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苏亚艳[2]（2021）在《RCEP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闫晓燕[3]（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闫亚娟[4]（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邵冰[5]（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范为[6]（2020）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势转移日益显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者”的重大转变,并开始实施趋向于对华“遏制”的战略。中美两国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走向的负面猜测。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持续,中美两国是否会滑向摩擦、冲突甚至新冷战的危险境地?在权势转移态势最为明显的东亚地区,中美关系又将具有怎样的结构状态?这样的结构状态是会持续胶着的存在下去,还是存在破解的可能?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落脚点和切入点。目前,以结构理论的视域考察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重结构轻能动的问题。静态的结构决定论在东亚中美关系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关系领域中独特和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也进一步割裂了结构与能动融合的可能。长久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关于结构与能动的研究基础是隐含在分析层次的研究规范之下的。人、国家、体系的分析层次一经确定下来,便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有别于其他学科,因而被广泛的应用在探讨国际社会中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上。但是,较少学者以质疑国际关系层次分析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化解主客观对立、弥补结构单元之间的鸿沟。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研究也难脱桎梏。以结构理论以及层级分析研究方法探讨这一重要关系的着作汗牛充栋,但能弥合中美关系研究范畴中的结构能动对立的较为少见。受国际关系领域中“实践转向”的影响,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理论依托,从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闭合循环关系出发,提出一个解释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分析框架,即场域位置关系、国家惯习、国家实践三个维度的解析框架,区域场域与国家实践藉由国家惯习这一中介概念达成了相互建构的融合关系,而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结构在本质上归属于这一理论范畴。因此,本文借由场域理论同时结合国际关系领域中对结构特性的一般性划分构建了一个外在的分析框架;借由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关联性构建了一个内在的分析框架。通过外在框架,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可以划分为权力关系结构、地缘关系结构、领域关系结构、实践关系结构。通过内在的分析框架可知,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互动总是在上述场域中进行的。场域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规则、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位置关系构成的等级制结构。在场域中,国家依据资本与惯习进行策略选择,彼此间的互动构成内在的具有等级制的位置关系。例如在东亚场域中中美权力结构对应的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地缘结构对应的是海陆“两分”的位置关系;领域结构对应的是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场域中位置关系在形成过程中深受惯习影响,惯习尤其对国家能动者的策略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权力结构中受权势转移惯习影响对华实行竞争性经济策略的美国;在地缘结构中受海权惯习影响实行介入东亚地缘策略的美国,与受主权惯习影响实行近海防御策略的中国;在领域结构中受防御现实主义、同盟起源惯习影响实行同盟保障策略的美国,与受“以经促政”惯习影响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策略的中国。尽管在场域位置关系与惯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各关系结构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较为不利,但中美两国可以发挥国家能动者的实践作用,开启反思性思考与监控,避免结构所带来的固有逻辑,例如避开权力结构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建构“容纳”型的中美关系结构。通过上述理论探讨与现实分析,本文认为,在“大国无战事”的时代,科技与规则是相较于暴力与战争更为有效的竞争工具。中国没有意愿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进行新一轮冷战。美国也应该采取符合自身现实的对华战略,重新提振自身经济、惠及世界贸易。如果中美两国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实践,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会迎来一个中美之间以规则赢取领域实力融合的时代;一个避免挑起地缘争端,化解冲突性惯习的时代;一个“守成国”容纳“崛起国”时代。
于红丽[7]（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朱荣生[8]（2019）在《日本的大陆战略取向及其东亚合作行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围绕日本的大陆战略取向和其对日本东亚合作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大陆战略取向长久地影响了日本的东亚合作行为,主导东亚的战略路径决定日本寻求主导1997年后的东亚合作进程。在梳理现有关于战略取向的三类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战略取向的定义,建立战略取向的研究框架,对日本的东亚合作行为进行分析。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日本的战略取向具有三维性,即封闭孤立的岛国战略取向、走向内陆的大陆战略取向、对抗大陆的海洋战略取向。大陆战略取向决定了日本的战略方向指向东亚大陆。在这一战略方向上,主导东亚的战略目标和指向大陆的战略路径决定日本的战略决策性质和战略行为方式。其次,大陆战略取向长久地影响了日本的战略行为。古代日本就将东亚作为实现生存和强大的战略空间,汲取先进的文化提升自己,甚至对东亚大陆进行军事扩张以攫取财富,进而拓展自己的领土。到了近代,日本向东亚大陆进行军事扩张,占领朝鲜,侵略中国,进而拓展到东南亚,并试图深入到亚洲腹地,力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亚洲变成自己的战略支撑同西方展开世界争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在东亚边缘地带试图再一次拓展,以对外投资和产业分工为手段,在东亚区域建构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雁行模式”,力图主导整个东亚的发展。这种主导东亚大陆的战略取向让日本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试图将自己在东亚经济的主导作用转化为制度引领的身份,从而依托于主导东亚大陆的发展巩固和提升自身优势地位,在世界政治中获取更多的权力。在日本政府内部的战略决策层面,政治精英的战略取向也扮演重要角色。为首相提供战略决策支撑的官僚机构并非铁板一块。在官僚机构内部存在支持不同战略取向的支持者。他们的战略取向将反映在交给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文本之中。当一个战略文本被领导人选定后,这一对外方案便被落实,并转化成战略行为。随着中国在东亚合作中作用和地位的上升,日本不仅越来越难以限制中国发挥主导作用,还在某些方面要依附于中国。日本开始寻求“泛东亚”的合作框架同中国展开竞争,以图主导东亚合作进程。然而,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和美国的约束,令大陆战略取向逐渐走入困境。日本缩小战略追求,转而选择海洋战略取向,从大陆退回海洋,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撑,以“价值观外交”分割东亚,拉住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为和中国有海洋领土争端的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塑造“印太战略”框架,建构一个以自身为主导的海洋东亚协作体,以便与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开展对抗性竞争。日本由此建构新的战略领导角色,试图和中国一争高下。但是海洋战略取向同样面临诸多挑战,日本既受制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压制,又无法脱离与中国的经济利益联结。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同中国展开协调,“重回”东亚大陆。日本似乎需要再一次做出战略选择。从现实来看,海洋战略取向已经成为日本战略决策的主导性因素,但大陆战略取向仍无法被排除,甚至决定日本要采取一种依据东亚大陆的陆海平衡战略。
