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雄[1]2003年在《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文中研究指明从朝鲜战争开始，中美关系进入长期敌对状态，美国不再考虑用拉拢中国的方式分裂中苏同盟。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1954年下半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继制定了NSC5429／2和NSC5429／5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正式把中国确立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首要敌人。通过对上述文件实践过程的详细考察，本论文揭示了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内美国亚洲政策的演变，使人们对美国政府内部围绕亚洲政策问题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有了—个更加清楚的认识。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亚洲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对1954年制定的亚洲政策进行了重新审查，并出台了NSC5913／1号文件。这份文件既是对NSC5429／5号文件实施结果的总结与归纳，又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通过分析NSC5913／1号文件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本论文向人们提供了一幅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亚洲政策的完整画面。此外，本论文还站在地区政策的角度，认真审视了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国别政策，并对亚洲政策中的一些地区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亚洲安全保障方面，讨论了“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安排”构想的兴衰，在经济领域探讨了美国的政策如何从提高对亚洲经济援助的水平，转变为促进亚洲的地区性经济合作与发展。 除前言及结论外，本论文分为六章。前言部分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问题上的研究现状，指出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选定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第一章考证了NSC5429／2及NSC5429／5这两份文件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概括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特点。第二章着重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集体安全政策。论文指出，NSC5429系列文件提出来的“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安排”，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这一构想并非凭空产生，它与杜鲁门时期的太平洋公约有某种因缘关系。而且，与太平洋公约的命运相类似，山于韩、菲、台等始终不愿与日本结成休戚与共的关系，“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安排”构想也是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50年代后期，处理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关系是美国亚洲集体女全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美国曾考虑通过扩大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方式，把亚洲的各种防务条约连为一体。但是，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且，东南亚条约组织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使它难以发挥美国所期待的作用。第叁章考察了“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构想的提出及其夫败。这一章特别研究了美国与“科伦坡计划”的关系。这是因为，“亚洲自山国家经济集团”构想的提出，与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重新评价有很大关系。而且，美国最终放弃“亚洲自山国家经济集团”构想，也是囚为美国在亚洲战略上开始采取与英国协调的方针，从而不便于在“科伦坡计划”问题上拆英国的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在原有援助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科伦坡计划”组织来促进亚洲的地区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中美对抗与美国对日、对韩政策的。调整。第五章研究了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这一章包括叁个部分，一是帖“61y1及帖“沁9号文件的形成，二是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二是美国与亚洲中立主义的关系。最后一章考察了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审查和制定亚洲政策的过程，以及美国对亚洲国别政策的再调整。结论部分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亚洲冷战与欧洲冷战的区别进行深入考察。这种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在对亚洲的援助政策上美国始终坚持以军事援助为主：在贸易管制方面美国始终不放弃对亚洲共产党国家的高压管制；在亚洲政策上美国与其西欧盟国的分歧比在欧洲大得多；等等。
高黎[2]2006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湾的援助政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政策的发展。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逐渐调整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对这些地区的渗透，而美国也把中国看作是在亚太地区的最大威胁。台湾问题显然也就成为牵制中国大陆的关键。本文主要参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NSC146/2号文件，NSC5503号文件及NSC5723号文件，考察美国对台湾援助政策的发展过程，进而从多方面分析其特点和影响。本文论点如下：一、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政策主要基于冷战时期遏制中国的思想，即沿袭了杜鲁门总统时期对台援助政策的特点，同时又对肯尼迪政府的对台援助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美国对台援助首先是军援，始于1950年，经济援助从1951年开始，集中在50年代。1951—1954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经济援助主要是基本消费品，1955年以后才开始转向提供资本货物援助。在整个艾森豪威尔任期内，军事援助一直占美国对台湾援助形式的主体，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在亚洲的局部“侵略”。叁、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有一定的限度，以此作为牵制蒋介石政权和中国大陆的重要砝码，维持海峡两岸长期对峙的状态。
