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1]2003年在《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在云南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云南省建设旅游经济强省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民族旅游开发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分析，我们发现旅游开发在给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少数民族社区民族文化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目前，旅游业发展中如何开发与保护民族文化将会越来越得到旅游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 本文从民族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入手，结合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旅游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述了民族文化资源在云南旅游业发展中的价值，并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社区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持续开发的关联关系问题，为云南少数民族旅游社区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和建议。 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 (1)、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借用社会学对比分析的方法，结合叁个有关旅游对民族文化正负面影响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一些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的建议和设想。 (2)、绪论，回顾了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历史，探讨了研究的意义。 (3)、民族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分析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灵魂。 (4)、实证分析，指出了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在云南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5)、保护原则，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原则和方式。 (6)、建议和设想，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一些建议和设想。 (7)、结论，在理论和实践研究结束之后，总结和回顾本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王颖[2]2014年在《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状况的研究与评价》文中指出我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不仅成为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多重问题和危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其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其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状况以及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中西部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保护实情。论文以云南省为切入点,在系统梳理国内以及云南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历程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在基十“历史实证”、“发生论”、“多维度视角”的原则下,从云南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现实情况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状况的实证评价研究体系；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叁城四地”的典型案例,从多学科、多维度视角出发,采用“质性和量化”、“回访调研”、“实态研究”等评价研究方法,对街区在一段时期内(10年以上)的物质遗存状态、非物质遗存状态、管理机制状态等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踏勘及社会实态调查工作,在各典型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实态”问题的表象上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使诸多历史街区取得保护成就、陷入保护困境的叁大根源：经济利益、社会生活、管理体制根源；并由此提出“多元的网状保护与管理机制”及相应策略,冀以此来对云南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引导,探索构建共赢发展的长效保护机制。
周琰[3]2011年在《基于旅游产业发展角度的滇菜开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滇菜,是云南25个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菜肴总和。滇菜,具有厚重的历史沉淀、鲜明的民族特色、多样的种类味型,是中华民族饮食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滇菜所蕴含的饮食文化涵盖了自然、历史、民族、艺术、养生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在云南文化宝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滇菜餐饮与云南旅游业有着密切关系,滇菜开发不仅对云南的餐饮业有重要意义,对云南旅游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在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综述基础上,对滇菜、餐饮业、旅游业以及餐饮旅游资源和旅游餐饮资源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基于滇菜开发滞后的现状,找出滇菜作为第九菜系的开发,以及滇菜的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滇菜餐饮与旅游业互动开发的SWOT分析,对滇菜开发进行构想,以滇菜进行“第九菜系”开发作为战略目标,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滇菜开发的基本原则、思路以及对策建议。
