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良[1]2003年在《普通高中基层弹性教研组织的建构》文中研究说明普通高中基层教研组织是学校的基本单位，是教师成长、发展、互动的群体。尽管传统教研组织在“教师职业化”方面意义深远，但其在现实中过于彰显科层性管理功能：只涉及问题的解决，而不注重问题的发现和问题的界定；高扬的“工具理性”阻碍了“教育职能的专业化”的发展。面对走向“专业化的教师职业”问题，本研究提出：对教研组的研究和改型变得十分必要：构建一个弹性教研组织作为教师反思、批判和发展的平台已势在必行。弹性教研组织是价值理性为主导的发展型教师的组织。它秉持生态性自组织理念，尊重个体间的差异，提倡教师追问、质疑、审视个体无意识；要求教师对自己所持的内隐教育理论进行自觉反思，积极参与真正的教育课题研究，从而加快个体的发展、进步和解放。从教师个体的需要和组织理论发展两个角度展开分析，本研究阐明教研组首先是一种教育组织——政治性育人性组织；其次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既要育人又要育己的专业性学习性组织。在此两个层次中，特殊性就是建构弹性教研组织的出发点和归宿，关注教师群体中个体的各种需要并利用权变组织理论建构弹性教研组织即本研究的理论核心。针对现有教研组只涉及问题的解决，而疏于问题的提出和界定现状，提出应该在普通高级中学建构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之弹性教研组织的研究假设：现有教研组织已被科层体系同化，它只能给教师提供非常有限的工作诱因(物质、符号)并且引起单赢性竞争；只有建立弹性教研组织，才能给发展型教师提供他们所向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作诱因——教研内涵和治学精神。为详细研究教研组现状及教师对教研组期望，编制了现状和期望两份问卷。选取山东省某省级重点高中为研究个案，对该校全体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调查和介入性研究，结果发现全体教师对弹性教研组期望值都很高，个别指标在“教龄”或“职称”上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说明随教学阅历的增加，教研的功利性心态在逐渐变化。对教研组现状调查分析后发现，教师对教研组不满意程度较高。本研究利用主成分法对教研组现状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获得叁个因子，正交旋转后得出：现有教研组的表层结构是科层性制度，体现了教研组织层级分明、分工细密、量化具体和非人格化的刚性特征；潜层结构是泛家族化意识形态，在运做上表现出对俗常家族伦理的路径倚赖；大部分教师在教学研究上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心态。这些结果与国内已有的同类研究成果基本吻合。受上述结果启发：中国教育要有大改观、研究性学习要搞出实效，就必须从教师管理着手，构建弹性教研组，尊重每一位教师的独特个性和具体价值，重视主体化理性，使教研组内洋溢着浓厚的治学精神和人文气息。教师只有摆脱生存、享受的功利性境界，才能切身体会并能终身固守非语言所能描绘的“悦神悦志的事业性精神”；该精神是不需要用科层体系和量化方案去督促和强化的从教准则，这也是弹性教研组织独具魅力的地方。弹性教研组织除维护一定的“社会性公德”研究规则之外，重在渲染、强化教师从事教研的“事业性私德”。生存型、享受型教师只能生存在科层性教研组中，并时时用心去权衡、辨别、遵守或规避社会性公德。而发展型教师却能在弹性教研组织里欣赏、体悟自己的“事业性私德”，既有情的愉悦，又有理性的智慧。 在短期内不可能解构现有教研织的情况下，建议在现有组织存在的同时，设立弹性教研组织，利用信息扰动促进教师个体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振荡，直至在弹性教研组内发现真正的教研内涵，形成发展型教师在教学和教研上的“悦神悦志的事业性精神”。并预期弹性教研组织将最终替代现有教研组，成为中国教育长足发展的组织保障
李继良[2]2003年在《普通高中基层弹性教研组织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普通高中基层教研组织是学校的基本单位,是教师成长、发展、互动的群体。尽管传统教研组织在“教师职业化”方面意义深远,但其在现实中过于彰显科层性管理功能:只涉及问题的解决,而不注重问题的发现和问题的界定;高扬的“工具理性”阻碍了“教师职能的专业化”的发展。面对走向“专业化的教师职业”问题,本研究认为:对教研组的研究和改型变得十分必要;构建一个弹性教研组织作为教师反思、批判和发展的平台已势在必行。
屠莉娅[3]2009年在《课程改革政策过程：概念化、审议、实施与评价——国际经验与本土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系统的课程变革引发了政府和国家对课程改革的广泛参与和投入,各国政府纷纷从国家层面提出相应的课程改革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改革的研究报告、课程改革方案、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然而,受到课程研究历史发展和学科规范的双重制约,课程政策研究一直是课程研究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虽然各国课程改革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人们对于课程改革政策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政策过程运作遵循何种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哪些因素影响政策过程的建构、如何理解政策过程的内部结构和权力关系等一系列居于改革实践核心的政策问题却鲜有深入地探讨,有关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基础性研究极度匮乏。这不仅反映了课程研究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缺,也显示出了政策实践的随意性和经验主义,更进一步加剧了政策过程的非公开性和不明晰的黑箱状态,极大地制约着课程改革政策实践进程。