高亚兰[3]2014年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缅甸的政策》文中指出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南因面向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而接近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国际水道，西北与印度和孟加拉国接壤，东北邻靠中国，东南紧挨泰国和老挝，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战略价值。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重要地缘政治，更在于作为我们的邻邦，它是我国关系南疆安全的重要屏障，对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二战结束以来，冷战逐渐在亚洲地区兴起，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典型缩影，美国对缅甸政策的演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也反映了美国对众多第叁世界中立主义国家政策转变的某些共同特性，从侧面见证了美苏二战后由相互合作转向全面对抗的过程，说明了冷战起源给美国对第叁世界国家政策的调整带来的重大影响。笔者认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对面政策做了一定的继承与调整。确立了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方式，发展美缅关系，阻止苏联在缅甸势力的扩张，以图将缅甸从中立政策转向西方世界。在援助之前解决了美缅关系中的一大障碍即在缅甸的国民党部队问题，在问题解决后展开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最终使美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是随着奈温将军的上台，艾森豪威尔政府之前对缅甸的援助成为了两国交恶的导火线，两国关系转入恶化。
康婷[4]2014年在《试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援助政策对泰柬关系的影响》文中提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不仅加大了对泰国的援助,并制定了对柬埔寨的援助政策。美国的援泰、援柬政策不仅间接影响着泰柬柏威夏寺之争,而且加速了柬泰关系破裂。本文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援助政策为基础,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相关国家档案进行比较研究,梳理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柬泰关系发展,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援助政策激化了柬泰两国原本存在的矛盾,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从柬泰间国家关系的角度反映出美国冷战战略在东南亚的困境。全文由以下六部分组成：前言部分叙述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史料来源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部分对柏威夏寺主权归属加以概括,重点论述了1953年-1962年柬泰两国的柏威夏寺之争。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1953-1954年美国的援泰、援柬政策。首先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泰国态度的转变,美泰同盟建立的过程,以及美国政府的援泰政策对泰国对柬埔寨态度的影响。其次介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承认柬埔寨独立,并与柬埔寨建交的背景和过程。同时,分析了美国政府对这一时期柬泰柏威夏寺主权归属的态度。第叁部分论述了1956-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援泰、援柬政策。首先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与泰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战略基地,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之一。其次考察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柬埔寨援助政策的调整,并对美国调整援柬政策的原因和影响加以分析,以及美国政府调整援柬政策影响了柬埔寨对泰国态度。最后,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援泰、援柬政策对柏威夏寺主权之争的影响。第四部分论述了1958-1962年美国的援泰、援柬政策与这一时期的柏威夏寺之争。首先论述了1958年之后柬泰关系的发展,并对1958-1962年的柏威夏寺之争进行考察和分析；其次研究了1958-1962年美国政府的援泰、援柬政策,以及对柏威夏寺之争的影响；最后透过柏威夏寺之争,对美国援助政策的实质加以阐述。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提炼了文章的主要观点,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并对以后继续深化本选题研究提出了部分建议。首先,论述了从1953年柬泰建交到1958年柬埔寨与泰国断绝外交关系的这段时期,美国对柬泰关系产生的影响。其次论述了1958年之后美国影响下柬泰关系的发展。最后着重通过柏威夏寺之争来审视美国援助政策在东南亚的困境,并得出如下的一个基本结论：战后随着冷战扩大到亚洲,东南亚各国的战略地位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突显。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柬、泰实行援助政策作为美国实现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导致这一时期柬泰关系破裂的催化剂。
崔艳丽[5]2013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援助政策与“中国差别”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艾森豪威尔时期是美国对外援助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艾森豪威尔两届八年总统任期内,随着军事领域对峙线基本划定,美苏争霸越来越集中体现在非军事领域的竞争与对抗,在军事领域无法拉开距离的情况下,美苏冷战主战场由政治军事领域逐渐转入经济领域,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转变为更加强调非军事领域斗争的重要性。美苏在国际贸易、对外援助等方面展开了激烈争夺。在某种意义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新面貌”国家安全战略正是迎合这一新的国际局势所作出的政策转变。贸易管制与对外援助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事物的两个重要外交工具和政治武器。同时,朝鲜战争之后,美苏冷战的战场由欧洲转向亚洲,美国对亚洲援助政策全方位地服务于应对亚洲冷战的新局面。本文运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档案和美国对外政策文件,探析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霸权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对外援助与东西方贸易管制是如何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究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援助政策的形成、“中国差别”在此政策中的独特性以及艾森豪威尔亚洲援助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本文共六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介绍了美国对外援助的源起,第二章介绍了“中国差别”问题的由来,第叁章叙述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第四章分析“中国差别”问题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援助政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艾森豪威尔亚洲援助政策的特点,结论部分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整体性评价。