栗明[4]2004年在《生态旅游与云南扶贫攻坚战略》文中研究表明云南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云南旅游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云南又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比例最高的省份,贫困程度深,特别是少数民族呈现出民族性的贫困,这是制约云南发展的重要原因。山区、少数民族、边疆、贫困、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在云南地域分布上基本重合,云南应当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战略选择。云南旅游业在高速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已影响到了云南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云南旅游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的开发模式之一,成为发展最快的一种旅游。如何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启动以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旅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国内外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基础,对云南发展生态旅游的有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生态旅游是云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云南具有积极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并进一步探讨云南特色的生态旅游必须坚持的原则:因为自然和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对生态旅游资源必须坚持保护第一原则;当地居民是生态旅游资源最强有力的保护动力,在云南生态旅游资源富集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贫困与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是造成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社会非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生态旅游必须与扶贫统一协调,配套实施;谁来保证当地居民在保护资源中获益,必须坚持政府对生态旅游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坚持“资源共享,成本共担”和“资源有价”的原则就显得必不可少。总之,要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云南生态旅游的发展,将其作为云南扶贫攻坚的重要战略选择。
毛剑梅[5]2015年在《云南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质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及技术的发展与提高,地质资源的利用从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向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求知、审美需求的转变。地质资源所蕴含的旅游价值被不断的发掘用于满足人们审美、休闲、养生、求知的需求,地质资源的旅游开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对地质资源的旅游开发经历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养生的阶段,地质资源的旅游开发呈现出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地质资源的旅游产业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制于诸多因素。本文以地质学、地理学、旅游学、旅游经济学及产业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对云南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探索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的过程及路径。云南地质资源的旅游开发始于1936年石林名胜区管理处的成立,地质资源旅游开发得到重视并快速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尤其是在1986年将旅游业定位为云南的支柱产业之后。地质资源的旅游产业化发展,为云南产生了可观的旅游经济价值。通过对云南地质资源环境、169个典型旅游地质景观、六大类旅游地质资源专项产品和活动、两个国家地质公园等典型旅游开发利用示例以及国内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地质资源旅游开发的实践及理论的研究,提出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是以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为前提,以旅游地质资源产品开发为核心,以旅游地质资源资产化提高产业化水平,与相关产业结合形成旅游产业群(链)发展的过程。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符合地质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态势,这一动态过程包括了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旅游地质资源产品化、市场化及旅游地质资源资产化叁个方面。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是将地质资源转化为旅游地质资源,是产业化的前提,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地质资源旅游价值的发掘。对地质资源的价值重构、地质资源旅游开发的实践以及技术进步为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提供了条件,而旅游企业、政府、旅游者、社区民众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是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的动力。地质资源的旅游价值可以分解为叁个组成部分,即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以及资源环境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解为十个评价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云南地质资源的旅游价值进行层次分类、权重选择以及价值评价,构建地质资源旅游价值评价标准,通过评价为旅游地质资源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通过对云南97个典型地质资源的旅游价值评价,结果显示云南地质资源的旅游价值在观赏游憩价值和科学文化价值两个方面尤为突出,同时云南旅游地质资源的地域组合较好、适游期较长为云南提供丰富多彩的观赏型、科考型、休闲度假型以及旅游购物地质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旅游地质资源是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的结果,也是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的前提。旅游地质资源要开发为旅游地质资源产品在旅游市场进行交换即产品化、市场化才能够实现地质资源的旅游价值,旅游地质资源产品化、市场化是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的核心。旅游地质资源产品的开发,需要研究旅游市场需求,找到可以满足特定消费者需求的细分市场。研究从旅游者的需求特征以及游客的集中度两个维度将旅游市场分为六类市场。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市场,可以将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为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类型,公园及保护区类型以及旅游购物地质产品类型等叁种旅游地质资源产品。云南以地质资源为主体的旅游地质资源产品包括了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7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温泉旅游企业、12个温泉休闲旅游区、3个AAAAA级、27个AAA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公园、10个国家地质公园(含二个世界地质公园)、1个国家矿山公园、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9个省级旅游度假区以及由奇石、珠宝玉石、大理石等组成的旅游购物地质产品,这些旅游地质资源产品是云南旅游产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云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发展还需要提高资源转化和产品生产的效率。旅游地质资源的资产化,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旅游地质资源或者旅游地质资源经营企业作为交易对象,通过评估其价值,采用竞争型方式,使得交易对象能够为最佳经营者所持有,从而保证对旅游地质资源的有效开发和保护。云南旅游地质资源资产化目前主要是采取围绕经营权转让下的承包和租赁、在旅游地质资源景区内的特许经营以及引入专业经营公司加强对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等方式进行运作的。目前,云南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发展层次还有待提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管理体制问题突出,借鉴国内外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的经验,应该进一步通过建立统一的立法和管理体系,科学规划、创新开发,创新投资方式,多方参与等途径促进云南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发展。
