的困境；第二章探讨东亚区域现代化的可能性；第叁章为笔者建构“东亚经济文化史观”的一些设想。
臧娜[5]2012年在《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出场语境是十分复杂的，它往往处于由传统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精英与大众、感性与理性共同编制的多元话语网络之中，是一套由娱乐的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组成的复杂机制。因此，本文致力于以文化传统、西方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现实建构中的理性与感性期待等多重文化视域为“经”，以时代、功能、形态等多重研究向度为“纬”，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进行纵横交错式的多元化阐释，以期揭示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多层次性。本文首先对“娱乐”进行了基本立场的阐明，指出“娱乐”是一套由人类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而组成的复杂机制，它既涵盖了由本能之乐、感性之乐、理性之乐与观念之乐组成的人类内在心理层级，又受到多重外在社会结构的形塑与影响。可见，“娱乐”并非是一个能够一言以蔽之的概念界定，它是灵魂的两极相互融合、感性与理性互相辉映的特殊造物，一个浑融之所，而对于具体的文艺现象，更要从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出发作综合考量，才能避免非此即彼的理论偏向。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从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消费文化以及文化传统等多元视域出发，对“娱乐”进行多角度的价值厘定。在传统审美文化视域中，“娱乐”虽然被界定为审美游戏中具有溶解性功能的特殊的审美体验，与“自由的游戏”构成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但它又始终在感性与理性二元分立的价值语域中背负着启蒙的理性枷锁，在弥合感性与理性的过程中显现出贬抑感性推崇理性的审美价值立场。当审美文化向着当代历史语境演进，当大众文化历史性地成为当代文化场域的主导者，文艺的娱乐之维才史无前例地跃居到了文艺价值功能体系的前景位置。作为西方现代性进程快速推进的产物，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首先是从当代西方大众社会中孕生出来的，而西方知识阶层对此是抵制与赞同之声并存。“抵制派”理论家大多是在古典主义传统审美观念框架内对大众艺术展开批驳；而“赞同派”理论家则从感性愉悦所蕴含的革命性潜能以及媒介技术的历史进步性角度出发，对“娱乐”表达了黑格尔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肯定性评价。双方的理论论争，既是娱乐在西方现实生活境况中的理论描摹，也是对当代中国文艺娱乐化问题中存在的纠葛与悖谬的理论映射。本文进而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对东方“乐感”与西方“罪感”传统中的“娱乐”观念进行了辨析，对西方“罪感”传统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娱乐道德观”相互博弈的文化状况进行了考察，从而进一步阐明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传统的特质所在，也使“乐感”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本体性复呈与嬗变过程获得了多元化的理论阐释，从而在变动不居与流动不息的话语之流中描摹出一派雅俗交融和多层次并存的中国特色的文艺娱乐化转向的文化动势。在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娱乐”进行多角度价值厘定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时代”“功能”“形态”叁个不同的研究向度出发，对论题进行了理论“纬度”上的延展，进而梳理出“从政治本位到文化消费”“从理性教养到感性凸显”“从艺术作品到文化商品”叁条“娱乐化”变迁轨迹。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时代之变”进行历时性考察与语境性解读的过程中，本文指出：娱乐在当代中国事实上是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既有理性压抑，又经过了短暂的感性有待解放的自我启蒙之后，才得以释放的，这事实上也是潜藏在中国大众心中的长期被压抑的快乐需求现实性迸发的结果。然而，当代文艺的娱乐化转向又并非单纯的政治去束与文化消费，伴随着各种权力话语、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对于文艺娱乐维度的资源性开采与争夺，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娱乐盛世，感性娱乐的时代性勃发仍然是在既有历史语境的规定下有条件地展开的，是一个相对的变量。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功能之变”进行机能性剖析的过程中，本文在梳理出一条由理性教养到感性凸显的功能变迁轨迹同时，进一步指出：“由理性到感性”这一粗略的命名方式事实上又遮蔽了当代中国这一历史语境的矛盾性与丰富性。乐感文化传统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实用理性文化心理，既从“经验合理性”的现实指向出发为文艺娱乐维度的感性凸显推波助澜，又在人伦文化“钟摆”效应的趋“中”式逻辑框架之内，践行着“寓教于乐”对于理性教养的“返魅”意图。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形态之变”进行特质性解读的过程中，本文又辩证地指出：以“形象超真实”为表征的非理性的迅速膨胀既印证了理性走向极致时的悖谬所在，也事实性地蕴藏着理性的返魅之势；而在“情绪单一性强化”的感性跃动背后又蕴含着情感性回溯的精神动势。通过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进行辨证解读和动态性考察，可以看到：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中，如果将文艺价值功能体系的这一嬗变归之于消费文化或媒介文化可能都失之简单，文化传统、思维定势、主流意识形态等既有因素也必须一并考虑进去。而当代中国的“娱乐新世纪”也由此成为了一个多层次并存的驳杂的文化语域，精英与大众、传统与当代、主流与非主流等多元文化力量相互融汇、相互博弈，共同营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新感性”时代。
