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旭浩[1]2003年在《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电子出版研究》文中提出人类已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正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出版领域，信息技术与出版技术的结合产生了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在教育领域则带来了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变革。在教育信息化的环境下，教育电子出版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教育电子出版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探索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在电子出版物开发和制作上陷入了某些误区，在教育资源建设和规划思路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等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教育电子出版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即是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从教育电子出版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教育电子出版物在功能和内容上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探讨网络教育资源库的建设以及新形式下教育电子出版的构架和发展策略，为最终实现教育电子出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考。
张立伟[2]2015年在《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出版技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被誉为人类"文明之母",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文明进化都与出版技术密不可分,出版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化历史的真实缩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电子及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期刊数字出版产业迅速崛起,期刊数字出版技术蓬勃发展。目前,从科技史角度对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几乎为空白。站在多学科视角对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变迁进行深入研究,梳理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脉络,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促进我国期刊数字出版业科学发展、深化中国出版史研究、完善出版史学科体系及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长期、快速、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纵观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历程,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与发展、IPV6核心网及3G移动网络技术在期刊数字出版领域的应用等重大技术突破为线索,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背景,将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变迁过程划分为"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奠基"、"期刊数字出版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叁个阶段。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繁荣,也带来了包括科技、文化、社会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在这一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在这一时期,电子计算机技术开始在我国出版领域得到应用,我国实现了一系列出版技术的突破。第一,实现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重大突破,汉字实现了数字化;第二,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使中国印刷业进入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崭新时期;第叁,磁、光等信息存储技术的应用颠覆了传统的纸质信息存储方式,实现了信息存储的数字化。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奠定了我国出版领域数字化的基础,电子出版技术开始出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巨大变革。我国在对国外各类磁带数据库、光盘数据库引进的基础上,研发了《中国高等院校学报论文文摘(英文磁带版)》(CUJA)和《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光盘版);出现了以软盘形式出版的电子期刊;方正书版、科印微机排版系统、华光普及型(BD)排版系统、4S高级科技文献书刊编排系统、"WP"软件等计算机排版软件得到了初步应用,我国出现了期刊的数字化萌芽。1994年4月20日,一条带宽只有64K的国际专线接入中国,开通了Internet的全功能服务,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互联网技术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在文化产业崛起、经济全球化及一体化背景下,我国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逐步兴起。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的出现及其在期刊出版领域中的应用赋于了传统期刊出版方式和运营模式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同时也给期刊出版工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革。网络信息技术在期刊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期刊采编技术、制版及印刷技术、发行及阅读技术的数字化变革,期刊出版逐步向网络化、一体化方向发展,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体系初步形成。"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我国期刊数字出版产业的又一次重大变革。