张然[6]2016年在《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云南藏区是中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治久安是中国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使藏区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之一。进入21世纪,民族分裂主义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者也相互勾连,在中国藏区制造了“3.14”事件和系列自焚事件等。然而,云南藏区却一直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持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有序的良好局面。这种现象及其所体现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梳理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互嵌和谐发展的历程,考察云南藏区社会治理实践、成效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多民族互信、互动、互融的独特局面,探索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的方向、方式和实现路径。本文认为,云南藏区的“多元”是不可改变的,但和谐是可以选择和实现的。在云南藏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优于传统的单项社会管理与控制；多民族互嵌共生共融有利于民族和谐发展；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在于调适民族关系,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以云南藏区社会治理创新、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为主线,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第一,从历史角度,追溯云南藏区多民族互嵌共生格局的形成与发展。通过藏民向滇西北地区迁徙,与当地土着先民融合的历史,展现云南藏区民族关系的演进,阐明云南藏区各民族从来没有脱离过思想、信仰、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及心灵交际,各民族彼此间存在的互嵌共融对民族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第二,从现实角度,剖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云南藏区不同时期的社会治理对民族和谐发展的影响。阐明云南藏区社会治理实践虽然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过偏差,但总体是把改造和创新边疆社会、为人民谋福祉作为追求目标的,是一个从保障人民生存权到落实发展权,再到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云南藏区打开山门,加强与国内外的经济联系,在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较好地坚持了民族平等,维护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发展,民族政策实践是成功的。因此,提出云南藏区社会治理虽应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做到“他山之石”以攻玉,但必须把基点放在本民族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上,放在继承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资源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叁,探究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同向相依的关系。通过对云南藏区社会治理诸多举措的梳理归纳,对多民族互信、互动、互融、多宗教共存现状的分析,认为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具有耦合性,二者相互促进。在云南藏区,如果抛开民族关系谈社会治理,就会导致因缺乏治理主体而显得没有意义和价值；同样,如果社会少了善治,多民族和谐发展也难以实现。第四,直面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的新挑战。认为在社会变革的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云南藏区有“叁个同时”存在,即巨大的历史进步与显着的历史落差同时存在,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谐发展的强大凝聚力与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同时存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与社会开放性及其社会治理现代化程度低同时存在。因此,以问题为导向,从国际敌对势力的操控与干扰、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新时期利益驱动下的纠纷和矛盾等方面,探索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的长远之策。第五,探讨面向未来的云南藏区社会善治与多民族和谐发展问题。从历史经验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应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同时进行思维创新：(1)政府单项管控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尽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发展活力；(2)从云南藏区各民族和谐发展历程中汲取认同基因,提升中华民族现代认同,更好地化解民族问题和矛盾；(3)打破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以积极自信的心态扩大开放带动跨越发展；(4)依法创新宗教管理,引导宗教活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5)全面均衡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赵小芸[7]2010年在《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系复旦大学211叁期重点项目“中国产业的科学发展与自主创新”(批准号：211XK06)的子研究课题,旨在通过对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的研究,探索中国旅游“二次创业”的科学方向,为实现国家将旅游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目标,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是指在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地理空间内形成的以特色旅游生产部门为核心,其他旅游产业部门根据旅游者需求,围绕核心生产部门形成集聚,并由当地传统产业对旅游产业构成外围支撑的网络状产业集群系统。研究从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两方面探讨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的过程和内在机理。