研究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深入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内部流程和机制,从整合性的视角(连贯综合地看待课程改革政策从问题概念化、到政策审议、实施和评价的一系列过程)拓展有关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一般认识,考察课程改革政策在现象形态(行动准则和指南)、本体特质(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政治博弈过程)和实践特征(实践中的变更性和发展性)等层面上的不同表现,以颠覆传统的课程改革政策观,将改革政策过程看作是在具体情境中的生成和发展过程。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的跨文化比较确立了关于政策过程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并运用这一阶段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文化背景、政治传统和制度条件下课程改革政策运作的一般流程和运作形态。为了实质性地探究我国课程改革的政策过程,研究深入各个关键的政策过程阶段,依照事实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的叁条线索对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机构流程、组织形态(工作方式、权力关系等)、文化特征、潜在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意在深刻挖掘我国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意义内涵。最后,为了回归对于改革政策过程的整体性认识,研究对改革政策过程的综合性特征进行再抽象,将我国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理解为一个再情境化的过程、一个赋权增能的过程和一个话语斗争的过程。总而言之,研究依托改革政策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本土课程改革政策过程进行了重新的经验分析和意义建构,深入解析政策过程在我国特殊政策场境下的运作特征和问题。研究不仅为课程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中国经验和知识,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我国课程改革政策实践的可能设想,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周玉霞[4]2014年在《普通高中学科备课组合作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加强普通高中备课组建设,倡导教师之问的合作与研究,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是提高教师专业发展质量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借助备课组建设,教师们围绕着教学实践和学生学习的话题进行交流、合作,通过集体探究,找到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最终达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目1的。本论文的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普通高中备课组的职能和作用,备课组建设的理论依据和备课组合作建设的实践意义。第二部分为N中学学科备课组运行现状考察,主要介绍了N中学概况与学科备课组建设的背景；调查N中学学科备课组运行的管理模式、运行过程和效果分析。第叁部分运用问卷和访谈的调查方法对N中学学科备课组建设状况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研究。精心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主要从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备课组成员概况及组长近况分析,二是备课组活动形式的分析,叁是备课组目标愿景分析。第四部分分析了N中学学科备课组建设中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剖析了该校在备课组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及其产生的原因,然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实施建议。以期为普通高中备课组合作建设提供参考。
陈素兰[5]2010年在《高中教师教研团队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校教研组是学校中进行教学研究的基层组织，它在保障新课程改革,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上,高中教研组却在一些方面存在功能失灵,未能很好地适应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经研究发现,教师教研团队是改进教研组的一种有效模式。首先,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指出,教师教研团队是一个由同一学科教师组成的,以研讨并解决实际教学问题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具有持续学习力与合作性的教学研究组织。教师教研团队的研究是根植于心理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新课程改革的背景,本文深入分析了教师教研团队的功能、特征及其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本研究通过对福建省莆田市中学的百多名教师的问卷调查,对高中教研组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以揭示高中新课改背景下学校教研组及其各方面的现状,并为高中教师教研团队的建设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具体措施。
