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倩楠[1]2015年在《历史规律的主体向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活动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这一历史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头脑中。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由于不能将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活动统一起来,始终无法真正解开历史发展之谜。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将历史规律立足于人的活动之上,科学地阐释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活动是辩证统一的。但在马克思之后,其对历史发展之谜的科学揭示却受到了种种歪曲与误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两种极端的错误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从历史主体的视角出发,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深入到社会发展的内部,探究社会历史发展之谜。本文认为只有将历史规律纳入人的活动中,才能真正解开历史发展之谜。历史的现实发展过程表明:社会是由人的能动性活动创造的,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活动推动的,历史规律本质上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历史规律离不开人的能动性活动,人又必须以历史规律为其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辩证统一的。只有从历史主体的视角对历史规律进行阐释,正确认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才能完整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历史规律理论的科学实质;克服长期以来存在的两种极端历史观的错误理解;在此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并在实践中,有效处理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指导。
黄伶佳[2]2008年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体性维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他毕生研究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构成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它科学的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内蕴着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思想的辩证统一。但长期以来,我们只是从强调客体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只强调“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忽视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的思想,造成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见物不见人的局面。本文在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人的主体性思想等相关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人的主体性维度的思想脉络,并且基于主体性维度这一侧面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阶段等叁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体性维度,全面展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内涵。全文包括七章:第一章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等;第二章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动力、历史阶段等内容;第叁章社会发展规律的主体性,通过对主体实践活动与历史过程的展开的分析,阐述了社会规律和主体实践活动是同一过程,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主体实践活动系统的规律;第四章社会发展动力的主体性,论述了社会历史是主体合力作用的结果;第五章社会发展阶段的主体性,主要是从主体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形态的演变进行论述;第六章社会发展主体性维度研究的当代意义,阐述了这一理论对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第七章结论,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
周秀菊[3]2003年在《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向度》文中认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核心问题和难题之一,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出发,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历史和人自我发展历史的统一性,以往我们在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时重视社会客体视角,忽略了从社会历史主体人的视角阐述社会历史规律的本质、特点、运行及实现过程,因此,无法说明人在社会历史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在坚持社会主体和客体辨证统一的基础上,着重从社会主体视角阐明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们自己社会行动的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着不同特点;社会历史规律包括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形成、运行、实现都是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实践的产物;社会历史过程反映了现实的人的本质和特性。
李赛[4]2014年在《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无主体”既是阿尔都塞对《资本论》历史观的一项独特解读,又是阿尔都塞本人所坚定坚持的历史观。“历史无主体”系指个人在历史中主体地位的空场,它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最真实的生存状况,而这正是马克思批判活动所要挑战的对象。在理解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既有很大的理论贡献,又有很大的理论失误。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主张扬弃人本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抽象对立,进而澄清阿尔都塞的是非功过,为推进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研究探索某种可能富有价值的路径。总体思路是从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理论渊源开始,进而进入对阿尔都塞四个思想时期历史无主体论的概念分析,再行重点考察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思想内核,最后通过分析阿尔都塞与马克思历史主体观的差异,揭示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思想意义与根本局限。论文的框架和主要内容为:引言: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在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中,“显性历史无主体论”往往被简单否定,从而窒息了其内蕴的思想活力;“隐性历史无主体论”往往被简单肯定,从而混淆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由于阿尔都塞是历史无主体论的明确提出者和最主要的代表,因此对其思想的系统分析就成为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第1章: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理论渊源。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总体视角,梳理古代以确立“神圣形象”崇拜为标志的历史无主体论、近代以确立“非神圣形象”崇拜为标志的历史无主体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向度、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主体问题的理解、结构主义对主体范畴的消解、精神分析学派的无主体学说和阿尔都塞对历史无主体论的“正名”的思想演进逻辑。第2章: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概念分析。内容包括阿尔都塞第一思想时期天主教化理解的历史无主体论、阿尔都塞第二思想时期黑格尔化理解的历史无主体论、阿尔都塞第叁思想时期结构主义化理解的历史无主体论、阿尔都塞第四思想时期“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化理解的历史无主体论、贯穿阿尔都塞四个思想时期历史无主体论的总线、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与以往各类历史无主体论的区别。其中,围绕马克思主义学统的轴心,重点选取黑格尔、弗洛伊德学派和阿尔都塞等理论模式为分析框架,研究各种历史无主体论的共性与差异。第3章: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思想内核。