申达宏[9]（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魏永艳[10]（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二、日本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4）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东亚秩序变迁与中美关系的研究 |
| (四)关于文献综述的评价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结构的一般性特征及在东亚中美关系中的应用 |
| 一、结构的整体性:以关系为本的结构 |
| (一)结构整体性的内涵 |
| (二)场域:位置间关系的构型 |
| 二、结构的空间性:能动者的地位、反思与规范 |
| (一)位置关系、等级秩序与空间 |
| (二)场域争斗与空间内竞争 |
| (三)惯习、实践与空间 |
| 三、结构的领域性:资本的掌控与争夺 |
| (一)受特定逻辑支配的资本 |
| (二)元资本与资本间的兑换 |
| (三)国际社会场域中的资本兑换 |
| 四、结构的转换性:在惯习和现实的变化中寻求改变 |
| (一)惯习与场域 |
| (二)惯习与实践 |
| (三)惯习与历史 |
| 五、结构理论在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
| (一)结构性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适用性 |
| (二)结构性理论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二章 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结构 |
| 一、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 (一)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现状 |
| (二)争斗: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 |
| (三)“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 |
| 二、中美对权力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 (一)美国对权力转移问题的认识 |
| (二)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认识 |
| 三、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的发展趋势 |
| (一)惯习:“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碰撞 |
| (二)场域: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 |
| 第三章 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结构 |
| 一、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 (一)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现状 |
| (二)争斗:中美的海陆冲突 |
| (三)中美海陆“二分”的位置关系 |
| 二、中美对地缘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 (一)美国的均势与海陆二元思想认识 |
| (二)中国的陆权思维与海洋意识觉醒 |
| 三、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的发展趋势 |
| (一)场域:中美东亚海域竞争将持续 |
| (二)惯习:航行自由与海洋主权的碰撞 |
| 第四章 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结构 |
| 一、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 (一)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现状 |
| (二)争斗:中美的区域制度之争 |
| (三)中美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 |
| 二、中美对领域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 (一)美国的防御现实主义与同盟起源 |
| (二)中国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辨证认识 |
| 三、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的发展趋势 |
| (一)场域:中美经济领域竞争将加剧 |
| (二)惯习:同盟信仰与以经促政的碰撞 |
| 第五章 东亚地区中美实践关系结构 |
| 一、促进中美形成容纳的区域关系 |
| (一)发展各领域齐头并进的综合国力 |
| (二)改造自身惯习、把握美国惯习 |
| 二、建设中美共存的地缘关系 |
| (一)坚持发展有限海权 |
| (二)管控冲突性惯习 |
| 三、资本兑换融通弱化二元格局 |
| (一)积累知识资本提升规则制定能力 |
| (二)建设东亚领域关系共同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日本的大陆战略取向及其东亚合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现有文献梳理 |
| (一)国外研究梳理 |
| (二)国内研究梳理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的难点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日本战略取向的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战略取向的定义和影响因素 |
| 一、战略取向的定义 |
| 二、影响战略取向的因素 |
| 三、战略取向和战略决策 |
| 第二节 日本战略取向的分析模型 |
| 一、日本的地缘属性与战略文化 |
| 二、日本战略取向的三维性 |
| 三、大陆战略取向对日本战略行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主导东亚的战略追求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大陆取向 |
| 第二节 近代追求“大东亚共荣圈”霸权战略取向 |
| 第三节 冷战期间大陆边缘地带的再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主导东亚大陆的发展 |
| 第一节 东亚合作的酝酿 |
| 一、日本与东亚区域一体化 |
| 二、远离“美国中心”的区域倡议 |
| 第二节 “10+3”框架内寻求主导 |
| 一、推动东亚制度合作恢复领导地位 |
| 二、扩大东亚峰会成员稀释中国影响 |
| 三、重塑东亚经济领导地位的EPA战略 |
| 四、“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主导性追求 |
| 第三节 主导东亚的战略目的 |
| 一、主导东亚的战略惯性 |
| 二、东亚大陆的战略空间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塑造“海洋东亚”—重构战略领导地位 |
| 第一节 大陆战略取向导致的陆海困境 |
| 一、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挑战 |
| 二、对美依赖限制主导路径 |
| 第二节 塑造海洋东亚和大陆东亚的对抗结构 |
| 一、塑造海洋东亚的意图 |
| 二、以“价值观外交”割裂东亚 |
| 三、在海洋东亚组建“战略菱形” |
| 四、同中国的基础设施竞争 |
| 第三节 支撑在东亚的战略领导地位 |
| 一、获得在东亚的对美战略自主 |
| 二、寻找新的战略领导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双重战略取向的纠结 |
| 第一节 双重战略取向的矛盾 |
| 一、作为传统的大陆战略取向 |
| 二、作为现实选择的海洋战略取向 |
| 三、大陆战略取向和海洋战略取向的艰难选择 |
| 第二节 大陆战略取向回归主流的可能 |
| 一、海洋战略取向的有限性 |
| 二、依托于东亚大陆的海陆并重 |
| 三、大陆战略取向的理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9）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与结构设计 |
| 第一章 俄罗斯东北亚外交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因素 |
| 一 欧洲—大西洋主义 |
| 二 现代斯拉夫主义 |
| 三 新欧亚主义 |
| 第二节 历史文化因素 |
| 一 俄罗斯文化特征 |
| 二 历史文化传统作用下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化 |
| 第三节 面临的国内外不利现实因素 |
| 一 外部影响因素 |