理论研究以产业集群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旅游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对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这些核心问题包括：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内部构造演化的模式、路径和动力机制、外部空间演化的模式和实现过程。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大多数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共同作用的特征。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分为内部构造演化和外部空间演化,从构造演化到空间演化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内部构造演化方面,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基本构造呈现出由核心层向紧密关联层和外围松散层逐步扩散的网络状结构特征。集群构造的动态演化以旅游者需求变化为原动力,以产业集群核心层产品变化为标志,根据核心层产品的不同变化方式演变出多条演化路径。集群构造演化的模式分为资源导向型模式、功能导向型模式和综合导向型模式,每种模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演化路径,但均以品质化和差异化为演化趋势。将旅游需求变化转化为集群构造演化的动力机制是以旅游需求为导向的旅游小城镇企业创新-市场选择-创新扩散机制。在外部空间演化方面,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空间演化的基本模式分为聚集模式、衍生模式和扩散模式。叁种模式具有阶段性推进特征,实现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由单个集群形成,向多个集群衍生,再到区域旅游目的地系统形成的空间演化完整过程。案例研究以云南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为对象,在理论研究部分多次列举实例进行论证；并重点对丽江大研旅游小镇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通过个案研究,得出结论：丽江大研旅游小镇产业集群的内部构造演化以功能导向型为演化模式,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以古镇人文景区为核心的单核心阶段；旅游购物成为新核心产品的集群核心替换阶段；旅游购物单核心向购物、餐饮、客栈多核心演化阶段；集群构造各层面产品个性和服务品质提升阶段。大研特色旅游商品开发经营的实例证明了旅游企业基于大研独特文化环境的产品创新及营销创新推动了大研旅游小镇产业集群的构造演化。大研旅游小镇产业集群的外部空间演化遵循阶段性推进规律,依次出现了围绕大研镇形成旅游产业集群的聚集模式、大研古镇向束河古镇扩充的衍生模式、形成丽江旅游目的地系统的扩散模式。构造演化和空间演化研究描绘出大研旅游小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的完整过程。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证明了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实践运用价值,能够对现实案例进行充分的解释并有助于探讨现实案例蕴含的内在机理。在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基础上,笔者对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过程中阻碍内部构造演化和外部空间演化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并以云南的实践经验为依据,提出健康促进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构造演化的政策建议是建立政府、产业集群和企业叁个层面具有明确职能分工的旅游小城镇建设新模式,有效推动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空间演化的政策建议是建立集政策指导、源头把关、过程控制、环境营造于一体的政府干预机制。并据此对丽江大研旅游小镇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针对性分析。
董方龙[8]2015年在《云南旅游型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重要命题,由此将中国小城镇的研究推向高潮,一直深受学界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建设与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关系密切,但不同的时空条件限定和资源禀赋特征往往形成不同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学术界关于小城镇开发模式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以工业发展为导向、以边境开放为导向、以旅游为导向、以加工和对外贸易为导向等几种类型。随着国家关于新型城镇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倡导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下各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遵循的原则。云南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边疆省区,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型小城镇有着极为可观的开发前景。本文选取了河南善应镇和云南大研古镇两个旅游型小城镇为调查对象,两个调查对象均在欠发达地区,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时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并就文化、经济、自然环境叁个方面进行深入访谈,旨在阐析旅游型小城镇发展的基本要素、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言,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第二章为理论基础,进行基本概念界定,阐述相关理论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对所选取的河南善应镇和云南大研古镇进行调研,主要针对当地旅游业对城镇经济、文化和环境叁方面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第五章专题探讨云南省旅游型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的自身特点及存在问题,通过梳理分析云南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整理近几年云南旅游业发展数据,对开发基础、旅游型城镇的开发主题展开重点研析；第六章是对云南建设旅游型小城镇所做的相关思考和建议。
王沛智, 王红武, 赵敏, 寸云激, 杨晓坚[9]2007年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产业价值入手,论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在总结经验、正视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发展需要,着重就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及对策进行深入研究。