内容包括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方法论原则、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思维范式的确定、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思想实质、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价值取向。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特殊意义在于对《资本论》“社会结构具有支配地位”之科学发现的彰显,这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最具参考价值的解读,是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最具思想活力的部分。本章重点通过对“社会关系并非人类学意义的主体关系”这一阿氏独特区分,阐发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超越人本学传统关键点的特殊提炼形式。第4章:阿尔都塞与马克思的历史主体观比较暨阿尔都塞的根本局限。内容包括从对异化范畴的迥异理解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主体观的误读、从《读<资本论>》对《资本论》解放旨趣的遮蔽看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根本局限、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正反意义。将《资本论》与《读<资本论>》这两部着作关于异化范畴的迥异使用进行直接比较,阐发马克思后期对于异化范畴的肯定性使用,进而揭示阿尔都塞以及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阵营对异化范畴的武断拒斥。由此,指出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根本局限:对《资本论》人类解放学说之真实含义的遮蔽。结论: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枢纽。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的成功基点在于“社会结构”范畴,失败基点也在于“社会结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不仅不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人类学关系的拒斥,反而正是围绕这种人类学关系而展开的。阿尔都塞的功与过从两个方向上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蕴。
李冬青[5]2008年在《从历史规律到历史趋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依据历史规律来解释和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意味着哲学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划时代的拓展与深化。但是,理论意义上的历史理性要进一步走向成熟,还需要在历史规律与客观历史或历史本身之间建构某种必要的中介或桥梁,在本文看来,历史趋势即可以担当这样的作用或功能:历史趋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可能性,而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可改变性与不可改变性的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跨越近代以来历史认识当中事件与关系的悖论与鸿沟,使人类的自我认识有所推进,并使由“规律崇拜”所导致的现实历史实践的盲目性有所克服。
吕红霞[6]2010年在《实践哲学视野下的社会规律研究》文中认为社会规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认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即实践唯物主义视角来把握其社会规律理论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却鲜有论述。同时,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现代化及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世界,人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更多关注自我和当下,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关注宏大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解构,人们更加重视差异性、不确定性、偶然性,一些人进而否定规律性、因果性,这在很大程度对传统社会规律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规律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力回应对社会规律理论的种种质疑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采取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和“从后思索”的研究方法,这一探索性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对社会规律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对社会规律研究的理论哲学困境进行分析,引出社会规律理论研究的实践哲学路向。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规律生成的前提和实践与社会规律的具体关系等,最后得出实践生成论性质的社会规律观这一重要结论。2.从宏观角度来看,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是一种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辩证法。这一历史辩证法可以从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客体辩证法和有限与无限辩证法两个方面来理解。3.根据理论与方法的一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规律观的本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转变,其方法论功能也实现了变革,即由历史设计到历史实践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历史实践思维图式下的伟大探索。
唐立平[7]2016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文中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一刻也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满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整体性视角,着眼于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理论和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发展、逻辑构成及其价值意义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掌握和运用方法论的基本规律及经验,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尝试和探索。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提性研究,主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第叁章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基本趋势及特征;第四章是价值性研究,主要围绕成功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发展性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并思考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可能路径。引言主要阐释和说明问题的缘起,对研究的背景、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与评述,对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之处作必要的说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念从叁个层面进行解读。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产生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形成的方法理论体系”(2)。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文化之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之源;西方近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主要流派的方法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借鉴之镜。第二章侧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方法演进及其特色等。第叁章着重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总体结构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在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分别具有向前发展、向上提升、向内探寻的基本趋势;其总体结构主要由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方法、各实践领域的特殊方法及完成实际任务的具体方法基本维度构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从发展趋势、内容结构和功能价值叁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第四章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的成就进行归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经验进行总结,即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理论指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法支撑。第五章主要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制度叁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运用全面联系的观点,从主体、客体和综合因素叁个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从理论路径、实践路径与制度路径叁个层面进行探讨研究。
