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农机监理事业健康发展——记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机监理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大会（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蒋文洲[3]（2020）在《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2019年,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新一轮机构改革精神,南宁市进行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市及中心城区的多个农业执法队伍和职能,改革更加“一竿子插到底”,减少了执法层级,基本形成了一个部门一支执法队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南宁市农业领域执法存在的“软弱涣散、多部门执法”等问题,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进一步符合南宁市当前社会经济建设的要求。本文以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十九届三、四中全会有关最新国家机构改革理论,“两新”理论、新时代服务型政府理论,分析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背景、历程和改革现状。研究发现,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深化国家机构改革目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调查反映,存在较为突出问题有:（1）执法保障中未强化执法人员职业保障,工资政策不完善;（2）队伍建设中未加强执法培训,执法人员素质不高;（3）执法制度中未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未实行执法办案评议考核制度。本文将SWOT分析法应用于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当中,研究认为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适用于WO战略,即利用深化国家机构改革等外在条件,厘清农业执法内在问题并解决。针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建设服务型农业执法体系、完善配套工作机制以及加强党建工作等方面提出更加匹配南宁市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对策建议。
王晨[4]（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认为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杨润芝[5]（2010）在《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农机安全监理是农业机械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生产的组成部分。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的高效开展,对于保证农业机械的技术状态,提高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技能素质,保障农机安全使用和农业生产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受立法因素、经费投入因素、人员素质因素等的影响,目前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机械的有效管理。因此,在国家发展法制化和天津市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工作急需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因此,本论文以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的法制化过程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推进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相关问题。首先,本文分析了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和法律法规体系、执法机构建设和执法工作开展情况,明确了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并从立法、经费和人员素质三方面因素,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对其他农业发达国家的农机化和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建设情况,以及国内其他省市的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建设特点的比较,为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系统分析,明确了该体系的建设目标、遵循原则、构成要素和建设内容。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健全完善的对策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农机安全监理法律法规体系及执法程序、制度；加大对农机监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监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加对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的投入,科学合理配置监理设备设施,不断改善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手段；加强多部门团结协作,建立同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王先法[6]（2007）在《克难奋进 求真务实 推动农业机械学会工作再上新台阶》文中研究表明12002～2007年的主要工作宜昌市农业机械学会自2002年4月底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我会在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民政局、省农业机械学会、市农业局和学会挂靠单位市农业机械局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依据《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和我会章程的规定
范学民[7]（2005）在《中国农机合作经济组织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市场机制和农民弱势群体共同作用以及政府的大力促进下,涌现了多种形式的农机共用合作模式。如何引导和规范农机合作组织的发展,是摆在农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着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农业经济管理和合作理论为基础,采用历史分析、对比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进行了如下五方面的研究: 第一,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了各阶段农机合作的发展特征,总结了农机化发展的成就、作用和基本经验。在分析我国农业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农机合作组织的必然性。 第二,在分析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结合作者及所在单位近几年组团出国考察的情况,对韩国、美国、荷兰、新西兰以及我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机化和农机合作组织发展特点进行案例剖析和对比研究,归纳概括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农机合作组织的特点与启示。 第二,对我国农机合作组织发展进行了典型案例研究。首先,分析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米的农机跨区作业,分析了其发展过程,总结了其在促进农民增收节支、拉动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农机工业发展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分析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农机作业合作模式,并对其作用和效果进行了概括。在此基础上,判断得出我国农机合作组织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并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运用合作理论,对我国农机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农机合作组织原则、服务模式、运作方式以及农机服务组织章程的构建框架和指导思想,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农机合作组织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五,根据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提出了鼓励农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合作组织的约束机制建设,加人培训和科研开发力度,建立健全信贷、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
陈志[8]（2003）在《中国农业机械学会40周年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从60年代诞生至今,已渡过了40个春秋。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么短暂,而我们的国家却经历曲折,正在进行伟大的变革和发展。我国的农机化事业,也随之起伏波动,逐步走上了扎扎实实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机学会伴随国家的变革和发展,在推进农机化事业中,同样走过了不平常的历程。
陈志[9]（2003）在《中国农业机械学会40周年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臧学培[10]（2003）在《深化改革 开拓创新 为贵州农机化事业做贡献——贵州省农业机械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文中研究指明 我受贵州省农业机械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的委托,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 一、回顾“五大”以来学会的工作 贵州省农业机械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96年元月在贵阳召开,至今已经6年多了。6年多来,贵州省农业机械学会在贵州省
二、推动农机监理事业健康发展——记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机监理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大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动农机监理事业健康发展——记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机监理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大会（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研究 |
| 1.3.2 国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4.1 研究的目的 |
| 1.4.2 研究的意义 |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的内容 |
| 1.5.2 研究的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2.1.1 行政执法 |
| 2.1.2 综合行政执法 |
| 2.1.3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和政府治理体系相关理论 |