赵亚非[6]2016年在《风暴雕塑设计理念在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汽车工业的发展依旧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核心,汽车工业一直以来都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由于我国汽车工业起步较晚,发展相对落后,在近几年始有一定起色。而汽车造型在汽车设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满足最基本需求和功能性的同时,造型优美的汽车会是人们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发展,社会意识和美学观念的进步,造型设计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现代人对汽车样式以及个性化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怎样去设计汽车的造型,用怎样的造型语言去符合大众审美以及延续自身造型语言和家族基因,成为汽车造型设计的重要因素。所以,探究新的汽车造型设计理念无疑是每个置身于汽车设计的设计师努力的未来方向。本文首先归纳和整理了汽车造型设计的发展以及现有主流汽车造型设计理念,并以之为依托,取其精华,深入理解;最终通过个人设计实践,归纳总结出一套全新的设计理念——“风暴雕塑”(Storm Sculpture)用以指导自身汽车造型设计。本文从概念设计出发,逐渐在实践中总结自身汽车造型设计风格和造型语言,以个人参赛实践作品为例,运用“风暴雕塑”设计理念,对汽车造型设计进行研究和尝试。最终归结出六项以“风暴雕塑”为设计理念的汽车造型设计原则,为汽车造型的设计发展提供新的设计理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宋洁[7]2009年在《论中国电视剧的崇高范畴》文中认为本文总体研究思路是在美学、文化学等理论观念与方法的指导下,对电视剧的基本美学范畴——崇高,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围绕“中国电视剧的崇高范畴”展开研究,沿着“世俗化”的理论主线,展开了六个理论命题,具体包括:崇高范畴超越性内涵的美学转向;中国电视剧崇高范畴的动因;中国电视剧崇高范畴的价值范式嬗变;中国电视剧崇高范畴的主题;中国电视剧崇高范畴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电视剧产业内容的崇高范畴。1、崇高范畴是一个美学的经典范畴,所谓经典在这里有两重意义。首先、传统文化是经典美学的母体,因此,崇高作为经典范畴受到传统文化等级秩序中深度意义的规范,其核心内涵为认同神圣价值的纵向超越,超越性的维度建构在从从感性到理性、从此岸到彼岸、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纵深线路中。经典崇高的纵向超越凸显出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共通的神圣价值源头,但不能掩盖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在两种文化中,崇高的纵向超越范式仍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经典崇高是建立在西方神学、哲学“世界二分”体系中的美学范畴,根据其文化范式之根本,它的超越性也就体现为建立在两个世界基础上的纵向超越,亦即外在超越。同时,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考察,西方经典崇高对于神圣价值的认同也有两层含义,一、神的本体意义;二、人的本体意义(形而上)。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中缺少世界二分模式的对立和冲突,但见一个圆融的世界,因此,中国经典崇高的超越性内涵也显现为建构在一个世界中的纵向超越,亦即内在超越。其次、崇高作为美学的经典范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认同,但也不应该受到“元理论”的拘囿。经典范畴的理论阐发理应受到时间和实践检验,本文对于中国电视剧中崇高范畴的考察就是对于崇高范畴是否具有当下阐释性的重趼,亦即推进经典范畴经典化的研究。崇高作为体现美的本质、人的本质的经典范畴,在当代精神建构仍有重要意义,其以超越性为核心的审美内涵也发生了质的规定性的转向。神圣价值消弭,人类精神世界世俗化构成了人类精神发展中的巨大裂变。在这样的转型中,经典崇高面向神圣世界进行价值认同的纵向超越内涵失去依存空间,转而确立了以日常生活为主体地位的核心内涵,建构了面向世俗世界进行价值认同的“此在——此在”、“有限——有限”的横向超越方式。崇高由此成为了世俗世界的价值认同符号。2、对于作为世俗社会价值认同符号的崇高范畴的考察,日常生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场域。电视剧不同于经典文化中的艺术形式,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因此,对于中国电视剧中崇高范畴的分析应从电视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入手。日常生活作为崇高超越性内涵的现实基础,蕴含着崇高成为世俗社会价值认同符号的发生学动因。第一、日常生活的单一性赋予了崇高在日常生活中升起的实用主义诱因;第二、对日常生活进行本体性反思出现的面向虚无的生存之畏,则是崇高世俗重构的深层动因。3、中国电视剧中的崇高,作为世俗社会的价值认同符号,其价值范式出现了嬗变。首先,崇高的价值秩序从纵向的精英启蒙转向了横向的平民启蒙。经典崇高中依赖纵向超越建构先验精神世界的精英价值基础,被编码为对于日常生活的有限意义进行肯定的平民价值范式。在横向的平民启蒙中建构的崇高,在价值基础上依托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现,更强调日常生活语境中的书写、价值认同的当下性与情感的逻辑意义,其价值内核中也出现了从追求永恒、无限、绝对意义之真到有限意义之实的转变;其次,从崇高的价值根源看,强调个体生命经验自由出场的主体性崇高,被编码为强调与他者共在的主体间性崇高。这就是崇高在日常生活中重构的特殊主体状态,它取消了绝对的超越和抽象的主体概念,往往只指认与自己共在的共同体,实现了在“此在”中面向他者,与他者共在的“超越”。4、中国电视剧中的崇高,作为世俗社会的价值认同符号,其叙述主题从神本意义上神、天国、上帝,以及追求人本意义上绝对存在的个体性英雄,被编码为世俗世界的“共在”象征符号,以世俗意义共同体的合理性存在消解乌托邦理想的虚幻性。