IPV6核心网的建立及移动3G通信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在期刊稿件采编技术发展方面,期刊网络采编系统被广泛采用,一批期刊群采编平台得到了建设与发展,参考文献辅助编校系统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在期刊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在期刊的数字发行与阅读发面,一些OA期刊在线发布平台得以建立,期刊发行实现了开放阅读、自由传播和资源共享;3G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开始从单纯的通讯工具转向移动媒体终端,叁网融合、叁屏功能合一技术进一步深入,数字期刊的移动终端阅读技术得到快速发展;采用P2P技术并集合了Flash动画、tvc视频、音频、web控件、3D技术和超级链接等多媒体技术的网络多媒体互动杂志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移动网络技术的应用及手机网民数量的增长催生了手机阅读市场的壮大,VIVA无线新媒体手机杂志等一书手机期刊出版平台迅速发展。同时,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专业期刊平台运营模式的变迁。我国一些数字期刊出版平台先后采用了独家授权数字出版模式;专业期刊平台呈现出市场分工逐步细化的态势;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期刊数字出版的全流程管理,已经成为我国期刊出版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纵观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史,其变迁过程呈现出迅速性、渐进性及集成性的特征;计算机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跨越、文化产业的崛起与繁荣、数字出版教育及研究等因素推动了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变迁促进了期刊出版的跨媒体融合、增强了人们获取期刊信息的能力、加快了中文期刊走向世界的步伐、推动了期刊数字出版及相关产业的繁荣,并对传统期刊出版业产生了双重影响。未来,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将进一步向跨媒体、立体化方向发展;其数字阅读技术将进入"后终端时代",内容依然为王;"注重用户体验"将成为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更为迫切;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赢利模式将会逐步清晰。目前,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在人才储备与培养、产业链条及行业标准、版权保护及监管机制、集群创新及赢利模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制约着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创新。要彻底扫除上述发展的障碍,实现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持续创新,就必须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下功夫。要不断提高期刊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水平,在科学整合期刊数字出版产业、优化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期刊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力度,构建有效的监管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形成期刊数字出版的集群创新机制及有效的赢利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创新,实现期刊数字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匡导球[3]2009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和科技背景下,中国出版技术完成了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转型。对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的历史变迁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探索中国传统出版技术向现代出版技术转型的动因、机制与变迁模式,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而从技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出版业的变迁,目前仍是学术界很少涉足的领域。界定出版技术的定义、性质及其构成是研究出版技术变迁的前提。出版技术是指传播主体对作品信息进行编辑、复制以及“原样”传输的操作技能,是反映在物质形态的工具、机器等装备,网络形态的系统、程序等软件,以及出版过程中体现的信息组织理念、工艺流程和实施手段。出版技术是观念形态与操作形态的统一,而非出版过程中具体工艺过程的简单拼加。出版技术至少包括编辑技术、复制技术、介质制造技术和发行技术四个方面。出版技术的每次重大创新,都大大增强了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改进了人类文化交流的方式,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因而被誉为人类“文明之母”。科学划分出版技术的发展阶段是研究出版技术变迁的基础。从社会形态、技术手段分析,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版技术变迁可划分为叁个阶段：1900年至1949年；1950年至1984年；1985年至2000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变迁轨迹。世纪之初,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技术、出版救国的新思潮、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出版技术的近代化。铅活字技术与半机械化印刷技术的结合,提高了出版生产的效率,出版物的外在形式、印装水平、发行方式也得到全面更新；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编辑形态和编辑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编辑形制基本形成。中国出版业核心技术、工作流程、组织形式、经济规模均发生了重大改变,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实现了深刻变革.1950年后,出版业整体过渡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阶段,出版各部门产量、质量都得到显着提高,编辑、制版、印刷、装订及发行等环节实现了整体配套.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出版技术总体发展较为缓慢,没有实质性突破,且各技术门类发展不平衡。80代初,造纸工业基本实现机械化,但因原料供给、科研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而此阶段编辑技术从选题、内容编排到校正、定稿等环节日益完善和规范,标志着编辑技术体系更加成熟。专业化的发行体制解决了发行覆盖面小、渠道残缺堵塞等技术难题。在出版技术自主创新方面,受工业制造水平影响,投入生产环节的新产品、新设备不多,但在研发方面仍有不少突破,为80年代中期出版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基础。现代出版技术体系的形成始于1985年,以北大激光照排技术通过国家鉴定为标志。随着计算机排版技术的发展,出版业彻底告别“铅与火”而走向“光与电”,“数字化工作流程”将印前、印刷和印后过程整合成一个具有统一数据格式的不可分割的系统；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光纤通讯技术的发展,编辑技术趋向于数字化、自动化和一体化；各种适合海量存储的磁、光等新型出版介质的问世使信息存储不再局限于单一纸介质,出现了风格迥异的数字出版技术；在高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撑下,依靠功能强大的办公、营销管理等应用软件,出版发行和销售环节的信息化管理成为现实。