孙晓明[6]2007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中国威胁论”与东南亚政策》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旧有的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被逐渐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全球战略”，将东南亚的地位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由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东南亚进行全面干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对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文件，美国更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等各种手段向东南亚渗透。美国这一时期的东南亚政策，对与这一政策相关的东南亚、中国及其自身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对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区都有辐射影响。本文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为研究对象，试图论述二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把中国作为主要威胁的前提下，其东南亚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实践过程，并对之作出客观公允之评价。
郭培清[7]2003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是同时期美国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指导纲领。本论文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62／2、NSC5440、NSC5501、NSC5602／1、NSC5707／8、NSC5810／1、NSC5906／1这些绝密文件为中心，整体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在第一届任期内，艾森豪威尔政府立足于新的苏联威胁观，以“大平衡”理论为基础，制定了国家安全政策的一系列原则。相对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苏竞争态势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第一届任期内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调整。鉴于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已对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探讨，而对其第二届任期内的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相对滞后，在此基础之上，本论文拟主要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着力探讨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中出现的新现象。 全文共分为绪论和八个章节 绪论介绍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现状以及本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了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各项原则和特点。第二章承前启后，介绍了艾森豪威尔继任前后国际政局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叁章到第七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叁章分析了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支柱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演变。自“大规模报复战略”产生之日起，该战略内部就蕴含着变化的内在逻辑和方向。因为全面战争危险的降低，有限战争问题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如何应对有限战争的争论最终导致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微调，该战略开始向二元化的核战略蜕变。 第四章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陆防御政策。大陆防御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具有攻击特征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互为表里，构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剑与盾。大陆防御涉及预警、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第五章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盟国政策的调整。因为欧亚战略态势的变化，美国以五群制原子师的方式重新部署了在欧洲的驻军；为强化核威慑力量，巩固盟国团结，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试图建立共亭核武器的多边核力量，但最终失败。亚洲盟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巩固反共独裁政权的稳定，因此美国的军事援助居高不下。 第六章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5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中的大事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登上政治舞台；此前，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范畴中不居重要地位，然而苏联的强大政治经济攻势迫使美国改变发展中国家政策，美国主要通过援助方式同苏联展开竞争，但效果不如人意。 第七章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外层空间政策。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任期内，因外层空间政策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相对弱势地位，美国没有成为第一个发射卫星的国家。苏联发射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创设国家航空航天局，制定了新的外空政策文件，确立了争取领导地位的政策目标和系列行动方针。后将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目标调整为重视外层空间的实际应用和科学研究价值，突出外层空间的国际法意义，在实践中载人航天计划的核心地位有所动摇。 第八章是结语，扼要概括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主要以政治经济手段为主遏制苏联集团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特点，它对后世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洪丰[8]2004年在《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长期目标一直是谋求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政治上亲西方的政权，以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东亚安全利益。为达到目的，自军事占领时期起，美国政府便开始利用包括提供援助在内的诸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稳定南朝鲜局势，影响朝鲜半岛事务。韩国正式建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其提供援助突出地成为美国对韩政策、朝鲜半岛政策、乃至整个东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凭借援助手段，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其按照自己的战略构想不断发生变化，最终成功地把韩国打造成在东北亚与苏共阵营对抗的一座“自由堡垒”和保卫美国东亚重要盟友日本安全的“防波堤”；此外，借助援助手段维持韩国的独立与生存，促进韩国经济的恢复、重建乃至繁荣，美国不但为亚洲其它非共产党国家树立起一个通过接受大量美援实现发展的国家典范，也向自由世界的所有盟友或其正竭力争取的潜在盟友表明，它会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作出的承诺，从而有效地巩固并加强了自由世界阵营在与苏联集团对抗过程中的团结与合作。