尚前浪[10]2018年在《云南边境傣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生计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旅游扶贫行动和兴边富民行动等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民族村寨进行旅游开发,许多边境省份都将发展民族村寨旅游作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旅游开发活动势必会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当地生计的变迁,而事实上关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复杂利益矛盾以及旅游的扶贫效果也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那么,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对当地社区和居民来讲是否能够共享旅游发展的成果?旅游发展之后的当地生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是可持续的?这些都是政府和学术界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予以重点关注。可持续生计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的国际研究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宏微观结合的全新视角开展旅游影响研究也是近年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焦点。旅游发展宏观上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旅游对当地社区和居民微观层面上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可持续生计对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给予了重点关注,被认为是洞察旅游业复杂性和旅游如何消除贫困的重要研究方法。现有研究已经有了旅游发展与当地生计关系等方面的丰富积累,但是,尤其是应用于中国旅游发展研究时,现有研究在对旅游生计研究的理论拓展、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影响的动态过程、旅游发展与生计变迁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对旅游发展与生计变迁关系的系统研究还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边境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生计变迁”,围绕此核心问题,期望对可持续生计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背景下的适用性、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的动态影响过程和具体表现、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的内在影响机制等相关问题做出系统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洞察旅游发展宏观环境改变对民族村寨社区和家庭生计的微观影响,理解当地生计变迁的具体表现和旅游发展对生计变迁的作用机制,还能更进一步的为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和边境民族地区的政策制定提供对策建议和参考依据。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系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也有助于完善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理论体系。因此,本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以“边境民族旅游村寨”为研究对象,围绕“旅游发展中生计变迁的过程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定位,按照“旅游发展(环境变化)-(社区和家庭层面)生计变迁-(旅游对生计变迁)影响机制”的总体研究思路,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来村和德宏州喊沙村两个边境傣族村寨为案例,采用宏微观相结合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在构建了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应用方法的基础上,剖析了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的过程和表现,对比分析了案例地生计变迁的不同特征和影响因素,从旅游管理模式角度构建了旅游发展对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的影响机制。目的在于从生计视角审视旅游发展对边境民族村寨的影响,在旅游发展的进程中探究当地生计的变迁,深度讨论旅游发展与傣族社区和居民间的关系。论文在构建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制定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的分析框架指标体系,系统提出了资料收集和指标测量方法。通过对两个边境傣族村寨案例地的深入调查,收集了52位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和21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论文在分析生计变迁过程的同时,突出了社区和家庭两个不同层面的生计变迁表现,详细描述了社区内部不同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表现,对比了不同管理模式对生计变迁的作用差异,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研究结论。从边境傣族旅游村寨社区层面的生计变迁表现和过程来看:1.社区旅游生计策略直观上表现为农业生产为主向旅游经营为主的转型过程。2.边境民族村寨生计变迁总体上受边境旅游、民族政策等宏观环境影响较大。3.社区生计变迁受到当地旅游资源、人口、土地、文化等基础资源则约束。4.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变迁影响具有很强的时间过程,旅游发展阶段不同会导致社区生计变迁程度不同。就边境傣族旅游村寨家庭层面的生计变迁的过程和表现来说:1.家庭旅游生计策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过程。2.家庭生计资本在旅游发展前后发生明显变化。3.不同社区的旅游发展状况会影响家庭生计变迁。4.“旅游型”和“旅游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家庭生计变迁表现更为明显。5.居民生计活动选择出现代际差异。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探究了旅游管理模式对生计变迁的影响机制:1.市场经济带来了旅游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是社区和家庭生计变迁的重要动力。2.政府支持通过引导和支持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和提升谋生能力,营造了生计变迁的内外环境。3.旅游开发的土地利用改变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关系,促使生计活动发生变迁。论文进一步对研究的主要理论进行了讨论:1.对分析框架进行了讨论和进一步优化。2.从文化变迁视角探讨了生计变迁的过程规律趋势;讨论了旅游社区恢复力理论中的生计变迁,解析了社区生计与社区恢复力之间的关系。3.对不同旅游管理模式对生计变迁的影响进一步讨论,基于研究主要结论与前人研究开展理论对话。论文最后展望,旅游生计研究领域需要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并形成理论体系成果,通过跨尺度、时间序列和动态性研究深究旅游发展与生计变迁的关系,以及基于可持续生计的共建共享旅游管理模式和社区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1]. 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在云南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D]. 李小龙. 云南师范大学. 2003
[2]. 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状况的研究与评价[D]. 王颖. 东南大学. 2014
[3]. 基于旅游产业发展角度的滇菜开发研究[D]. 周琰. 云南大学. 2011
[4]. 生态旅游与云南扶贫攻坚战略[D]. 栗明. 清华大学. 2004
[5]. 云南地质资源旅游产业化研究[D]. 毛剑梅. 昆明理工大学. 2015
[6]. 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研究[D]. 张然. 云南大学. 2016
[7]. 旅游小城镇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研究[D]. 赵小芸. 复旦大学. 2010
[8]. 云南旅游型小城镇发展研究[D]. 董方龙. 云南大学. 2015
[9].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研究[J]. 王沛智, 王红武, 赵敏, 寸云激, 杨晓坚. 大理学院学报. 2007
[10]. 云南边境傣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生计变迁研究[D]. 尚前浪. 云南财经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