主题一:民族/国家,它作为想象共同体是横向超越中重要的世俗主题,依托电视剧的媒介身份和崇高的审美超越形成了世俗世界的“神圣”仪式,构建了横向超越中的世俗祭坛——“祖国”。主题二:家,它作为伦理共同体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核心内容,因此,电视剧以家为主题的崇高呈现,通过挖掘日常生活的本体意义建构了崇高作为世俗社会价值认同符号的本质内涵,以其为主题的电视剧群落也成为了崇高实现质的规定性转向的关键文本。主题叁:英雄,它作为共同体中的理想认同符号建构了世俗崇高的人格化形象——群体性英雄。群体性英雄替代了经典崇高中独立自由的个体性英雄,依附于某种权威并服从于某种权威,具有世俗社会中群体性秩序的特征。5、中国电视剧中的崇高,作为世俗社会的价值认同符号,其表现方式也增加了鲜活生动的世俗化形态。首先,崇高的表现范式中庄重的宏大叙事被编码为平实、轻巧的小型叙事,叙述视角从王者视野转向了个人视野、民间视野,以日常观照的方式看取历史与现实中的崇高,叙事方式出现了反史诗性的转向,以偶然性解构必然性和颠覆英雄神话的方式建构崇高主题;其次,扁型人物作为电视剧中崇高表现形式上的新态势,打破了圆型人物作为崇高人格化形象的大一统格局。单纯作为一种超越的力量,成为了崇高在艺术塑造中人物性格定位中的新倾向。从身份人格衍生而出的扁型人物、对抗性的扁型人物和抽离部分人性塑造的扁型人物,成为崇高在进行扁型人物创作时的主要方法。第叁、在悲喜剧范式方面,电视剧中的崇高打破悲剧的主导性地位,出现了悲喜剧互融,甚至突出喜剧范式的创作倾向。喜剧的表现方法呈现了乐感与机智、反思相结合的超越方式,并以喜剧范式中的闯入式结构和肯定性的喜剧人物的塑造,丰富和扭转了崇高既有的艺术表现方式。6、中国电视剧中崇高,作为世俗社会的价值认同符号,消费语境也赋予了崇高不可复制的当代意义:首先,在商品社会中,崇高是因为缺席,成为了消费的内容,并以仪式化的方式构成了一种具有召唤能指的文化符号。作为商品,崇高的审美价值凸现为功用性交换价值,其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审美体验构成了即时性、代偿性和强制性的心理机制。崇高通过意义符码的消费为这个社会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但与此同时,崇高在欲望逻辑的钳制下也出现不可忽视的符码畸变。其次,工业技术文明的进步促成电视剧成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式,这也让崇高与“生产”和“再生产”等每一个结构产业链的关键词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崇高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进入消费领域后,推进了中国电视剧行业中一项独特的内容产业。
唐宁[8]2011年在《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价值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这是一篇基于创作实践之反思,着重分析、探讨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价值构建的论文。全文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导言、五个章节和结语。在论文导言中,笔者从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分别分析、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扼要梳理了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发展史,分析其在各个发展阶段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贡献与不足;直击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在价值研判、构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纪录片人在创作实践中的困惑,同时指出文献纪录片的理论构架与知识体系基本上尚未建立,而价值研判与价值构建正是文献纪录片理论构架的核心。在论文第一章,笔者比较了中外文献纪录片、文献纪录片与其他类型纪录片的区别;在具体分析与阐述文献纪录片定义、类型的基础上,论述了文献纪录片的美学诉求。这部分是本次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进入第二章,论文重点分析、论述了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的一般价值与特殊价值,分析了业界、学界在价值判析中的误区,指出文献纪录片除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社会教化价值和产业开发价值等一般价值外,还具有文献典藏与文化传承价值、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价值、思想探索与创新引领价值等特殊价值。第叁、四、五章是论文的重点。笔者在反思自己和业内同仁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多元化背景下文献纪录片文献性、思想性开掘、全媒体时代文献纪录片叙事策略革新和全球化浪潮中文献纪录片产业开发对策叁个方面论述了开掘、构建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价值的理论基石和实践路径。结语部分,笔者提出导演、制片人等创作人员需要重新认识、研判文献纪录片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着力于文献典藏与文化传承价值、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价值、思想探索与创新引领价值、艺术审美价值、产业开发价值的开掘与构建。构建绝非另起炉灶,而是在认真反思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自身发展及其与东西方国家和地区交流中所显现出来的正负效应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的价值及其开掘,着手实施对过去的价值判断与认知的选择、改造、更新、超越,进而构建一种新的客观、冷静,有利于经典作品的呈现、有利于文化传承、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价值体系。文献纪录片的经典性,主要体现在文献典藏与文化传承价值、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价值、思想探索与创新引领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及产业开发价值等五个方面。