高晓文[6]2016年在《教师的“平庸之恶”》文中提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是现代道德哲学中不断升温的一个理论议题。这一概念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并被指代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道德危机”,就在于它深刻地指出了现代道德哲学中的一个经典难题：由于道德责任的稀释和分散,普通人在毫无反思能力的情况下就可能参与不道德的行为。这一道德逻辑的后果,就是“平庸之恶”亦广泛充斥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思考教育场域中的种种不完善现象,平庸之恶有着令人渴望回避却又不得不正视的沉重。可以说,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所包含的种种“体制痼疾”,教育改革中所遭遇的种种执行阻力,都与千千万万一线教师的实践态度和日常行动不无关系。因而,如何分析“平庸之恶”在基层学校中的运作逻辑,如何分析教师的日常行动与“平庸之恶”之间千丝万缕的道德联系?成为本文论证的关键。论文采用了校园民族志的方法对教育场域中的“平庸之恶”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以实习教师的身份进入厦门市海沧学校进行了为期叁个月的实地调查与观察,通过与一线教师深入接触,站在教师的立场去感受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且保持对“异文化”的开放心态,利用实地搜集的资料来建构教师行动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对接,对基层学校中“平庸之恶”的出现进行了一种在地化、阐释性的分析。论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对研究缘起、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照逻辑关系又可被分为叁个部分：前两章主要对教师的工作环境与劳动过程进行了分析；第叁章走向微观的分析,对16名教师的日常行动进行了描述；最后两章属于理论分析,对教师行动的制度后果与道德后果进行了分析。论文开篇试图阐明教师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成为一名教师是职业角色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微观权力的规训与女性气质的塑造在偶然性中相互碰撞,并建构出了一个新蜕体。学校通过女性气质来构建教师劳动的生产过程,女性特有的服从、依顺、不反抗、被动、细致、勤劳作为一种气质类型则卷入进了学校制度的日常运转之中。显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中,女性气质是一种特殊的支配关系。我们有必要考察女性气质的话语空间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其在职业关系中又是如何被放大、支配与利用的?教师在权力的支配-服从关系中又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挣扎?其次,教师在劳动行动中存在着何种抗争的空间和策略?它与“责任稀释”的道德后果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联?文章认为,隐秘的、生活化的“日常反抗”(everyday resistance)是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常采用的一种反抗形式。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抗争策略。在基层学校中,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吐槽,找借口,打折扣,钻空子,选择性应付,假装顺从,偷懒和怠工,工作-家庭的边界迁移等等。这种伪装的、低姿态的、未宣称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制度的搁浅或失灵。再次,“平庸之恶”在教师日常行动中是如何卷入与渗透的?作为一种权力支配与日常反抗之间的博弈均衡,循规文化是指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遵从的一些稳定的“认知图式”和行动惯习。论文在追踪了16名教师上课、教研、考试、管理班级等的日常行动后,刻画了他们嘲弄理论、浅层表演、压制性纪律、小升初考试等活动中的意义创造实践。显然,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所包含的种种“体制痼疾”,与教师的实践态度和日常行动不无关系。最后,论文对教师日常行动的制度后果和道德后果进行了分析。在制度后果上,教师的日常行动中包含着一套稳定的行动脚本：它是指行动者在学校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实践意识；教师的“应试图式”、“教学图式”、“纪律图式”通常代表着“只做不说”的潜意识和支配日常生活实践的惯例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在自我维持的结构中再生产其自身的特征。它们“侵蚀”和“变通”着基层制度在情境性、具象性场域中的互动规则,并最终导致学校制度变革的困难性。在道德后果上,零件论、集体责任论、小恶论作为教师个体的行动逻辑,参与了“平庸之恶”的生产。防范与消解“平庸之恶”,既应保护教师个体在道德上的“自我准则”,也应重视制度环境的支持。综上,在教育场域中,“平庸之恶”的出现与运行有多种机制,这些机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技术与策略,它们被卷入、利用、改变、扩展到教育场域的途径各不相同。如何克服视域的单一性,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对教育场域中的“平庸之恶”现象展开分析与阐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陈素平[7]2006年在《基于团队运作模式的学校教研组织建设与探索》文中研究说明教研组织是学校教学管理的基层组织，是教师专业学习的主要平台。