吴迪[8]2012年在《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古以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就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就在人们尽情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物质财富时,人类却面对社会中的种种不和谐状态。城市膨胀、资源紧张、道德滑坡等种种方面,均体现出了人类的社会发展观念出现了一些偏差。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探索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从哲学层面进行社会进步评价的研究,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以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的社会进步评价问题。力求深化对社会进步这一范畴的认识,深化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通过对社会进步评价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探讨,揭示社会进步这一范畴的本质,进而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评价问题,从而为建立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进步评价体系进行理论探索。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四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明确研究的对象。为了理清社会进步评价问题的头绪,本文第一章首先对社会进步思想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在对中国古代社会进步思想、欧洲理性主义社会进步思想和现代西方社会进步思想的梳理的过程中,引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以往社会进步思想的超越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念以实践为基础,突出了社会进步的整体性和阶段性,坚决摒弃了理性主义者以逻辑推演取代历史真实的虚幻态度,批判了将进步与代价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念的分析基础上,本文继续对社会进步的概念进行重新探讨。在对几组社会进步的相关范畴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和特征。其次,分析研究的机理。社会进步,既需要认识,也需要评价。社会进步需要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标准所进行的评价,这就意味着人们赋予社会以价值,揭示社会进步的意义。本文第二章首先探讨了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内在机理,从而为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进行元问题研究、为正确的社会评价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将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统一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中,认为社会评价是建立在社会认知基础上的,主体在自身立场上对社会价值的批判性认定。因此,社会评价的基本要素就有社会实践、主体价值和客观规律叁个方面。再次,剖析社会进步评价的尺度。社会评价总是表现为以一定的尺度来衡量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这种社会评价的尺度是社会评价的标准,是社会评价活动赖以进行的逻辑前提和基本依据。本文第叁章首先探究了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的内涵,并对社会进步评价尺度进行了分类,确立了社会进步评价的原则。其次,本文将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归结为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其中,历史尺度是一种客体的尺度,集中表现为生产力中物的方面;价值尺度是一种主体的尺度,集中表现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生产力即体现了历史尺度,又体现了价值尺度,两种尺度辩证统一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最后,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进行评价。纵观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的理解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本文第四章在对建国后经验教训和创新探索总结的基础上,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我国各个阶段发展观和社会进步理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生成的。它既标志着对社会进步观念认识的巨大提升,也标志着我国在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接着本文分析了影响我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问题,确定了当代我国社会进步的评价主体和当代我国社会的整体结构,指出了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和人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现实。最后本文对实现我国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进行了思考,认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应从生产力发展、人的发展以及制度建设叁个方面进行。
陈道武[9]2016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向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挖掘,揭示深藏在文本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向度,即从资本逻辑的批判到生活逻辑的建构。对这一内在向度的研究意义在于: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生活逻辑超越于资本逻辑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为指导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提供理论支撑。首先,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动因及现实基础进行了研究。论文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文本进行梳理,从叁个维度阐释了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动因,即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的困惑、人存在的合法性追问以及现实生活本体论的探究。从而阐明了马克思只有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解除现实生活中关于物质利益的困惑;才能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的现实生活本质。继而论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基础,即生活逻辑的困境进行了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是以资本逻辑为最高原则,“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以及现代社会是个充满着危机的社会。从而揭示了资本逻辑对现实生活的宰制,生活逻辑被资本逻辑的遮蔽。在现代社会不仅资本本身具有“同一性”的强大力量,而且诸如资本与理性的“联姻”使人对现实生活的排斥,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合谋”使人对现实生活的遗忘,资本与消费的结合使人对现实生活的迷失。从而揭示了生活逻辑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其次,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双重语境”,即资本逻辑的批判与生活逻辑的建构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展开了论述。论文依据马克思的文本,阐明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起点:异化劳动的分析与批判;资本逻辑进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批判:资本逻辑的终点:剩余价值的生成与诠释。从而揭示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下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并阐释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双重语境”,即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显性存在,生活逻辑建构的语境隐性存在。双重语境的交织呈现了“破”与“立”的双向统一,即在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中建构生活逻辑。论文阐释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出发,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批判,澄清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现实生活本质。