简言之,是文献典藏、思想启迪、文化传播、艺术审美、产业开发五个价值维度。文献纪录片经典性的呈现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五个价值维度缺一不可。任何一个价值维度的缺失,都将严重影响作品的生命力,即使能在其问世之初产生某些影响,或者在某个方面获得一些好评,但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其最终的结局不外乎或快或慢地被人所遗忘,既无法获得史家的认可,也载入不了艺术的史册,经典性也就无从谈起。第二,五个价值维度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因为,任何一个维度的价值一旦被过分强调而畸形发展,便很容易忽略或侵害其他价值维度的合理性存在。也就是说,五个价值维度之间如果不能达到一种共生共荣、相得益彰的和谐与平衡的状态,那么,作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将被大大削弱,从而无法体现其经典性。因此,文献纪录片只有在文献典藏与文化传承价值、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价值、思想探索与创新引领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及产业开发价值高度统一时,其经典性才能真正呈现,才能历久弥新。
汤奇云[9]2001年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史论》文中认为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史论华东师范大学汤奇云2001 年绪论 #1(493,B3,4DE,DD)
韦希[10]2013年在《当代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国高师音乐教育》文中认为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是我国国民音乐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方针下建立的高师音乐教育,奠定了我国当代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基础,进而辐射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基础音乐教育和学前音乐教育。在百年的历程中,它积极有效地推动了我国20世纪学校音乐教育向着规范化、标准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代高师音乐教育与早期相比,越来越显现出重技术轻文化、重理性轻感性、重塑造轻养育、重西方轻东方等特点,也越来越表现出以专业性、唯理性、主流性、竞争性、宏大性等为特征的“男性气质”。本文把这种建立在西方现代性哲学基础上的音乐教育隐喻为男性音乐教育模式,把建立在西方后现代性哲学基础上的富有宽容、责任、情感、关怀、多元意蕴的音乐教育隐喻为女性主义音乐教育范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思潮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导致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后现代转向。在这种理论氛围中的音乐教育领域,从新的理论视角——女性主义来研究中国高师音乐教育及其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女性主义音乐教育理论在其母体——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话语支撑下,针对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具体文化和社会背景提出参考策略。女性主义主张在和谐音乐教育世界中运用“圣杯式”的思维概念。“圣杯”概念所强调的开放性、包容性、对话性和差异性等,可以弥补音乐教育中存在的等级观念和科层制度的男性“剑”式思维的缺陷。一方面它诟病现实中以男性为中心的音乐知识框架,揭示那看似合理其实是在父权制度笼罩下的不合理的音乐教育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以全新的理论构架意图建立起生态的崭新的女性主义音乐教育范式。将女性主义的“圣杯文化”引入高师音乐教育领域,可以带来全新的伙伴关系模式。这是一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生态、合作的模式,它并不排斥男性音乐教育模式,而意图与其平等共存、和谐共生。女性音乐教育模式能化解音乐课堂中竞争、冲突、权力的男性统治话语,在消解“欧洲音乐男性中心论”在音乐教育中垄断倾向的同时,推进温暖、关爱、慰藉的女性文化话语。女性主义音乐教育范式提倡母语化,珍视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倡导生活化,为音乐教育的课堂提供温暖与关怀;提倡对话性,与世界不同文明“他者”音乐文化交流沟通;强调情感性,对音乐价值及文化进行全面理解。如果能在高师音乐教育中融入女性主义音乐教育范式,将结束西方现代性音乐教育作为音乐教育唯一模式的局面,同时也可拓展中国音乐教育研究的空间与视野,对中国高师音乐教育模式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可能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女性主义音乐教育理论可为高师音乐教育领域勾勒一个更为平等、和谐的未来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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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价值构建研究[D]. 唐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11
[9].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史论[D]. 汤奇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10]. 当代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国高师音乐教育[D]. 韦希.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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