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管理面临着转型性的变革，学校教研组织做为学校中间组织，对学校转型性变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传统教研组存在着诸多问题。一种既适合当代教师专业生长又注重组织的合作文化的形成的组织亟待建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在学校设立教研组织的定位和功能，对教研组织的结构进行重新设计。 本课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建设与探索。基于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是以培育团队精神为核心，以自主性、合作性、开放性、专业性为特征的组织。调查发现：教师对教研组现状的不满意程度和对教研组的非功利性需要程度较高，这是建构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的事实依据；而教师对“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期望值很高，这是建构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的理论依据。课题研究成果是：形成了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设计的一般策略和工作架构，归纳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的基本类型，提出了打造高效教研组织的运作机制是展开学习、环境支持和激励跟进。 实践证明，团队运作模式的教研组织的建设，使组织管理功能向促进个人和组织共进的变化，教师的教研心态向非功利性转变，学校的组织气氛得到改良，从而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校可持续发展，团队精神作为专业美德绽放光芒。学校中间组织发生的深刻变革最终促进学校转型期的全方位变革。
孙军[8]2014年在《中小学校长的时间问题》文中认为校长在中小学校内,兼具领导者、管理者、教师等身份,他们在学校发展、教师发展、学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时间作为校长的领导与管理实践的重要对象和重要途径,却常常被众多校长所忽视。从时间管理视角来看,校长应主要抓住出主意、用干部两个关键点,领导学校从容发展；校长需要拥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善于授权、长于沟通,充分发挥评估与奖惩的效力,对学校实施节奏管理；校长作为教育者,也应当身体力行、终身学习,成为课堂教学时间管理的研究者、教师专业成长的引领者。对国内277位正职校长进行问卷调查、统计与分析后的结果显示：在自我监控观、效能感方面,因学校层级、学校规模、校长学历不同,校长之间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或者显着差异；学校层级与校长每周工作时间呈非常显着的正相关,学校规模、校长学历与校长每周工作时间呈显着的正相关,即学校层级越高、学校规模越大、校长学历越高,校长每周的工作时间也就越长；校长工作时间分配从多到少依次是：行政事务、教育教学管理与实践、参加学习和培训、社会事务、教师管理,其中处理行政事务平均占用工作时间的45.98%。本研究随后在区域内选择发展稳健、办学声誉良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学校的校长展开个案研究。叁位校长各有特点：X校长执着推进以“友善用脑”为主要标志的学校文化,带领学校生动发展；Y校长豪爽而执着地奉行拿来主义,集百家之长而高效推进课堂教学改革；Z校长特别注重规则,带着个人的教育理想去全面承续学校蓬勃发展的惯性。叁位校长和他们的学校不约而同地以实际行动追求办学效益：A小学期望每个孩子能够“享受快乐童年”—快乐度过小学六年时间；B中学追求适合每个孩子(初中学生)的高效课堂—获得较高效益的初中叁年学习时间；C学校追求“大气、诚朴、幸福”的叁原色—让每一个孩子幸福度过C学校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叁年、六年、九年、十二年甚至十五年)。这既是叁所学校的文化特色,也是叁位校长的时间管理的出发点。随着个案研究的不断深入,论文真实展现了叁位校长如何在学校领导与管理中分配与使用时间,以及他们如何成功地把握时间的脉搏,有效地规划与引领学校发展、师生发展。论文期望能够借此实例,给中小学校长们以启发和帮助。通常,校长理应是高效能人士,理应拥有明确的目标,懂得把握事务的进退取舍,且长于拓展个人的业务能力和可使用时间。而校长实施高质量的时间管理,将有利于学校长期发展的从容,有利于学校常规运转的健康节奏,有利于校长个人的专业化持续成长。结合调查和访谈,论文认为,当下校长优化时间管理的主要策略有叁：修人脉,赢得上下级的支持；强意识,提升时间管理的自觉；得方法,科学实践时间管理。
武婷婷[9]2014年在《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执行问题与对策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文中提出2001年6月8日,教育部颁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拉开了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帷幕,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新课程政策的实施对于引导和提高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政策的执行、巩固新课程改革的成果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运用政策执行理论,通过利益相关者视角,深入研究目前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执行。