| 2.2.2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3 新时代服务型政府理论 |
| 第三章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况 |
| 3.1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历次实践 |
| 3.2 南宁市农业综合执法队伍改革实施情况 |
| 3.2.1 政策依据 |
| 3.2.2 机构批复形式、机构设置、机构性质和级别 |
| 3.2.3 职责权限 |
| 3.2.4 职能范围 |
| 3.2.5 编制职数 |
| 3.3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主要成效 |
| 第四章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状调查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调查问卷设计 |
| 4.2.1 设计原则 |
| 4.2.2 参考标准 |
| 4.2.3 调研的目的、内容、对象和途径 |
| 4.3 调查问卷执法者、执法对象基本信息情况 |
| 4.4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的评价和原因分析 |
| 4.4.1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评价 |
| 4.4.2 影响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的主要原因 |
| 4.4.3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5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状SWOT分析 |
| 4.5.1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优势分析(S) |
| 4.5.2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劣势分析(W) |
| 4.5.3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面临的发展机遇分析(O) |
| 4.5.4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面临的威胁分析(T) |
| 4.6 有效受访者反馈的建议 |
| 4.7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SWOT矩阵分析 |
| 4.8 小结 |
| 第五章 江苏省农业综合行政法改革经验借鉴与启示 |
| 5.1 江苏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验 |
| 5.1.1 江苏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过程 |
| 5.1.2 主要成效 |
| 5.2 南京、常州两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主要做法 |
| 5.2.1 南京市农业执法改革主要做法 |
| 5.2.2 常州市农业执法改革主要做法 |
| 5.2.3 南京市、常州市与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比较分析 |
| 5.3 南京市和常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启示 |
| 第六章 进一步完善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对策建议 |
| 6.1 贯彻农业农村发展新要求,落实农业执法改革促经济 |
| 6.2 运用新时代改革理论指导,建设服务型农业执法体系 |
| 6.3 借助深化机构改革东风,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
| 6.4 发挥综合行政执法热点,创新执法监管方式 |
| 6.5 利用科学调查研究深度,完善配套工作机制 |
| 6.6 深入贯彻党的理论新潮,坚持和加强党建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调查问卷(执法者) |
| 附录 B 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调查问卷(执法对象) |
| 致谢 |
（4）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研究现状 |
|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系统分析 |
| 2.1 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分析 |
| 2.1.1 我国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现状 |
| 2.1.2 天津市农机化发展对安全监理的需求 |
| 2.2 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现状分析 |
| 2.2.1 农机安全监理法律体系建设情况 |
| 2.2.2 农机安全监理执法机构建设情况 |
| 2.2.3 农机安全监理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
| 2.3 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
| 2.3.1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3.2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的区域比较分析 |
| 3.1 国外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情况分析 |
| 3.1.1 国外农业机械化法制建设情况 |
| 3.1.2 国外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法制化建设情况 |
| 3.2 国内其他地区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分析 |
| 3.2.1 农业大省的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情况 |
| 3.2.2 直辖市的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情况 |
| 3.3 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特点及其比较 |
| 3.3.1 各省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特点比较 |
| 3.3.2 对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的借鉴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的构建 |
| 4.1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
| 4.1.1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建设的目标 |
| 4.1.2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建设的原则 |
| 4.2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的建设内容 |
| 4.2.1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的构成要素 |
| 4.2.2 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的建设内容 |
| 4.3 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3.1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执法操作程序 |
| 4.3.2 稳定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
| 4.3.3 强化执法装备配置,提升执法手段 |
| 4.3.4 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同抓共管工作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主要结论与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存在问题及下一步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中国农机合作经济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方法 |
| 第二章 我国农机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分析 |
| 2.1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 |
| 2.2 农机服务组织的历史演变 |
| 2.3 农机化发展的成就、作用和基本经验 |
| 2.4 我国农业特点与农机合作组织发展的必然性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机合作组织的国际比较研究 |
| 3.1 韩国的农机合作组织 |
| 3.2 台湾的农机合作组织 |
| 3.3 美国的农业农机合作组织 |
| 3.4 新西兰的农机合作组织 |
| 3.5 荷兰的农业合作组织 |
| 3.6 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农机合作组织的特点与启示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农机合作经营案例分析 |
| 4.1 跨区作业模式 |
| 4.2 吉林省农机合作经营模式与分析 |
| 4.3 黑龙江省农机作业合作社模式与分析 |
| 4.4 对我国农机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农机合作组织的发展机制分析 |
| 5.1 合作理论 |
| 5.2 农机合作组织的机制分析 |
| 5.3 农机合作组织章程的构建 |
| 5.4 农机合作组织应发挥的作用 |
| 5.5 农机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机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路与策略 |
| 6.1 制定农机合作组织发展政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6.2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
| 6.3 加强合作组织的约束机制建设 |
| 6.4 加大培训和科研开发力度 |
| 6.5 加大支持和扶持力度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推动农机监理事业健康发展——记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机监理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大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3]南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状与对策研究[D]. 蒋文洲. 广西大学, 2020(07)
- [4]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5]天津市农机安全监理法制化建设研究[D]. 杨润芝.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0(05)
- [6]克难奋进 求真务实 推动农业机械学会工作再上新台阶[J]. 王先法. 湖北农机化, 2007(06)
- [7]中国农机合作经济组织研究[D]. 范学民. 中国农业大学, 2005(04)
- [8]中国农业机械学会40周年回顾与展望[A]. 陈志.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成立40周年庆典暨200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3
- [9]中国农业机械学会40周年回顾与展望[A]. 陈志. 农业机械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成立40周年庆典暨200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3
- [10]深化改革 开拓创新 为贵州农机化事业做贡献——贵州省农业机械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 臧学培. 贵州农机化,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