继而在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中,论文对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人的本质以及劳动解放进行了论述,闸明了马克思确立了人的自由自觉劳动是生活逻辑的起点。论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异化,需要是人的本性,需要的层次性以及需要是人的生活状态的体现进行了论述,阐明了马克思确立人的需要是生活逻辑的进程。论文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瓦解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进行了论述,阐明了马克思确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生活逻辑的终点。再次。论文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其一,阐明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祛魅”,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消解人的“双重异化”以及解剖市民社会。其二,阐明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即劳动者要摆脱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的强制,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以及开展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叁,阐明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解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司芬克斯之谜”,即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最后,本文论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在向度研究的时代价值。其一,在理论方面,时代呼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回归:面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失语,以及对现实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深度理解和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都需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引领。其二在实践方面,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资本逻辑存在的现实考量,超越资本逻辑的和谐社会的实现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都需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指导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活模式的选择,最终使生活逻辑与现实生活从分离走向合一。
李凯[10]2011年在《唯物史观的因果解释模式研究》文中认为虽然因果关系含义——引起与被引起——在历史上、在不同的领域中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因果关系还是有着各自的特点。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因果概念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使用空间,人们既可以在日常语言的层面上使用因果概念,也可以寻求动机因果,或者使用覆盖率模式进行因果解释。基于这样的一般性讨论,通过深入研读经典文本,本文对唯物史观中的因果解释模式形成如下理解:一、在引起与被引起的通常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构成人类历史的诸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生产力之所以是诸要素的最必要原因是由诸要素的必要性程度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的首要的必要条件。同时,马克思通过建筑的隐喻说明了生产力对其他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即生产力作为原因的充分性。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对人类历史具有决定性。不能简单地将上述两方面合并起来,断定生产力对人类历史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因为这两点所依据的方法论思路是不同的,不可知性地合并。二、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宏观的、总体的解释具有不可量化的、抽象的特征。按马克思的理解,物质生产活动的确是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加以指明的,其含义应当是经济现象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但是生产方式的本性,即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应这一“铁的必然性”,是定性的必然性,而不是定量的必然性,因而只能定性地理解,不能企图进行量化。叁、至于与诸要素共同构成人类历史的人的这个方面,唯物史观对人的理解总是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而不是泛泛的人性理论。针对唯心主义抽象地发挥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现实的个人的条件性。参照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他们强调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个人的受制约性。四、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从覆盖率式的因果解释出发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以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例如,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一般规律,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作为初始条件,结合两者可以说明社会主义。五、动机因果解释也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人物是阶级的代言人,其动机表面上是个人的思维活动,实际上是整个阶级的观念。这样,在具体解释历史的时候,经济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和历史人物的动机原因就不是不相容的了,而是一致的了。在某些时候,他们也“重演”了历史人物特有的情绪、企图等内心的活动。当然,这不是随意的想象,而是把人物放到特定历史环境中,对他的思想活动进行合理的推测。六、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解释看成是一个历史研究纲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核心,它与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主体部分,其他相关理论构成外围。这个研究纲领是不断演化的,或者是对核心理论的修改、完善,或者是在核心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现实历史过程,丰富和发展外围理论。依据上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我们就能够重新评估历史上若干种主要的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模式的得失利弊。在对核心理论的解读方面,我们分别从要素角度和人的角度进行考察。关于构成历史的要素角度,我们选取了对唯物史观的机械论解读、结构性解读、功能性解读和借助于复杂性理论等自然科学观念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关于历史中的人的角度,我们选取了普列汉诺夫、卢卡奇、马尔库塞、萨特和哈贝马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在对外围理论的发展方面,我们以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工作为讨论对象。
参考文献:
[1]. 历史规律的主体向度研究[D]. 彭倩楠. 华侨大学. 2015
[2].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体性维度研究[D]. 黄伶佳. 东北大学. 2008
[3].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向度[D]. 周秀菊.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4]. 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论研究[D]. 李赛.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5]. 从历史规律到历史趋势[D]. 李冬青. 吉林大学. 2008
[6]. 实践哲学视野下的社会规律研究[D]. 吕红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7].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D]. 唐立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8]. 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研究[D]. 吴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向度研究[D]. 陈道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0]. 唯物史观的因果解释模式研究[D]. 李凯. 黑龙江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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