| 二 内部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出台的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回眸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 |
| 一 二战后苏联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 二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 第三节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内容 |
| 一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要点 |
| 二 俄罗斯落实东北亚政策的策略和措施 |
| 第四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特点 |
| 一 谋略性 |
| 二 务实性 |
| 三 可行性 |
| 四 机制性 |
| 五 持续性 |
| 第三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东北亚国别政策 |
| 第一节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领域合作 |
| 第二节 俄罗斯对日本的政策 |
| 一 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外交纪实 |
| 二 俄罗斯与日本的经济交往 |
| 三 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博弈 |
| 第三节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 |
| 第四节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
| 第四章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走势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走向 |
| 一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 |
| 二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
| 三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
| 四 俄罗斯与美欧关系仍很棘手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内的整体发展布局 |
| 一 政治上稳形势、推改革 |
| 二 经济上推创新、促增长 |
| 第三节 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 |
| 四、论文逻辑思路 |
| 五、研究方法说明 |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 七、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背景 |
| 一、中国东亚安全环境的审视 |
| (一)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
| (二)东北亚面临的安全困境 |
| (三)东南亚安全局势复杂多变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考量 |
| (一)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反思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现实困境 |
| (三)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角色 |
| 三、中国东亚安全战略新思维 |
| (一)从零和博弈到共同安全 |
| (二)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 |
| (三)从武力对抗到合作安全 |
| (四)从短期安全到可持续安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目标 |
| 一、形态目标：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 |
| (一)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
| (二)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特征 |
| (三)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超越 |
| 二、理念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原则设想 |
| (一)开放包容的认同原则 |
| (二)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 |
| (三)合作安全的共享原则 |
| 三、结构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设想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包容性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多样性 |
|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互惠性 |
| 四、功能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功能设想 |
| (一)东亚经济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二)东亚非传统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三)东亚政治安全的保障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资源依托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内在资源 |
|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
| (二)中国军事发展的维和效应 |
| (三)中国外交发展的政治效能 |
| (四)中国文化内涵的和合效应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外在资源 |
| (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坚实基础 |
| (二)东亚共同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三)东亚安全机制的积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制约因素 |
| 一、东亚领土争端的隐患 |
| (一)东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东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的掣肘 |
| (一)中美战略竞争 |
| (二)中日战略抗衡 |
| (三)美俄战略博弈 |
| 三、信任赤字的负面效应 |
| (一)东亚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惧 |
| (二)东亚国家对中国实力的疑惧 |
| (三)东亚国家对中国构想的疑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东盟安全核心机制的建构 |
| (一)经济合作促动政治安全合作 |
| (二)以东盟为核心凝聚东亚安全架构 |
| (三)以中国为动力推动“小马拉大车” |
| 二、中国+东盟+X安全扩展模式的推进 |
| (一)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东盟+蒙俄 |
| (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东盟+蒙俄+朝韩 |
| (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蒙俄+朝韩+日 |
| 三、中美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中的合作 |
| (一)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机制 |
| (二)传统安全上的协调机制 |
| (三)东亚整体安全架构的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日本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RCEP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研究[D]. 苏亚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1
- [3]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4]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6]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D]. 范为. 吉林大学, 2020(01)
- [7]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8]日本的大陆战略取向及其东亚合作行为研究[D]. 朱荣生. 外交学院, 2019(10)
- [9]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10]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