现代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拓展了出版的外延,建立在“机械复制”技术基础之上的出版形态已不是出版业的全部,出版产业开始走向以文化资源整理和内容创作为表现形式的信息生产和再生产。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史,我们可以看出,出版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行业,出版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具有其独特的进化规律,呈现出加速性、累积性、一体化和数字化等特征。出版技术并不是按照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技术逻辑发展的,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驱动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的因素包括：(1)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历史推动；(2)文化启蒙、民族运动与文化建设的政治推动；(3)科技革命与相关技术群落的技术推动；(4)技术创新政策与科研体制改革的制度推动；(5)出版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推动。出版技术的转型机制,表现为技术——需求双重诱因模式、政府行为诱因模式与企业行为诱因模式。不同的创新机制,产生不同的创新效应。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出版技术的创新机制也呈现出相应的演变轨迹。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出版技术创新开始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转变,其结果是技术进步的速率加快、周期变短,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增强.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为主导的多维整合效应逐步显现。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推进出版技术创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一味引进成套设备,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技术依赖性,制约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出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缺乏技术自主性,稍有不慎,将危及国家信息安全。出版传播技术的变迁是自然世界的动态进化过程,从印刷、网络出版到跨媒体出版,出版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增加了出版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力,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表现在出版技术进步不断增强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出版技术发展推动人类文化交流模式转变以及网络出版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中国出版技术创新已走过“引进创新”阶段,正致力于技术的“集成创新”,其未来方向应是“自主创新”。为此,必须改善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改进技术引进方式,建立新的技术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新的技术激励扩散机制,并以市场为导向,坚持高起点与延续性,实现出版技术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推动出版技术创新的环境、目标和途径,以及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吕红英[4]2013年在《大学出版社数字化教材出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逐渐成为课堂教学的新角色,表现出灵活的交互性、丰富的多元性和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使之成为引发教育革命的强大动力。随着我国教育的深层次改革,传统教材出版面临市场萎缩的局面,而运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教育信息化成为教学改革的热点,为数字化教材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教育改革需要将现代技术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数字化成为可能。技术革新使课程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发生变革,已由传统教材逐渐过渡到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发数字教学资源上,而多媒体教学、网络辅助教学的开展对传统教材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新要求。随着信息的社会化、教学的数字化和教学理念的改变,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大学社”)需要构建数字信息资源中心,整合共享核心技术优势和渠道运营优势,开发包括多媒体教材和在线教学辅助模式的数字化教材,进而为学校提供解决教学资源问题的新途径。但由于存在阅读习惯、知识产权等问题,目前我国数字化教材出版还处在探索阶段,并被视为一种辅助教材。因此,随着改革的动态、技术的革新和政策的变化,大学社开发数字化教材出版,以数字教学平台为基础进行现代化教学,对教材出版的发展和课程教学的深入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受扩招的影响,教材市场迅猛发展,竞争异常激烈,大学社需要将纸质教材内容进行扩展并整合以适应数字传播的特性,积极推进课程的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开辟数字化教材新市场。在借助多媒体技术改进纸质教材的基础上,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网络教学平台为支撑,开发形式多样化、内容数字化、运行网络化的新型教材,打造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逐步实现由单一的教材建设向教学资源的集成转变。“集成”不是传统纸质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简单拼盘,而是以教学活动为基础,以教学目标为统率,由主教材、配套产品与数字化教学资源互相关联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社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模式和出版文化。从出版内容来看,大学社所服务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学术专着和教材出版领域方面。在不断开辟出版领域、巩固自身出版优势的同时,大学社应挖掘新的出版资源,把数字出版与教材结合起来发展,加大教材的数字出版力度,找到传统纸质教材与数字化教材的断裂处并进行有机融合,为数字化教材出版夯实内容资源基础,进而实现数字化教材出版的有序发展。