由此可见，战后美国对韩援助作为美国总体外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个案，不仅直接推动、影响了美韩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美国利用援助手段为其外交政策目标和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毫无疑问，研究战后美国援韩政策，对于我们认识美国对外援助总体政策的发展变化、认识美国如何利用对外援助手段为其东亚乃至全球战略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角度，以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间对韩国提供的官方援助为研究对象，以史料考证与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述这段时期美国援韩政策由不规范到规范、由救济到复兴、由“战略援助”向“开发援助”转轨的总体发展趋势，结合不同时期美国全球政策、东亚政策和朝鲜半岛政策的发展变化，分析影响美国援韩政策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考察这些变化对于美国全球、东亚政策的反作用和影响，进而从美苏全球冷战高度认识美国援韩政策制订过程中主要的国家利益取向，剖析隐藏在援韩政策背后的种种真实动机。 概言之，军政府时期，美国对南朝鲜的援助只具有临时性、权宜性特点，韩国正式成立后才逐渐步入政策性轨道。总体看，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以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军事援助比例上升、经济援助退居次席；直至60年代之前，美国对韩援助体现出鲜明的“战略援助”色彩。肯尼迪总统上台之后，随着“罗斯托主义”出台，“开发援助”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主流，以往无偿、赠与性援助逐渐被有偿、长期性开发贷款取代，美国对韩援助政策亦出现相应调整。至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完成上述叁个阶段的调整。 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5章： 作为必要的政策铺垫，第一章简要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和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后文阐述的美国对韩援助政策正是该政策的一个子系统。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发展的主脉作为考察的基本尺度，可以验证对韩援助对于美国总体援外政策的实践和超越。 第二章论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的第一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之前(1948一1950)的对韩援助。军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朝鲜采取了各种临时性救济性活动;韩国正式成立后，美国对韩援助逐步转向经济恢复与重建方面，但朝战的爆发中断了这种努力。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美国对韩援助以赠与为主，基本属于救济性质，拘泥于一种零星、不充分方式，较之于美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有限的。促成这种有限性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既有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的因素，也受到美国国内政局变幻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与美国全球和东亚战略格局密不可分，主要取决于这一时期南朝鲜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模糊定位。 第叁章论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一1960)的对韩援助。作为对韩援助政策转变中的一个过渡，朝鲜战争时期(1950一1953)的对韩援助也被纳入到本章范畴之内。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对韩援助在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政策特点而言，它带有鲜明的“防务中心主义和军援优先”色彩，显示出军事、经济援助计划之间鲜明的“一体性”，而且一以贯之，纵观始终，未见根本性转变;就总量而言，对韩援助堪称是美国当时最大的援外计划;就政策背景而言，这一时期的对韩援助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力构建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必然被打上强烈的“战略安全”印记。与杜鲁门时期带有一定有限性和临时性特点的对韩援助政策相比，艾氏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更多地体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这种稳定性与长期性根源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长期化和制度化，不仅体现在对韩军援优先原则始终适用这一点上，也体现在以防务支持形式出现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
蒋容[9]2016年在《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的认知及其对策（1945-1960）》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逐渐从战争合作走向战后对抗,美苏两国发起对第叁世界国家的争夺,不仅对美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第叁世界国家的发展进程。冷战初期,美国站在云端看东南亚,对这一地区多样性的认识不够准确,它基本以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亲西方还是亲共作为看待问题的标准。在菲律宾,美国打压共产党领导的胡克运动扶植亲美政府,把菲律宾建设成为美国式民主的橱窗;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在采取镇压共产党人的措施以后,美国才表示支持其民族独立。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都遵循只要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力量就予以打击,对亲西方非共性质的力量予以支持。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美国这种冷战思维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对越盟、北越同南越的政策完全不同。通过对美国关于越南政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僵化思维发挥作用的过程。美国对越南的政策经历了阶段性演变,而其对越南民族主义的认知也随着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加深。美国对越南政策围绕着遏制共产主义这个中心,对越南民族主义做了区分对待。对于越盟、北越,美国认定其为共产主义性质,忽视其民族主义诉求部分,采取了坚决抵制、打击的政策；而对于保大政权以及后来吴庭艳政权,美国认识到其民族主义的诉求,给予支持与援助。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越南的多样性,用冷战零和博弈的思维来看待越南民族主义问题,这也是美国政府在越南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全文由前言、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前言部分叙述了选题缘由及意义、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理论依据、研究思路和资料的运用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正文第一部分论述了近现代越南民族主义的形成,包括对近现代印度支那的殖民史回顾,以及在这种殖民统治之下越南民族主义诉求的主要内容。