这不仅有利于新课程政策执行的理论建设,拓展了新课程政策执行的研究视角,同时,对推进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执行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以目的性为原则选取了北京市五个区的高中展开调查研究,在访谈及问卷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执行现状,发现在执行以来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仍然存在问题,需要长期努力。在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执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特征、利益矛盾、政策执行的问题。最后,本文提出构建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执行的整合模式,即建构多元执行主体参与的“规划——执行”互动过程,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对弱势学校的关注度、进一步深入对教师的培训工作、转变家长观念与认识、解决政策适用上存在的城乡差异性、建立与新课程要求相适应的评价机制。并且,为了保障该模式的有效运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与评估反馈机制对其形成保障,建议开展教师间交流与合作、拓展家校沟通协助平台、开发与共享课程资源加强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协调,并建立独立的评估机构与跟踪、监测、评估、反馈机制,进而保障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目标的实现。
李嘉栋[10]2012年在《试论我国音乐教研员制度》文中提出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教研员制度成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制度,它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推动教学改革为重点,以帮助教师专业发展为抓手,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研员具有一定的行政背景,但其本质上是研究教学的专业人员,发挥着专业引领、指导、支持与服务的功能,并积极地服务于教育行政决策。音乐教研员制度是教研员制度的子制度。从体制上看,它与所有其他学科的教研员制度有着相似的外延。但从内涵上,由于音乐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和其在学生素质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上的特别作用,使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教师培养等诸方面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因此,音乐教研员制度建设成为了音乐教育管理学领域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音乐教育管理学的视角,审视我国音乐教研员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并对国外类似的教学管理制度加以分析和借鉴,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现行的音乐教研员制度的外部体制框架和内部机制建设。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从制度本身如何设计、如何运作等展开分析,并就如何完善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一方面对制度的各对象(音乐教研员等),如何在制度的保障下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进行讨论,为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关于我国音乐教研员制度的研究在国内外尚属空白,本课题将在这一领域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从理论上为音乐教研员制度的构建、发展、完善寻找依据；从实践上为制度保障下的音乐教研工作质量的有效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普通高中基层弹性教研组织的建构[D]. 李继良.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普通高中基层弹性教研组织的建构[J]. 李继良.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
[3]. 课程改革政策过程：概念化、审议、实施与评价——国际经验与本土案例[D]. 屠莉娅.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4]. 普通高中学科备课组合作建设研究[D]. 周玉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5]. 高中教师教研团队的研究[D]. 陈素兰.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6]. 教师的“平庸之恶”[D]. 高晓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基于团队运作模式的学校教研组织建设与探索[D]. 陈素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8]. 中小学校长的时间问题[D]. 孙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9]. 北京市高中新课程政策执行问题与对策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D]. 武婷婷. 首都师范大学. 2014
[10]. 试论我国音乐教研员制度[D]. 李嘉栋. 上海音乐学院. 2012
标签：中等教育论文; 平庸之恶论文; 课程改革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普通高中论文; 教学过程论文; 学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