未来出版业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兼容并包,既是内容价值资源的提升,又是产业链条的延伸。在数字产业环境下,大学社既要大力发展传统出版产品数字化延伸工作,又要积极加入数字内容产业新领域；不仅要形成知识创新的信息支撑体系,而且要形成各类教育的知识支撑体系,探寻自身在教育出版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之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数字出版孕育而生。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对传统大学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教学改革背景下,社会的信息化和教学的数字化使数字化教材成为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信息技术与教学资源的整合是数字出版的一种新动向,对数字化教材出版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以转型改制为背景,以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为切入点,结合国内学校推进数字化教学的实际需求,在解读数字出版内涵的基础上,以我国大学社的数字化教材为研究对象,审视数字化教材出版的发展现状,分析教材出版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为打造数字化教学资源奠定基础,进而为大学社教材出版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扈欣悦[5]2012年在《我国图书出版社网站建设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网络化的推进，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不仅自身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也在网络技术的普及过程中影响着其他传统媒体的转型，甚至以一种正在形成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借助这一新型媒体，通过建立网站步入数字出版产业已经成为其实现信息化、数字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以此实现在网络环境下的自我重塑与延伸。图书出版社一直是现代出版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网站的建设情况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业的转型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已经得到了我国政府和行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就将其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由于图书出版社网站处于互联网产业和数字出版业的交叉点，本文就从两大行业的发展历程入手，首先梳理二者在不同时期和阶段的发展情况与建设特点；其次，以“网站功能开发”作为结点对两条线索进行关联，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图书出版社的网站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并从宏观政策环境、中观行业发展以及微观功能开发的层面逐步进行分析；再次，基于“传播力”的构成要素与层次结构对目前我国图书出版社的网站建设模式进行分类与考察；最后结合2009-2011年间全国新闻出版业网站测评工作的监测数据与评选结果，分析我国图书出版社网站的发展趋势并尝试提出建设意见。
黄布达[6]2007年在《中国电子出版探索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电子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路探索、发展,到现在已经20余个年头了,本文尝试着做一个总结性的综述和分析。在第一章绪论里,我对中国电子出版发展历程相关的研究现状做了文献综述;第二章对出版信息化、电子出版、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从第叁章开始,从源头上对我国电子出版的发展背景进行分析,对我国电子出版发展历年来的基本数据资料进行收集、调查和统计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电子出版20年来的基本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并给出以下的阶段划分:我国电子出版的起步与探索——(1985-1994)、我国电子出版的规范与发展——(1995-2000)、网络时代电子出版的发展(2001至今)。并对每一阶段电子出版发展的基本概况和主要成果进行了阐述。另外,对于电子出版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的两次管理法规的出台及其影响也进行一定的介绍与分析。最后一章,还专门针对我国电子出版行业发展史上的重大工程、重大行业活动、重要研究活动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马凌珊[7]2011年在《数字环境下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是国家出版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就一直高度重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工作，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定位为公益性出版，并纳入国家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提高和应用普及，国民阅读习惯和环境的明显变化，我国数字出版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在这种数字环境下，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也开始面临着向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选取了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为研究对象，对数字环境下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界定核心概念，并将前人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类，为本论文的研究打下基础。第二章对传统环境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发展现状、特点和困境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分析数字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带来的变化，为下章论述的展开做好铺垫。第叁章主要从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展数字出版的历史机遇、数字技术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中的应用、作用与影响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具体分析在数字环境下数字技术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影响与变革。第四章总结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初步探索与实践成果。第五章选取新疆传统出版社和政府部门两个视角提出发展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数字出版的对策与建议。