正文第二部分和第叁部分论述了杜鲁门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的认知与对策。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第一届杜鲁门政府的越南政策是对罗斯福政府的继承,第一届杜鲁门政府一开始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法国为得到美国的援助不断向美国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即胡志明是共产党人,越盟的活动是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张”的表现。美国东南亚司认为法国的说法有待商榷,而欧洲司以及国务院的主流观点认为越盟、北越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它们只是披着民族主义的外皮,以博得西方世界公众舆论的同情。此时,美国政府认为保大政权是法国在越南实行殖民统治的傀儡,但也认识到保大政权的民族主义诉求。美国支持保大,希望保大政权能够不断吸引越盟、北越队伍内的真正民族主义者。第叁部分主要探讨第二届杜鲁门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的认知与对策,这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之一。新中国的成立并向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朝鲜战争爆发,这两件事被美国看作是共产主义扩张的表现。国际形势的骤变促使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更加深入。而新中国援助北越,美国担心中国的革命输出,.美国日益认定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是共产主义扩张的表现。第二届杜鲁门政府在这一阶段更加坚定北越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民族主义只是一个用于共产主义进行扩张的幌子。美国这一阶段不断加大对法国和保大政权的援助,以对付北越共产主义“扩张”,日益卷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漩涡。正文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的认识,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其中第五部分是文章的另一重点。第四部分阐述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的初步认知,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杜鲁门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的看法。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形势恶化,特别是1954年初,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定型,美国在这一时期更加强调北越的共产主义性质,对其民族主义诉求完全忽视。同时,把保大政权看作是民族主义政权加以援助,并不断督促法国把权力移交保大政权,但也惧怕法国撤出印度支那。美国在满足保大政权民族主义诉求与支持法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外交目标之间不断徘徊,充当了保大政权同法国之间的调停者。第五部分分析了日内瓦协议达成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的新变化。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没能让美国得偿所愿,形成南越、北越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美国开始越过法国走上干涉越南的道路,日内瓦会议成为美国对越南政策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一时期,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出现新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日内瓦会议使得共产主义获得在东南亚扩张的基地。北越共产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对南越形成威胁。美国认为北越不会公然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通过非军事手段渗透南越,颠覆南越政权。在南越,艾森豪威尔政府选定吴庭艳,认为吴庭艳政权与保大政权不同。保大政权虽然具有民族主义成分,但归根结底还是法国的傀儡。吴庭艳政权则代表了南越民族主义者,美国希望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以帮助南越建立“自由合法宪政政府”。文章第六部分阐述了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及对策的评价。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的变化过程：从第一届到第二届杜鲁门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认识从一种模糊到清晰,再到加深并出现新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日内瓦会议前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杜鲁门政府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这种认识得到不断加深和固化。在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认知出现变化。冷战早期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的多样性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其对越南政策也陷入困境,建立在对民族主义认知基础上的美国越南政策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提炼文章观点。
梁志[10]2007年在《艰难的、渐进的和不彻底的转变——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政策探析》文中提出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美国对国家安全基本政策和亚洲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与此同时,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第6018/1号文件,对韩政策出现重大转变,主要表现为更加重视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并有意识地推动美韩关系走向平等化。虽然此次政策转变是艰难的、渐进的和不彻底的,但它奠定了60年代美国对韩政策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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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援助政策对泰柬关系的影响[D]. 康婷.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5].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援助政策与“中国差别”问题研究[D]. 崔艳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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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年[D]. 刘洪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9]. 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的认知及其对策（1945-1960）[D]. 蒋容. 广西师范大学. 2016
[10]. 艰难的、渐进的和不彻底的转变——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政策探析[J]. 梁志. 当代韩国.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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