汪曙华[8]2006年在《数字环境下出版传播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数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与渗透引起了人类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出版传播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出版媒介的形态和出版内容的形式,在出版运作方式、产业结构乃至出版观念上也带来了冲击和变革,既给出版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动力与机遇,也使得出版业面临巨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认识数字环境下出版传播的变迁表现与规律,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是出版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阐述大众传播领域中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为切入点,首先详细回顾了数字技术的应用给传统的纸质印刷出版带来的变革,考察了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数字化出版形态的产生与发展,从而对数字环境下出版传播的变迁历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并简要分析了今后的发展趋向;接着在探讨了数字化出版形态的根本特征的基础上,从消费环节、出版业内部构成和出版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互动叁个方面考察了出版的数字化变迁对出版格局的影响;最后,基于前两部分的研究,分别从观念、技术、人才、产业前沿、发展方向等不同层面,就我国出版业如何应对出版传播的数字化变迁及选择发展策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的特点在于,将出版传播作为系统整体进行考察和分析,使得对于出版传播的数字化变迁在认识上具有完整性,并着眼于出版业整体而非某一具体出版形态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从而避免了认识与视野上的狭隘和策略上的顾此失彼。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所作分析及所提建议对于出版业界的产业实践也能提供借鉴。
柳紫郁[9]2014年在《中学地理教科书数字化出版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地理作为一门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其知识具有空间性、发散性、形象性等特点,这些特性使得地理教科书编排的需求与数字化教科书出版技术不谋而合,在这样的背景与契机之下,数字出版条件下中学地理教科书的出版策略就成为了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从中学地理教科书的现状入手,阐述了中学地理教科书仍以纸质版本为主,数字版本为辅的现况,列举了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只读式配套光盘、MPR教科书、网络教学平台、电子书包等多种数字化形式以及各自的特点,还分析出了现在中学地理教科书数字化的困境,即教学内容不适应数字化的需要、地理教材数字出版平台的缺乏、教材数字出开发人才的不足,最后从加强数字化教科书内容的开发、进行数字化教科书平台的建设以及优化教科书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叁个层面提出了中学教科书数字化出版的优化策略。
杨飞[10]2014年在《数字时代电子课本的出版传播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移动学习和移动阅读在教育领域逐渐普及,同时,由“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曾在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将电子书技术列为未来2到3年发展成熟的技术,这也标志着世界将要逐步的走进“无纸书籍”的新时代。我国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项目从2009年开始择优试点,至2013年已经进入逐步推广阶段,其中,电子课本作为内容资源,相较于电子书包的其他组成部分进展较为快速,与此同时,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电子课本的格式兼容性、版权保护、商业模式等,但是国内在这方面并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依托“全国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专题组”,主要使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首先,界定与本研究紧密相关的概念和电子课本出版的理论基础；其次,梳理了电子课本出版的产生与发展脉络：再次,在对英国JISC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国内电子课本的出版现状展开调查,同时,为补充调查的不足,对一些典型的单位进行访谈,以便深入研究,然后,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对之前的假设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检验,以期望找到电子课本内容版权和使用版权的保护方法,兼容性较好的内容格式,较为便捷实用的制作方法和工具；最后,试图提出电子课本的生命周期、利益相关者和未来可能的商业模型。本文得到了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电子课本出版与生态发展的研究”(项目批准号：11AXW001)；2012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电子课本生态发展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2BTQ001);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计算环境下e-Learning教育应用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880148)等科研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电子出版研究[D]. 孟旭浩. 北京印刷学院. 2003
[2]. 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变迁研究[D]. 张立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3]. 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研究[D]. 匡导球.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4]. 大学出版社数字化教材出版研究[D]. 吕红英. 西南大学. 2013
[5]. 我国图书出版社网站建设研究[D]. 扈欣悦. 北京印刷学院. 2012
[6]. 中国电子出版探索与发展研究[D]. 黄布达.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7]. 数字环境下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研究[D]. 马凌珊. 北京印刷学院. 2011
[8]. 数字环境下出版传播的变迁研究[D]. 汪曙华. 北京印刷学院. 2006
[9]. 中学地理教科书数字化出版策略研究[D]. 柳紫郁. 湖南大学. 2014
[10]. 数字时代电子课本的出版传播研究[D]. 杨飞. 华东师范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